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為中心
摘要:青年韋伯從對西方農業社會轉型與農業資本主義的分析入手，試圖尋見他畢生追溯的資本主義起源。《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是目前少有的介紹青年韋伯農業社會學的漢譯作品，文集收錄的四篇講稿分別觸及了西方文明的“農村化”、農業工人與農業資本家、農業轉型中的國家干預及農業資本主義的風險等議題。韋伯的農業社會學論述既有學理價值又有時代價值，農業社會轉型與農業資本化議題極強地觀照了中國今日之農業發展方向。回顧近二十年的“韋伯研究”進路，突破既有認知框架，重新走向韋伯的研究起點亦即“韋伯研究”的起點——農業社會學是非常必要的。
關鍵詞:農業轉型；農業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經濟政策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是現代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中國學術界曾興起“韋伯熱”，但對韋伯思想的認受遠沒達到深入或“迷思”的程度。人們對韋伯的熟稔有選擇性盲點，人們過多關注中年韋伯研究而忽視了青年韋伯的思想和論述。甘陽將韋伯從1896年到1906年的四篇演講稿集結成書，取名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列為《韋伯文選》的第一卷，其意在反映韋伯學術生涯早期的旨趣和關懷。全書包含了一條主線，即歐洲農業社會的演變與轉型進程。青年韋伯（1897年韋伯精神崩潰之前的時期）正是憑借他對農業社會與農業政策的著述而在德國學術界嶄露頭角并一舉成名的，而這個事實卻因他日后的成就而被忽視和淡忘。韋伯于1908年撰寫的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一書，按時間順序討論了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色列的希伯來人社會、希臘的古典城市國家和羅馬社會從共和國到帝國興衰的演變，是有別于其他著述理路與風格的歷史性綜合研究。回顧中國近二十年的“韋伯研究”進路，筆者認為是時候突破既有認知框架，重新走向韋伯的研究起點——農業社會學（Agrarian Sociology）。
一、西方文明的“農村化” ：西歐封建社會的形成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收錄的第一篇文章《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是韋伯于1896年對弗萊堡學術協會所做的講座。它脫胎于韋伯1891年完成和出版的講師資格論文《羅馬農業制度的歷史對羅馬公法與私法的重要性》，與韋伯的博士論文《中世紀貿易公司的歷史》有一定關聯。韋伯在文中指出，古典西方文明早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前就已經沒落，其具體表現為羅馬文學、法學、歷史編纂的凋零乃至拉丁文的式微。古典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城邦文明”，其立足于以城邦市場為中心的交換經濟，并且依賴鄉村的奴隸制莊園來提供產品。它覆滅的根源在于“下層階級家庭紐帶的重建”，這一覆滅又恰恰標志著農民階級復興的開端。
西方文明在演進過程中經歷了從“城邦文明”向“農業文明”的演化。對于這種演化，韋伯使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西方社會的經濟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他指出：“羅馬帝國的瓦解乃是基本經濟結構發展的必然政治結果，這就是商業的逐漸消失和物物交換的自然經濟之擴展。”古代戰爭的一大目的在于劫掠奴隸，而隨著羅馬帝國武力征伐的停止，奴隸的供應也陷入停滯。隨著奴隸供應量的減少，奴隸這種“會說話的工具”變得稀缺和珍貴，為了使“會說話的工具”的使用能夠可持續，原本無權擁有家庭的奴隸終于被允許結婚生子，這樣才能為莊園源源不斷地補充人手。相應地，部分奴隸因而可以租賃或獲取一定數量的土地，從奴隸變成“拓殖農”（自耕農）。“拓殖農”的出現標志著西方農業社會的質的變化，“拓殖農”從“會說話的工具”變成了“世襲家仆”，也就成了實質性的小農。經濟身份的變化帶來了社會身份和法律身份的變化，進而塑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對此重大變化，韋伯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國家與“拓殖農”之間現在插入一個中間性權力，這就是地主，地主們（Possessores）形成了一個自成一體的權貴階級，他們不需聽命于地方和省的行政權威，而只服從皇帝本人。在羅馬帝國后期，在東哥特人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梅僂瘟時代的高廬，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土地貴族階級。簡言之，古代西方那種較單純的社會階層劃分——自由人與非自由人——已演變為一種新的社會劃分，那便是“身份等級制”（St ndische Gliederung）。
