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戰略選擇
【摘要】：中國農業產業升級勢在必行。然而，在實踐中存在一定的誤區，即忽略農業自身特點、忽略農戶利益，因為“互聯網+農業”的主導者是電商，改變的也僅是流通模式。本文認為，“互聯網+農業”確實會對農業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大戰略應該是“農業+互聯網”模式，這種模式也會利用互聯網平臺做到去中間化，但去中間化的利潤會回流到農戶手里，而不是新時代的新“中間商”，即電商。
【關鍵詞】：互聯網+；農業產業升級；電商；小農戶
中國農業發展到今天，已經亟需升級了。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農產品的質量上不去，我們在市場上難以購買到質優價廉的農產品。農產品的質量不佳，主要是因為小農戶缺乏提質增效的內在動力，因此在生產過程中會過量使用化肥、農藥以及各種化學品，比如滅草劑、膨大劑、生長素等之類的不利于人體健康的東西。盡管政府有監管體系，但由于監督成本較高，實際上效果并不明顯。這也不是說小農戶“心地歹毒”，主要是缺乏“激勵相容”機制。二是農業生產引發的環境污染等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有研究表明，我國的化肥使用量占世界的35%，相當于美國印度的總和。農藥的使用也有這樣的趨勢。農藥利用率僅僅為35%，比發達國家低10-20個百分點。那些多余的成分最終都進入到土壤和水體中，引起了環境的污染。黨和政府以及學界、企業界人士都認識到了農業產業升級的重要性，而且試圖通過一些政策設計來改變當下的這種局面。
中央每年的“1號文件”都是關于農業方面的，也提出了多種多樣的措施，比如鼓勵家庭農場、對規模經濟進行補貼，鼓勵高科技的農業產業園區，對農村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給予補貼，等等。這些措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改造生產端，并以此為手段推動農產品質量的改善。然而，實際上，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待商榷的。我們不否認確實生產出了一些優質農產品，但遠沒有達到價廉。與此同時，國家也認識到了流通端的重要，因此，也希望通過渠道的改造和升級來反向帶動農業生產端的進步。尤其是互聯網出現以后，人們都認為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春天馬上就要到了。
在目前關于農業的話語體系中，我們經常提及“互聯網+”。“互聯網+”是黨中央和國務院倡導的，希望藉此來推動中國各個產業的升級和發展，包括農業。人們曾經一度認為，只要互聯網進入到農業領域，農業很快就會改變形態，很快就會完成一個“羽化成蝶”的過程。當然，在這樣的表述中，我們也會習慣性地犯兩方面的錯誤：第一，把農業生產簡單化，甚至是等同于工業一樣；第二，忽略了誰是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真正主體，誰最有積極性和內在的激勵，誰應該受益。我們認為，如果讓這樣的認知偏差不斷延展，“互聯網+農業”的原初目的實際上是難以達到的，即農業產業升級最終不會成功，最多只是“碎了一地”而已。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我們認可互聯網對于農業的重要性，但在具體的模式設計上，我們不同意目前各種機制所訴說的美好。我們甚至認為“互聯網+農業”的思路是有問題的，主張推廣“農業+互聯網”的認知理念。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升級過程中，把廣大小農戶當家做主的訴求和愿望體現出來，才能讓他們有內在的激勵去改變現狀，農業的特殊性、復雜性也才能受到重視。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大業也才能完成。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的使命才可以完成。否則，依然是改變不了什么，風來風去，有些人飛了，但農業仍自顧自地“獨來獨往”。
“互聯網+農業”的模式創新和演進
本文所言的“互聯網+農業”，其含義指的是以互聯網電商為主體來整合農業資源的模式。互聯網時代，出現了很多平臺型企業，這些企業可以有效地降低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溝通成本，從而改變了原有的交易場景，或者說可以把線下的交易場景平移到網絡上。由于互聯網平臺不受時空限制，因此，理論上其可以成為一個無限擴展的巨大市場。平臺具有雙邊或者多邊網絡效應，容易形成產業的集聚效應也是它的最主要特色。
