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的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們將消除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仍將長期存在。到那時，現在針對絕對貧困的脫貧攻堅舉措要逐步調整為針對相對貧困的日常性幫扶措施，并納入鄉村振興戰略架構下統籌安排。這個問題要及早謀劃、早作打算。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深刻揭示了扶貧工作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明確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辯證關系。今年是我國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中華民族第一次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消除絕對貧困，進入全面小康時代。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的歷史交匯期，如何把早謀劃、早打算要求落實落地，變成實實在在的決策和政策，應該成為各級黨和政府認真思考的重大問題。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不是簡單的名詞轉變，而是全方位的轉換升級，應把握其中的“四個關鍵轉換”。
一是由“絕對性”轉向“相對性”。2020年后，按照現行標準的農村絕對貧困將會基本消除，但相對貧困問題卻長期存在。隨著貧困線的動態提高，處于收入低端的人群將成為新的減貧對象，減少相對貧困依然是經濟社會發展長期的目標任務。因此，扶貧從來不是“一錘子”買賣，在政策設計上一定要考慮到長期性和持續性。
二是由“特定性”轉向“整體性”。對象上，脫貧攻堅政策主要面向貧困群眾這一特殊群體，鄉村振興戰略面對的是廣闊的農村，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及全體農民。內容上，脫貧攻堅主要是解決特定對象的貧困問題，鄉村振興則是開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五大振興”的系統戰略工程。
三是由“救助性”轉向“發展性”。脫貧攻堅政策具有明顯的救助性、福利性，主要考量的是經濟維度，所用關鍵指標是農村年人均純收入。鄉村振興戰略大背景下的扶貧，能力提升、自我發展將成為主要任務目標，將不僅僅局限在基本生活保障、經濟收入等層面，而將逐漸延伸到獲取收入的能力受損或機會剝奪等領域。
四是由“時限性”轉向“漸進性”。脫貧攻堅戰是一場以消滅絕對貧困為目標的突擊戰，時間上具有緊迫性，任務上具有突擊性。鄉村振興戰略是從整個“三農”層面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以2035年取得決定性進展，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為目標的持久戰，具有漸進性、長期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實現鄉村振興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創舉，沒有現成的、可照搬的經驗。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也是一個適度轉向、逐漸探索的過程，重點應做到“四個有效銜接”：
第一，推進戰略方向有效銜接。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為此，要處理好四種關系：一是正確處理好前后過渡的關系。鞏固脫貧成果仍是貧困地區現階段最優先的工作任務，必須扶上馬再送一程，防止貧困問題反彈。要針對地區、鄉村發展基礎和階段的差異性，采取先行先試、分類推進等方式，逐步完成有機銜接。二是正確處理好規劃建設的關系。充分借鑒編制實施脫貧攻堅省市縣鄉村五級規劃行之有效的做法，發揮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確保鄉村振興戰略落地落實。三是正確處理好城鄉統籌的關系。推動由重點解決農村貧困向促進城鄉貧困趨同共治轉變，統籌識別貧困人口，統一分配政策資源，統一實施減貧行動。四是正確處理好點面結合的關系。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后，需要推動到村到戶為主的支持政策與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相銜接，實現由點到面的戰略轉向。因此，要把發展縣域經濟作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推進鄉村振興的根本舉措，不去大包大攬干預農民個體的具體經營行為，而是加強產業園區建設、產銷對接平臺打造、品牌創建保護、科技創新推廣等層面的資金、政策與服務供給，激發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
第二，推進政策體系有效銜接。一是梳理落實好常量政策。以脫貧攻堅普查為契機，全面梳理脫貧攻堅各項政策舉措執行效果，對教育、醫療、住房、飲水、社會保障等臨時性、超常規政策，實踐證明效果好的，可轉化為常態化的民生政策，將減貧由集中式、動員式、運動式回歸到常態化、規范化、制度化。二是瞄準確定好增量政策。貧困地區底子薄、歷史欠賬多，任務仍然繁重，對設施農業建設、高標準農田建設、冷鏈物流設施建設、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農村垃圾、污水處理和農村改廁等，可作為增量政策，加大資金和政策供給力度。三是調整完善好變量政策。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物價上漲動態調整，要相應建立貧困標準動態調整機制。選取多維指標，適時調整相對貧困線標準，并適時調整和完善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社會保障等領域政策，為鄉村全面振興夯實基礎。
第三，推進重點工作有效銜接。圍繞鄉村振興的目標任務和要求，加快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統籌銜接。一是推動產業扶貧與產業興旺銜接。脫貧攻堅以來，采取各種方式實施了一大批產業扶貧項目，但產業發展并不一定能立竿見影，更需要久久為功。因此，產業扶貧政策不僅不能收官，還要遵循產業發展規律，持續加大力度，并納入鄉村振興戰略架構下統籌安排，鞏固和擴大產業扶貧成果，實現由扶貧產業到鄉村產業發展的擴面提質升級。同時，加強扶貧資產管理，做好盤活利用文章，探索“資金變股份”機制。二是推動救助扶持與能力提升銜接。脫貧攻堅通過采取輸血式救助方式，解決了貧困群體“兩不愁三保障”的問題。持續推進減貧工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更加注重人的能力提升，激發群眾內生發展動力，避免陷入“扶貧養懶人”的怪圈。因此，要在政策設計中充分考慮正向激勵因素，采取以獎代補、入股分紅、生產獎補、勞務補助等方式，引導提升群眾的持續增收、市場競爭、融入社會、抵御風險、打開心智的能力。三是推動管理民主與治理有效銜接。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更多強調過程的公開、程序的公正、結果的公平。貧困治理體制機制的建立健全，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積累了大量經驗。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從農業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出發，聚焦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農民和集體的關系、農民和市民的關系，實現有效治理。
第四，推進方式方法有效銜接。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意味著工作重心的轉變，對工作推進的方式方法提出了相應的新要求。一是投入方式要堅持多元化。脫貧攻堅因對象的特定性、方式的特殊性及時間的緊迫性，主要依靠財政投入，但鄉村振興的資金需求更大、建設任務更重，需要更加多元的投入方式。因此，在擴大農業有效投資的政策背景下，必須強化資金“整合”和“撬動”作用，做好“三農”重大項目儲備，支持高標準農田、農產品倉儲保鮮冷鏈物流、智慧農業、高效種養殖基地等建設。二是支持方式要實行多樣化。在脫貧攻堅的攻堅拔寨期，政府集聚行政資源以行政力量強力推動。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要從政府單向主導和控制式扶貧逐步過渡到多元主體合作減貧模式，更多采取市場化手段，更加注重發揮非政府組織的專業優勢和動員力量，延伸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各個層面，提升治理效率。三是政策措施要做到多樣化。脫貧攻堅在目標任務、政策措施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更加強調多樣化。在政策措施上，要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允許各地制定出臺差異化的政策措施，因村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現代版“富春山居圖”。
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202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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