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發展尚不充分與成熟，其顯著標志是尚未形成專業性的方法論體系，沒有出現精彩紛呈的學術流派。田野政治學是中國政治學界為數不多正在發育中的學術流派，顯示出大有希望的發展前景。田野政治學在理論和方法上的主張，符合時代的要求，與當下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發展趨勢相契合，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學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政治學發展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曾一度被取消。改革開放之初，政治學得以恢復和重建。四十多年來伴隨著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國政治學得到持續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與成就。但總體而言，特別是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一些成熟學科相比，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發展尚不充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學科發展與成熟的實質含義在于它的專業化，即是否形成和擁有了專業化的、能夠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為本學科專屬的概念與方法論體系。專業化的顯著外部特征是學科內部形成了多種獨具特色的學術共同體即學術流派。
學派是對學術共同體的一種稱謂。學派的形成有不同方式，可由師承關系所形成的師承性學派，如通常所說的“某門”弟子等；也可由研究者所持相同或相似學術主張，采用相同、相近的研究方法與手段的學術共同體，如社會學領域的“文化人類學”等；也可以因研究對象與主張集中而聚集生成，如經濟學中的重農學派、貨幣學派等。田野政治學是一個因在學術研究中采取相同研究方法而形成“方法論學派”，它主張以田野調查為基本研究方法，強調政治學必經田野調查獲取理論研究材料和學術靈感的學術共同體。
近年來，我國田野政治學在研究方法和體系的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其方法的專業性不斷提升，重要的標志性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其學派的外部特征日益顯著、日臻成熟。田野政治學成了中國政治學學術研究和學科體系建設繁榮發展的標志之一。這一學派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的主張，符合時代要求，與當下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發展趨勢相契合，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發展中值得關注的現象。
一、時代之“法”與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局限性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學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做學問的方法。今天的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時代，這是一個社會不斷探索前進、快速發展轉型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征是實踐走在理論的前面。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而論，處于探索轉型和快速發展時代中的學術研究方法要以歸納法為主，而不是以演繹法為主。如布迪厄所倡導的實踐學，它要求從認識實踐出發，通過對大量實踐現象的歸納，探求“實踐的邏輯”，從而提煉出經驗性知識并進一步上升到理論與概念體系的建構。在大變革時代，如果從既有理論的前提出發，用既有理論去框定和解釋快速發展和變化的現實，是不大可能有所作為的，更無法留下能夠傳至后世的具有時代標識性的理論與學術成果。