平臺具有天然的改善流通之作用。因此，它讓很多線下的商店生存艱難，也讓傳統的工業品流通方式發生了轉變。在傳統的習慣性的市場體系下，農產品的流通是建構在層層市場網絡之上，即產地經銷商從農戶手里采購農產品，這種采購或是在鄉村市場上，或是在農戶家里甚至是田間地頭完成的，然后運輸到更大的市場或者集散中心，由這一中心輻射到銷售地的市場網絡，最后通過超市或者其他基層市場來傳遞到消費者手中。互聯網電商看到了渠道改變的好處，因此，也試圖通過工業品電商平臺的方式來覆蓋農產品。流通體系不是孤立的，是與生產經營緊密相連的，互聯網電商也想通過流通體系的重構來讓農業生產體系發生改變，也就是升級。我們可以看到，通過幾代互聯網人的探索，農業行業出現了很多新業態和新模式，但從改造農業生產體系上進行觀察，應該說都不是很成功。
“互聯網+農業”這種模式在互聯網發展如火如荼的時候已經開始。2003年，淘寶網進入快速發展期后，高端有機農場與互聯網相結合的初期模式便開始盛行。通過互聯網讓有機農場與分散的高端消費需求實現信息匹配對接，通過物流送貨上門解決線下配送。這樣一種設計既符合當時的國家政策導向，也符合資本涉足農業的需求。從大的時代背景看，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對于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關注。一些人群有了對高端農產品的需求，但傳統農業的格局很難自然形成可靠的高品質農產品生產，尤其是小農戶生產在大家的眼里都是唯利是圖，不可能生產出優質農產品。通過建立生產基地的辦法來保障優質農產品的供給，然后利用互聯網尋找到潛在的高品質農產品的需求者，同時再通過通過物流配送實現農產品的上門。這種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覆蓋的客戶一定是“小眾”的，因為高端生產基地的農產品生產成本較高，比如要新建生產設施，要培訓技術與生產人員，要嚴格控制生產過程，這些投入最終都要分攤在產品成本中。“質優價不廉”的模式在市場中不具有擴展性。
而資本追逐利潤是沒有邊界的。于是高端有機農場加互聯網的模式逐漸被拋棄。與此同時，人們發現，實際上，由于中國氣候地理條件的多樣性，在傳統小農戶那里也有很多優質農產品。那么，我們為什么不直接利用這些生產端的能力，何必要自建生產端呢。于是，資本開始了新的模式探索，即生鮮電商模式。國家也認為這種模式值得肯定和推廣，并要假以“補貼”援手。很多生鮮電商聞到了巨額補貼的香味，于是紛紛加入到模式創新行列中。在實踐中，具體有三種：一種是C2C模式，即通過與比較好的生產園區或特色種植基地簽約，從而獲得可靠的產品來源；然后通過社區生鮮柜把產品配送到消費者手中。配送有的是園區或者種植基地完成，有的是電商自己完成。一種是B2B模式。這種模式利用了互聯網信息溝通成本低的優勢，縮短了農產品的中間流通環節。傳統的農產品渠道，存在著眾多的中間商環節，于是很多利潤被中間商瓜分。如果借助互聯網的去中間化優勢，縮短供應鏈，直接對接終端的集團消費群體（比如餐飲企業），那么傳統中間商的利潤就會被互聯網進入者截獲。再一種是B2C模式。這個模式是在近幾年開始逐步興起的。多數為傳統社區連鎖門店模式的互聯網升級。通過社交軟件強化與終端消費者的粘度，進而提高門店的營收能力。2016年，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后，大家蜂擁開始關注社區開店后，這個方式更是得到了快速發展。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相關技術的發展，自媒體社交電商開始風起云涌，比如拼多多等。這些電商也開始試水農產品。與此同時，線下的物流體系建設也越來越成熟。這些成熟的物流體系，尤其是冷鏈物流體系也為農產品的線上線下融合提供了支撐。主要有兩大類模式的創新，一種是農村電商模式，一種是社交電商模式。農村電商的從業人員很多都是農產品經紀人團隊，也有部分的農戶以及合作社經營者。他們利用各大視頻平臺，比如，抖音、快手等，在網絡上發布短視頻信息。這種模式的產品一般都是由產地直供，主打特色或優價，產品品類主要是一些借助于包裝可以經得住長距離運輸的產品。銷售對象主要以家庭客戶為主，當然也會做產品批發但是比較少。產品的配送主要以快遞物流為主。這種模式豐富了產品銷售渠道，有助于扭轉農產品“酒香巷子深”的困境。目前，這些短視頻已經發展成為直播帶貨，而為了在直播中帶更多的農產品，衍生出了專門打造網紅的MCN等機構。社交電商的模式滿足了一部分喜歡送貨上門的人的需求。于是乎，“微選”、“京東拼購節”、“淘寶特價版”、“云品倉”、易購拼團等等小程序紛至沓來，都想在農產品的流通模式改造上獲得利潤或者至少是流量。在互聯網平臺時代，流量就意味著價值和財富。應該說，生鮮電商經過幾年的發展后已面臨瓶頸，社交電商的產生和興起又為農產品的流通開啟了另外一扇窗。通過社交進行裂變式傳播的獲客路徑，可以讓社交電商得以用低成本把流量下沉到三四線的小城鎮，覆蓋了更廣闊的消費群體，這為解決農產品賣難問題，提供了新途徑。總之，自2017年起，以拼多多、抖音、快手為主要平臺，以社交裂變、直播、短視頻為主要展現方式的改造農產品流通模式的創新蒸蒸日上，并且他們還不斷表達著“電商興農”的信心和決心。
