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合作已經由維護弱者自身利益、增強弱者在市場上的話語權走向拓展弱者的市場競爭能力；從趨勢上看，弱弱合作的方式會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參與者的可選擇性會變得越來越充分；從宏觀上看，合作方式與市場方式的互補作用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而不再是它對市場缺陷的彌補作用。任何合作模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一旦需要解決的問題發生了變化，它就會由適宜轉為不適宜，合作的創新將永遠在路上。發展現代農業，可以采用把個體做大的獨享型規模經濟模式，但中國大部分地區適宜采用把群體做大的分享型規模經濟模式。合作既是凝聚弱者力量的措施，也是促進競爭的措施。建立合作效益公平分配的機制，是形成合作意識、發揚合作精神、發揮集體理性和個體理性互補作用的關鍵所在。
筆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農村發展的突出問題及對策研究》一文中提出，農民應該在社區內部以“弱弱合作”的方式把自己的力量凝聚起來，實現留在農村的農戶與流出農村的農戶的合作，推進適度規模經營，克服超小規模經營難以發展現代農業、難以抵御市場風險的局限性。一些學者認為這個觀點很重要，希望筆者圍繞“弱弱合作”作出進一步闡述。本文是根據他們的建議撰寫的。
1、依靠合作維系生存與繁衍：自然界里的觀察
在生物圈里，很多物種都借助群體力量乃至物種之間的互補性維系個體生存和種群繁衍，使其能夠在自然界生生不息。
（一）協同共生
1. 抱團運食物。
例如螞蟻，憑借個體力量可搬動的食物很少，倘若它們只搬動個體能搬動的食物，蟻群就無法得到可維持其生存和繁衍的食物。為了獲得足夠的食物，它們發現搬不動的食物后會不斷地召集同伴，直至能一起將其運至蟻穴。它們以這種方式獲得充裕的食物，然后共同分享。
2. 抱團斗天敵。
胡蜂是蜜蜂最大的天敵。胡蜂發現蜜蜂后，會堵在蜂巢前捕食過往的工蜂，甚至召集同類前來捕食，一只胡蜂在一分鐘內最多能咬死40只蜜蜂。蜜蜂發現蜂巢附近有胡蜂時，會留在巢中躲避危險，等危險過去后再出去采蜜；遇到很多胡蜂時，蜂王會果斷帶領蜂群棄巢而逃，避免被滅絕。然而，蜂群只采用防御策略，終究會遭受滅頂之災。有些蜂群發現，它們可以依靠群體的力量置胡蜂于死地，認識到這個應對力的蜜蜂在遭到胡蜂攻擊時會震動腹部發出請求同伴增援的信息，并聚成一個團將胡蜂圍在中間，利用其生命極限溫度比胡蜂高3℃的特性，通過一起扇翅膀傳遞熱量使胡蜂的體溫升至46℃而被活活熱死。
3. 抱團度嚴寒。
蜂巢內的溫度低于13℃時，蜜蜂會在蜂巢內互相靠攏，結成球形團，溫度越低結團越緊，蜂團表面積的縮小可減少熱量損失。外面的蜜蜂往里轉移，里面的蜜蜂向外轉移，通過不斷交換位置確保大家都能存活。為了維持球形，蜜蜂不是各自取食，而是以互相傳遞的辦法使大家都能得到食料。
4. 抱團抗巨災。
蟻群遭遇危難時不會各自逃命，而是前赴后繼直至危難消除。例如，在遇到不可抗拒的大火或大水時，所有螞蟻會滾成一團。外層的螞蟻以自己的死亡為里層的螞蟻留下存活的機會。
（二）互利共生
自然界的物種不僅有種群合作，還有互利共生的物種合作，例如榕小蜂和無花果、紅松和松鼠。
榕樹雌花開花時會釋放出一種特殊的花香味，榕小蜂能聞著這種氣味找到榕果，即無花果。無花果內能結果實的雌花的花柱很長，榕小蜂的產卵器太短，必須找到花柱較短的癭花才能產卵。在這個過程中，它把身上沾的花粉全搽到長長的雌花柱頭，為無花果進行了充分的授粉，最后把滿腹的卵產在癭花里。進入果腔的榕小蜂翅膀、觸角都折斷了，產卵后就死在了榕果里。榕小蜂蟲卵的發育成熟與雄花完全同步。榕果雄花開放那天，所有榕小蜂羽化為成蟲，離開榕果，開始下一個生活循環。在榕樹的隱頭花序里，沒有榕小蜂傳粉無法結出果實，沒有隱頭花序里的癭花，榕小蜂不能產卵，同樣無法延續后代。
紅松的松果絕大多數生長在樹冠上，松果中的松子被堅硬的鱗片裹著難以自然脫落，主要由攀到樹冠的松鼠剝掉松果的鱗片將其取出放入頰囊，再儲藏在地里，然后慢慢食用。松樹各年的結實量不均勻，松鼠必須貯藏大量松子方能滿足結實量少的年份的食物需求。這些松子被貯藏得很分散，有些因松鼠吃不了被留了下來，有些因松鼠不記得藏處被留了下來，它們中的一部分會在地下生根發芽，長成松樹。紅松和松鼠彼此依靠達到了互利共生。
（三）偏利共生
偏利共生是指兩種都能獨立生存的物種以一定的關系生活在一起，對一方有利、對另一方無關緊要的現象，例如藤壺附生在鯨魚或螃蟹背上，以其頭頂上的吸盤固著在鯊魚腹部。海洋里有一種色彩鮮艷的雙鋸魚常在海葵的觸手間游動，受到海葵的保護，其他小魚靠近海葵，會被其觸手抓住并被吃掉。豆蟹棲息在海蛤的外套腔內，偷食其宿主的殘食和排泄物，卻不構成對宿主的危害。蘭花生長在喬木的枝上，可以更好地獲得陽光，它的根也在潮濕的空氣中能更充分地吸收營養。
2、弱者合作目標的演化：社會中的觀察
人最初在氏族公社中生活和生產，說明他們早就認識到了合作的必要性。雖然氏族公社隨著人的個體力量的增強被家庭替代了，但是人的合作意識、合作精神和合作行為并沒有完全消失，所以民間留下很多論述合作重要性的諺語。例如，一箭易斷，十箭難折；一人難挑千斤擔，眾人能移萬座山。人與其他物種最大的不同，是合作的行為方式會依據目標而調整或改進。
