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摘要：鄉村振興戰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政策文本分析發現，該戰略在對鄉村角色的定位上基本超越了工具主義、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上基本超越了城市中心主義、在發展目標的設置上基本超越了經濟主義、在實施方式的選擇上基本超越了物質主義。準確理解和把握這些特征，對于科學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及切實提高實施成效至關重要。同時，這些特征也深刻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走向。
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工具主義；城市中心主義；經濟主義；物質主義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重大國家戰略。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2018年1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印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戰略意見”），同年9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下簡稱“戰略首部規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1]。鄉村振興戰略再度升溫，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特點議題。未來五年，我國料將掀起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高潮。[2]
為進一步提高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效果，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鄉村發展，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討該戰略的理念基石及其主要特征。因為，在什么意義上理解鄉村振興戰略，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如何對待鄉村振興戰略。科學闡明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層理念支撐，仍是當前重要任務。而且，這也是提煉和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基礎工作。鄉村振興戰略怎樣看待鄉村，怎樣界定城鄉關系，將做什么，將怎么做？其對這四個問題的回答與以往的“三農”頂層設計有何不同？政策文本分析發現，相較以往相關政策安排而言，該戰略在理念上實現了諸多歷史性突破，主要表現為：在對鄉村角色的定位上基本超越了工具主義、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上基本超越了城市中心主義、在發展目標的設置上基本超越了經濟主義、在實施方式的選擇上基本超越了物質主義。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積極信號。然而，鄉村的切實全面振興，依然任重道遠，需要政策與理念的盡快落地落實，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懈合力探索。
一 超越工具主義
鄉村振興戰略在理念上的第一個歷史性突破是：其在對鄉村角色的定位上基本超越了工具主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明確承認鄉村作為人類社會本體之組成部分的地位。戰略首部規劃不但指出鄉村本身是一個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綜合體，而且指出鄉村與城鎮之間存在互促互進和共存共生的關系，二者共同構成現代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突出強調鄉村絕非人類社會可有可無的附庸或飾件。二是明確承認鄉村作為國家本體之組成部分的地位。戰略首部規劃明確指出，鄉村興衰事關國家興衰，無論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言，還是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看，“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3]。三是明確指出實現鄉村振興亦是民生福祉本體的組成部分。戰略首部規劃認為，農業是否強盛、農村是否美麗、農民是否富裕直接關乎億萬農民的“三感”即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將“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列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即“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其與“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等共同構成民生福祉的主要指標[4]。
這一認識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此之前，鄉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大致先后扮演了三種工具性角色。詳情如下：
其一，“實現原始積累的工具”。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鄉村和農業主要被用作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工具。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不但工業破敗、經濟凋敝，而且遭受帝國主義的政治打壓和經濟封鎖，不得不依靠自力更生重建國民經濟體系，不得不依靠自我盤剝完成原始積累，而一旦選定工業化發展道路就不得不選擇鄉村為城鎮發展提供服務、農業為工業提供支撐的模式。[5]
其二，“化解風險的工具”。從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末期，鄉村和農業一度被看作化解國內外風險的工具。中共中央于1998年發布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加大對“三農”工作的力度，有利于“提高農民購買力，擴大內需和確保國民經濟增長保持良好勢頭”以及“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中增強回旋余地”。[6]回顧歷史，該文件出臺的宏觀和中觀背景是：亞洲金融危機暴發，導致我國出口增長明顯放慢；國企改革進入縱深發展階段，產生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工人；1998年局部地區發生特大洪澇災害，造成歷史上罕見的嚴重損失；與此同時，全國范圍內不時出現農民抗稅抗糧現象，集體上訪頻次陡增，有的地方甚至發生圍攻和焚燒基層政府辦公大樓的惡性事件，基層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7]。