大變革時代與學術思想及研究方法的關聯性，在我國歷史上也可以得到觀察。我國古代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變革、變法的年代。在秦國的變法中，出現了“以吏為師”的主張與政策。“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是主張百姓與普通官吏都要向法律、法官、法吏學習。《商君書》中稱：以吏為師，“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秦朝之后，中國政治體系“百代皆行秦政制”。雖然在漢初因為實行“分封”制導致了國家不穩定，在經歷了吳、楚七國之亂以后，國家又重歸郡縣制，最終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逐漸穩定并延續千年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治理思想在經歷了漢初近百年的政治動蕩、反復試錯后終于定型。漢武帝時，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此后千年中國實際上是“以儒為師”。從“以吏為師”到“以儒為師”的轉變，顯示了不同時代產生的不同思想與學問以及方法。在變法時代，各級官吏是實踐者，法律是實踐的結晶，法官、法吏是實踐經驗的重要總結者，因此首先要向他們學習。同樣在我們所處的改革開放時代，就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政治學者要向廣大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學習和請教。“以吏為師”，就其精神實質而言，并不是說要向掌權者學習，誰官大誰手里的真理多，而是強調要以實踐者為師。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以吏為師”就是要向一切有實踐經驗的人學習，特別要向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大干部、群眾學習。田野調查就是走進社會實踐，走到實踐者之中，在現場進行觀察、思考和研究，歸納實踐中的做法，總結經驗，提煉概括理論。田野政治學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之中，為特定時代所需要的研究方法。
為什么要倡導政治學的田野調查，除了上述認識論意義上的理由，還有社會科學與政治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理由。
（一）社會科學中的理論與方法檢驗問題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調查研究就是要了解實際的情況，獲取第一手的材料，通過發現事實、重現現場、復現過程，了解事實的全貌與真相，為科學研究提供可分析的基本素材。這是調查研究之于社會科學研究的首要價值。
調查研究的重要性還不僅僅在于“發現事實、獲取事實”。社會科學要做調查研究，方法論方面的重要原因還在于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決定了調查研究在社會科學以及政治學研究中的極端重要性。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有很多區別，其中一個重要區別是，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大多可以直接運用于科學研究與實驗，而無須研究者再次進行驗證。比如勾股定理、圓周率等是人們做研究時的通用理論，這些公理無須反復驗證。但是社會科學中很多理論和方法，是不能夠直接運用的，或者說直接運用的風險很大。社會科學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社會科學適用范圍的局限性問題。
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自于社會實踐。社會實踐具有地域性、時代性和時效性等特點。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定義域問題，也就是真理的相對性問題。我們現在從書本中學習和了解的理論，或許歷經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仍然能夠出現在教科書或其他著作中，被大家看到和學習。這說明這些理論是具有一定價值的，其中包含著某些真理成分。但是這種價值一定與它產生的條件、背景和時代相聯系。它是針對特定時代的特定問題而產生的，也就是說它只具有某種特定價值。社會科學理論受到時代與研究對象的限制，其普適性比自然科學小得多。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因其時代性、地域性和時效性的特征而限制了它的適用范圍。
對于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學者而言，在方法論意義上，首先要做的一項工作就是：把自己由學習間接經驗與理論在頭腦中形成的觀念的世界變成一個經驗的世界。對既有理論的學習有助于我們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同時也會在學習者思想里構建一個觀念的世界。只有用一個自己親身獲得的實際經驗去和已有知識進行契合、驗證，了解它是相對于什么問題而產生，在什么范圍內有效，認識其適用范圍的局限性，才能真正掌握、運用乃至支配社會科學、政治學已有理論知識。調查研究則為社會理論與方法的檢驗與驗證，提供了基本方法。