（一）維護弱者的自身利益
工業革命的興起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然而，在競爭不充分、市場缺規則和政府缺管理的情形下，商人可以隨意抬高商品價格。為了抵制商人的盤剝，維護自己的利益，勞動者們采取了聯合起來開辦自營商店的行動。雖然蘇格蘭額爾郡于1769年就成立了“便士資本家”合作社，但人們普遍把1844年在曼徹斯特北部羅虛代爾小鎮上28名法蘭絨工人組建的，向社員出售面粉、黃油、茶葉、蠟燭等日用品的“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稱為第一個成功的消費合作社。其主要原因是，它提出了社員自愿進入和退出、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固定紅利和限制股金分紅、盈余按社員購買額分配、發展教育、現金交易、保證產品質量和公平買賣等原則。
農業合作社的成立，則是處于弱勢的農民為了改變他們在生產、收購、銷售等環節受商人盤剝的局面而采取的集體行動。正如美國農業經濟學家約翰·W·戈德溫指出的那樣，獲得產品和要素議價的權利，是建立農業合作社的主要原因（約翰·W·戈德溫，1986）。
勞動者群體的合作并沒有停留在開辦小商店和開展日用消費品營銷上，而是從消費合作社起步，通過建立聯合會（例如1863年設立的“北英合作社批發聯合會”）開辦自己的工廠，生產“合作社”品牌的商品，開辦合作社保險公司和合作社銀行等。到19世紀末，合作社的業務發展到消費、保險、信用、工人活動、社區服務等領域（白瑜潔，2011）。
勞動者抵制商人、企業家、金融家的盤剝，保障自己權益的活動具有合理性，但它們并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途徑。第一，這些合作通常是同低水平發展階段相聯系的。例如格萊珉銀行，它的成功同貧困群體就業不充分緊密相連，一旦進入了充分就業階段，勞動者為了得到小額貸款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意愿就逐漸下降了。第二，市場不完善造成的問題可以通過發育市場、完善市場機制和加強政府管理等措施加以解決，勞動者的合作并不是彌補市場缺陷的唯一途徑。第三，這些活動有抵制盤剝的一面，也有抵制分工專業化、不利于創新和創造的一面。第四，這種通過合作保障弱者在零和博弈中的應得份額的必要性會隨著市場競爭越來越充分、市場信息越來越透明、市場體系越來越完善而變得越來越小。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這類弱者合作的作用會隨著社會發展逐漸下降，但它們是推動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一步。正是弱弱合作對社會缺陷的挑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二）增強弱者的市場話語權
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大多位于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因而它們的合作被稱為“南南合作”）是弱弱合作的典范之一。南南合作旨在保障發展中國家有效融入世界經濟，促進發展中國家之間傳播可相互分享的知識和經驗，推動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和經濟合作，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與環境、中小企業發展、人力資源開發、健康教育等領域的合作，開展平等多向的政策交流，實現互利共贏。
20世紀50年代召開的萬隆會議，促進了原料生產國和輸出國組織的建立，提出了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開展資金和技術合作的倡議，這是南南合作的開端。20世紀60年代初形成的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是南南合作的兩個最大的國際組織，它們制定的綱領性文件規定了南南合作的領域、內容、方式與原則。南南合作不僅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發展機會，也為世界經濟帶來了新的增長空間。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貿規模擴大得更快，其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逐漸加大。2016年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5個最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0%，超過了美日歐，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南南合作作為一個保障發展中國家權益的平臺會長期存在下去，但它不應成為發展中國家追求發展的唯一平臺。從發展趨勢看，南南合作會走向南北合作、全球合作，只有這樣，發展中國家才有可能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包括各種互補的發展機會。
