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及“三變”改革，給予高度重視。此后，“三變”改革連續三次寫入了中央一號文件。“三變”改革，對于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促進鄉村產業振興，具有重要意義。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習近平總書記對如期取得脫貧攻堅的勝利、順利實現全面小康給予高度重視，一再作出指示。在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激發發展動力、助力農村同步實現小康中，深入思考“三變”改革，充分發揮其作用，具有重要意義。“三變”改革，不是權宜之計，不囿于局部地區，而是具有長久性價值。
“三變”的變與不變
我們先來看一下“三變”中的變。
第一，資源變資產。資源，是指集體和農民個人所占有和可以使用的各種有形資源。其中，集體的資源有：自然資源，包括林地與林木、草地、荒山、水域等；建設用地，主要是關停并轉所騰退出來的原鄉鎮企業用地、學校用地、隊部等；以及這些土地上的房屋和設施等。農民個人的資源，主要是兩類：農民的承包經營土地和宅基地。這兩塊地的所有權是集體的，但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民的。資源變資產，就是把這些集體和農民的資源，作價折股，形成股權形式的有價資產。
第二，資金變股金。資金也包括集體和農民個人兩個方面。集體的資金，主要是各種財政支農資金（產業扶貧、設施建設、生態保護等）和村集體創收的資金。農民個人的資金，就是農民自己從各種渠道籌集到的資金。這兩部分資金可以直接入股，形成股金。
第三，農民變股東。“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之后，農民就自然成為股東。農民的股權，一個來源是農民自己的土地經營權、宅基地的使用權及其他個人資產資金，折價入股獲得股權；另一個來源，是從集體的各種資源和資金所形成的股權，農民所分到的股權份額。
“三變”的核心，是最終讓農民變成股東。“三變”改革，改變的是利益機制，是資源使用機制，是把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的資產盤活，是對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補充和拓展。
中央一號文件對“三變”改革意義的表述，也有變化。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表述是“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和實力”，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表述是“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顯然，2018年的表述更有高度，上升到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更具普遍性和長期性意義。從推進工作的力度看，2017年到2019年三個一號文件的表述依次遞進：鼓勵——推動——總結推廣。這說明，決策層對“三變”改革重要意義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
盡管“三變”改革帶來了很多變化，但是一些根本性的制度框架，并沒有變。其中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基本經濟制度不變，二是農村土地的用途屬性制度不變。任何一個地方的“三變”改革，不管具體方面怎么變，都是在這兩項基本制度的基礎上推進的，不能動搖這兩項基本制度。
“三變”的對內與對外
為什么要搞“三變”？“三變”的重要意義是什么？這是一個從實踐探索上升到政策理論，從個案突破到普遍推廣的過程，也是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從本質意義看，“三變”改革解決了村集體對內和對外的利益分配關系。
“三變”改革的發源地在貴州省六盤水市的舍烹村。這個村的一個村民早年外出打工創業，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后來回鄉幫助農民發展產業脫貧致富。通過“三變”，把區域內11萬畝自然資源、2252萬元財政扶持資金，轉變為村集體和農民持有的股權，964戶農民變成股東。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肯定了這樣的做法，將其重要意義表述為“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和實力”。或者說，就是通過“三變”改革，盤活了農村的資源。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就是：對外，解決好村集體/農民與外來投資的利益分配關系。通過“三變”，村集體/農民與外部企業建立了一個利益共同體。這個利益共同體可以是合作社，或者其他形式的經濟組織，彼此之間利益分享的機制就是按照股份分配。這樣的機制，可以充分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包括企業、村集體和農民個體。
在實踐中，并不是每一個村子都能引來外來企業進行投資。即便如此，“三變”也有重要意義。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講到“三變”時，將其重要意義表述為“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這賦予了“三變”改革普遍性意義。這就是：對內，解決好村民之間對集體資源的利益分配關系。
解決好村民之間的利益關系，非常重要，具有長遠性意義，是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40年前的小崗村“分田到戶”經驗，是建立了耕地集體所有制下的利益機制，也奠定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后來通過“三權分置”、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延長土地承包期等，進一步完善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過，耕地資源之外的農村集體資產，包括林地、荒地、水面、建設用地及其他各種集體資產等，均存在著產權不清、利益關系不清的問題。一個突出的矛盾就是村集體成員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包括逝世、出生、娶入、嫁出、上大學后轉入城市等等。通過“三變”改革，把農村各項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分配到農戶，就建立了一種長久性的穩定的利益機制。這樣的安排，對于村集體成員的利益保障機制，與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在原理上是一樣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量化到戶的是耕地田畝，而“三變”改革，量化到戶的是其他集體資產。