“身份等級制”的形成意味著新的社會結構的出現，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大莊園由此變成了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莊園即oikos，其主要經濟職能已越來越變成以它內部的勞動分工來滿足自己的一切需求”。莊園依靠農民的勞役實現了自給自足，不再與城市發生交易，中小市鎮因而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貿易退化，城市衰落，文明的擔綱者只剩下莊園，莊園領主們成了政治領袖，最大的領主就是國王，韋伯嘲弄他是一個“終其一生一個大字不識的鄉巴佬”。土地貴族階級成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中間性權力，過去簡單的“自由人與非自由人”的社會結構被更加復雜和森嚴的“身份等級制”所取代。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帝國，往往以實物作為稅收的主要形式，這使得維持付薪的官僚階層和常備軍變得更加困難。而由于領主們努力保全莊園中有限的勞動力，國家也更難從農民當中征募兵源，不得已從“野蠻民族”中征兵，并且要求領主自行組織武裝，在危急時刻履行勤王的責任。
以上便是西歐封建制度的創生和中世紀的開始。“一句話，西歐文明已經全盤農村化。古代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走完整整一個輪回。”從城市回到農村，從“文明”回到“野蠻”——韋伯發自心底地不認同這一歷史進程的進步性！面對古典文明的衰落，韋伯雖悲從心來，但卻將這個輪回看作“社會結構的一種根本轉型”，而且以積極的視角將這一轉型看成“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須被理解成一個極大的重修元氣的過程”，因為長期以來沒有自由的底層民眾，此時終于擁有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財產，從“會說話的工具”變成了“人”。他認為西歐社會經歷了城邦文明-城邦社會、農業文明-農業社會和城市文明-商品社會三個階段，而第三個階段的到來要以前兩個階段的充分發展為前提。這三個歷史階段的主要經濟社會特征可見表1。
韋伯在文末耐人尋味地說道：“向自然經濟的漫長過渡終會使市民的自由發展成為可能。”西歐步入中世紀，雖然商品經濟與古代城市的燦爛文化暫時陷入沉寂，但自由市民階層的壯大、古典精神的復興卻已在醞釀之中。古典文明正如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安泰（Antaeus)，每次被擊倒在地，都能從大地母親那里獲取新的力量。通過這篇演講我們可以看到，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追溯的資本主義起源問題，已在他對西方古典文明的論述中有所展現，“新教”之后的中年韋伯的思想與這一階段的認識有著較強的延續性和承接性。
二、農業資本主義興起：德國農業農村轉型
《易北河東部地區農業工人的處境：經濟發展趨勢與政治后果》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書收錄的第二篇講稿，發表于1892年。韋伯在1888年加入社會政治協會這一學術團體，并參與該協會針對德國東部移民與農工問題的調查，據此調查和史料撰寫了800多頁的研究報告，以此奠定了他出色的農業經濟專家的地位。這篇文章可視為該研究報告的縮略版與精華版。文章伊始，韋伯就開門見山地提出“工人在民族當中整體地位的發展方向何在？工人有什么樣的前途？”。19世紀末期，德國處于國家統一后的經濟快速發展與深度社會轉型期，韋伯分析了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形勢和對應的政治后果，而核心議題是農業工人何以演生、農業無產階級何以形成，以及在社會變革中國家干預何為。
（一）農業工人如何演生
正如《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中所講，“只有當封建時代加之于人的內外枷鎖都被打破時，……古典西方的精神遺產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獲新生”。經過漫長的歲月，土地貴族們終于感受到富裕的商業資產階級帶來的威脅。