第二，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主觀性問題。
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它是科學性和價值性的統一。這意味著任何社會科學以及政治學的理論和方法都會蘊含主觀性。它會受到理論和方法的提出者的價值觀和目的性的影響。這種主觀意圖是非科學的因素。
比如，西方經濟學中新制度主義學說。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源于對一些經濟現象因果關系的觀察，有其科學合理的成分，如排他性產權安排、租值耗散等概念是有價值的。這些理論觀點源于對北歐漁場、阿根廷牧場等公共資源浪費情況的觀察結果，后又被大量社會實踐所證明，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合理性。但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也有強烈的主觀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針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制實踐而來的，在“冷戰”年代它甚至成了西方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理論武器。因此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時候，人們必須熟悉和了解那些理論提出的背景和運用范圍，在學習和掌握其合理成分的同時，更要注意分辨它的主觀性。經過這樣的辨識，才能對西方的社會科學做到取其所長，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才能做到為我所用，避免為其意識形態局限性所限制，甚至被其圈定。
（二）社會科學中的理論與方法創新問題
當代中國政治學要大力倡導調查研究、大量采用田野調查方法，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社會科學和政治學需要方法的創新。
身處大變革、大發展時代，面對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新現象，研究要不斷開拓新的領域，要不斷對理論和方法進行創新。如同自然科學需要做大量的實驗，除了要直接解決某些科學問題，制造出新產品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創新研究方法。科學發展，總是伴隨著方法的發展和提升。創新方法也同樣來源于實踐，來源于調查研究。基于實踐的方法創新是科學與學術發展的動力源泉。
以當代科學技術領域微電子學的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的制造為例。當前，芯片對我們國家的科技與生產領域來說是一個“卡脖子”的短板。而國外微電子領域及芯片制造的領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芯片制造中關鍵工具——光刻機及相關技術。已經發展到納米級別的光刻技術的創新帶來了微電子技術突破，現在微電子技術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產品制作方法上的提高與突破。這是一個通過方法創新推進科學技術創新的范例。
社會科學發展的原理也是如此。面對新問題、新現象，社會科學、政治學要發揮作用，解決重大實踐問題，也要通過調查研究不斷改進和創新研究方法，要運用新的方法提升社會科學以及政治學的研究水平。
社會科學、政治學學術研究中，調查研究是第一課。調查研究是推進社會科學、政治學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必經之路。
二、田野調查對于政治學研究的意義
田野調查的概念來自人類學。人類學給田野調查的解釋，是到達現場的一種直接觀察，即研究者在事件發生的現場進行實地觀察和調研的方法。日本學界稱之為“現場主義”，因此，田野調查方法也可以叫作現場觀察法。
那么，調查研究中為什么又要特別強調做現場觀察與調查？
（一）避免“鏡像思維”先驗性干擾：田野調查的一般意義
現場調查，就是要排除先驗性的干擾，即俗話說的“涼鼻子聞味兒”，排除主觀性，追求主客觀起點統一效應，避免方向性錯誤，簡單說就是避免“鏡像思維”。