必須指出的是，南南合作是通向南北合作、全球合作必不可少的一步，正是南南合作對國際經濟秩序缺陷的挑戰，促進了全球化的健康發展。
（三）拓展弱者的市場競爭力
網上購物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的主要購物方式之一。開網店的門檻低，技術難度也低，剛好契合資金有限、技術薄弱、時間充裕的農民的創業需求。然而，電子商務需要形成強大的物流才會具有競爭力。單個農戶開設的網店無法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抱團才有可能在電子商務市場上占領一席之地。于是，弱者們以集聚的方式形成了淘寶村、淘寶鎮和淘寶村集群。其中，全國淘寶村的數量從2009年的3個增加到2019年6月底的4310個，淘寶鎮從2014年的19個增加到2019年的1118個，淘寶村集群從2015年的25個增加到2019年的95個3。為了規范網商的行為，避免惡性競爭，提升自己同電信、物流、原材料等供應商談判的話語權，他們還成立了電子商務協會等行業組織。
此時，弱者合作已經不是為了抵制商人、企業家、金融家等的盤剝，而是通過合作形成能夠同強者平等競爭的能力。它追求的是正和博弈的結果，而不再是在零和博弈中得到應有份額。
（四）弱弱合作的包容性會越來越好
自然界里其他物種的合作，無論是特定物種的種群合作還是不同物種的個體合作，都是出自本能，合作內容和合作方式幾乎都是固定不變的。人類和自然界里其他物種最大的不同是：人類沒有停留在為了個體生存和群體繁衍的合作階段，而是隨著目標提升不斷地改進合作模式。他們的合作不僅是本能，而且是才能。同以不變應萬變的其他物種相比，人類最大的優點是隨機應變。第一，參與合作的人員的特質是變化的。最初是有血緣關系的氏族公社成員，后來是有親緣關系、地緣關系的熟人，現在是具有共同利益訴求的陌生人。第二，解決的問題是變化的。最初是為了生存和繁衍，后來是為了實現小康，現在轉向共同富裕。第三，采用的方式是變化的。從抵制強者的盤剝到增強自己的話語權，再到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從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期間有很多創新和創造。強調這3個變化是為了說明，現實中沒有能解決所有問題、能永久地持續下去的合作模式。任何合作模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一旦需要解決的問題發生了變化，它就會由適宜轉為不適宜，合作的創新和創造將永遠在路上。
更直截了當地說，弱弱合作是提升弱者在市場上的話語權和競爭力的重要舉措，它在抵制商人盤剝和彌補市場缺陷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此形成的自我服務的封閉市場會對分工的深化施加負面影響。市場缺陷要靠發育市場、完善市場機制和加強政府管理等措施來解決，合作并不是解決市場缺陷的基本措施。從趨勢上看，弱弱合作的包容性會變得越來越好，參與者的自主性會變得越來越強，參與方式的可選擇性會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受到重視的將是它和市場的互補作用，而不再是它對市場缺陷的彌補作用。
3、促進弱弱合作的理論思考
毋庸諱言，改革前中國在農村推行的弱弱合作模式在促進工業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并沒有實現農村發展的預期目標。這是弱弱合作不被看好甚至被排斥的重要原因。其實弱弱合作失敗并不是個案，弱弱合作之所以能夠不斷前行，關鍵在于有一批不斷總結經驗和糾正偏誤的探索者。所以弱弱合作出現失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形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態，并據此否定弱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弱弱合作的變化
1. 由創建理想社會的組織基礎演變為增加合作者福祉的運作平臺。
人類的合作行為源遠流長，但人人平等的經濟合作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才出現的，它肇端于空想社會主義。19世紀初，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一批目睹了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試圖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貧困、協同勞動、平等和諧的理想社會，并開展了把合作社作為這個理想社會的組織基礎的實踐性探索。雖然前期的實踐性探索大多都失敗了，但發展合作社的探索并沒有偃旗息鼓。經由約300年的演進，從它現有的治理架構和制度安排看，其創建理想社會的組織基礎的作用趨于弱化，增加合作者福祉的運作平臺的作用趨于強化。
