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糧食安全是經濟穩定發展的“壓艙石”。從可供性、可得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等角度構建糧食安全綜合評估指標體系，對我國1993—2018年的糧食安全水平進行的評估結果顯示，糧食安全綜合指數變化經歷了“平穩—緩增—陡增”三個階段。深入分析發現，我國糧食生產及供給存在產能提升難、糧食自給率低、進口依賴性增強、貿易結構不平衡等安全隱患。因此，必須不斷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強化糧食生產技術創新、合理開發農業資源、加強農業國際合作才能確保糧食安全“壓得實”。
糧食安全是經濟穩定發展的“壓艙石”。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中國人要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裝自己的糧食”。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以“立足國內”和“適度進口”為核心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集中力量補上“三農”領域突出短板，持續抓好農業穩產保供和農民增收，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沖擊，黨中央提出“六保”任務，其中就包括“保糧食能源安全”。近年來，我國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多方施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國內糧食產能動力不足、進口依賴性較強等隱患也不容小覷，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蝗災、旱災等事件時有發生，多國封鎖港口、限制糧食出口，全球糧食供給及貿易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糧食不安全因素將大大增加。那么，如何捂實人民群眾“糧袋子”、守好經濟發展“安全線”，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深入研究、切實解決的重大課題。目前學界對糧食安全內涵的研究較為豐富，但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中存在主觀性偏差。因此，從國內外雙供、雙需視角考察糧食安全運行機制和規律，針對糧食獲得、產業穩定及可持續發展方面建立系統的指標體系，克服賦值權重主觀性因素較強的問題，并對我國糧食安全水平進行客觀評價，有利于為我國糧食安全研究領域提供新思路，為構建糧食安全保障體系提供理論支撐。
一、文獻回顧及問題提出
1995年，Brown Lester R撰文提出誰來養活中國的嚴峻話題，認為中國未來大量進口糧食，將引起國際糧價的抬高，對其他國家的糧食安全造成重大威脅，此后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備受關注。
國際上“糧食安全”的含義不斷變化、不斷完善。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1974年世界糧食大會上首次提出“糧食安全”問題，主要強調的是：保障生存和健康。1983年，FAO又提出，糧食安全就是要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既能買得到又能買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突出糧食可獲得性。1996年世界糧食首腦會議強調糧食安全的目的是獲取富有營養的糧食。2001年，FAO在《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報告中強調了糧食安全應具備的四性特點（可用性、可得性、穩定性和利用性）。此后，國際上對糧食安全概念的界定基本遵循了該思路。
中國政府及學者也積極探討“糧食安全”問題。1992年，國內對糧食安全強調的是數量、質量及結構等方面。1996年，《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提出糧食基本自給等14字方針。2014年，提出新形勢下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增加了“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等新發展目標。同時，有學者也從數量、質量、資源、生態、健康等維度，不斷豐富和發展糧食安全內涵。近年來，也有學者認為糧食安全的概念及目標應該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進行動態調整。