鏡像思維(mirror-imaging)是以小理查德·J.霍耶爾(Richards J.Heuer Jr.) 為代表的美國情報學家們提出的一個重要認識方法問題。霍耶爾提出：鏡像思維是人們在認識客觀事物時難于避免的一種認知陷阱(cognitive trap)，妨礙人們正確認識的形成。按霍耶爾的說法，就是“我們為什么看不到應該看到的東西”。鏡像思維是一種“思維模型”(mental model)或“思維模式”(mindset)。人們在觀察認識事物的時候，不是單純地客觀記錄和發現事實，而是一種主觀建構。所謂“建構”就是依據自己以往經驗或意識形成的經驗推斷認知對象。這樣一個貌似新鮮的認識過程實際上一直被既有的、潛在的、內置的認識模式所支配。霍耶爾認為，這種表面上是對外觀察客觀事物，而實際上看到的是已被植于自己頭腦中一面鏡子的投影。霍耶爾把這種思維現象稱為“鏡像思維”。霍耶爾甚至認為，鏡像思維是人們認知的普遍現象，是一條基本原理，即：人們傾向于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東西。或者按美國另一位情報專家海軍上將大衛·杰里米亞(David Jeremiah)所歸納的，鏡像思維是認識者會傾向于認為“所有人都像我們這么想”的思維模式。
鏡像思維是一種有害的認識方式，它會從一開始就誤導觀察者、研究者。美國情報學家發現，重大情報失誤通常是由分析失誤，而不是由于收集情報失誤造成的。摒棄鏡像思維，盡量排除鏡像思維對認知的干擾，首先需要觀察者、研究者充分認識自己，注意反思和發現自己頭腦中預先設置的經驗和偏好，即在觀察研究工作開始的時候“排空自己”。其次，要敢于和善于反思和自我批判，不斷質疑或否定自己既有的主張和認識，保證觀察研究者的價值中立和思想開放。鏡像思維的認知陷阱及規避方式的發現是美國情報界對當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貢獻，尤其在當代政治學方法的進步中具有劃時代意義。
現在科學研究中有很多這種情況。在學術研究中，人們常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要看假設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如果問題就是從自己的大腦中主觀產生的，那么再大膽也跳不出自己的頭腦；再小心的求證，也只能是由起點規定了終點。這就是美國情報學中所謂的“為什么我們看不到我們應該看到的東西”，也是我國古代改革家商鞅所言“學者溺于所聞”。社會科學乃至政治學中錯誤的認知許多就是來源于鏡像思維。
如毛澤東在《實踐論》所言，許多人寫文章、做決定，并不到現場做調查研究。現在也有不少人研究農村，卻不到農村調研，或蜻蜓點水式地、走馬觀花地下去走一圈，憑借道聽途說來的一知半解，就寫起了論文。這種研究方法實質上是借助于別人的觀察和研究成果，而別人的觀察與成果之于本研究者是他者，他者的研究與結論是會經過他者主觀裁剪的。政治學者做調查研究要破除鏡像思維，就一定要去現場，親自做田野調查。
（二）辨識“前臺”與“后臺”：現場觀察在政治學研究中的特殊價值
政治學為什么一定要做現場調查，還源于政治學這門學科的特殊性。政治學研究是一個特殊領域，政治體系號稱“黑箱”，其運作有公開和隱蔽兩個領域，即政治體系的運作分為“前臺”與“后臺”。“前臺”是政治體系運作的公開部分，“后臺”是政治體系運作的隱蔽部分。在通常情況下，政治體系只是“前臺”具有可觀察性，而后臺是無法觀察的。了解政治體系的全面情況，就是要了解政治體系前后臺的全面情況。這就需要有研究政治問題的“窗口”，需要特殊的觀察條件，即政治體系后臺運作的隱蔽部分一定程度的顯化，這時的政治體系具有全面的可觀察性。比如，當一個政治體系的權力交接時刻，其內部矛盾會全面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為外部可見的公開斗爭與博弈，從而使政治體系內部矛盾與問題得到公開展現，使外界可以觀察到政治體系內部即“后臺”的情況。政治權力交接時刻就是一個觀察政治體系的重要“窗口”。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常年研究美國大選，這似乎是屬于美國研究所專業范圍的課題。政治學者研究美國大選是從政治學角度，是利用具有高度可研性的美國大選這一重要“窗口”期，研究美國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深層政治形態。在大選期間，美國各種政治力量紛紛登場，形成了一次次“政治大匯演”，各種問題、各種矛盾、各種訴求此時會得到比較充分的展示。這使平常難以觀察的“黑箱”打開了一扇窗戶。透過大選，研究者可以直接觀察到美國政治體系中各種利益集團、各種政治勢力的結構、關系和真實的主張。美國大選是難得的政治學現場觀察的標本，具有重要性、規范性、可研性和成本低廉的特點。
“前臺”和“后臺”的區別，也會表現為“事實”和“文本”的差別。政治學是社會科學諸學科中“事實”和“文本”相差最大的一個學科。因此，政治學者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能夠看懂“筆下意”，聽懂“話外音”，具備實現政治語言、學術語言和生活語言相互轉換的能力。文史檔案、政策文件等可以為我們的研究提供參考，但是只有身處于政治實踐的過程之中，具有大量實際調研經驗，才能幫助政治學者了解文史檔案表意背后的隱意。政治語言和其他學科的語言不同，具有彈性、慣性、暗示性的特點。必須具有觀照政治現實的能力，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那些文史檔案、政策文件的實際含義。中央的文件精神需要在基層中去觀察和體悟。只有在現場，才能看到“文本”背后更多的“事實”。