“三變”的花與果
“三變”是改革之花，“三變”的變讓農民成為股東，這相當于開花。開花很重要，因為，不開花，就不會結果。不過，光開花，也不行，還要結果。這個果，就是農民當股東能夠分到紅利。這一點，最為重要。說到底，如果“三變”改革不能讓農民增收，改革也就失去了意義。
“三變”的關鍵和難點有二：對外，怎么估值作價，折算多少股；對內，怎么量化內部股權，怎么給農民分股。兩個方面，都不容易，也沒有絕對正確答案。
對外，需要與外部投資方協商洽談，找到一個相對合理的、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也許還稍微容易一些。而對內，如何在村民之間分配股權，則更為復雜一些，涉及男女老少，涉及按照哪個時間點計算人頭，等等。這需要村集體組織內部充分民主協商，找到一個相對公平、絕大部分人都能夠接受的兼顧各個方面長期和短期利益的妥協方案。那些已經比較成功地進行了集體產權制度股份化改革的地方，其具體做法可以借鑒參考。在操作上，可以先在內部進行股份分配，然后，找到外部投資方后，再對這些內部股份進行賦值。
“三變”，并不保證必然帶來增收。能不能夠增收，取決于兩個關鍵因素：找到一個“靠譜”的投資企業；選準一個適合當地條件的最佳產業。通常，這兩個問題密切關聯。而找到一個可靠的企業，是關鍵中的關鍵。
“三變”改革之后，要提高收益，就必須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如果還按照傳統的方式，從事傳統的產業，種幾畝大田，每畝產值幾百元，那就既無法脫貧，更無法致富。在貧困山區，以前也有過產業扶貧的嘗試，為貧困戶買幾頭豬，幾只羊，讓農民養。結果，貧困戶不懂技術，養不活，養不好；即便養好了，也可能賣不出去；即便賣得出去，也賣不了多少錢，并且第二年，又沒辦法了……傳統方式，扶貧效果不明顯，也不可持續。因此，必須實行產業轉型，走業態創新的路子。
但是，我國農村的特點是：人多，地少，農民文化低。集中表現為農民的經營規模很小，地塊零碎。全國每戶農民平均經營耕地規模只有9.8畝，農村人口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為8%，43%以上的只有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在這樣的條件下，靠農民自己搞業態創新，非常困難，其中涉及的投資、技術、管理、市場等等方面，要求都很高，農民自己無法解決。
這就需要進行組織創新。例如，一二三產業融合，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合作社+農民，等等。所有的這些組織創新模式中，都有一個核心要素：牽頭企業。牽頭企業的作用，就是解決那些靠農民自己難以解決的資金、技術、管理和市場等方面的問題。牽頭企業的作用就在于：農民做不到的，企業能夠做到；農民能夠做到的，企業可以做得更好。因此，“三變”之花要想結好果，結優果，就需要搞好招商引資，找到一個可靠的牽頭企業。
與此同時，要做好產業選擇，選出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需要科學決策，光靠農民自己，難以辦到。關鍵是要聽技術專家和經濟專家的意見，要經過充分的分析和論證。在實踐中，組織專家進行充分的分析研究論證，或者是村集體出面，或者是企業出面，或者是當地政府出面。
可選擇的產業，通常是兩大類：特殊的種植業（水果、堅果、茶葉、藥材、花卉等）和鄉村旅游業。這兩類產業，投資回報高，如水果和茶葉，一般畝產值均在上萬元乃至數萬元以上，但風險也較大。另外，回報期也較長。
避免風險的關鍵，對于種植業來說，是產品質量，要成為全國的最好，或者最好的之一，才能避免市場風險；對于鄉村旅游業來說，是特色，要能夠吸引到足夠數量的游客。
回報期較長，直接影響農民的短期收益。農民可能的收入來源，一是分紅，二是工資。在開頭幾年，農民是股東，但由于沒有盈利，就沒有分紅；如果能夠參與項目工作，可以有勞動工資收入，如果不能參與項目工作，就沒有工資收入。這樣，就需要有一種機制，給農民提供最低的保底性收入。據調查，有的地方采取保底地租的辦法，對于用土地經營權入股的農戶，每年提供幾百元保底性的地租收入。
地方政府與“三變”
“三變”，從本意上，是村集體和農民的事，變什么，怎么變，都是農民的自主權。不過，要想讓“三變”的花開得美，果結得好，也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幫助。
在“三變”改革中，那些靠市場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的事，都需要政府出手去做。以下幾個方面，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三變”。
第一，生活環境整治。水污染治理、垃圾處理、村容村貌整治等，既與農民生活直接相關，也與“三變”后的產業開發有關，尤其是如果搞鄉村旅游產業的話。
第二，村鎮建設規劃。其中，最迫切的，是村莊居民點和住房建設的規劃，包括把房子建在哪里？建什么樣的房子（類型、樣式、顏色等，要與自然和諧）？建多大的房子？這也涉及村莊歸并整治。
第三，產業發展規劃。這直接涉及“三變”后的結果問題。這不是讓政府拍腦袋決策，而是尊重自然規律和市場規律，組織技術專家和產業經濟專家，幫助農民或者合作社，提供科學決策咨詢指導。對于種植業來說，要走區域規模化的路，向著一縣一品、一縣幾品的方向，做大做強，做出區域品牌，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政府在這個方面的作為，可能遠遠超出農民個體、村集體乃至牽頭企業之所能。
第四，科技服務支持。主要是提供平臺，吸引產業技術專家，為區域特色產業提供長期穩定的技術支持。并結合生產實際，不斷進行科技創新，讓農民種得好，高產優質高效。
第五，市場營銷支持。主要是通過信息服務、區域公用品牌建設、產銷對接活動等，讓農民賣得好，讓優質產品獲得優價。
第六，財政投入支持。主要用于幫助農民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例如標準化農田建設和現代農業園區建設等。
第七，基層干部隊伍建設。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全國所有的明星村，之所以集體經濟發達，農民收入高，最關鍵的是有個好的帶頭人。這個帶頭人，既是黨性強、辦事公道的好人，也是創業致富能力很強的能人。有奉獻精神的創業致富能人，是農村最稀缺的資源。貴州六盤水市舍烹村“三變”改革的實踐，就是有一個當地農民企業家的積極參與推動，并且在“三變”的過程中，這個本地企業家被選為了村黨組織書記。從農民企業家中發掘人才，鼓勵他們成為村組織的帶頭人，應該成為鄉鎮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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