更多的研究成果認為糧食安全問題需要進行具體評估。2014年，FAO發布的《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報告》為此做出了卓越貢獻。該報告從糧食可供、獲取、穩定、利用等方面，共運用了31個指標，構建了糧食安全評估指標體系。2019年，經濟學人智庫(EIU)發布的《全球糧食安全指數》，從糧食可得性、糧食質量及安全性、獲取承受力、自然資源及恢復力4個維度選取26個指標，評估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糧食安全狀況。
我國學者豐富了糧食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內容和研究方法。在指標選取方面，有學者提出應從生產、流通及儲備、消費及營養、貿易4個方面考慮；部分學者認為應包括功能性、供給性和公共性等方面；還有學者則著重考慮數量、質量、資源和生態等方面；近年來，逐漸開始兼顧長期與短期目標，并提出數量、質量和價格安全要平衡。在研究方法選擇方面，多采用加權平均法、單方程總合法、層次分析法等研究中國糧食安全水平，針對性地建立預警體系。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發現，國內外學者對糧食安全內涵及評估方法的研究及討論較為充分，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糧食安全應從多角度審視、多維度評估，評估方法多側重定量分析。現有研究成果的積極意義在于：闡明了糧食安全是全世界面臨的嚴峻挑戰；糧食安全問題可以評估和預測、預警；多維度看待糧食安全問題有利于構建“糧食人類命運共同體”。
本文在繼承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當前國際環境、中國國情及糧情，力求對國內糧食安全情況進行客觀評價，旨在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提供理論基礎。其創新點包括：一是將進口貿易、財政支持、生態治理等方面的指標納入糧食安全評價體系中，深入分析26個指標對糧食安全影響程度；二是為使評價體系更加全面及完善，將可供性、可得性、穩定性及可持續性作為糧食安全評價一級維度，并將其細分為貿易安全、結構安全、資源投入及生態治理等8個二級維度，探索提升糧食安全等級需把握的要點；三是運用熵值法，觀測1993—2018年來國家糧食安全的總體情況。
二、對我國1993—2018年糧食安全水平的評估
（一）評估方法及維度
基于系統性、科學性等原則，通過兼顧產業、經濟、社會及生態效益等維度之間的平衡、統一，從可供性、可得性、穩定性、可持續性4個維度，運用熵值法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結合新形勢下糧食安全內涵擴展（更注重可持續性），對我國1993—2018年的糧食安全水平進行評價。
（二）指標體系的建立
為了綜合反映糧食安全各維度的特征，借鑒2014年FAO發布的《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的分析框架，緊緊圍繞可供性、可得性、穩定性、可持續性4個一級評價維度，設置8個二級評價維度及26個具體指標構建我國糧食安全評價體系（見表1所示）。
（三）糧食安全指數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與標準化。X1-10、X13、X19、X20依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得出；X11、X12、X14、X24-26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得出；X4、X15根據WIND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得出；X16-18、X21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comtrade）計算得出；X22來自于《中國財政年鑒》；X23來自于世界銀行網站。選取數據應盡可能涵蓋完整時間尺度，反映長期發展趨勢，但1993年前以及2018年后部分數據不可獲得，因此，以1993—2018年作為研究窗口討論中國糧食安全水平。
以上涉及多個維度，因各維度的指標量綱不同，所以先進行標準化處理指標。正向指標處理方式為：Xij′=(Xij-minXj)/(maxXj-minXj)，負向指標處理方式為：Xij′=(maxXj-Xij)/(maxXj-minXj)。
2．權重確定及指數合成。采用1993—2018年共26年數據，經標準化處理的指標數據組成原始矩陣：
由表2可知，糧食安全評價體系中可供性、可得性、穩定性以及可持續性4個一級維度的權重系數對應為36.57%、25.39%、13.83%、24.21%，對應我國糧食安全影響程度由大到小分別為糧食可供性、可得性、可持續性、穩定性；同時，8個二級維度所占權重各不相同，其中數量安全、質量安全、經濟條件及資源投入明顯對糧食安全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大；此外，具體指標中，國內生產總值、大豆播種面積/三大主糧播種面積、用于農業綜合開發的中央財政資金、農用化肥折純量、道路密集度、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糧食受災面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應的權重系數均大于5%，糧食產量、糧食庫存消費比、人均耕地面積所對應權重也在4.5%以上。以上計算結果客觀反映出了我國糧食安全存在的短板及問題。
