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技術給農業農村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促進了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發展以及農村公共服務的創新供給。但是，較城鎮地區相對落后的網絡設施與服務水平、相對較慢的產業數字化進程、相對滯后的數字技能培育體系，限制了數字技術向農業農村滲透的廣度與深度。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是順應時代變革的必然趨勢。為加快我國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應合理布局和加快推進農村網絡設施建設，補齊農村數字基礎設施與服務短板；加速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在農村的發展，推動互聯網從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全面擴張；構建面向農村的數字技能普及體系，縮小城鄉之間分享數字紅利機會和能力的不平等，讓新一輪科技革命能夠更多更公平地惠及農業農村農民。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數字技術應用；農業農村發展
當前，以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為核心內容的數字經濟與數字化轉型浪潮風起云涌，給全球經濟和人們生活帶來了全方位的沖擊。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6.2%，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67.7%，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拉動力。數字技術對各行各業的影響越來越大，給農業農村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不僅促進了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發展，而且推動了農村公共服務的創新供給和鄉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但是，相較于城鎮地區而言，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與數字經濟發展依然存在著基礎設施、應用服務、數字技能等多方面的短板，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點仍與大部分農戶的生計聯系較為薄弱。農業農村數字化發展水平的滯后，以及城鄉數字鴻溝的出現，可能成為抑制農村部分低技能群體發展的新障礙、擴大城鄉發展差距的新因素。為更好更公平地享受數字紅利，應當從加強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民數字技術應用能力等多方面入手，遏制和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努力讓農業農村農民跟上全社會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時代潮流。
現有文獻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帶來的影響，如“互聯網+”對農業的影響、數字經濟下的農業生產性服務、數字農業模式，互聯網與農村居民收入提升、數字金融與農村居民創業行為等，但是，全方位、系統性分析農業農村數字化現實狀況、影響機理與推進策略的文獻不多。特別是考慮到當前愈發凸顯的逆全球化趨勢、數字經濟對于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廣大農村地區作為數字經濟潛在發展市場的戰略縱深意義，加速推動農業農村的數字化轉型進程，能夠成為立足國內大循環、促進雙循環強有力的政策抓手。全面深入研究農業農村數字化發展現狀、問題與舉措，顯得尤為緊迫與重要。鑒于此，本文系統梳理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中的表征、影響機理、突出問題等內容，并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以期為未來一個時期深化農業農村數字化的理論研究、推進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實踐、構建數字鄉村提供有益借鑒。
一、我國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的現實表征
數字化轉型與數字經濟的興起為農業農村發展帶來了巨大變革，數字基礎設施與服務不斷向農村延伸，數字技術逐步滲入農業生產和流通等環節、公共服務與鄉村治理等領域，不僅促進了農業的轉型與升級，而且推進了公共服務均等化和鄉村治理效能提升。