2. 由改造私有經濟的工具演變為發揮互補優勢的工具。
最初的弱弱合作，強調公有制對私有制的替代，并根據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判別合作方式的優劣。合作成為改造私有制的工具，試圖通過合作把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進而提高產品和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現在的弱弱合作，強調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融合和互補，并根據經濟績效的高低判別合作方式的優劣。合作成為發揮家庭經營和集體經營兩個優勢的工具，試圖按照權利公平和機會公平的規則，實現私有經濟成分和公有經濟成分的平等和包容，把私有經濟成分和公有經濟成分的優勢都發揮出來。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其改造私有經濟的作用趨于弱化，發揮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互補作用趨于強化。
3. 由實施國家戰略的載體演變為集聚農民發展能力的載體。
中國最初不僅把弱弱合作作為創建理想社會的組織基礎和改造私有經濟的工具，還把它作為實施國家戰略的載體，試圖通過弱弱合作使國家更便利地集中農業剩余，更順暢地實施國家確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更快捷地實現國家確立的發展目標。現在的弱弱合作是集聚農民發展能力的載體，試圖通過弱弱合作促進現代農業發展，促進農民收入增長，促進農村繁榮，縮小農民收入差距、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其實施國家戰略的作用趨于弱化，集聚農民發展能力的作用趨于強化。
（二）如何評價現實中各種類型的合作
1. 強強合作。
中國現實中出現的強強合作，主要是為了進一步增強中國產業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面對強大的跨國公司，國內的強強合作不僅必要，而且重要。這是一些學者倡導強強合作的重要依據。然而，從全球視野看，中國的強強合作又有弱弱合作的意味。國家應該支持這樣的強強合作，同時在宏觀管理上要有防范它們形成國內壟斷風險的法律法規和應急反應機制。
2. 強弱合作。
中國現實中出現的強弱合作，主要是為了加快弱者脫貧的進程。強者的資金、技術優勢和弱者的土地、勞動力優勢的互補，確實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并使弱者獲得了更多的收益。這是一些學者倡導農業和農村引入外部強者，開展強弱合作的重要依據。然而，現實中出現強弱收入差距逐漸縮小的情形是小概率事件，出現強弱收入差距繼續拉大的情形是大概率事件。因此，要培育和激發強者的社會責任，使強弱合作具有強弱收入差距逐漸縮小的特征，以確保強弱合作健康發展。
3. 弱弱合作。
中國現實中的弱弱合作，既有很多沒有達到公平分享合作效益預期目標的案例，也有一些達到了公平分享合作效益預期目標的案例。據分析，弱弱合作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心一意為合作成員謀福祉的帶頭人，缺乏公平分配合作效益的方法，缺乏權責利對稱的制度安排。成功的弱弱合作正好相反。學者的主要責任是總結成功的經驗，找到復制的辦法，而不應停留在批評現實中存在的問題的階段。
（三）弱弱合作成為普遍行為的基本條件
合作是指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的群體，按照事先約定的、可實施的、具有約束力的協議，爭取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而開展的活動。任何合作都包括合作效益創造和合作效益分配兩部分內容。創造合作效益時必須倡導集體理性，分配合作效益階段必須尊重個人理性，所以合作既不能只強調集體理性，也不能只強調個體理性，而必須同時合乎集體理性和個體理性的要求，這是開展弱弱合作的基本條件，也是弱者參與合作的基本條件。
博弈論指出，個體之間相互信任，都選擇上策，才有可能得到上策均衡。然而，個體之間可能缺乏相互信任，擔心自己吃虧別人占便宜。要建立個體之間相互信任的氛圍，都作出上策選擇的決定，需要具備以下條件：
第一，具有合作效益。所謂合作效益，是指合作的整體收益減去每個成員不合作的收益之和的差。合作的前提是合作效益大于零。這是合作的一個前提。合作效益與成員不合作的收益之和的比值越大，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意愿越強。