自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以來，線上和線下的融合問題以及物流體系如何建造、社區門店如何打造客戶粘性、增強覆蓋率和復購率等問題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農產品方面也是如此。其中，最為突出的為前置倉模式。從城市配送中心倉直接配送到客戶家庭，距離太遠，成本太高。而單個社區的線上消費量又不足以支持配送車輛直接送達，怎么辦，只好在一個相對較大的服務半徑里開設前置倉。這樣可以克服成本太高和覆蓋面太小的問題。于是定位于半徑3公里，半小時配送到家的前置倉電商模式新鮮出爐。阿里的“盒馬鮮生”本質上就是一種前置倉模式。前置倉模式雖然有了實踐案例，但總體上還處在不斷探索中。
通過以上的歷史追溯，不難發現，“互聯網+農業”的模式創新不斷涌現。確實，他們在改造傳統的農產品流通模式上有巨大的貢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能過高估計他們對農業產業升級的貢獻。很多政府官員帶頭搞直播帶貨，認為這樣就可以助農，這樣就可以改造傳統農業，比如，山東就有官員認為這是“濰坊模式”的升級版。很多學者也樂觀地認為，這些新模式和新業態對于農業產業發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很多媒體也在不斷吹噓這些創新模式對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扶農助農等方面的巨大優越性。然而，我們認為，這種模式也存在著巨大的局限性，不要讓資本的逐利性來破壞中國農業產業的大格局和大使命。
“互聯網+農業”模式的局限性
第一，主要改變的還是流通模式，對產業升級改造帶動不夠。改變中國目前的農產品流通體系對于全產業鏈的升級來說是非常必要的。我們一直認為，改造傳統的市場網絡體系對于農業產業發展價值非常大。因為在目前主流的市場網絡體系下，中間商獲得了巨大的差價，消費者購買農產品支付了較高的價格，但實際上給生產端小農戶的并不高，也就是說，農產品從田間地頭出來進入到市場時價格并不高。由于中國農產品數量總體上是供大于求的狀態，與此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矛盾。由于分散種植和分散決策，這種結構性矛盾往往就演變成農產品價格的“過山車”，即一旦供給不足，價格則快速上漲，而一旦供大于求，價格則迅速滑落。在這種價格劇烈波動中，作為生產者的小農戶往往是最受傷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談判的籌碼。以蔬菜種植為例。到了可以收割的時節，不管價格如何，都必須要賣出，蔬菜不能儲存，或者說儲存的成本非常高且價值不大。因此，售賣時節只能隨行就市。中間商根據總體的供求狀況，向下傳遞價格，他們雖然也會因為價格波動生意受到影響，但總體上，他們的資本不承擔風險，包括市場風險，以及農業種植過程中的自然風險。由于生產端和消費端中間存在著商人，因此，信息是嚴重不對稱的。這就使得我們過去常說的小農戶和大市場的矛盾難以解決。而中國的生產者在一段時間里都是小農戶為主體，即2億左右的家庭。這種局面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改變的，這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在這樣一種局面下，我們認為，改變農產品的流通體系勢在必行，而且是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關鍵。然而，目前的這種互聯網改造由于他們缺乏農業基因，對農業并不熟悉，且沒有長久的感情。作為資本方，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一種新的模式賺更多的錢而已，他們自身也并不愿意深度介入到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從之前我們的回溯可以發現，他們整合廣大小農戶的熱情并不高，頂多是自建生產基地，后期自建基地的熱情都沒有了，他們只是想跟一些固定的生產基地簽約，甚至是想盡可能地挑選農戶生產中還不錯的農產品，比如那些有地域特色的相對優質農產品。但這種對細分市場的強調和追求與中國宏觀的整體的農業產業升級無關。