（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供給水平大幅提升
農村網絡設施建設與服務供給的不斷提升，為數字化轉型創造了條件。“寬帶中國”“普遍服務”等計劃的實施有效提升了我國數字基礎設施與服務的發展水平。與其他基礎設施相比，數字基礎設施在農村的滲透發展速度更快、應用成本更低。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寬帶發展白皮書（2019年）》與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9年我國行政村通光纖率、貧困村通寬帶率、行政村4G覆蓋率均達到98%及以上，固定寬帶人口普及率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5G網絡建設與商用步伐加速推進，并逐漸向西部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延伸，全國開通5G基站已超20萬個，將實現全國所有地級市5G網絡覆蓋。持續改善的數字基礎設施，為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奠定了基礎，推動了農業農村跨越式發展。在資費方面，持續推進的提速降費保障了大部分農民能夠享受到較好的信息通信服務。截至2019年6月，我國固定寬帶月戶均支出資費、單位移動數據流量平均資費較2014年分別下降32%、90%，綜合資費價格在全球處于偏低水平，遠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二）“互聯網+”在農業農村得以廣泛運用
電子商務興起使得“互聯網+農業農村”在助農興農方面發揮的作用日益顯著。“互聯網+”在緩解農產品滯銷、帶動鄉村創新創業、促進鄉村產業轉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業農村部信息中心與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研究院發布的《2020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報告》顯示，2019年，我國農村電商有近1300萬家，縣域電商零售額達到30 961.6億元，同比增長23.5%；其中，832個貧困縣網絡零售額達2392億元，同比增長33%。“直播帶貨”“內容電商”等新業務、新模式在農村地區廣泛推廣實踐，進一步發掘了農業農村的多元價值，不僅塑造了一批農產品品牌，而且有力帶動了農村非實物產品的銷售。例如，字節跳動通過“山貨上頭條”“山里DOU是好風光”等短視頻與視頻直播專門欄目，打造了20款具有標志性地域特征的農產品品牌、9個貧困縣文旅品牌，幫助152個貧困縣美景好物走出大山，幫助超過10萬貧困人口實現增收。同期，精準農業和智慧農業集成了先進感知與遙感、數據采集與傳輸、人工智能決策與預警等數字技術，在生產環節的應用程度愈發成熟，有助于加速農業生產方式變革，促進農業生產提質增效。
（三）數字技術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數字技術改變了政務、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為農村地區提供了低成本的優質資源共享渠道，成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資源高效化配置的重要依托。“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行動計劃穩步推進，加速推動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在醫療領域，我國所有的三甲醫院均開展了遠程醫療服務，并覆蓋所有貧困縣縣醫院。依托健康扶貧動態信息系統，建設了全過程健康服務大數據平臺，為貧困人口提供優質便捷的健康管理服務。例如，微醫平臺搭建全國基層醫生遠程醫療協作平臺，覆蓋了全國2700多家重點醫院、28萬名醫生、7500多組專家團隊，向基層醫生提供遠程診療、遠程培訓等服務。目前項目已經建設互聯網會診中心36個，互聯網基層接診點58個，服務人口66.15萬人。在教育領域，教育衛星寬帶傳輸網直接服務近1億農村中小學師生，實現全國6.4萬個教學點數字教育資源全覆蓋，解決了400多萬農村和貧困地區教學點學生因師資短缺而開不齊、開不好課的問題。教育部聯合多部門和企業，研發推廣“語言扶貧”APP，幫助少數民族青壯年農牧民學好普通話。截至2019年9月，全國已安裝“語言扶貧”APP人數達28.8萬。“互聯網+語言扶貧”項目，成為實現穩邊富民、帶動民族地區貧困人口脫貧增收的有力抓手。
（四）數字化和網絡化加速鄉村治理效能提升