其三，“反哺對象”兼“拱衛城市的工具”。21世紀初期，鄉村擁有“雙重身份”。一方面，鄉村和農業成為“反哺對象”。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除了指出“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外，還強調要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式來逐步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并就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出了部署[8]。時至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繼續堅持“利益讓渡”范式，提出要在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以及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上下功夫[9]。在此期間，我國取消了農業稅，農民負擔切實減少，鄉村迎來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一些將鄉村和農業當作汲取資源之工具的情況。例如，國家征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然后利用壟斷一級土地市場的優勢產生土地價格“剪刀差”，再例如，農民工的實際收入與城市工人實際收入之間的“剪刀差”。[10]事實上，這些新式、隱性、或多或少的“剪刀差”一直以來都在為我國城市化的提速和工業化的加深默默地提供著土地支撐和資金保障。
二 超越城市中心主義
有觀點認為，縱覽我國百年現代化歷史，其基調始終是工業化，工業剝奪農業、城市剝奪鄉村在此期間漸成常態，甚至固化為一種特定的社會體制。[11]這種觀點不乏偏頗。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城鎮化和工業化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戰略中的確占據至高地位，鄉村和農業則基本扮演服從與服務城市和工業的角色，城市中心主義傾向十分突出。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初期，城市中心主義傾向逐步成型。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工業化、城鎮化戰略更是凱歌高進，鄉村和農業則似淪為“閑棋冷子”。盡管198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我國作為一個擁有十億人口（其中八億為農民）的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推進過程中，既不能因為農業生產情況有所好轉就放松對農業工作的管理，也不能因為農業基礎建設周期長、見效慢就減少對農業領域的應有投資，更不能因為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比重逐步下降而否定農業在其中的基礎地位。[12]但在隨后長達17年的時間里，未見類似的“中央一號文件”。究其原因，主要包括：
其一，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語境中，農業貢獻明顯乏力。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但此時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遞減，不再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87年，我國全年工業總產值是農業總產值的3.1倍；1995年，根據新的統計口徑，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19.7％，第二、三產業分別占49.0％、31.3％；2003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下降至14.8%，第二、三產業則分別上升為52.9%、32.3%。
其二，在城鎮化戰略快速推進的背景下，鄉村必定走向終結幾成共識。1996年，國家統計局在當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中首次明確公布城鄉人口結構情況：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22389萬人，其中城鎮人口占29．4％、鄉村人口占70．6％；2001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27627萬人，其中城鎮人口占比升至37.7%、鄉村人口降至62.3%；2003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29227萬人，其中城鎮人口占比達到40.53%、鄉村人口僅占59.47%。可見，1996年至2003年，我國年均城鎮化率高達1.59%，反過來說，鄉村人口年均流失率高達1.59%，與之一同發生則是大批鄉村的凋敝和消逝。
進入21世紀，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得以提出和踐行，鄉村和農業再度受到重視。一個積極信號是：2004年，我國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發布《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旨在通過有力舉措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13]自此，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部署“三農”工作的傳統得以恢復和沿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鄉村和農業在這一時期還是被認為是工業化和城鎮化框架中的問題，城市中心主義色彩尚未完全褪去。
鄉村振興戰略則不同，其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上基本超越了城市中心主義，同時，在調整城鄉關系的路徑上嘗試超越“城市利益讓渡”范式，而這正是該戰略的第二個歷史性突破[14]。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鄉村、農業與城市、工業的地位趨于平等，前者服從和服務于后者的主張逐步式微。該戰略意見對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模式所做的界定是：在要素上能實現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在產業上能夠實現互促共榮，在功能上能夠實現互補融合。另一方面，鄉村、農業工作與城市、工業工作的權重趨于平等，前者份量嚴重輕于后者的局面有望扭轉。該戰略意見對新型工農城鄉工作關系模式所提出的要求是：不但要做到工農、城鄉“一起抓”，而且在統籌部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各項重要工作時要賦予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權”。
三 超越經濟主義