在此文中，韋伯不再使用“莊園”（Manor house）的概念，轉而使用“地產”（Estate）這一概念。他認為易北河東部的“地產”不僅是經濟單元，而且是地方政治的統治中心。這些“地產”原本沿襲著封閉性的莊園經濟，主人對農民有人身支配權，為農民配給土地、提供住房，并與農民從土地的總收益中進行分成。乍看起來，“地產”二字很讓人費解，明明是莊園，為何此時要稱為“地產”？其實，稱呼的改變涉及韋伯對于莊園性質的認知轉換。在封建社會形態下，農民與領主是家長制的人身依附關系，而隨著資本要素在農業改進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這種關系逐漸讓位于農業企業家與雇傭工人的契約關系，經濟理性被引入生產與分配的全程：以往的分成實物報酬被定額實物報酬所取代，后者又進一步被貨幣工資所取代。分成權利的喪失、貨幣工資的出現，標志著農民與領主關系的徹底改變。此時，莊園成為地產，領主成為農業企業家，而依附型農民則成為自由出賣勞動力的農業工人。
韋伯關注到德國東部地區農業工人內部構成的變化：在集約化的生產條件下，農場季節性工人所占比重超過了長期工人，跨地區流動的勞工出現了，在某些地方甚至成為勞動人口的核心組成部分。他還發現，企業規模越大，土地質量越好，土地經營的集約化程度越高，長工在雇工總數中所占份額越小，而長工的減少對于勞工的社會地位、工資率、生活水平的提高更為有利。然而，相比分成報酬或實物報酬，貨幣工資的形式對勞動者的物質福祉和安全保障是明顯不足的，百年來農業工人的主要食品從谷物和奶類轉變為營養價值更低的土豆就是明證。這也表明，農業工人在農業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并未隨著農業資本化程度與生產效率的提高而相應改善生活條件。
（二）農業無產階級的前途
在封建的家長制社會結構下，一方面，農民受領主的人身支配和封建剝削；另一方面，這種人身支配與封建剝削也暗含著農民與領主的某種“共同利益”。皮埃爾·布迪厄將此種關系描述為“溫和的支配”：“佃東要有效地服務于自身的利益，便只有一日繼一日，用不懈的關懷體貼編織將他和佃農持久地聯系在一起的倫理感情及‘經濟’紐帶。”而當農民擺脫依附關系成為自由雇工時，其獲得個人解放的前提或代價也是放棄了“物質上更為有利、更為安全的地位”，從此生活只能靠他們自己，再也沒有領主“仁慈”的庇護。與此同時，他們從封建剝削形式進入另一種剝削形式——“商業剝削”。韋伯對“商業剝削”進行了精準概述：對于工人而言，雇主是可替換的；他們不必再像過去那樣針對個別主人，而是發展出普遍的反抗的階級意識；工人自身也在趨向于同質化。此時，農村勞動者在物質生活條件上日益接近一個統一的無產階級形態，農業無產階級已經形成，韋伯亦將這一切轉變視為一場階級斗爭的準備階段。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韋伯所處的時代正是工人運動不斷高漲的時代，階級問題是不可回避的核心社會與政治議題。1890年5月1日，在法、德、意、比、荷、瑞典、挪威的許多城市，工人階級舉行了規模浩大的示威游行。“歐美無產階級正在檢閱自己的戰斗力量，它們第一次在一個旗幟下動員成為一個軍隊，……今天的情景定會使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無產者現在已經真正聯合起來了。”一戰前的農民問題異常突出，恩格斯發現破產農民對統治者的憎恨與日俱增，農民運動有了新的發展，他在《法德農民問題》（1894）一文中同樣關注易北河東部地區的形勢，并且指出：“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為最近將來的事情。然而，為了奪取政權，這個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跑到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力量。”
與馬克思、恩格斯一樣，韋伯看到了農民抗爭的必然性，但對于抗爭的結果、工人形成組織的可能性卻心存疑慮和隱憂。他覺得，“在東部農業，階級斗爭是一場徒勞而且無望的戰斗，在這種戰斗中，財產和勞動者都會受害”，并進一步指出，“正在發生的無產階級化進程將工人們均等化，由于利益的不同，也絕無在共同群體利益基礎上組成總工會的可能”。階級斗爭為何會導致雙輸結果？針對這一問題，韋伯納入民族和文化的維度。他看到，在德國東部地區，農業工人由于其分散性以及共同群體利益的缺位，無法組建一個總工會來爭取更好的待遇，工人只能把遷徙當作沉默的罷工。大型“地產”的主人們面臨著勞動力短缺和債臺高筑的雙重壓力，不得不通過引進廉價的外籍勞工來維持經營。結果，大量的德國農民向發達的德國西部地區流動，而東部地區農業工人缺口則由斯拉夫人（主要指波蘭人）來補充。他認為，斯拉夫人入侵的威脅“可能會意味著幾代人的文化衰退”。