以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成為鄉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新途徑。數字技術推動了農村政務服務電子化，越來越多的行政事務、信息發布采用了線上辦理方式，提高了鄉村基層工作效率。例如，浙江省德清縣依托大數據和地理信息技術，打造“數字鄉村一張圖”，以精準防控解決了社會治理、資源環境整治等難題。有些地方正在積極探索農村集體資產大數據平臺建設，利用信息化提升清產核資效率，精準掌握村集體資產運行情況，以實現鄉村資產管理數字化。為強化鄉村治理數字化，全國已建成村級益農信息社29萬個，以幫助農民享受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務。以騰訊“為村”為代表的智慧鄉村平臺通過整合數據，打造“黨務村務”功能板塊，建立信息發布通道，開展移動互聯網能力培訓。截至2019年6月，“為村”覆蓋了全國29個省份的11 882個村（社區），在疫情防控期間成為農村防疫工作宣傳和信息互通的重要幫手。
二、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影響機理
數字技術創造了一種截然不同、前所未有的新型生產方式和經濟模式，從效率的提升、新機遇的創造、新途徑的優化全方位地實現了革新，促使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發生了根本性變革。
（一）新生產方式與農業生產效率提升
數字技術在解構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即一個數字孿生世界。所謂的效率提升、配置優化均源自物質世界與數字孿生世界的良性動態互動，即以數字孿生世界中數據的自動化流動應對物理世界中復雜系統的不確定性。數字孿生世界是指以數字基礎設施為支撐，在賽博空間（Cyberspace）中根據相應的邏輯規則，構建與物質世界框架系統相匹配的數字孿生世界，將物質世界的現實狀況映射到賽博空間（第一次映射）。然后，在數字孿生世界通過大數據算法、人工智能模型等實現決策的無成本試錯、行動的可能性推演，并根據所得出的最優解指導物理世界行動（第二次映射）。伴隨著物質世界與數字孿生世界的相互映射、實時交互、高效協同，實現物理空間的組織性加強、精準性提升和不確定性緩解。
在決策環節，智能算法能夠實現全國、全球范圍內農業生產、產品存量等數據的實時匯總，并在數字孿生世界中進行動態分析與決策優化，以最大限度幫助農業生產決策者了解產品供給狀況、預測未來市場需求，進而從源頭方面消弭農業周期性問題。在生產環節，衛星遙感、地面傳感等物聯網技術與設備在農業農村領域的擴大應用，進一步使得數字孿生世界中的“農作物生長模型”“氣象監控模型”等更為準確與精細，進而實現農資資源更為高效的利用與生產風險更為有效的預知。隨著智能物聯網設備的進一步布設，還可能實現從播種到收獲的全流程的自動化運轉。在交易環節，基于大數據智能算法的多種類電商平臺不僅能夠降低中間商帶來的流通與價值損耗，擴大農產品的交易規模，而且有助于進一步開發農產品的市場潛力。
此外，數字技術還有可能為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組織性矛盾提供一種有效答案。在“大國小農”長期存在的基本國情下，數字經濟典型的“小前臺+大中后臺”運行模式契合了我國農業農村生產的實際情況，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對海量訂單進行有效的供需匹配，為高效提供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提供了可行路徑。未來建立在虛擬數字平臺上的“數字農民合作社”將成為解決小農戶組織性與協同性問題的重要途徑。
（二）新經濟模式與農業農村新發展機遇
區別于傳統工業生產只強調產品的質量、價格和數量的屬性，數字經濟具有更為顯著的差異化、服務化和敏捷化特征。新經濟、新模式、新業態的“新穎”本質，體現在通過更為多樣化的邏輯形式、更為低成本的數字手段，消除物理隔閡、打通連接渠道，打造高度互聯的經濟生態系統，重塑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并使以往難以貿易的服務和物品實現“可貿易化”、以往難以存活的小眾供需實現“線上規模化”，有效地將“長尾供需”變為可以盈利獲益的“大市場”。
也正因如此，數字經濟為農業農村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大部分農村地區屬于地理位置相對偏遠、水陸空交通流量相對稀少、市場發育相對不足的區域，但同時具有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與特色文化等要素相對豐富、價格相對低廉的優勢。在數字技術支持下，農村居民不僅可以“揚長避短”，有效利用區位、要素和成本優勢，而且能沖破城鄉經濟機會在地理上分布不均的障礙，實現廣泛便捷的市場接入，通過發展或參與特色農產品電子商務、鄉村旅游民宿、鄉土風情展播等數字經濟活動，滿足以往被忽略或者難以被滿足的“長尾需求”。