第二，這種模式最終只能讓電商“增收”，小農戶也會某一個特定時期受益，但電商不可能把主要利潤留給生產者。我們以最近非常火的直播帶貨來說明這個問題。直播帶貨是三農達人或者是官員、企業家、以及相關網紅在網絡上通過直播的方式來售賣農產品的過程。與傳統的市場網絡熟人關系相比，這種直播的方式面對的市場更大，銷售也更為直接。很多人借助于這些直播能全面地、更直觀地了解到農產品的特性，進而產生購買欲望。流量大、粉絲多的大號、或者能夠更好地解答用戶疑問、能夠與客戶進行更好溝通的達人、背書能力更強的官員、企業家等，都能讓農產品有一個快速大量的銷售。但這種背書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農產品是否好取決于質量，而質量取決于生產過程，然而，這些知識做直播的人并不知道，消費者也并不確知，只是因為喜歡做直播的人或者一時沖動進行了購買。這種模式實際上不能持久。
在直播帶貨機制中，由于去中間化，小農戶的農產品也能賣上比傳統市場網絡更高的價格。比如，壽光的彩椒在當地售賣可能只賣到5元一斤，在網絡直播上可以賣到8元一斤。當然，直播農產品的價格需要比消費者在市場網絡上購買的要低一些，否則，消費者是沒有必要在直播上購買的。作為一種新型的渠道，小農戶在這方面是受益的，尤其是對那些因為信息不對稱而賣不出去的農產品來說，通過直播售賣出去，總比爛在地里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直播的這種定價也是受制于農產品供求市場大環境的，如果該品類的農產品嚴重供大于求，直播帶貨的能力也會大打折扣。而且，有些農產品是不合適做直播的，比如西紅柿、黃瓜等之類生鮮農產品，因為直播之后，物流公司的快遞員需要去選貨，打包，運輸，周期比較長。很多農產品在到達消費者手里時品質已經發生變化。退貨、補貨的情況也比較多。最后這些損失都需要由農戶承擔。其他的互聯網電商平臺最終都是同樣的利益分配格局。去中間化確實能夠創造出一些額外利潤，但在“渠道為王”的時代，生產端的小農戶不可能獲得主要利潤。電商作為一個企業，不會搞慈善，不論是大的電商，還是小的電商，他們都會是利潤的主要受益者。近一段時期，淘寶發布村播計劃的2.0版，計劃聯合山東、河南、浙江、江蘇、湖北、廣西、海南、重慶、陜西、江西、河北、云南、廣東、山西、遼寧、福建等16個省區市的商務和農業部門，在2020年共同孵化出20萬新農人。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直播帶貨。作為一種與傳統市場網絡渠道相競爭的新模式，其價值當然是存在的，就是改變了傳統的農產品流通體系和格局，但從利益分配機制上看，主要的受益者絕不是小農戶，而是電商。這點是毋庸置疑的，盡管對于一些農業滯銷品來說，對于扶貧來說，這種渠道的豐富確實能夠讓一部分農戶受益，但不可能改變目前小農戶沒有內在激勵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且，目前可以看到的收益可能隨著新直播電商的不斷涌入而逐漸消散。成為直播達人的門檻是不高的，很多人都會通過拍攝農業、農村、農民相關的生活、生產等內容上傳平臺來獲得人們的關注，從而讓自己有百萬級、數百萬級的粉絲群。平臺也會根據內容和需要培植一些三農達人。這些人在擁有了一定的粉絲數量后，就可以通過直播的形式銷售農產品或者是開微店的方式售賣農產品。但是由于進入的門檻較低，最后的結果就是粉絲數量越來越被稀釋，直播的流量成本越來越高，為了獲得利潤，電商就會壓榨生產端。小農戶最終可以獲得的利潤會變得越來越稀薄，最后與傳統的市場網絡達到一個均衡點。
為什么我們倡導“農業+互聯網”？
上文列舉了“互聯網+農業”模式的兩點局限性。這也是我們要提出“農業+互聯網”模式的根本理由。中國的農業產業升級還是要首先立足農業自身，然后借助于互聯網進一步優化出我們自己的特色，即不同于歐美，也不同于日韓的特色。但我們絕不可以不顧農業自身的特點而去單純地生硬地把農產品嫁接到互聯網平臺上，因為如果這樣，農業產業升級難以完成，互聯網風潮過后，留給農業的、留給農民的、留給農村的，仍是一地雞毛而已。
我們一直認為，生產者的內在激勵與其可能獲得的利潤有關。改革開放之初，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設計，農民的積極性一下子就調動起來了，主要是因為這種制度變遷規定：“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余都是自己的”。農戶有了剩余索取權，加上自己的生產經營自主決策權，他們有了足夠強的內在激勵來組織自己的生產。正是有了內在的激勵，他們“披星戴月”“早出晚歸”，別人鋤一遍地，他們鋤兩遍，地里邊的草比生產隊時期要干凈多了。他們對生產要素的駕馭能力也是較強的。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所言，農戶就是精明的企業家，他們會算計最后一個銅板。他們不是沒有理性計算能力，相反，他們能把他們手里的資源運用到極致。農業發展主要是現代要素，比如化肥、種子等進入到農業農村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也讓農業發生了“綠色革命”。農戶開始大量使用化肥，同時購買雜交種子，等等。這些行為的組合結果就是讓中國的農業有了一個根本的轉變，甚至完全超出了中央領導人的預期。中國工業化以來一直解決不了的糧食問題一舉解決，糧食再也不是“捉襟見肘”了，而是大大富余了，無論是作為原材料還是作為消費者的口糧，都足夠了。中國農業發生的這種轉變，根本的原因在于小農戶有了內在的激勵。黨中央的制度賦能讓他們覺得投入勞動、投入現代要素是有價值的。