韋伯最終將“文化”作為有關工人前途的一個重要命題，文中多次出現“自由”二字，“自由”在韋伯的文化譜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自由”意味著農業勞動者擺脫對土地和領主的依賴，告別麻木與溫馴，在遷徙中尋求另一種生存和生活的方式，哪怕要犧牲“含情脈脈”的物質福祉和安全保障。文化維度與自由實現的深層寓意仍有待進一步的思考。
（三）國家干預如何可能
在對經濟發展趨勢進行論述后，韋伯表達了他對于易北河地區農業轉型的雙重憂慮：第一重是階級層面的，即民族國家內部層面，他指出“階級斗爭在一段時間內會變得嚴重，最終會變得像在工業中那樣糟糕”；第二重是民族矛盾層面的，即民族國家層面。“自從廢除了禁止波蘭流動人口的規定以來，不僅出現了從普魯士向撒克遜的流動，而且還出現了從俄屬波蘭與加利西亞——有些甚至從遠自魏特勞之類地區——向東部省份的遷徙！”他驚異地指出，這些外國流民在邊境四省達到每年3萬人！具有強烈文化優越意識和民族國家意識的韋伯，堅持認為日耳曼民族的領土決不能在經濟發展和農業轉型過程中被斯拉夫人“蠶食”。
在雙重憂慮下韋伯主張國家干預。他認為國家要“改變雙方的特性，同時剝奪地主受托管理人的資格，這一轉變涉及一場大規模的人口重新分布，也涉及生產及工人的文化危險”。這里的“雙方”是指容克地主和農業工人，而改變的方式是調整土地財產關系。韋伯指出：“如果大型地產占據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五十的土地面積，這里所展示的經濟變化就不是無關宏旨的事情，也不是只有某種量的差別，而是恰恰相反。”德國東部土地過度集中于地主手中，而土地集中又有著重大的政治意涵。韋伯開出的藥方放棄了“土地財產的分配是一種政治與社會秩序的不可動搖的基礎”觀念，而主張土地國有化和內部殖民（意指屯墾）。“東部地區大土地財產不可能維持在私人手中。有這樣一種可能，即通過國家的機構系統地、漸進地，而非倉促地收購這些財產，將其轉化為國有財產，出租給富裕農場主并提供國家改良的貸款。……這顯然是一個主要的職責，而且從來沒有人以這種方式探討過這一職責。”在日后發表的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韋伯也依舊不遺余力地強調土地關系調整的重要性。
韋伯的這一設想幾乎與贖買政策無異。贖買政策原指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以一定代價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逐步轉為國有的政策。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設想過在一定條件下對資產階級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論及如何剝奪資本主義性質的大土地所有者時說：“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容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講過（并且講過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用贖買擺脫這整個匪幫，那對于我們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了。”中國的贖買實踐亦包括民族工商業贖買與土地贖買兩大領域。眾所周知，中國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了贖買政策。而其實，中國共產黨亦考慮過采用土地贖買政策以求用溫和的方式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標，相繼起草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年5月4日)、《關于要求各地答復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批示》（1946年7月19日）、《陜甘寧邊區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1946年10月）。這些文件對土地征購和土地公債進行了重要探索，后來在征購失敗和嚴峻的現實情境下才走向無償征繳的土改形式。土地贖買雖然只是短暫探索，但其中所蘊含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值得深刻回顧。
三、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從問題到主張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是韋伯1895年5月就任德國弗萊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時的演講。這篇演講稿是韋伯政見的直白流露，所包含的是事關民族國家與民族競爭的宏旨性問題。韋伯說，這次演講提供了一個機會，用以“公開地針對評價國民經濟現象的主觀立場進行個人闡述和辯護”。這篇講稿中帶有韋伯強烈的問題意識與憂患意識，主要論述了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關系、政治的擔綱者及國家的政治教育等話題。