以往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邏輯是農業向著工業化的發展模式靠近，那么農業農村全方位數字化所帶來的新經濟新模式新業態則更凸顯了“差異化”“服務化”的新邏輯。實際上，過去我國農業發展的思路主要按照工業化的標準，不斷追求專業化生產和規模化效益，著重于對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造。這種思路在短時期能快速實現我國糧食供給的安全保障，但無法避免對小農戶利益的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營銷風險。數字技術引致的生產性變革能夠在持續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基礎上，幫助農業農村找尋“差異化”“服務化”轉型新機遇，通過提供城市部門和傳統工業難以提供的差異化產品和服務，實現農業農村整體發展方面的突破。數字技術使得“鄉愁”可以傳遞，使得農業生產的自然景觀、文化價值等屬性可以變現，使得小農戶技術應用差、經營規模小、標準化程度低的競爭劣勢能夠轉變為“手工勞作”“原生態”，以及“定制化”的競爭力標簽。這些在工業化發展邏輯中都是難以實現的。
（三）新連接途徑與城鄉公共服務優化配置
傳統的經濟社會活動、公共物品供給方式大多帶有競爭性或者排他性。由于數字技術能夠在賽博空間實現幾乎無成本的同質化復制、及時性傳遞、動態性反饋，這就使得數字化的產品與服務具有非競爭性，在沒有法律或技術限制排他性的情況下，任何人都能夠以幾近零成本復制與使用，且個體消費數字產品并不會減少其他人消費該產品的數量或質量。實際上，數字技術并沒有提高公共服務的絕對總量，但通過極低的邊際使用成本實現了更大范圍的共享，優化了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效率，并通過及時反饋改善了服務質量，提升了公共服務的標準化水平。數字技術的這一特性為加速促進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開辟了新路徑。在金融普惠方面，近年來我國積極推動金融市場的改革，普惠金融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力度不斷加強，但是，城鄉間信貸資金配置失衡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這一方面是由于傳統金融機構因為成本問題難以真正深入村鎮社區，另一方面是由于農民生產與生活數據難以收集，因而基于資產抵押、用人單位背書的企業或者個人征信體系難以建立起來，涉農產業通過正規信貸渠道獲取貸款存在困難。然而，數字金融則能夠大幅緩解傳統金融對農村居民的地理排斥、評估排斥、營銷排斥等問題。從移動支付、掌上理財到小微貸款，通過智能手機集成了征信、理財與借貸等多項職能，有效彌補了傳統金融難以服務農村和偏遠地區的不足。數字金融有效惠及那些原來被傳統金融、傳統征信排除在外的農村居民，幫助其緩解借貸約束，改善了存在于農村地區的金融抑制現象。
在人力資本方面，城鄉二元格局導致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與質量差距依然較大。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發展不均衡不僅是影響鄉村振興的重要短板，而且是阻礙城鎮化進程，影響農村居民、農民工成為“新市民”的核心因素。利用數字化產品非排他性共享的特質，在線課堂、遠程教育，以及“互聯網+”醫療等的發展為農村居民提供了人力資本賦能新渠道。通過教育、醫療資源數字化、服務主體數字化以及服務數據的共享開放，讓農村同步享受城市優質公共資源，不僅提高了城市教育衛生資源的配置效率，而且有效解決了農村地區優質教育衛生資源相對短缺的問題。
三、我國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面臨的突出問題
我國農業農村數字化尚處于初步探索之中，數字化應用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網絡基礎設施等硬件設施建設水平、經營主體的數字化應用、農民的數字技能等均存在不能滿足數字化轉型要求的問題。
（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網絡服務供給需要進一步提升
部分農村地區人口密度小、地形復雜，引致網絡基礎設施搭建成本高、搭建難度大等問題，限制了網絡進一步向自然村和農戶的延伸。4G網絡尚未覆蓋所有的自然村、居住點，仍需要以衛星、微波等手段提升偏遠地區關鍵場景網絡覆蓋水平。同時，農村網絡帶寬不夠、信號不穩定等問題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地區遠程醫療、在線教育、數字娛樂、移動出行等方面的應用程度。新冠肺炎疫情倒逼農村地區接受線上公共服務，進一步暴露了農村網絡設施的短板。如疫情防控迫使2.65億在校生轉向線上課程學習，但是農村地區的網絡接入條件不足，導致部分農村地區的中小學校網上教學出現困難。同時，農村地區信息通信資費套餐仍需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優化。由于農村網絡設施鋪設成本較高，部分農村地區固定寬帶實際價格要高于城鎮地區，加之大量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留守老人、兒童的互聯網使用頻率較低且用途單一，使得包年或包月的固定寬帶資費套餐的平均單次使用成本較高，制約了農村地區家庭固定寬帶接入的積極性。
（二）經營主體的數字化應用不足限制了其獲取數字紅利
