摘要：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完成的兩大重要戰略任務，二者銜接關系密切。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關系，體現為戰略目標的推進關系、體制機制的統一關系和政策體系的融合關系。然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過程中，在扶持對象、政策范圍和頂層設計上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扶持對象從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政策范圍從特惠逐步轉向普惠，頂層設計從點逐漸覆蓋到面。這些變化對深刻理解和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有著重要影響。
關鍵詞：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邏輯關系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24(2020)01--004-006
當前正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匯合的關鍵時期，深刻理解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邏輯關系，對順利實現二者的有機銜接意義重大。本文從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背景、內在聯系及政策變化三個角度分別展開論述，為實現二者的有機銜接提供理論參考。
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背景
中國不僅是一個農業大國，也是一個農民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影響深遠。截至2018年底，我國約有3.2萬個鄉鎮、54.2萬個村莊，總人口有13.95億人，其中鄉村人口有5.64億，約占40.4%；就業人員有7.76億人，其中鄉村就業人員有3.42億，約占44.1%，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有2.03億，占比約為26.2%。我國鄉村規模龐大、鄉村人口眾多、農業從業人口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農村農民不會被城鎮化、工業化完全取代，城鄉將長期共存發展。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城鄉發展的融合度對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影響重大。
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是我國現階段發展面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2018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城鎮居民的37.2%，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是城鎮居民的46.4%，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9.3%，比城鎮居民家庭36.2%的家庭恩格爾系數高3.1個百分點，城鄉發展差距明顯。城鄉發展不平衡及“三農”短板問題，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亟待解決的問題。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
為了提高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解決新時期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黨中央作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施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部署。脫貧攻堅作為現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任務，堅持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構建“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通過實施“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等一系列政策，確保如期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鄉村振興作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核心以及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地位，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
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內在聯系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完成的兩大重要戰略任務，二者銜接關系密切。
首先，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目標相連，層層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緊扣“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本質上都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共同富裕。從農民發展看，脫貧攻堅瞄準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的“兩不愁三保障”問題，重點解決吃、穿、住、學、醫五個方面的基本需求，為農村貧困人口后續發展消除障礙，同時不斷提高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質量。鄉村振興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不斷深化，提出了“生活富?！薄稗r民全面發展”的振興要求，目的是讓農民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經濟寬裕、生活便利，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從區域發展看，脫貧攻堅重在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瞄準貧困村、貧困縣、連片特困地區發展的短板，集中發力，大力改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斷縮短貧困地區與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鄉村振興在脫貧攻堅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基礎上，推動產業發展，提升鄉村治理能力，促進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現農業全面升級和農村的全面發展。
第二，脫貧攻堅是鄉村振興先決前提，鄉村振興是鞏固脫貧攻堅的力量保障。絕對貧困問題不解決，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鄉村振興就無法實現。脫貧攻堅成果的長期穩固，則必須要鄉村振興作為后續支持。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既不能以犧牲脫貧攻堅質量為前提，也不能以犧牲鄉村振興目標為前提。經過長期的扶貧開發和脫貧攻堅，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的整體面貌明顯改善，為鄉村振興墊定基礎。一是貧困人口大幅減少。2013-2018年，全國累計脫貧人口8239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1.7%。二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實際收入快速增長。2012-2018年，扣除價格影響，貧困地區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0%，高于全國農村年均7.7%的實際增長水平。三是貧困地區水、電、路、網等短板不斷補齊。2018年，貧困地區93.6%的農村住戶飲水無困難；貧困地區自然村電路、電話接近全覆蓋；超過80.0%的自然村村內主干道路面經過硬化處理；超過50.0%的自然村通了客運班車。四是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不斷完善。貧困地區農戶所在自然村上小學、幼兒園便利度明顯提高；絕大部分行政村配有合法行醫證的醫生和衛生員，村內醫療條件大幅改善，小病不出村基本實現；大部分自然村實現了垃圾集中處理，村內環境衛生明顯改善。