（一）民族國家及其經濟政策
在論述民族國家及其經濟政策之前，韋伯首先澄清了一個被“誤解”的社會現象，即德國東部地區的移民問題的性質。這些從東部農業地區向西部工商業地區流動的移民，代表怎樣的社會現象和社會變遷？對于韋伯而言，德國東部莊園區的雇農流失是一個大眾心理學問題：這些德國雇農已經不再能夠適應莊園生活的社會條件了，雇農們的“自我意識”開始增長，開始渴望自由，有了對“遙遠的地平線的模糊向往”。這種遷移是自主性的，或者某種程度說是現代性的，而非是“優勝劣汰”的結果。
他的這一論斷是基于德意志帝國東部省份的農業經營現象。根據1880—1885年的統計數據，西普魯士省土壤肥沃地帶大莊園的雇農在大量外流，而與此同時，土壤貧瘠地帶的自耕農數量卻在增長。在西普魯士省，土質較好的平原上，莊園里的雇農主要是波蘭人，村莊里的自耕農主要是德國人；而到了土質較差的山地（德國東部），情況恰好相反，莊園里的雇農主要是德國人，村莊里的自耕農主要是波蘭人。不論在哪里，德國人都比波蘭人生活水平更高，能更“理性地種植”。在韋伯看來，對自由的向往使日耳曼雇農們選擇了背井離鄉，自給自足的生計模式以及物質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要求”使波蘭小自耕農在環境最惡劣的地方扎下根來。結果，德國東部的土地上出現了經濟不發達民族勝出的局面，他認為“出色的”日耳曼民族是出于社會組織或“種族優越”而無法適應低生活水平環境，才暫時失去了光芒。韋伯指出，物競天擇的結果，并不一定像我們當中的樂觀者所想的那樣，總是使更有經濟頭腦的民族勝出。在人類歷史上，經濟不發達民族勝利的例子實在不少，就德國而言，農業耕作模式轉變，以及農業面對深重危機的關系，使經濟不發達的民族走向勝利。韋伯就此提出兩點建議：一是關閉東部邊界，抑制外來勞工潮；二是將東部土地大量收歸國有，以取締那些依靠外來勞工的大莊園，防止國土“被貧窮落后的斯拉夫民族逐漸蠶食”。韋伯在此處并非想具體討論德國的農業政策，而是想通過例證說明，國家的經濟政策應從保護德國人的角度出發來制定，因為“我們的國家制度是一個民族國家”。對于“民族國家”的含義，韋伯在文中作了幾重界定，民族國家是“以民族統一為基礎的國家”，是“民族權力的世俗組織”，也是“民族的擔綱者”。國家對經濟是放任還是干預，實行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政策，都沒有一定之規，而應取決于國家利益的需要或民族利益的需要。“一個德意志國家的經濟政策，只能是一個德國的政策；同樣，一個德國經濟理論家所使用的價值標準，只能是德國的標準。”
韋伯的邊境法案與時下特朗普“建造的美墨邊境墻”的主張無比相似，歷史在此處相遇，只不過一端在19世紀的德國，另一端在21世紀的美國。農業經營問題、移民問題、民族問題、文化問題在此浮出水面，他們本質上是同一個問題，即民族國家問題。迪特·亨利希在《在康德與黑格爾之間》一書中有這樣的提問：“我走遍整個帝國，卻產生這樣的疑問，德意志，它在哪里？”這是在民族國家與文化之間所做的勾連，德國知識分子普遍持有的觀念是：發展文化必須倚靠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德國，德國的啟蒙運動在秉持理性、天才、進步等啟蒙理念的同時，關注的重點往往是德意志的統一與國家利益的實現。
在中國，民族國家問題的論述多半想超越這個框架，其現實基礎是民族國家框架不適應像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多民族國家的國家需要；但又無可否認，民族國家的框架和政策路徑依然是主權國家的基本政治實情。韋伯將農業發展、農業社會轉型置于民族國家的框架內進行的討論非常有啟發意義，可以提醒我們：農業發展與轉型不僅是經濟問題，亦是政治問題與國際問題，而遺憾的是這個問題常常被專家和大眾所忽視，甚或遺忘。
（二）政治經濟學與政治擔綱者
韋伯以“德國歷史經濟學派的嫡系傳人”自居，他進行了一番認真的自我審視，指出自己和同仁們采用的經濟分析出發點或許導向某些蓄意的價值判斷。如果自上而下地觀察經濟發展，學者會不自覺地成為政策制定者的辯護士；如果自下而上地觀察經濟發展，又會不自覺地為經濟上勝利的階級站臺。韋伯并不認同經濟的上升階級必將掌握政治權力的所謂歷史規律，并提出了“經濟權力與民族政治領導權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一個能夠領導民族的階級，必須具有政治上的成熟性，也就是說這一階級“按照他們的理解力，能夠把握本民族長遠的經濟政治‘權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況下把這一利益置于其他任何考慮之上”。民族國家的存在，不僅有經濟基礎還有心理基礎，她不僅是經濟統治階級的組織，還能夠團結那些經濟上受壓迫的階級。領導階級的存在，不僅有經濟理由，還有政治理由，他們除了要掌握經濟權力，還要成為“民族政治意識的擔綱者”。