當前，我國農業數字化尚處于起步階段。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6.2%，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67.7%，但農業產業數字經濟占行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速率在三次產業中連續多年墊底，尚未達到服務業的25%、工業的50%。農業農村部信息中心、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研究院發布的《2020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報告》顯示，縣域電子商務零售額僅占全國的29.12%。同期，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在精準生產、病蟲害預警、農產品智慧物流等方面的應用依然停留在初級水平。
實際上，從服務業與制造業數字化發展的現實情況來看，在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農業農村生產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可能面臨更為嚴峻的“集成應用困境”考驗。我國農業農村絕大多數生產領域的數字化轉型仍停留在基礎建設、單向應用層面，同時，由于存在農業產品附加值相對較低、大田農業物聯網設備難以維護等實際問題，農業農村生產領域數字化轉型進展緩慢。因此，如何更為合理地處理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短期建設與長期收益之間的矛盾，突破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困局，依然亟待探索。
（三）農民數字技能不足制約了其分享紅利和就業增收
圍繞著接入可及性的差異與接入后應用的差異，數字鴻溝被劃分為“接入鴻溝”“應用鴻溝”等多個層次。在當前我國城鄉絕大多數居民群體均可實現互聯網接入的背景下，農民數字技能的匱乏是制約農村互聯網普及、分享數字經濟紅利的核心因素。根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共計62 064個有效樣本的分析，我國城鄉間互聯網應用鴻溝呈現緩慢彌合的趨勢，但城鄉居民互聯網應用率方面依然存在較大差距。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8年數據樣本的分析發現，農村居民使用互聯網的比例仍比城鎮居民低18個百分點以上，農村居民在社交娛樂、工作學習、商業消費方面的數字技能掌握比例均顯著落后于城鎮居民。同期，這種技能缺失引致的城鄉整體收入增長的差距達到24.6%。隨著未來越來越多的企業用網絡化、智能化替代人工環節，如果農民缺乏相應的數字技能，那么他們不僅難以參與新經濟活動并從中獲益，而且在未來有可能會被不斷變革的勞動力市場排斥在外。
四、推進我國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的建議
數字經濟對農業農村發展可造成雙重影響，既能以多元化的信息服務開拓農業農村快速發展新途徑，又會因技術迭代和增長效應差異造成不同區域和群體之間更大的鴻溝。實際上，如果說消費互聯網是“上半場”，工業互聯網就是“下半場”。那么，農業農村的數字化轉型需要在同一時間階段內“兩場都要打，兩場都要贏”，任務更加艱巨和復雜。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是基于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全方位、長時期、革命性的變革，需要合理預判新技術的短期效應和長期影響，既看到由于農業農村數字化發展階段不同而導致的問題特殊性，又要在廣泛吸收服務業、制造業普適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切實可行的發展途徑。
（一）加快推進農村“新基建”
補齊農村和貧困地區數字設施與服務短板是推進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建議繼續大力推行“寬帶中國”行動計劃，著力實現農村通信網絡的全方位升級擴容。加快5G、千兆光纖、衛星4G等網絡基礎設施在部分有條件、有需求的農村地區布設，滿足農民生活、農業生產日益增長的數字消費需求。建設更為穩定高速的農村教育專網、醫療專網，實現所有學校、鄉鎮衛生院的互聯網穩定快速接入，試點推進部分縣級醫院“5G+遠程醫療”工程，試點推進為鄉村醫生配備智能手機與專屬應用的“互聯網+鄉村醫生”工程。建設覆蓋全部行政村的“鄉村數字圖書室”。根據農村居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用網特征與需求特點，開發更具個性化與針對性的資費套餐，提升用網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互聯網新型基礎設施的效用。