3．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基于上述糧食安全評價指標和權重，結合現有文獻研究成果，構建指標等級評價標準的模型。首先，采用方法建立評價標準，即確立等級界值。模型如下：
l表示等級界值，α表示評價標準系數，且0＜α＜1，選取α=0.2、α=0.4、α=0.6、α=0.8作為安全等級界值。由此，將安全等級由低到高設置為Ⅰ級（高風險）、Ⅱ級（較高風險）、Ⅲ級（一般安全）、Ⅳ級（較高安全）、Ⅴ級（安全）。
再將糧食安全評價指標經過標準化處理，計算出糧食安全及可供性、可得性、穩定性及可持續性4個維度的評價等級閾值，其對應安全等級Ⅰ、Ⅱ、Ⅲ、Ⅳ、Ⅴ級的區間值分別為［0，0.034)、［0.034，0.042)、［0.042，0.050)、［0.050，0.057）、［0.057，1］；［0，0.010)、［0.010，0.013)、［0.013，0.015)、［0.015，0.017）、［0.017，1］；［0，0.005)、［0.005，0.010)、［0.010，0.015)、［0.015，0.020）、［0.020，1］；［0，0.003)、［0.003，0.004)、［0.004，0.005)、［0.005，0.007）、［0.007，1］；［0，0.007)、［0.007，0.011)、［0.011，0.014)、［0.014，0.018）、［0.018，1］。
最后采用加權函數，計算1993—2018年我國糧食安全綜合指數及4個維度的安全指數，公式為：
其中，R為各維度安全指數，n為指標數，S代表糧食安全總和指數，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4.我國糧食安全趨勢演變分析。從表3和圖1可得知，糧食安全綜合指數的變化趨勢可分為“平穩—緩增—陡增”三個階段，且與糧食可供性指數的波動趨勢基本一致，與上文計算出可供性維度所占權重最大的結果相吻合。糧食安全綜合指數從1993年的3.01%增長至2018年的6.28%，增長了2.09倍。其中，可供性指數呈波動上升趨勢，2003年是最低水平，2017年則最高，其走勢與我國從2004年開始糧食產量取得“十二連增”的成績相吻合。可得性指數呈現不斷上升趨勢，1993年至2018年期間增長了54倍，反映出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較少出現“買不起”“吃不飽”的情況。穩定性指數在研究期內呈波動下降趨勢，反映出我國糧食貿易及結構不穩定，且安全指數持續下降。可持續性指數從2007年開始不斷上升，反映出我國開始加大農業投入力度以及重視生態治理。
1993—2002年，我國糧食綜合指數波動小，安全等級較低。該時期糧食播種面積增加，產量穩步增長，人均占有量及庫存消費比較高，農藥、化肥及塑料薄膜較少使用，保障糧食可供性；該時期進口依存度較低，糧食進口額占比及糧食進口量占比均較低，保障糧食穩定性。2003—2012年，我國糧食安全綜合指數波動上升，安全等級不斷提高。雖然在2003年前后，面臨糧食播種面積驟減及自然災害，并在2007年遭遇全球經濟形勢大波動，但2006年以后取消農業稅等惠農政策實施，如《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頒布等，我國糧食安全有所提高。2013—2018年，我國糧食安全綜合指數呈穩步上升趨勢，且安全等級在較高水平。截至2018年，我國糧食產量經歷了“十六連豐”，產量最高時可達66160.7萬t，人均占有量達到470多kg，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們收入不斷提高，使糧食可得性指數較高。近年來我國政府在農業綜合開發方面的投入只增不減，并加大力度治理農業生態，糧食產業可持續性指數增長較快。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糧食對外依存度逐年上升，近幾年超過了15%。
三、基于評估結果對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分析
從評估結果看，近年來我國糧食安全綜合指數呈上升趨勢并處于較高水平，但深入分析各個維度，發現在可供性、穩定性及可持續性方面暴露出亟待解決的安全隱患。
（一）可供性方面
產能提升難度加大，糧食自給率較低。一方面，自2003年起，我國不斷頒布農業發展利好政策，刺激糧食產量穩步增長，但糧食總產量的連增勢頭在2015年出現轉折，同時，人均糧食占有量從2003年的333.29kg一路增至2015年的480.57kg，增長了44.19%，但從2016年開始出現下滑跡象，反映出糧食持續增產的難度提升。另一方面，如圖2所示，2008—2018年，我國糧食自給率、谷物自給率和口糧自給率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波動。其中，谷物能滿足基本自給要求，自給率維持在95%—100%之間；縮小糧食統計口徑，我國口糧自給率遠超過了安全水平線，滿足“口糧絕對安全”的要求。但按照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糧食”（Grain）來分析的話，發現其自給率上下波動幅度較大。2014—2018年，糧食自給率均低于95%，最低的2017年為86.39%。