第二，具有公平分配合作效益的方法。合作不僅要帶來總收益或總效用的增加，還要給參加合作的每一個成員帶來同他的貢獻相一致的合作效益，既沒有人吃虧，也沒有人占便宜。這是合作的另一個前提。合作效益的分配越公平，參與者維護合作的意愿就越大，合作的可持續性就越強。
第三，具有既有約束力又有執行力的制度。這是規范帶頭人行為，保障參與者知情權、監督權、決策權，公平分配合作效益，實現參與者相互信任的基礎性工作。相比較而言，把農戶組織起來創造合作效益并不難，提出公平分配合作效益的方法也不難，難的是形成一套既有約束力又有執行力的規章制度。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大數據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合作有關的各種信息的傳遞、保存、查詢等條件會變得越來越好，財務等信息公開的約束力和執行力會變得越來越強，它們為解決合作各方信息不對稱和合作效益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問題創造了越來越有利的條件。
一言以蔽之，合作效益大于零是開展合作的必要條件，合作者都能得到同自身貢獻相一致的合作效益，是開展合作的充分必要條件。合作效益的大小決定于合作規模、合作內容、合作質量和合作的有效性。合作能否具有持續性決定于合作效益分配的公平性。合作效益越多，分配越公平，參與合作的激勵就越充足。合作能不能成為普遍行為，最為重要的不是闡述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而是制定合作效益公平分配的方法和制度，確保所有人都得到同其所作貢獻相一致的合作效益，既沒有人吃虧，也沒有人占便宜。只有這樣，個體才能形成合作意識、崇尚合作精神，發揮集體理性和個體理性的互補作用，實現可持續合作。
（四）重啟農業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對于自給自足為主的農業，適宜采用家庭生產經營方式。對于商品率為100%的農業，尤其是必須面對全球一體化挑戰的農業，除了采用家庭生產經營方式外，還需要采用具有共贏性質的合作經營方式。農業需要重啟合作的理由如下：
1. 產權穩定性的需要。
隨著產業結構引發的就業結構升級，職業農戶的數量會越來越少，兼營農戶的數量也會越來越少。現在采用的土地流轉方式固然可以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但是職業農戶通常不會在流入農地上采取提高土地肥力的措施，例如施用有機肥。要使職業農戶對其經營的所有農地都有提高土地肥力的激勵，從而全面提高中國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必須把承包權的穩定性和經營權的穩定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這個問題必須依靠社區內的農戶開展合作來加以解決。
2. 發揮家庭經營與合作經營互補優勢的需要。
重啟農業合作旨在實現家庭經營與合作經營的優勢互補，絕不是廢除家庭經營，再次“歸大堆”。具體地說，凡是適宜家庭經營的農業活動繼續采用家庭經營方式，凡是適宜合作經營的農業活動采用合作經營方式，只有這樣，方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交易成本乃至生產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和中國農業的競爭力。
3. 應對農產品國際競爭的需要。
中國過去的農產品進口量極少，幾乎沒有來自國外農產品的沖擊，農業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國內農產品供需平衡。現在，農產品全球競爭的覆蓋面越來越大，中國農業越來越需要把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可以采用把個體做大的獨享型規模經濟模式，也可以采用把群體做大的分享型規模經濟模式，而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適宜采用后一種模式。
4. 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和永續性的需要。
以農村社區為基本單元，通過農戶合作把土地集中起來，再以競標方式把土地經營權賦予一個或若干個生產經營能力更強，因而出價更高的職業農戶，它的經濟實質是將現實中的農戶家庭內成員分工調整為農村社區內農戶分工。把有興趣和有經營農業技能的農村勞動力留在農業，把缺乏興趣和缺乏經營農業技能的農村勞動力推向非農部門，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有利于實現土地利用效率和總收益最大化，有利于增強農村勞動力分工的作用。這樣的農戶分工與合作，不僅把職業農戶和其他農戶土地收入的增加建立在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基礎上，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其他農戶的有效監督，使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建立在不損害土地利用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從而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同等重要、承包權收益與經營權收益同向增長、土地產出和土地利用可持續性同向提高的有機統一。