此外，還必須強調的是，一方面，要區分農村地區“新基建”不同建設主體的建設重點。由于技術迭代存在的巨大不確定性，農村與偏遠地區“新基建”的布局重點仍應集中于底層網絡與民生資源提供，以保障城鄉“數字機會”的公平。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性創新應用向農業農村的延伸探索，則更多交由產業聯盟、行業協會與國家風險投資基金進行半市場化的組織與投資操作，而并非由行政主體進行直接建設，以免引致“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另一方面，要選擇“最適合的‘新基建’”，而不是“最先進的‘新基建’”。實際上，最新、最先進的技術并非是“最好”的技術，企業必須權衡各類技術帶來的價值與應用成本。即便是當前數字化水平最高的工業企業，也會在其生產環境中集成應用現場總線（Field Bus）、工業以太網（Ethernet）、無線局域網（WLAN）和蜂窩移動通信（3G/4G/5G）等多種網絡通信技術，以最低的成本實現設備、系統的互聯互通。因此，作為價格敏感度可能更高的農業農村數字化生產，更不能因為盲目追求性能溢出效應，“只選擇最先進的不選最適合的”。
（二）加快推動農村電商的發展
農村電商是推進農業轉型的重要途徑。推進農村電商發展再上新臺階，需要深化政府引導、政企協作的發展模式。鼓勵地方政府購買第三方服務，倡導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重點依托互聯網平臺企業、農業企業和社會化服務組織的技術、人才、平臺優勢，加速農村商品、服務的線上化。鼓勵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開展數字化應用。推動“直播帶貨”“體驗電商”等新一代電商務業務模式在農村地區落地，以創新模式帶動農村非實物產品與服務發展。加大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快遞企業等的倉儲保鮮冷鏈物流建設支持力度。引導社會資本參加縣、鄉（鎮）、村郵政站點、物流集散網點的數字化改造，構建以縣級農村電子商務公共服務中心、縣鄉級倉儲物流配送中心、村級電商服務站為基礎的農村電子商務公共服務體系，打通農村電商物流“首末一公里”。
（三）推動互聯網從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全面擴張
當前“互聯網+”主要集中于消費領域，近幾年在農產品銷售層面有長足進步，但農業的數字化轉型需要在生產領域有更大的變革。一方面，積極推進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在農村地區的布局與應用，充分挖掘利用自然資源、生態資源、文化資源、勞動力資源等，推動原生態勞作、景觀農業、休閑農業、鄉村文旅等新業態發展，實現農村地區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另一方面，制定農業相關數據標準，全面開展農業機械設備、農業生產設施的數字化改造，推動氣象、水文、土壤、肥力、育種等數據在農業生產領域的采集、流通與應用，實現數據驅動與數據集成運用，化解農業生產中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加大對“互聯網+農業技術”創新創業項目的支持，試點實施“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農業融合發展創新重點任務揭榜工作”，推動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方面的創新與融合應用。
（四）構建面向農村地區的數字技能普及體系
借鑒國際電信聯盟（ITU）、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機構在改善農村和貧困地區居民數字技能方面的實踐經驗，研發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數字技能政策工具包”（Digital Skills Toolkit），著力改善農村地區居民基礎數字能力，提升農民對數字經濟的認知程度。對農村地區的學歷教育、職業教育中的“電腦課”進行升級換代，改設數字技能培養課程。對基層干部、農村教師、鄉村醫生開展專門的數字技能培訓。組織實施面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返鄉農民工、留守婦女等群體的電子商務、網絡直播、普惠金融等培訓，以及面向農村中老年群體的電腦、手機使用技能培訓。創新培訓方式，通過“家庭內部培訓”“社區志愿培訓”等途徑，提高培訓效果。
作者殷浩棟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助理研究員，霍鵬系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汪三貴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2020年第12期，第48-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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