即將就任國民經濟學教授的韋伯，堅定地維護國民經濟學的價值尺度，并對庸俗化的政治經濟學進行了猛烈抨擊。后者總是抱有對和平與幸福的樂觀主義期待，局限于生產和分配環節中的技術性問題，而忽視了各民族之間經濟斗爭的殘酷性。作為一門以“人”為對象、以“人的素質”為核心關切的學科，政治經濟學的價值判斷將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民族性，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他毫不掩飾地說，政治經濟學應當服務于政治——此處的“政治”，指的是“整個民族長遠的權力政治利益”。一代學者的使命在于為保存和提高民族的素質、為后代爭取生存發展空間而斗爭，而不是天真地相信經濟發展能解決一切問題。
在當時的德國，沒落的容克地主階級仍實行落后的封建統治，新興的市民階級尚未達到政治成熟，工人階級更是遠未成熟。韋伯坦稱自己是市民階級的一員，具有市民階級的觀點及其“理想”。他指出市民階級存在弱點，盡管市民階級的經濟實力已經壓倒了容克地主階級，但前者仍秉持“非政治”的特征，傾向于只注重經濟發展結果，不像地主階級具有一種政治本能，能夠為國家的權力利益作出貢獻。市民階級因其重經濟、輕政治，或是重經濟理性無政治遠見，被韋伯視為“政治侏儒”。而當“政治侏儒”的拙劣表演和小市民的市儈主義泛濫成災的時候，韋伯深感國民的政治教育已是一項不能延遲的重大任務，而他也有志于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承擔起這一重任。他嘆息自己未能生逢俾斯麥統一德意志的偉大時代，但作為當年的青年學者，他仍滿懷激情和使命，要為德國政治的理智成長、為德國的民族情操永葆其肅穆莊重而盡其所能。
四、德國農業資本化進程：發展、斗爭與階段
《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歐洲與美國的比較》是韋伯1904年訪問美國期間所做的學術報告。主辦方給定的話題是“農業社區”，可他卻更傾向于講“農業社會”。在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典型的農村社會結構已經難覓蹤影，只能看見企業家式的農場經營者和流動的農業工人。所以演講一開頭，韋伯認為“如果有什么值得研究的農村社會問題”，那就是“農村社區或社會，既然已經不復存在，能否復興，如何復興，以保持健康和持久的發展？”。
他的這一論斷建立在他對“農村社會”結構的分析之上，他認為美國已經沒有農村社會結構，美國的農夫是個十足的“企業家”，在農奴制廢除及土地安置問題得到解決之后，美國已然沒有真正的農村社會問題。這一論斷對于中國農業發展導向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流的中國農業現代化目標都是追隨美國的農業模式，而忽略了中美國情的不同。美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沒有典型的農村社會結構，這一論述真是振聾發聵。《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歐洲與美國的比較》討論了三個問題：一是對比美國與歐洲的農業社會轉型與發展的情況；二是論述德國東部和西部農村社會結構的差別及原因（從這兩對比較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與傳統力量的纏斗）；三是論述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所呈現的回流與保守。
（一）美國與歐洲農業社會轉型與發展形態對比
韋伯首先分析了美國與歐洲大陸農村社會結構的差異（表2）。傳統的力量在歐洲大陸產生和維持了一種獨一無二的人口類型，也使得歐洲的資本主義始終帶有集權色彩，不同于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平等的情況。
地域比較反映出農業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具有不同特質。在以當時歐洲大陸為典型的傳統社會，人們關心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養活最多數量的人；而在以當時美國為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人們關心如何以最少的勞動向市場供應最大數量的農產品。從資本主義的法則出發，傳統社會存在著人口過剩、效率低下等問題；而從傳統社會的倫理出發，資本主義對物質的過度迷戀、對資源的過度榨取同樣叫人難以忍受。
