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鄉村人口少，不利于疾病的傳播。但是，一旦很多人都回到鄉村，人口增加了，按照現在鄉村的衛生條件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難道未來新的病毒就不會侵入？網上也出現了很多疫情之后鄉村價值提升的觀點，也的確會有人在考慮將來移居鄉村，針對這個趨勢的鄉村土地問題的討論估計也會多起來。
鄉村居住的人多了，就需要相應的社會服務，各種各樣的服務空間也會多起來，鄉村也會逐漸趨向城市功能，人多的鄉村自然也就沒有人少的鄉村的優勢了。因此，從疾病流行的角度來捍衛鄉村固有價值的論點是值得商榷的。
▌新冠病毒的傳播也搞“城鄉差別”？
2003年非典疫情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是農村衛生條件差、醫療設施落后等狀況容易導致非典的流行，需警惕非典在農村傳播蔓延。而事實上，當時非典并未在農村流行，鄉村成為抵御非典入侵的“凈土”。
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以后，我也看到了同樣的觀點，呼吁加強農村的防護，全國的農村普遍上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村封路的舉措。到目前為止，新冠肺炎并未在鄉村形成疫情，鄉村又成了隔限新冠病毒的凈土——這新冠病毒好像也搞“城鄉差別”。
最近，我看到了一些關于此次疫情的討論。這些討論大都聚焦在公共衛生的治理層面，這其實是關注疫情發生原因最為重要的方面。但是也有一些討論涉及到了鄉村和城市的發展問題。雖然并沒有觀點直接說疫情的發生和城鄉之間有相關性，但有的觀點還是暗示了，過度的城市化是新冠疫情爆發的重要原因。因為病毒的傳播離不開感染源，離不開傳播的途徑，也離不開人群。城市人口多、居住密集，尤其是城市的工作、娛樂和商業空間經常人滿為患。這些特點幾乎完全符合任何病毒迅速傳播的條件。
相比之下，鄉村人口少、居住分散，而且是分戶居住，生活生產自足性強，這些空間特點和經濟社會特點似乎都不利于病毒的傳播。疫情的流行分布可能讓人產生“城市是瘟疫的易發地，鄉村是免疫的天堂”的印象。這種城鄉之間的流行差異的確從功能主義的角度，為現代版的鄉村主義者提供了鄉村價值的某種有力的證據。
鄉村果真是阻隔傳染病的凈土嗎？答案顯然不是那樣的簡單。無論是非典還是此次疫情，其在城鄉間流行的差異都需要系統的、基于數據的研究。
從傳播的機制來說，人口量大且聚集度高顯然是病毒大規模傳播的最基本的因素。因此，鄉村人口的過疏化顯然是病毒在鄉村傳播有限的重要條件。但此次疫情中，湖北鄉村疫情的嚴重程度遠遠不及省內城市的原因則可能更為復雜。
首先，就武漢而言，病毒會不會在鄉村傳播的第一個問題是有多少鄉村人口在武漢工作生活；其次，有多少這樣的群體感染了病毒并在武漢地封閉之前回到鄉村；第三，武漢封閉之后，鄉村地區人口的數量是怎樣變化的。
也就是說，如果在武漢市里，來自鄉村的人口數量很大，其中一部分人感染了病毒并且在封城之前回到了鄉村（恰逢春節，返鄉人數更多），鄉村的人口數量有了很大的增加，那么沒有理由認為新冠病毒不會在鄉村傳播。因為鄉村人口雖然居住分散，但一旦外出人員回鄉再加上春節禮節性串親訪友、請客吃飯等，其流動和聚集程度往往勝過城市，群體聚集導致的加速傳播效應很容易抵消居住分散帶來的隔離傳播效應。
可惜我沒有上述幾個方面的數據，難以做出有說服力的結論。但是很明顯，新冠病毒從武漢傳播到鄉村和傳播到其他城市的機制是一樣的，即取決于從武漢流動到其他地方的人有多少感染者及流動的目的地有多少人口。一旦有很多感染者流動到其他地區，而且這些地區并無任何防御，那么一定會發生疫情的傳播，疫情早期在溫州的傳播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
▌為什么疫情沒有在農村形成大規模傳播？
那么為什么此次疫情總體上在鄉村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傳播呢？很顯然，首先的因素應該是在疫情發生地計劃返鄉的農民感染的數量有限（我并不知道有多少）；其次，感染者在沒有返鄉之前就已經無法返鄉，也就是說傳播地的封城措施發揮了作用。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見到很多關于感染的農民回到鄉村導致病毒大規模傳播的報道。而且，現在鄉村中“老弱殘”較多，一旦在鄉村傳播，這些群體很容易被傳染。鄉村封村封路的作用是防止外部輸入和本地輸出，沒有外部輸入的主要原因是在輸入地對輸出的控制有效，而非鄉村的封村封路。
這是基于疫情由城市向鄉村傳播，并且傳播源的輸出得到了有效控制條件下的假設討論。這一假設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目前疫情傳播的實際，也就是說新冠病毒的傳播并無城鄉的偏好，而取決于對病毒傳播鏈的控制。