農業勞動力減少，呈現老齡化、女性化特征。從圖3可看出，在1993—2018年期間，我國鄉村就業人員減少了1.44億人，同期，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也大量減少，占鄉村就業人員的比重從77.6%一路下滑至59.3%。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2016年，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累計30天以上的人員數（包括兼業人員）比2006年減少8.7%。同時，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及女性化嚴重。在2018年我國全國鄉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達到13.84%，老年撫養比達到20.74%，鄉村地區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直接影響農業從業人員的年齡構成，導致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2000-2019年，我國農業勞動力中女性比例一直在48%左右，而世界農業發展水平較高的阿根廷、美國、以色列、巴西等國農業勞動力中女性比例在10%-25%左右，我國農業勞動力中女性比例較大的局面有顯著的“男工女耕”特征。因此，農業就業人數減少、勞動力老齡化及女性化導致糧食生產中的勞動力供給減少，進而制約糧食生產。
糧食生產不具規模，機械化水平不高。一方面，我國糧食生產主體分散、組織化程度低。截至2016年末，我國農業經營戶20743萬戶，但規模農業經營戶僅有398萬戶，占比為1.92%。且多數個體、民營等市場主體，位于農村腹地，交通、通訊基礎設施較差。而美國等發達國家，以規模化農業經營主體為主，比例接近90%。另一方面，使用農業機械，以更高效率的種植方式，可提高種植質量，但由于我國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發展滯后，到2019年綜合機械化率為70%，而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已全部實現了農業機械化。
科技力量介入困難。在土地、人力等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甚至縮減的情況下，科技投入是提升糧食產能的突破口。雖然我國大力推進科技興農，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在2019年達到59.2%，但與農業發達國家比還有差距，如美國2006年就達到80%以上，以色列目前達到96%以上。究其原因，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是重要影響因素。從國家科技成果網公布的數據可看出，農、林、牧、漁業產業化應用的科技成果比例從2014年54.8%下降至2018年的46.57%，因此，科技作為農業生產要素的自身價值并未充分實現，且其他生產要素的科技支撐也不足。
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機制不完善。我國推行農業支持補貼政策，旨在支持耕地地力保護，但補貼范圍針對性不強，逐漸成為普惠性的收入補貼，導致“種糧農民”向種植經濟作物轉移，不利于糧食產能提升。隨著國內外糧食市場變化，我國臨時收儲政策導致糧食質量參差不齊，最低收購價不斷攀升會破壞糧食市場秩序，最低收購價下降則不利于糧食產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等諸多矛盾在逐步顯現。因此，“政策失靈”導致資源配置扭曲，糧食安全格局失衡。
化肥、農藥及塑料薄膜使用過量。2018年我國農用化肥施用量為5653.4萬t，農作物畝均化肥施用量大約為20kg，相比世界畝均化肥施用量8kg差距明顯；2018年我國農藥原藥生產量達到240.02萬t，農藥使用量高達150.36萬t，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3倍；2018年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達到246.48萬t，相對于1993年的70.7t增長了2.5倍，年均增速為10%。化肥、農藥及塑料薄膜使用過量，導致糧食作物賴以生存的土壤和灌溉水體受到污染，源頭污染直接影響其質量安全。
（二）穩定性方面