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三個歷史性突破是：其在發展目標設置上基本超越了經濟主義，將“堅持鄉村全面振興”作為基本工作原則，宣示要“努力譜寫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15]。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設定“全成員”目標。該戰略意見強調要切實把維護好全體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及促進全體農民的生活富裕作為實施戰略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但要做到發展依靠人民，還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終堅持共同富裕方向，不斷促進社會公平和增進民生福祉，努力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設定“全系統”目標。該戰略意見強調要統籌謀劃鄉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密切關注六大子系統之間的關聯性和協同性，并加以整體規劃和部署。三是設定“全要素”目標。該戰略意見強調要按照“二十字方針”的總要求推進鄉村振興，并闡明了各要素的定位和功能，其中，“產業興旺是重點”，“生態宜居是關鍵”，“鄉風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礎”，“生活富裕是根本”[16]。四是設定“全維度”目標。該戰略意見強調要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和“農民全面發展”，并提出“到2050年，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目標全面實現”[17]。
值得注意的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不但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而且提出了“十四五”時期要實施“鄉村建設行動”，重點啟動綜合服務能力提升、村鎮規劃建設、鄉村基礎設施改善、生態環境整治和農民素質優化“五大重點行動”[18]。從中可以看到，“堅持鄉村全面振興”原則得到持續踐行。
毋庸諱言，在鄉村工作目標上實現對經濟主義的超越也非一蹴而就。回顧歷史，此前的涉農政策安排均有比較鮮明的經濟主義傾向。
改革開放初期，鄉村經濟發展進入我國重要政治議程。1982年至1986年，黨中央國務院以“一號文件”的形式相繼發布《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和《關于1986年農村工作的部署》，涉及實施包產到戶制度、放活農村工商業、疏理流通渠道、取消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和增加農業投入五個問題，無一不在經濟范疇。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鄉村經濟發展淡出我國政治議程。如前所述，這是因為，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話語獲得壓倒性優勢的背景下，由于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以及鄉村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占比逐年減少，農業和鄉村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不再保有原有地位。不過，這并未影響經濟至上原則在鄉村的踐行。而且，由于經濟主義在鄉村大行其道，鄉村社會整合顯著降低，鄉村生態遭到嚴重破壞，鄉村文化一度扭曲，鄉村最終成為經濟至上和發展主義的“犧牲品”，“三農”問題最終走向“問題化”。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逐步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19]的“二十字要求”，協調推進農村“五大建設”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黨的建設，但依舊堅持認為“必須堅持以發展農村經濟為中心”，反復強調發展農村經濟對于農民家園建設、擴大內需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裨益。經濟主義（包括工具主義）的色彩顯然尚未完全褪去。
四 超越物質主義
在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總體安排中，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主要強調的是貫徹“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其中，“多予”即“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不斷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少取”則具體指“2006年在全國范圍取消農業稅”。[20]物質主義傾向相當明顯。
而在鄉村振興戰略意見的文本中，一方面，認為實施戰略必須解決資金來源和資金保障問題，為此，不但需要加大資金投入力度，而且需要不斷加強資金投入保障制度建設和投融資機制創新；另一方面，突出強調要多管齊下，充分發揮非物質、非金錢手段和方式的作用，表現出超越物質主義的努力，而這一點正是該戰略的第四個歷史性突破，具體表現為：
其一，主張“堅持黨管農村工作”。該戰略意見強調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切實發揮黨在農村工作中總攬全局與協調各方的作用，而為此需要不斷優化黨管農村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切實抓好黨內相關法規建設工作。
其二，主張“堅持農民主體地位”。該戰略意見強調要尊重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用足用好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鄉村振興提供量足質優的人才支撐。
其三，主張依法推動鄉村振興。一方面，該戰略意見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實施戰略過程中要堅持依法行政原則，切實增強法治思維和法治意識，充分發揮法律在維護農民權益、規范市場運行、農業支持保護、生態環境治理、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等方面的作用，同時，注重總結提煉，逐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嘗試建立專項標準體系。另一方面，該戰略首部規劃強調，要不斷創新宣傳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法治素養，引導廣大群眾依法依規參與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其四，主張發揮道德激勵約束機制的作用。該戰略首部規劃強調，要深入挖掘鄉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科學構建符合新時期新要求的鄉規民約，并籍此引導廣大農民加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提高，努力營造德法相濟的良好局面。
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核心特征
伴隨富有“四重超越”特征之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推進和實施，我國鄉村必定迎來新的發展機遇，該戰略首部規劃提出的要“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21]三重目標料將實現，全面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任務料將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探索料將邁出新的步伐。但在此還需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否定以往“三農”頂層設計并非本文旨趣