另一個疫情與城鄉問題相關的假設是，如果有感染者回到鄉村，而鄉村沒有任何防護機制，即使鄉村人口居住分散，但是基于鄉民假日的社交習慣，病毒也會很快在全村傳播。即便鄉村居住的人口有限，但是按照人口傳播比例計算，感染率不會低于城市。因為居住的分散性只有在人員不流動的條件下，其隔離的優勢才會顯現。鄉村節日里的走親訪友和請客聚餐，往往會將本來分散的人群聚合起來，即有利于病毒傳染的潛在感染群體的聚合大大抵消了居住分散的潛在優勢。由此可見，基于此次疫情沒有在鄉村蔓延的現象而將鄉村看作是疫情不入的凈土未免過于天真。
我有一位同事問：“李老師，你說病毒的傳播也要基于潛在寄主的數量，鄉村人口少，潛在寄主數量少，不就可以避免大的傳播嗎？”是的，現在鄉村的人口少，即使發生疫情，也的確不會導致大的流行，而且由于人少，也容易防控。但這是鄉村人口過疏化給疾病傳播帶來的某種優勢，并非鄉村固有的抵抗力，一旦人口的景觀發生變化，這一優勢將會隨即發生變化。
最近，有朋友給我發微信說：“小云你在鄉村搞了很多的村子，將來可以常駐，有病毒也不怕了。”目前鄉村人口少，不利于疾病的傳播。但是，一旦很多人都回到鄉村，人口增加了，按照現在鄉村的衛生條件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難道未來新的病毒就不會侵入？網上也出現了很多疫情之后鄉村價值提升的觀點，也的確會有人在考慮將來移居鄉村，針對這個趨勢的鄉村土地問題的討論估計也會多起來。鄉村居住的人多了，就需要相應的社會服務，各種各樣的服務空間也會多起來，鄉村也會逐漸趨向城市功能，人多的鄉村自然也就沒有人少的鄉村的優勢了。因此，從疾病流行的角度來捍衛鄉村固有價值的論點是值得商榷的。
▌疫情之后，鄉村又該如何振興？
此次新冠病毒的流行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將是深遠的。隨著疫情的緩解，人們開始反思過往的生活和發展的范式。遠離繁忙嘈雜而不安全的城市、居住在風景優美的鄉村估計是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夢想。
我曾在日本考察，發現那里的鄉村環境非常優美，甚至鄉村從業人員的收入會高于城市的就業人員，但年輕人還是普遍去往城市。日本是由鄉村過渡轉型為城市的國家，東京這個巨大的城市無疑會有很多城市病，但東京各種生活條件都十分發達，日本的疫情并未因為東京巨大的人口而迅速蔓延。
人類歷史上爆發的大傳染病并無證據證明與城市化有直接的關系。相反，城市提高了醫療服務的效率。人口的集中雖然有利于疾病的傳播，但是人口的集中也為對于在應急條件下的大規模集中控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我經常講，我是一個傳統的發展主義者，這可能與我童年生活在落后地區及以后接觸發達國家的經歷有關。我主張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但這并不意味我認為城市萬能。我主張鄉村的現代化，并不意味著我主張鄉村的衰落。
我認為鄉村不可能回到過去的鄉村，流動出來的人口也不可能都回到鄉村，沒有現代化的城市也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鄉村。現代化的先行者們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城市化和鄉村現代化的經驗。現階段城市和鄉村的問題是治理的不足，不能用這些問題否定城市化和鄉村現代化的道路。
在快速的城市化下，鄉村人口的過疏化導致了鄉村的衰落，這無疑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問題。但是如果沒有良性的城市化，鄉村的衰落是無法扭轉的。很多人都把英國和歐陸及日韓的鄉村看作是現代化后鄉村發展的典范，這些國家鄉村的發展無一不與城市化相聯系。當然，它們的鄉村發展也有很多的問題，依然存在著衰落的現象，但是除非我們回到農耕社會（那也算一種選擇），否則就只能面對城市和鄉村如何協調發展這一挑戰。
中國當前不是城市化過度，而仍然是城市化不足。鄉村的振興不會在逆城市化的過程中實現，新鄉村主義思潮恰恰是發生在中國城市化突飛猛進的階段，這一思潮及時提醒我們重視鄉村的價值，推動鄉村的振興。但是，任何將鄉村的價值絕對化、浪漫化的判斷，都可能把中國現代化道路導向歧途。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南都觀察家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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