（三）線索和路徑在現場：田野觀察之于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要義
線索在現場，路徑在現場，這是田野調查的核心要素。認識問題的路徑是從表象到真相，從感性到理性。因此，研究者必須抓住表象，才可能發現表象背后的真相、現象背后的本質。如何抓住現象和線索，即所謂“順藤摸瓜”？我們將現場觀察的價值概括為兩句話：“魔鬼在細節”、“現場有神靈”。
魔鬼在細節：現場觀察中人們常說的所謂“魔鬼在細節”的意思，借用一句中國成語，就是“見微知著”。見微知著的理論依據是：現象大于本質。觀察研究的目的是發現真相，而事物的真相掩藏在表象的下面，發現真相必須經過表象，即通過表象分析認識產生表象的原因，找到事物內部不同因素之間的聯系特別是因果關系。任何事物都是前一個相關事物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是下一個事物的原因。所以，對一個事物的觀察和認識要從某一細節開始，然后根據經驗再找出細節或現象背后可能代表或反映的問題與情況。這就如同中醫診斷方法：“望聞問切”。
具體講，“細節”的字面含義是：細致的情節。如果不去現場，那么調研實際上就是間接的，即通過其他人的記述、通過二手材料了解情況，這樣的調研就會受制于人。而現場觀察是觀察者、研究者的直接觀察。在調研現場會有大量的細節以及被其他人忽略的細節。一般來說，對細節了解得越多，發現有價值線索的概率就越大。
現場有神靈：即提供正確的思考方向。在方法論層面，政治學和刑偵學、情報學是相鄰學科。刑偵學強調現場觀察，因為現場的直覺能夠幫助確定偵查的方向。政治學一定程度上也是經驗性學科，政治學研究與刑偵學一樣，需要根據觀察者、研究者自身的經驗積累，在現場確定進一步調查與研究的方向與思路。
近十五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在多個省市做基層選舉的觀察。有一次我們在東南沿海某省一市基層做村民委員會選舉觀察。在現場，我們發現當地選舉競爭十分激烈，有很多在外地經商或者工作的人士也趕回村莊參與選舉。在觀察過程中，我們偶然聽到一句話“村委會選舉只是個前哨戰”。我們敏感地抓住這句話做進一步追問，了解到了這句話的潛臺詞，是指村委會選舉是市人大選舉的“前哨站”。因為這一細節的發現，我們馬上調整了調查方向，將調查重心進一步延伸到為期三個月的市級人大代表選舉。那次通過市縣級人大代表選舉觀察形成的一份反映我國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基層選舉情況的調查報告，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那次帶有偶然性的發現得益于現場獲得的靈感指引。我們將這種現象稱為：“現場有神靈”。
概括起來說，政治學的田野調查核心要義是對作為研究對象的事實進行復現或現場重建，復現事實即是研究對象的獲取。事實發生現場的任何情節和元素都可能是事實的一部分。因此，必須到現場進行系統全面的觀察與分析，以最大限度地、盡可能完整地復現、復原曾經發生過的事實。而如果不進行田野調查，即不到現場進行觀察分析，實際上是在利用他人觀察記錄做間接調查研究，必然要受到他人局限。
三、政治學研究如何做田野調查
在多年實踐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在大量的田野調查中逐步摸索形成比較系統的政治學田野調查的方法，主要是“定點觀察法”和“走讀觀察法”。
（一）定點觀察法
政治學研究的第一步是發現事實，發現事實主要的工作是復現、復原現場與過程，為科學研究建立可供觀察和分析的事實，以了解事實的全貌與真相。
我們將田野調查一般內容概括為“4個W”，即“What happen？”“Why？”“What's the meaning？”“What's going on？”。“What happen？”即發生了什么事實，現場調查的主要內容是對發生的事進行描述。“Why？”即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實，基于政治現象提出溯源性的問題。“What's the meaning？”即發生事實的意義是什么。對政治現象進行意義解讀：尋找背后的線索，是否有意義，有何意義，朝哪個方向去挖掘它的意義，即從表象到真相。“What's going on？”即未來發展趨勢是什么，預測政治發展趨勢，提出問題和對策。