種植結構不平衡，大豆供需缺口大。從圖4中可看出，1993—2018年，主要糧食種類播種面積及占比都出現波動。稻谷播種面積基本在2667萬hm2以上，尤其近幾年都在3067萬hm2以上，占主要糧食播種面積比重的變化幅度較小，為30%左右。小麥播種面積明顯減少，玉米種植面積整體呈上升趨勢。小麥由1993年的3027萬hm2減少到2018年的2427萬hm2，減少了23.37%，占比從2000年開始低于30%，近5年占比僅為23%；玉米則從1993年的2067萬hm2上升到2018年的4213萬hm2，增長了104%，占比從1993年的20.8%上升到2018年的40%，最高時可達42.1%，從2007年開始占主糧之首。大豆的播種面積及占比都是最低，從2008年開始，其播種面積占比一直低于10%，且近年來有持續減小的趨勢。目前，國產大豆產量僅相當于進口量的16%~18%，大豆供需嚴重不平衡，急需調增大豆種植面積。
進口結構不平衡，大豆進口激增。如圖5、圖6所示，我國主要糧食進口在品種結構上呈階段性變化。1992—1996年，我國以進口小麥為主。從1997年起，小麥進口數量所占比重大幅降低，大豆取而代之成為糧食進口中的主力軍，并一直保持至今。而大豆進口量則一直呈現激增趨勢，從1992年的12.07萬t增長至2018年的8804萬t，增長了將近730倍，進口比重居高不下，甚至在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峰99%，我國也成為一個大豆消費嚴重依賴進口的國家。反觀三種主糧的進口量，在近10年來，基本維持在200萬t~400萬t之間，進口比例基本都在2%~5%之間，呈現平穩態勢。
國內供需處于緊平衡狀態，進口依賴性增強。雖然利用國際糧食市場調節國內糧食余缺的做法已趨于常態化，但我國糧食進口依賴性逐年增強，體現在進口規模持續增長、進口量占世界糧食出口量的比例加大、對外依存度及進口集中度增強。國際貿易環境日趨復雜，糧食作為戰略性物資，一旦主動權掌握在出口方，我國糧食安全將會受到威脅。我國糧食進口總量激增（見表4），從2008年的4131萬t增長至2018年的11555萬t，增長了2.7倍，年均增速為27%，增速較快；主要糧食進口量在世界出口總量的占比從1993年的2.89%上升到2018年的20.13%，增長了近7倍；我國糧食進口對外依存度呈波動上升趨勢，已經從1993年的1.62%上升到2018年的16.49%，增長了10倍以上；我國谷物前五大進口來源國所占進口市場份額持續保持在80%以上，在2014年甚至超過90%，其中，自美國、澳大利亞進口額排名保持前二，且這兩國占我國進口市場份額一半以上。從表5可以看出，2018年以前，我國大豆主要從巴西、美國和阿根廷進口，進口份額占總進口市場份額的95%左右，2018年，加拿大取代阿根廷成為我國的第三大大豆進口來源國。
全球農業政策失衡，國內糧食產業發展受阻。在現行WTO框架下，擁有糧食生產和貿易優勢的歐美等發達國家，對糧食補貼力度較大、補貼方式多樣，最終壓低自產糧食價格，在全球糧食供求體系中保持價格優勢，增強自身競爭力，并擠壓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和出口能力。如美國關于農業補貼范圍包括研發、生產、營銷、貿易等；2000年至2018年，政府經常性支出項下的農業補貼累計高達2700億美元，年均142億美元。2000年至今歐盟平均每年財政補貼農業300億歐元以上。日本有8大類農業補貼方式，即收入補貼、出口促進補貼、六次產業補貼等；2001年至2018年，日本總共用于農林水產省的財政支出高達5.3萬億日元，相當于農林漁業GDP的一半。在這種不對稱的競爭中，部分傳統糧食出口國失去出口優勢，甚至變為糧食進口國，影響國內糧食市場穩定性。
國際環境復雜性、不確定增強。一是國際期貨市場不穩定。世界糧食市場價格可通過期貨途徑對國內糧食供給產生影響。我國大米、小麥、玉米雖然實施的是進口配額，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國際市場影響。此外，國際投機資本在商品市場套保、投資、投機等虛擬交易日漸增多，增加了糧食安全的風險系數。二是貿易摩擦時有發生。為維護我國利益，利用相關的反制手段，可能會波及糧食正常貿易。在2018年3月新一輪中美貿易摩擦拉開帷幕后，我國決定對美國霸凌主義做法進行反制，加征關稅的產品范圍擴大到糧食品種，而大豆受影響最大，短期內由于大豆及其相關產品價格上升，直接影響中國物價指數（CPI）及以其為主要中間投入品的下游產業，最后損害國內消費者利益，對國家糧食安全造成威脅。三是全球突發事件時有發生。比如蝗蟲災害及全球突發公共衛生等“黑天鵝”事件，糧食出口國臨時采取限制出口措施，進口國開始未雨綢繆，供求失衡導致國際糧價異動，短期內會引起國內民眾情緒的恐慌，長期依靠別國的供給將會面臨“卡脖子”風險。
（三）可持續性方面
我國農業自然災害頻發。一方面，我國糧食生產對自然災害的抵御能力比較弱。我國旱澇災害頻率增加，尤其干旱情況呈明顯加重。同時，極端天氣頻發會引起病蟲害。這些不確定性、極端事件對我國糧食安全造成極大的隱患。另一方面，我國水土流失嚴重，截至2019年，有273.69萬平方公里的土壤發生了水土流失，糧食主產區諸如河南省等地也難免其害。在水土流失的過程中，隨之流失的還有氮磷鉀等肥料，并使生態環境惡化，加劇旱澇災害，導致農業的生產條件遭到很大的破壞。
水資源匱乏。目前，我國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而更值得關注的是水資源南北方分布不均的問題。我國南方地區水資源相對豐富，占全國總量的80%，北方地區水資源相對稀缺，僅占全國總量的20%，但是南方耕地面積卻很少，僅占40%，北方耕地面積卻占到總面積的60%。部分國家級糧食主產區水資源匱乏尤為嚴重，如，山東和河南兩省的人均水資源量還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4。因此，干旱現象愈發嚴重，加大了糧食增產難度。
