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緊緊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強調要以體制機制改革為牽引，完善產權制度、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經驗總結，也為深化農業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推動中國農業轉型，進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起步。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取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不但很快解決了困擾中國很久的糧食短缺問題，還極大地改善了居民的營養健康狀況。農業經營制度改革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改變了農業經濟結構，拉動了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和經濟社會轉型，使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同樣起始于農村，走的依然是先農村后城市的道路。價格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和突破口。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中國首先改革農產品價格，逐步廢除了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并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逐步確立了以“價格雙軌制”為重點的漸進改革目標。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從單純改價格到改革價格形成機制，逐步明確了供求關系和生產率變化對價格形成的重要影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
農業轉型，也稱經濟轉型或結構轉型，包括兩個相輔相成的維度：一是農業國的工業化，二是經濟體制改革。農業轉型是工業化或現代化的學術化表達。如前文所言，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業產業改革，使得農業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比如，為非農人口提供食物、為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通過特殊的土地制度促進城市化水平提升等。這些角色或貢獻深化了農業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之間的聯系，推動了中國從產品市場到要素市場、從市場體系到制度創新、從農村到城市的一系列改革。
中國農業已完成了為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的歷史使命，2023年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已經下降到7.1%，國家層面的現代化就在眼前。然而，《中國統計年鑒2023》數據表明，中國尚有24.1%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就業。由于農業與非農業勞動生產率存在較大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和發展水平差距明顯。因而，需要盡快推動現代生產要素和農業科技成果在農業部門的應用，讓工業化的成果反哺農業，縮小農業與非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差距，縮小城鄉差別，使農業真正融入現代經濟體系。
2023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已經下降到29.8%，消費者更加注重食物營養與健康，注重農業與農村的環境價值。由于農業生產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公共品屬性，單純靠市場本身，無法保證糧食安全和食物價格穩定，更無法發揮農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多元價值。因而，政府在不取代市場的情況下，如何找到讓市場更有效發揮作用的方法，并向生產者和消費者有效傳遞資源稀缺與產品過剩的信號，應該是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市場治理、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
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推動農業轉型的方向是：更加現代化、更有韌性、更具包容性。具體而言，應著重考慮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深化農業要素市場改革
農業要素市場涉及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土地和勞動力要素市場化是改革的兩個關鍵變量。中國農村改革起始于調整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當前農村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如何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系。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得益于幾次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農地征購制度改革。在將集體所有的土地轉變為非農業用地的過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建設城市、招商引資、發展工業園區，即所謂的“取之于農，用之于城”。也要看到，在這個過程中，依賴特殊的農地征購制度推動的城市化發展帶來了債務風險與金融風險的累積。實際上，依靠低成本土地推動城市化的過程基本已結束。需要重新定位土地的功能，深化承包地、宅基地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制度改革，發揮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緣于經濟體制改革激活了農村要素市場尤其是農村勞動力市場。家庭承包制度的建立，大幅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生產效率提升后，農業部門重新配置勞動力，這改變了以糧為綱的農業生產結構。農業生產結構改變所帶來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內的重新配置，并不足以吸收不斷增加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于是，政府逐步解除了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這才產生了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由于人口流動帶來農村勞動力數量減少，加上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廣泛應用，農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但是，由于長期存在的二元經濟體制，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遇到了體制與機制障礙，在農業產值份額下降的同時，仍然有24.1%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就業，阻礙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升。因而，需要統籌城鄉發展，更多地運用市場手段，改革那些阻礙勞動力流動和流動人口市民化的體制機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二、推動小農更好融入現代產業體系
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是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邁向現代化的關鍵。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是產業振興。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加快打造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高素質生產經營隊伍。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3月底，納入全國家庭農場名錄系統的家庭農場有近400萬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達219.7萬家。當前，應充分利用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成果，建立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小農生產方式轉變，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作為初級產品的提供者，農業對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影響是經濟轉型過程中被廣泛討論的話題。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結構轉型趨于完成），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對農業部門收入增長的影響越發突出。這是因為，相對于制造業和服務業，農業部門產品的價格黏性小，對給定的貨幣、匯率擾動往往會做出過度反應。中國即將邁進高收入國家門檻，農業受經濟周期的影響會越來越明顯，農業經營收益不穩定的問題也會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在經濟緊縮時期，相較于工業品，農產品價格在短期內下降更快，這將造成農業部門收入減少（Saghaian et al.，2022）。因而，在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過程中，要關注小農可能受到的影響，既要讓農業更好地融入國民經濟體系，也要實現經濟增長的包容性，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三、加快農業綠色發展轉型中的市場機制建設
生態文明是繼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文明新形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了綠色發展的理念。
由于農業資源環境的脆弱性、產權的不完整性和市場失靈，加上促進農業與食物生產的舉措有意無意給環境帶來的影響，農業發展潛在的環境外部性相當高。在綠色發展理念的引導下，中國農業發展已由“保障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的雙重目標，變為“保障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和保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重目標。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這是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強對土壤、農膜、畜禽糞污的治理，強化農業生態保護與修復，推進農業農村減排固碳，并不斷創新農業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轉型。中國在農業綠色增長方面的實踐，在為自身積累經驗的同時，也為全球農業綠色轉型提供了重要經驗。同時，也應認識到，中國對資源系統與食物系統之間的關聯尚缺乏足夠的考量，綠色生態發展的激勵機制尚不完善，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機制尚未形成。隨著氣候變化、生態可持續等議題不斷被納入雙邊和多邊貿易談判議題中，中國農業綠色發展面臨的挑戰將越來越大。在完善落實農業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的同時，要加快推進農業綠色技術的集成創新與應用，培育和發展綠色農業市場體系，健全綠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
四、促進糧食與食物消費轉型
傳統上，中國農業部門更多關注的是供給端，焦點是糧食生產。近年來，消費端的居民膳食結構與營養健康、糧食和食物減損與浪費等問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政府從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出發，強調要“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特別強調健全糧食和食物節約的長效機制。國際層面，2021年聯合國糧食系統峰會倡導食物生產和消費方式轉型，呼吁建設更健康、可持續和公平的食物系統，這些理念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決策層的認可。
中國在食物消費端的轉型面臨雙重挑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城市化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改變了中國居民的食物消費習慣，居民動物性食物攝入不斷增加。而且，總的食物消費尚未達峰。從營養結構上看，動物蛋白消費還有增長的空間。然而，膳食不平衡引起的微量營養素不足和超重肥胖廣泛存在。實現可持續健康膳食轉型需要在食物生產方式、消費體系、市場機制等方面共同發力。除了在生產端改變傳統的農業支持方式、更加注重研發投入、鼓勵創新以外，在消費端的轉變是實現農食系統轉型的關鍵。和許多國家一樣，中國也正在嘗試通過政策工具改變居民的食物消費行為。
食物消費相關的行為干預，其經濟理論基礎是個體消費行為帶來負外部性。中國已有的相關政策實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通過食育，引導或助推居民食物消費行為的改變；二是通過建立規范標簽、認證和食品行業的標準等法律法規，引導農業與食物行業向營養健康可持續方向發展。未來應該在市場機制方面做更廣泛的探索，促進居民與行業采用積極行動，改變居民不健康、不可持續的食物消費行為。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中國農業技術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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