理解的深度決定站位的高度和行動的效度。幫助相關利益主體如何更好地理解鄉村振興戰略，切實提高戰略的實施效果，才是本文之目的。而且，客觀評價以往“三農”政策安排，至少要考慮四個方面的因素：一是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回顧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歷程，從其發端到到20世紀中期，工業化和城市化主張始終是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以及新現代化理論中的“主旋律”，鄉村和農業議題不但處于邊緣地位，而且始終被視作從屬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問題，鄉村和農業則長期以來被當作汲取資源的場所和有待清除的對象，只是到了20世紀中后期和21世紀初期，面對現代化實踐所造成的始料未及的系列問題與危害，人類才開始反思現代化理論及其相關政策的限度，后現代化理論才應運而生。二是專項政策的從屬性。惟有把以往“三農”政策放到當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政方針中去考量，才能準確理解、把握和評價當時的鄉村政策安排。三是現實條件的許可性。先進理念的踐行必須要有合宜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為基礎。當前，之所以可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因為其具有“根本政治保障”“堅強制度保障”“雄厚物質基礎”“深厚文化土壤”和“扎實工作基礎”五個“較好條件”[22]，而在此之前顯然存在條件不充分和不成熟的情況。四是歷史的合理性。從總體看，從根本上講，我國以往“三農”政策是合理有效的，農業、農民、農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否則我國也難以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不過，歷史的合理性取代不了時代發展的新要求。如果繼續沿用老觀念和老作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中勢必增加新障礙。
（二）“超越”并非簡單全盤否定
在對鄉村角色的定位上超越工具主義，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上超越城市中心主義，不是要將城鄉割裂開來，更不是要將城鄉對立起來，而是要徹底改變將鄉村視作棄用兩便之工具的想法和做法，強化鄉村本體理念，深刻懂得推進鄉村振興是加強人類社會本體建設的應有之舉，同時，堅持城鄉平等原則，樹立城鄉工作實為“一體兩面”且享有同等權重的的意識，騰出應有精力和資源抓好鄉村工作，進而積極探索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有效途徑，全力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在鄉村發展目標的設置上超越經濟主義，既不等于在工作中不要設定經濟目標，也不等于不要重視經濟增長，更不等于不要抓經濟工作，而是要進一步強化和踐行系統觀念和統籌理念，深刻反思以往踐行經濟主義造成的嚴重后果，徹底改變只重視經濟效益而輕視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效益的想法，切實矯正只重視經濟工作而忽視其他工作的做法，科學制定經濟社會發展綜合目標，統籌推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真正實現六大系統的協同發展和鄉村的全面振興。
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方式的選擇上超越物質主義，并非在戰略實施中無需投入資金，而是要結合當前實際著力解決好兩個問題：其一，“不能只盯著錢”。鄉村全面振興是一項綜合性、復雜性極強的工程，絕非砸錢就能解決的問題，惟有多管齊下,物質非物質手段并用，才能確保實現預期目標。正如有學者早就指出的，“充分調用國家資源、農村制度資源、傳統資源以及各種可資利用資源,是建設屬于農民的鄉村的關鍵”[23]。其二，“怎樣把錢用得更好”。全體相關利益主體的參與，多元手段的運用，不但能夠節約經濟成本，而且可依次實現“在用中激活”“在用中提升”和“在用中振興”非經濟資本的目標。例如：通過發揮黨組織在戰略實施中的領導作用，可逐步摸索出一條新時期黨對鄉村工作實現科學有效領導的路子；通過發揮農民在戰略實施中的主體作用，可逐步收獲鄉村人才的振興；通過發揮法律手段和道德約束機制的作用，可逐步收獲鄉村法治化水平提升和鄉風文明建設的推進。后疫情時代，無論財政刺激政策放松或趨緊均需注意這兩點。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核心特征
鄉村振興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黨和國家事業全局，深刻把握現代化建設規律和城鄉關系變化特征，順應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24]所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的確，該戰略的提出和實施，不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自覺性、戰略選擇的前瞻性，而且還彰顯其治國理政的成熟性。有此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探索充滿陽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特在哪兒？答案尚在實踐之中，但是，上述“四重超越”特質必定深刻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走向，以下三點也因此而需倍加注意：
其一，鄉村振興不容輕慢。當前，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均在80%的比例。作為超大型內陸國家的我國，城市化率達到多少最為合適？我國是否也應設定一個高指標并朝著既定方向努力？既然要實現高比例的城市化還需推進鄉村振興嗎？不得而知。但是，無論我國城市化率設定為多少和達到多少，都不能任由鄉村走向凋敝破敗，也不應留下一個凋敝破敗的鄉村，而應始終保有一個欣欣向榮的鄉村，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的應有樣子，也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理性選擇：從國外看，當前美國、德國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民粹思潮泛濫、社會抗爭運動風起云涌，無一不與城鄉差距難以彌合有關。鄉村凋敗破敗成為導致社會撕裂、國家認同解構的重要原因之一。慘痛教訓和前車之鑒不容忽視。從國內看，一則鄉村振興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大局（見本文“超越工具主義”部分的相關分析）。二則鄉村振興事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變局中，不穩定和不確定性顯著增加，我國在鄉村所實施的土地制度（即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鄉村所擁有的人口承載能力和有待挖掘的就業空間，使得鄉村具有城市不可替代的價值，為我國留下了獨特和難得的戰略回旋空間。也正因如此，鄉村振興應是一項常抓不懈的重要任務。