資本主義與傳統農業社會的沖突不僅僅停留于經濟層面，還會上升到政治層面：為政治和國家服務的貴族（live for politics and the state），會否從政治舞臺謝幕，讓位于靠政治和國家吃飯的（live on politics and the state）資產階級職業政客？在美國，二者的矛盾最終靠殘酷的南北戰爭得以解決，北方工業資產階級最終戰勝了南方莊園貴族，終結了北美的封建制度。然而在歐洲，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反對力量，遠比在美國復雜，不僅有傳統的農村貴族，還有官僚、教會、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等，前面三個天生對錢不感興趣、崇尚傳統倫理與價值，最后一個則直接與資本對立。
“現代資本主義式的競爭所產生的強大動力，與農業一股保守的反對力量相互沖擊。而也就是這新興的資本主義，強化了古老文明國家的農村反動力量。”盡管歐洲大陸也經歷過革命的洗禮，古老文明的遺產卻從未被徹底去除；資本主義在美國的曠野上所向披靡，到了歷史悠久、人口稠密的歐洲，它卻不得不與根深蒂固的傳統農村社會發生一番復雜的化學反應。
（二）德國東西部農村社會結構的差別及其原因
韋伯指出，歐洲大陸各種社會力量的反資本主義情緒，源于土地貴族和市民階層之間的沖突，而當時的土地貴族和他們的祖先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他用德國的例子來講述歐洲貴族地主階層的轉變過程，并以德國東西部農村社會結構的差別作為切入點（表3）。在13世紀和14世紀期間，德國東部和西部的農村社會結構是相對一致的，而16世紀以來，兩個地域開始出現差別，并且差別持續擴大。
這些差別產生的原因是什么？是歐洲革命浪潮導致封建地主制度的瓦解嗎？——東西部的差別早在革命之前就已顯現；是國家統治者和貴族政治力量的消長嗎？——雖說強大的統治者更能成功地保護小自耕農，但是在西部，國家的力量相當薄弱，貴族階層卻沒有吞并土地的念頭，這與國家統治者的介入無關。韋伯也排除了土壤的差異，甚至排除了種族之間經濟頭腦優劣不同的因素。他指出造成東西地區差別的關鍵因素在于歷史上形成的經濟環境要素，表4簡要歸納了兩大區域的經濟環境差異。
在數百年來形成的環境制約下，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不會因外力作用而輕易變化。1848年席卷歐洲的革命雖然動搖了封建地主制度，解除了地主和農民之間的支配與依附關系，卻未能改變“土地的命運”。東普魯士的土地仍然握在地主手中，沒有分給農民，否則兩萬多個大莊園——“普魯士當時僅有的資源”就會毀于一旦，國家就會喪失重要的物質基礎。畢竟“像普魯士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家，工業尚未發達，不能失去東部地主在行政上和軍事上的免費支持”。
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從東西部農村社會結構的差異中可以看到資本對傳統農業的影響。德國西部的農業生產具有勞動密集的特點，那里出現了面向市場的城郊小農戶，他們在生產效率上超過了雇工經營的大型農場，并成功地開展了合作社運動。可是在德國東部，資本密集型的農業生產占據主導地位，小農戶完全喪失了競爭力，合作的熱情也被經濟個人主義所淹滅。相應地，西部的土地貴族發展成為“地主”（Grundherren），通過地租、高利貸和捐稅來剝削農民；而東部的土地貴族發展成為“莊園主”（Gutsherren），先圈占農民的土地，然后雇傭農民來為他們耕種，將產出的谷物出口到國外。西部的“地主”能夠悠然地“從土地中榨取收入”“把農民當成生財工具”；而東部“莊園主”卻不得不兢兢業業、慘淡經營，時刻被世界市場上的價格起伏牽動著神經。
（三）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瓶頸
盡管美國的農業和農民未曾受到歷史傳統的束縛，韋伯仍然斷言，年輕的美國終有一天會遇到與古老的歐洲同樣的問題：“現代資本主義對于農業發展已達飽和狀態的古老文明國家所產生的問題。”所謂“飽和”，主要表現在地價飛漲、勞動力過剩、土地的邊際產出遞減等方面，通俗地說，就是人們不再指望通過農業發財了。此時的農業資本家的最優選擇是轉變為食租的地主，而不再投資于農業；經營者的最優選擇是租入土地，而不是在自有的土地上耕作；普通的小自耕農，要么選擇放棄土地，要么倒退回最原始的自給自足狀態，不再參與市場競爭。