中國不僅需要重啟農業合作，也具備了重啟農業合作的可能性。
1. 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離開了農業。在農業處于勞動力無限供給，隱蔽失業普遍存在的階段，農戶之間會有相同要素的相互流動（例如換工），但基本上沒有不同要素的相互流動（例如土地流轉和作業承包）。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非農就業機會越來越多，非農收入的穩定性越來越強，愿意繼續兼營超小規模農業的農民越來越少，農戶之間不同要素的相互流動會變得越來越活躍。這種流動越活躍，重啟農業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農業合作作為提高要素流動穩定性的重要舉措，會在優化農業生產經營組織、追求規模經濟效益、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和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2.農業生產的標準化水平顯著提高。在手工勞動為主階段，每個農業勞動力的作業質量有較大差異，同一個農業勞動力的作業質量也有一些差異。由于農業生產作業的標準化程度很低，農業合作確實會受到作業質量監測難的制約。農業進入機械作業為主階段后，作業一致性程度會顯著提高，農業作業質量監測難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近些年來，機械犁地、機械播種、機械中松、無人機噴藥、機械收獲等農業作業外包大行其道，充分表明了這一點。農業生產的這些變化將極大地提高農業合作的可能性。
3.農業合作的法律制度逐漸完善。改革前的農業合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動，農戶沒有實質性的選擇權和退出權，它最大的變化是以單一的集體經營替代單一的家庭經營。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農業改革雖然強調家庭和集體雙層經營，但真正實行雙層經營的村組占比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從總體上看是以單一的家庭經營替代單一的集體經營。現在要重啟的農業合作顯著地不同于前兩個階段：第一，它要把改革初期確立的家庭和集體雙層經營體制落到實處。第二，它主要依靠市場力量推動。第三，農業合作的多少和快慢決定于擁有選擇權和退出權的農戶的意愿和行為。第四，它得到了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的保障。農業制度上的這些變化將極大地提高農業合作的可能性。
（五）合作的展望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合作是促進和平與發展的重要途徑。在和平與發展時代，合作的范圍會越來越大，并會成為全人類共同應對溫室氣體排放等世界性問題、保障人類共同利益的重要措施。
在法治社會和大數據環境中，合作獲得成功的條件會變得越來越好，合作模式會逐級“進階”，從弱弱合作拓展到強弱合作、強強合作，從村社合作拓展到國家合作、地區合作、全球合作。對此既要有堅定的信心，也要有足夠的恒心和耐心。
然而，合作畢竟是實現發展目標的途徑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選擇。在市場經濟中，一個農戶可以同合作社建立經濟聯系，也可以同企業或其他機構建立經濟聯系。這是由各人偏好不同帶來的必然結果。所以無論何時何地，合作都不會成為農業發展的唯一選擇。
現實中之所以有多種方式可供選擇，是因為它們各有各的優勢和劣勢。例如，農業合作既有上面論述的諸多優勢，又有決策過程緩慢、權責關系復雜、預期不確定性強等不足。企業沒有合作社具有的優勢，卻有決策更快捷、權責更對稱、預期更清晰等優勢；個人獨自擴大規模的情形更是如此。其實，正是各種選擇形成的各種經營方式競相改進的機制，使社會發展更加有效，更加包容，從而保持發展方式的多樣性。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20年05期（原題為《弱弱合作：起源、演化和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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