但在互聯網時代，農戶的“賦能”渠道被阻塞了。由于多年來的欠賬，農業農村的投入是不足的，已有的一些投入還存在著巨大的浪費。我們對小農戶的關心和愛護也是不夠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很多人從骨子里就認為，小農戶是與現代農業格格不入的。他們愚昧、懶惰、沒有現代知識，不懂得高科技。這是多么痛徹心扉的“領悟”呀。也正由于此，我們一直提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所謂新型主體，最后都演變成截獲國家補貼的工商業者或者是農村中的所謂“能人”。這些錢最終也沒有在農業上落地生根，而是成為被套取的對象。最后，輾轉流出農業，流入到其他更加熱門，或者說利潤更高的行業。我們在農業投入上一直愿意強調社會資本，強調市場力量，但是社會資本為什么要來農業農村呀，農業真的是像很多人所鼓吹包裝的那樣是一篇藍海嗎？其實農業本身并不是，農產品腳下的土壤或許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確實能夠讓每一個人自由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斯密也說了，這樣做也沒有什么錯，放逐了自己就造福了社會。但農業作為一個正外部性較強的產業，作為一個投資時間長、利潤比較低的產業，真的只需要市場之手嗎？我們認為，過分強調社會資本，國家不投入，過分強調市場之手，政府不作為，這是不利于中國的農業產業升級的。
小農戶賺不到錢，尤其是在農業上賺不到，他們怎么可能有動力對農業去作出改變或者說升級。我們提出的“農業+互聯網”模式也要利用互聯網平臺做到去中間化，但去中間化的利潤會回流到農戶手里，而不是新時代的新“中間商”，即電商。這種機制并非不能做到。小農戶一旦獲得了大部分利潤，那么農業產值就可以增加了，他的積極性就增加了。由于平臺能夠起到溝通交流、增強信任等一系列的作用，以前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信用體系不完備的狀況就會改變。一旦消費者和生產者“面對面”，消費者和生產者就可以走出之前的“納什均衡”陷阱，[1]加上農業生產端對改變質量方面的技術的引進和采用，以及現代生產要素對小農戶的支持，最終會讓質優價相對廉的農產品出現。這就完成了農業產業升級。
小農戶是有能力作出改變的。而且，對于中國來說，農業產業升級的主體為小農戶也毋庸贅言。第一，小農戶數量眾多，這是一個不容幻想和更改的歷史事實。短時間內，他們不可能完全離開農業農村進入到城市中，因為工業產品的市場也不是無窮無盡的。第二，發揮小農戶的作用，是中國的一個歷史傳統。歷史上，我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優勢，這些優勢在新時代需要肯定和發揮，而不是拋棄。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古國，農業文明在世界上有著輝煌燦爛的成就，靠的就是小農戶的創造。比如，兼業傳統，他們通過兼業能夠讓農戶家庭“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意思是說，他們能夠借助于市場來補充自己的家庭收入，社會穩定、政治清明、經濟發展之時，他們就通過商品化生產、通過兼業來提高自己的利潤；社會動蕩、戰爭連綿、經濟衰退之時，他們就退回到自己的田園，通過耕讀傳家，來完成自己家庭人口的代際賡續。在互聯網時代，他們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靈活性作出適合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適應性改變。