耕地面積大量減少，且存在大量撂荒。2009—2018年，我國耕地面積持續減少，人均占有率減少了3.95%。同期，我國糧食播種面積整體趨勢在上升，但在2016年出現轉折，2018年播種面積較2016年減少219.2萬hm2。如果按照現有的糧食單產來計算，相當于減少了1232.12t的糧食，等于減少了9686萬人口糧食消費量。不容忽視的是，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農村人口的析出、耕地污染、自然災害等導致近年來我國不少農地處于顯性或隱性撂荒狀態。因此，堅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是艱巨的任務。
四、提升我國糧食安全水平的建議
糧食安全是國家的生命線，并且在“六保”任務中居于前提性及基礎性地位。在疫情沖擊下，將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且緊迫。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認清當前國內外環境形勢、凸顯糧食安全憂患意識、規避糧食安全“灰犀牛”、增強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是當務之急。
（一）加強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障糧食安全的可供性
一是提高產業化水平，深挖增產潛力。培育種糧大戶和糧食生產龍頭企業，并鼓勵農戶與生產經營企業聯合，形成產銷合作模式，發展規模經濟，通過延長生產鏈條降低經營成本。二是加強“事前保險”及時性，注重“事后補貼”針對性。將農業保險服務業務與縣鄉村三級基層組織相結合，及時準確進行“田間定損”以降低保險交易成本。同時，農業支持補貼政策由普惠制向規模經營體傾斜，構建災害補助響應機制，制定補貼標準。政府補助對農業企業的盈利質量、發展能力、盈利能力都表現出了正向促進作用。三是強化糧食生產技術，重視研究成果推廣。利用遺傳、生物和信息等高新技術培育優質品種，開展糧食生產污染防治、糧食清潔和無公害生產等優化生態環境技術，構建糧食產業鏈產學研融合的平臺，提高科技成果轉換率。四是注重學科規劃建設，打造高水平科研隊伍。將育種、資源與環境、糧食加工等學科積極納入國家重點學科建設范疇，注重與國外高校、研究機構合作，建設糧食安全研究的高端人才庫。
（二）強化糧食貿易國際合作，增強糧食安全的穩定性
一是促進糧食進口市場多元化，降低地域集中度。優先考慮與中國政治關系更穩定的國家，降低國際地緣政治因素帶來的制約和影響。二是簽訂糧食貿易長期協定，保障糧食進口量充足。積極與主要產糧國簽訂5—10年的糧食貿易協定，確定年度基準數量、價格以及變化率，減少因突發事件導致的糧食貿易大幅波動。三是加強糧食種植的國際合作，開辟海外種植基地。與諸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糧食種植水平高的國家進行國際合作，提高中國糧食種植水平。同時，積極承租國外土地用來生產、加工糧食，鼓勵本土大糧商“走出去”，與東道國企業開展投資合作，增設“海外糧倉”。
（三）完善綠色糧食生產體系，提升糧食安全的可持續性
一是控制農藥化肥侵害，嚴格治理工業污染。加大對化肥、農藥工廠的監管，幫助農民更新施肥知識，提高農藥化肥利用效率。對于水源、基本農田保護區的排污工廠及超標排放污染大氣的單位，利用經濟杠桿促進企業治理污染。二是嚴守耕地紅線，盤活閑置土地。建立耕地面積監測信息化平臺，加強監管力度。同時，盤活農村閑置土地資源，提高利用效率。三是科學規劃水利基礎設施，合理利用水資源。維護、改造和新修高標準的水利基礎設施，根據水源的余缺程度，針對性地建設灌溉基礎設施。
（四）構建糧食產業預警機制，提高糧食安全的應急能力
一是完善數據采集體系，構建安全評價模型。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圍繞生產、加工、消費、貿易、庫存等數據開展監測，對接國際統計口徑，夯實數據基礎，開發針對糧食安全評價的模型及算法，構建完善的評價指標體系。二是及時預測安全趨勢，加強完善預警模型。根據供需平衡、價格波動等實時動態，有效預測在不同空間與時間維度的糧食安全趨勢。利用大數據健全預警指標，完善農業災害、產銷匹配度、產業運行風險等預警模型，并進行分級評估及仿真模擬。三是建立信息發布平臺，合理進行前瞻指引。建立嚴格的信息發布預告和審批制度，一旦發現市場異動，及時預報糧食安全的警情狀況，增強市場透明度，提升糧食調控精準度。與糧食生產加工者積極互動，幫助其解讀新政策法規，正面回應熱點及難點問題，及時了解公眾反饋，發揮數據信息的引導功能，促進市場平穩運行。
作者李秀香系江西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西財經大學環境與貿易中心主任；和聰賢系江西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博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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