盡管脫貧攻堅成效顯著，但深度貧困地區因為貧困歷史悠久，民族、宗教等文化因素影響復雜，攻堅難度巨大，仍然是當前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難中之難?！叭齾^三州”214個轄區縣內，貧困縣共有197個，歷經三年多的脫貧攻堅，100個縣實現了脫貧摘帽縣，摘帽比例達50.8%，剩余的97個貧困縣需要在2019、2020年兩年內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約占剩余未脫貧縣的24.5%，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收官之戰時間緊，任務重。對尚未脫貧摘帽的貧困縣而言，當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就是不折不扣打贏脫貧攻堅戰，避免過早追逐鄉村振興目標而影響脫貧質量。對已脫貧摘帽的貧困縣而言，應當進一步穩固脫貧攻堅成果，構建防返貧機制，使脫貧攻堅的成果經得起歷史檢驗。進入鄉村振興階段后，相對貧困將成為主要矛盾。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從而使已脫貧的人口不返貧，生活質量不斷改善，發展能力不斷提高。
第三，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體制機制相同。脫貧攻堅之所以成效顯著，與行之有效的體制機制密不可分。這套體制機制，也被充分的運用到了鄉村振興之中。參照脫貧攻堅領導責任制，鄉村振興確立黨政 “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縣委書記是“一線總指揮”，“五級書記”一起抓工作落實的領導責任制；參照脫貧攻堅工作機制，鄉村振興堅持實施“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參照脫貧攻堅考核機制，鄉村振興建立“市縣黨政班子和領導干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績效考核制度”。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體制機制的承接發揮了巨大作用。
第四，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政策體系相互融合。脫貧攻堅的產業扶貧政策，為鄉村振興階段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農業現代化體系做了初步的探索；就業扶貧政策，為后續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增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鄉村振興階段，生態環境惡劣、人口流失嚴重或因重大項目搬遷的村莊可通過易地扶貧搬遷等方式，實施村莊搬遷撤并；脫貧攻堅階段，加強了貧困地區生態保護力度，為后續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墊定了基礎；貧困人口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為鄉村振興階段構建全民大病救治、慢性病救助服務體系提供了藍本；教育保障體系，為鄉村振興階段優先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供了借鑒；綜合保障體系既是脫貧攻堅的重要措施，也是鄉村振興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內容。
三、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中的政策變化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關系，體現為戰略目標的推進關系、體制機制的統一關系和政策體系的融合關系，同時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承接關系，也決定了二者實現有機銜接的必要性。然而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有機銜接的過程中，在扶持對象、政策范圍和頂層設計上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些變化也是影響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重要因素。
從扶持對象來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是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的轉變。脫貧攻堅消除了存在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絕對貧困的消失，并不意味著貧困問題將不復存在，恰好相反，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相對貧困問題將長期存在。與絕對貧困不同，相對貧困更多地強調發展的不平衡，這與我國現階段面臨的城鄉發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相一致。不管是絕對貧困還是相對貧困，貧困問題的解決不僅在“治”還要在“防”，這就要求鄉村振興階段需要建立長效穩定的脫貧防貧機制，并且將針對絕對貧困的脫貧措施逐步調整為針對相對貧困的幫扶措施。
從政策范圍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是從特惠到普惠的轉變。脫貧攻堅階段政策范圍非常明確，就是絕對貧困人口、貧困村和貧困地區，各項政策落實過程中在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與非貧困人口，貧困村與非貧困村，貧困縣與非貧困縣有明顯的分界。例如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可以在縣域定點醫院享受“先診療，后付費”“一站式結算”，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大病保險個人自付部分享受財政補貼，這些措施非貧困人口無法享受；涉農整合資金可以用于貧困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而非貧困村不能享受；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僅在貧困縣有，非貧困縣則沒有。而鄉村振興階段政策范圍不僅涵蓋了所有的鄉村區域和鄉村人口，還涵蓋了城鄉統籌發展，利用普惠性措施，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鄉村全面振興。這就要求一部分脫貧攻堅政策從特惠轉向普惠，一部分政策轉向相對貧困人口。
從頂層設計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是頂層設計從點到面的轉變。鄉村振興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根本上要從全局和戰略角度，準確把握和處理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與鄉村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主要矛盾，統籌“三農”工作，進而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和鄉村治理的現代化，這是一個長期、全面、復雜的系統工程。相較鄉村振興，脫貧攻堅頂層設計重點突出，緊扣貧困人口的“兩不愁三保障”和穩定增收，精準發力，相對短的時間內徹底消除絕對貧困問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托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要考慮到戰略目標不同，實施時間不同，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同。脫貧攻堅進一步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類型貧困人口，精準聚焦“兩不愁三保障”和收入穩定。脫貧攻堅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不應當急于求成，而是需要納到鄉村振興的框架下，做好規劃、統籌考慮，逐步實現。在設計鄉村振興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時，要把落后地區和相對貧困人口作為重點關注對象，確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居民的收入和生活質量差距進一步縮小。防止出現鄉村振興階段忽視落后地區和相對貧困人口現象的發生，努力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際合作與交流項目“精準扶貧與互聯網扶貧的實施機制與效果評估研究”(71661147001)。
作者簡介：汪三貴，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三農問題；馮紫曦，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三農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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