農業產業升級要做什么？從本質上說，就是提高農產品的標準。比如，將現有的普通農產品標準提高到綠色標準、有機標準。實際上，在國外的農產品生產過程中，比如說日本，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也會采用農藥，才會使用化肥、也通過科技手段來提高農產品的產量，但是他們不會過量使用現代生產要素。原因是什么？其實不是政府監管嚴厲，而是他們的農戶有內在激勵不去過量使用這些東西。如果過量使用，他們的農產品的價格和信譽就會受到影響。他們的農產品都是可以溯源的，可以知道這是哪一個農戶生產的。價格不利或者信譽不好會影響到他們的收入。他們是通過合作社來對接消費者需求的。合作社也不是用所謂的龍頭企業包裝的，而是真正的合作社。合作社的成員負責與消費端，比如商超、菜市場網絡的對接，中間是成本加成定價，即加價的部分僅僅覆蓋流通中需要的費用，而不是過度加價。合作社的成員就是農戶自己。因此，農戶能夠在整個生產流通體系中獲得最大的收入。他們現在也有互聯網開始介入到這種傳統模式中，但主要的模式還是目前這種。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的啟示是，農業生產是農戶完成的，農戶改善產品質量，提高產品的標準化過程是可以通過制度設計給予他們內在激勵的。簡而言之，就是把農業產業升級的利潤留給農戶。這是農業升級需要做的產業鏈上的最基礎的工作。小農戶最懂農業，最有農業知識，也習慣性不會拈輕怕重，也不在乎“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腳泥”。他們的利益訴求非常簡單，自己生于斯長于斯，腳下的這片土地養育了自己，自己也要通過勞動回報這片土地。對于他們來說，農業不僅僅是生產，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生活。
在此我們還想再一次說明農業與工業的區別。盡管這種區別在多年以前已經有很多學者指出過。比如說張培剛，他就曾經強調，農業是“生長”的產業，農產品的需求不像工業品那樣，它們是收入彈性較低的，即隨著人們收入的增長，人們不會選擇更多的農產品進行消費，吃飽吃好就是一個邊界。[2]而工業品不同，為了方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很多工業品可以“無中生有”。工業品也容易存放，不像農產品，對時間的要求很高。農業生產需要“不違農時”，需要氣候、光照、土壤、水等各方面條件的高度配合。由于農業對于大自然來說，是敞口的，因此，還需要應對各種人們不可預測的自然災害，包括冰雹、旱災等，以及不可預測的其他災害，比如說蟲災等。因此，千萬不能小看了農業。曾幾何時，我們很多城里人或者說是小有成就的工商業者，以為農業很簡單，具有較好的規模經濟，但絕大部分人都折戟沉沙，能夠維持也是因為有國家的補貼，如果補貼終止，則立馬“煙消云散”。
也再一次強調一下小農戶的力量。歐美國家的大農場模式盡管看起來很美，但是也有學者經過研究發現，世界的農業也面臨著“再小農化”的過程。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曾經作為殖民地的發展中國家，都存在這種現象。[3]世界也遠遠不是“農民的終結”，農業產業工人并不是人們安身立命的普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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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信息不對稱，消費者傾向于購買價格便宜的農產品，因為他沒有辦法區分哪些是優質農產品，哪些不是，他只能憑借經驗來直觀判斷；生產者由于生產優質農產品也賣不上高價，因為，在市場上沒有辦法進行區分，因此他就沒有動力去生產好的農產品，只能通過增加產量來獲得更多的利潤。其結果就是消費者買便宜的質量次的農產品，生產者賣便宜的質量較差的農產品。生產者增加現代要素投入來開足馬力生產，結果就是農業對環境的污染越來越嚴重。這就是“納什均衡”。對于雙方都不是最優的選擇，但又無力改變。
[2]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9頁。
[3]（荷）揚·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農階級：帝國和全球化時代為了自主性和可持續性的斗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5-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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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簡單的設想和評論
我們強調“農業+互聯網”模式的意義就在于在“互聯網+農業”的高光時刻，在人人都在談論直播帶貨的興奮時刻，提醒大家注意農業自身的價值和農民，尤其是小農戶對于現代農業發展，對于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意義。