其二，共同富裕方向不容更改。“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5]。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重要本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特點,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動搖的基本原則[26]。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始終應將“讓億萬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作為工作目標，并朝著這個方向不斷努力。為此，一方面，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做好新時期農村扶貧工作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對接，防止農民群體內部兩極分化現象加劇；另一方面，要關注城鄉結合部農民群體，加快城鄉融合發展步伐，切實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防止這個群體因失地或（和）無業返貧。共同富裕不能落下城鄉結合部的農民群體，國家治理現代化不能落下城鄉結合部的治理現代化。這個區域，兼具城市和鄉村兩個場域的特點，問題更復雜多樣，治理難度更大。伴隨未來鄉村建設“五大行動”尤其是“強化縣城綜合服務能力，把鄉鎮建成服務農民的區域中心”的啟動實施[27]，城鄉結合部料將激增，這個特殊而敏感區域的治理理應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其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容動搖。“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28]]。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鄉村振興戰略意見強調，堅持黨管農村工作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既是一種政治自覺，也是一種理性選擇。這是因為，政治、組織、制度保障是推動戰略實施的關鍵之關鍵，沒有堅強有力的黨的領導，戰略實施難以順利推進，沒有政府的適時適當介入和制度化安排，鄉村全面振興難以實現。而伴隨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推進，亦可為黨在新時期下如何科學有效地實現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尤其是對鄉村和基層工作的領導積累寶貴的經驗。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扶貧領域腐敗問題及治理研究”（17BZZ087）；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科研項目“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2019ZDGH014）】
參考文獻：
[1][2]《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01版。
[3]《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人民日報》 2018年9月27日，第01版。
[4]《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01版。
[5]吳理財：《近一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鄉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第3期。
[6]《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98年第26期。
[7]吳理財：《近一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鄉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第3期。
[8]《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9日，第01版。
[9]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第01版。
[10]吳理財：《近一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兼論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鄉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第3期。
[11]吳理財：《近一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兼論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鄉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第3期。
[1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1986年第5期。
[13]王興國、徐光平、樊祥成：《惠農富農強之策——改革開放以來涉農中央一號文件之策梳理與理論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4頁。
[14]劉祖云、周銀坤：《城市利益讓渡:鄉村振興的一個理論命題》，《社會科學》2018年第05期。
[15]《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公報》2018年第02期。
[16]《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公報》2018年第02期。
[17]《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公報》2018年第02期。
[18]《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01版。
[19]《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公報》2006年第02期。
[20]《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公報》2006年第02期。
[21]《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人民日報》 2018年9月27日，第01版。
[22]《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人民日報》 2018年9月27日，第01版。
[23]賀雪峰:《建設屬于農民的鄉村》，《河北學刊》2017年第04期。
[24]《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人民日報》 2018年9月27日，第01版。
[25]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26]王偉光：《走共同富裕之路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選擇》，《紅旗文稿》2012年第01期。
[27]《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01版。
[28]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1日，第01版。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國家治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社會學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視野》2021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