置身于韋伯的時空中，我們可以說，昨天的英國，就是今天的德國，也是明天的美國。所謂 “英國式地主”，作為土地的壟斷者與出租者，追求的不是利潤而是地租。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相互分離的情況下，他們無須直面農業經營的風險，只消從居高不下的地價中獲得持久收益，即使農業危機來臨，也能穩坐釣魚臺。德國正處在變遷的過程中：一方面，容克地主變得越來越像資本家，以企業經營方式追求農業利潤。在地價上漲的壓力下，他們停止向雇農配給土地和發放實物報酬，轉而支付貨幣工資；不再雇傭長期工人，只在農忙期間雇傭散工；大量引進 “廉價”的斯拉夫勞工，迫使那些無法接受超低工資的德國雇農遠走他鄉。另一方面，資本家卻變得越來越像地主，他們大量收購土地，并通過“限定繼承”的方式暫時擁有貴族的姓氏和徽號，還玩起“編纂族譜”等種種制造社會等級的花樣。至于美國，韋伯一再預言，等到荒地墾盡、人口擁擠的那一天，曾經充滿冒險精神的創業者，都會想盡辦法變成不勞而獲的食租者。那時美國將面臨“嚴重的農村社會問題”，這種問題甚至不能像黑奴問題那樣用戰爭解決。
“工業壟斷和信托是無法持久的機制，生產條件不斷改變，市場上的資產價值也日新月異；工業壟斷資本也沒有集權特征和貴族政治的印記。然而，對土地的壟斷總會創造出一個政治貴族階層。”這番話揭示了一個深刻的農業經濟規律：當投資進入邊際報酬遞減的階段，各行各業的精英們都會走上土地占有的道路，因為這是保存和傳承財富的最佳手段，甚至是躋身統治階級的通途。而讓韋伯憂慮不已的“嚴重社會問題”，依然表現在種族或文化層面。當土地的經營者們完全從經濟理性出發來作決策，對于低成本勞動力的需求將會使得農場數目增加、東歐移民大量涌入，導致農村出現“無法被美國文化吸納的新人口”，發展出來的社區難以承載“盎格魯-撒克遜精神的偉大創造”。
對照德國農業轉型的過程，中國農業現代化、農民市民化與農地“三權”分置，無不與此進程有著類似的進程與動因。而其中，韋伯對資本發育到一定階段后，新興資產階級將會對土地產生渴望并成為“土地貴族”的論述，對中國的土地政策制定與實踐有重大的借鑒和警示意義。韋伯說：“大地產永遠是最基本的財富形式，因為即使是用于投機的貨幣也來自地產，而且通常大投機商也是大地主。”韋伯看到了土地作為財富之母的重大意義，因而他所關心的政治經濟問題、所提出的政策建議，都與“大地產”的命運有關。他主張應通過國家干預來遏制土地的私人壟斷，這是應對當時德國農業和農村危機的當務之急。面對中國如今資本大舉下鄉的局面，韋伯的主張依然有“盛世危言”的作用。
中國目前處于快速城鎮化進程中，每年有幾千萬名農民轉化為市民，農民身份轉化與職業的轉變、地權關系的調整及未來鄉村發展權利的主體性重構構成了新的時代議題。試圖通過資本下鄉、市民下鄉的方式來構建農業現代化，不僅是事關農村經濟利益分配的微觀景象，更是事關農業主體性選擇與農業出路的宏大敘事。
五、結語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解釋了西歐封建制度的緣起，其余三篇文章通過對德國東部地區社會變遷的結構性分析，刻畫了封建的經濟社會形態在資本主義沖擊下緩慢的瓦解過程。這本薄薄的小書承載了歐洲社會發育與轉型的厚重史實，而敘事的原點不是別的，正是農業和農村。如韋伯在《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歐洲與美國的比較》中所言：“如果一位美國人在研究歐洲時，忽略了歐洲大陸的農村問題，就會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韋伯非常重視農業社會研究。韋伯的農業社會學思想廣博、涉獵極深，體現了韋伯認知一貫的系統性與整體性，今日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理解與破解需要重回青年韋伯，回到原初的農業社會轉型、農業工人出現、資本下鄉與國家干預等基本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討論。
此外，韋伯的農業社會學論述與國家發展的關系極為緊密，如甘陽在《韋伯研究再出發》中指出的，“韋伯全部問題意識都是從當時德國大大落后于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這種焦慮意識出發的。‘德國韋伯’的這種歷史處境及其焦慮意識，不消說乃與我們中國人至今的歷史處境和問題意識有更多的相關性”。不論是古羅馬的衰亡、中世紀的降臨，還是19世紀末德國東部邊疆的勞工和移民狀況，又或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時可能出現的新式土地貴族，韋伯所關心的種種歷史與現實問題，都牽涉他在復雜國內外形勢下對“德國道路”，抑或說“德國出路”的思考。如今正值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時期，我們似乎能從韋伯探究的德國故事中，捕捉到中國農業社會轉型的過往。相信此時若能重新認識青年韋伯、深入挖掘韋伯的農業社會學思想，無論對于學術積累還是政策實踐都大有裨益。
(作者簡介：王海俠，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副教授；袁陸儀，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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