中國農業產業升級意義重大。即便是全球化比較順暢的時刻，我們也不要忘了農業生產對于一個國家的根本性。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一直都是很清醒的。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人要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碗里主要裝的應該是中國的糧食。其實，不光是谷物，我們要保證一定的自給率，蔬菜、水果、水產、肉、蛋、奶這些農產品也要保證一定的自給率，否則，就談不上糧食安全和國家安全。目前的逆全球化進程就證明了農業生產不能完全依賴于自由貿易，盡管從經濟理論上來說自由貿易很美。全球疫情的發展變化也說明了農業安全的重要性。安全不僅是數量上的，也是質量上的。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質量上的要求越來越重要。我們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已經到了那種可以吃點好的的時刻。消費升級的要求也需要我們重視農業產業的升級。
農業產業升級要有正確的戰略，要知道我們農業產業難以升級的痛點在哪里，需要知道我們應該怎樣進行制度變遷或組織機制設計，才能夠讓生產的主體有動力去做升級的事情。這種動力不能來源于監管，不能來源于說教，甚至不能來源于所謂的“示范園區”，而是需要給他們實實在在的利益，需要我們黨和政府轉換思想和認知，需要我們的學界轉換思路，否則，小農戶是失聲的，他們沒有話語權，他們所能做的，只是被動地適應。但作為一個大國來說，作為一個走向復興的民族來說，不能聽之任之，不能讓資本一遍一遍地在農業、農民、農村上“薅羊毛”。
我們不反對規模經濟，不反對大農場模式，只是中國未到此時。有很多人到國外參觀時，看到人家的農場，就艷羨地認為這就是中國農業應該有的樣子。實際上，這犯了一個認知錯誤，即錯把結果當成手段。也許再過幾十年，隨著中國工業化、信息化的進一步推進，非農就業的機會不斷增多，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越來越高。農村沒有那么多的人，農業領域的就業人口也逐年減少，就像日本等發達國家一樣。自然而然地，規模經濟在中國就出現了。小農戶自然而然地就轉變成了家庭農場，甚至是大農場，但這需要歷史耐性。但農業產業升級不能等，而且我們恰逢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那就是中國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看到互聯網平臺對于農業產業改造的力量，這是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但是如果忽略農業自身的特性，在模式創新上忽略了小農戶的參與和互動，讓小農戶僅僅成為配角，我們認為，這種創新對于農業來說還不到位，也完不成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的歷史任務，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和先進訴求。我們再次呼吁，讓“農業+互聯網”成為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根本戰略選擇。
【參考文獻】
[1]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荷）揚·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農階級：帝國和全球化時代為了自主性和可持續性的斗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3]阿里研究院：《平臺經濟》，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4]（美）黃宗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5]隋福民：《完整認識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6]（美）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7]隋福民：《小農戶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前線》2019年第7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秘書長，中國農業歷史學會農學思想與“齊民要術”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寧夏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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