政治學的田野調查主要圍繞這四個問題展開。而現場觀察法主要解決的第一個“W”的問題。“What happen？”就是“現場重現”或“復制現場”。政治學研究對象基本上是過去發生的事實。但是，“人們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里”。政治學研究的絕大多數都是過去時的事實，因此首要任務就是盡可能準確完整地重現曾經發生的事實，即刑偵學上講的“現場重現”。具體來說，做好田野調查，需要掌握現場觀察的三個法則：“找對人”、“找對地點”、“找對時間”。
第一，找對人。
“找對人”是政治學現場調研最主要的法則，是方法中的方法。
根據田野觀察的“現場主義”原則，研究者需要對大量當事人進行采訪和現場觀察，以還原事情發展的過程或全貌。在“還原”的過程中，一些“關鍵性”人物，可能對事實獲取和認識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世界上沒有秘密，只有你不知道的事情。”這些“關鍵性”人物，在我們的田野觀察中被稱為“對的人”，即那些對事物有認知，同時又能夠盡量做到價值中立，而且還愿意接受訪談并告知事實真相的知情者。“對的人”的標準是：了解情況、價值中立、愿意告知。
“了解情況”的人，既可能是事件全程的參與者、當事人，也可能是事件的密切旁觀者。他們能盡量清晰準確地復述事件發生發展過程，以及談出對于事件關鍵節點的分析判斷。
“價值中立”的人，即能夠對所調查事實秉持客觀公正立場，能夠敘述事物發展過程，而又不身陷其中，與事件具有利害關系的人。并非所有“了解情況”的人都能夠保持價值中立。而持特定立場的受訪人，無法客觀準確地還原事實本身。人的主觀與價值立場如同過濾器，會將事情發展過程中符合自我價值的“事實”呈現給訪談者，而過濾掉不利的部分。
當事人或知情者如何“愿意告知”？這里的關鍵是要建立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信任和相互理解關系。訪談對象信任觀察者是現場觀察和成功訪談的關鍵。取得被觀察者、被訪問者的信任是政治學研究者的重要能力。“信任”可能需要在長期交往中建立。因此，在許多情況下，政治學研究者需要做長期的調查積累工作，比如建立能夠長期合作的調研基地，通過多種渠道積累人脈。在臨時性或突發事件的調研中，觀察者需要短時間內與被訪談者建立信任關系，這就需要觀察者有足夠的經驗、閱歷、情商和親和力。這也是政治學者的一種基本能力。
相互理解是確保觀察效果的又一個重要條件。它包含兩重含義，既包括被觀察和被訪談者對觀察者意圖的理解，也包括觀察者對被觀察和被訪談者思想、態度、情緒和行為的把握和理解。人的話語表達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表意”，即他要通過語言傳遞給你的信息；第二是“隱意”，即要談話人希望掩蓋、隱藏或誘導聽者的意思，即通常所說的“弦外之音”、“潛臺詞”。所謂“理解”，就是要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建立默契，研究者具備理解他人語言“表意”與“隱意”的能力。
在長期現場觀察、調研中，我們發現一次調查可能訪談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但通常有60%甚至80%以上的重要信息僅僅來自其中的一兩個人。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改進了現場觀察方法。進行現場觀察和調查研究時，我們首先觀察和發現需要重點進行調查和訪談的對象，即在調研前期首先確定那些“對的人”，這是調研質量和效率的重要保障。
第二，找對地點。
對某一類事物的觀察與調查研究需要找到最合適、最恰當的觀察、調研地點。這樣的地點是相關事物與問題最典型、表露最充分的地方。就像地質勘探，如果有礦床露頭則容易取得勘探成果。
田野政治學的重要觀察研究地域是中國農村。但是中國農村幅員遼闊且差異極大，根據研究主題的不同，就要尋找“合適的農村”。現場觀察，因觀察地點而獲得重大收獲的典型事例，莫過于20世紀3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江蘇吳江開弦弓村的觀察與研究。
費孝通先生一生有兩大重要學術貢獻，其一是他提出的熟人社會和差序格局的概念，其二是他對中國農村“人地矛盾”的觀察和發現以及社會意義的解讀。費孝通先生發現，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停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嚴重的人地矛盾，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及內卷化。這一發現緣于他偶然因傷到江蘇吳江開弦弓村的休養。當年甚至現在，江蘇吳江及開弦弓村恰好位于中國農村人地矛盾最為突出地區的中心，極其尖銳的人地矛盾曾導致了中國最適于農業耕作、最富饒的江南水鄉經濟的停滯和衰落。因其尖銳性、典型性，人地矛盾在當年的開弦弓村得到了表象化的表達，這使費孝通直觀地發現了這一導致中國農村停滯的內在的機制性矛盾。
對于政治學研究而言，從調查中發現問題，明確研究主題，是確立調查研究工作得以成立的前提。問題可能具有特殊性，但研究的本質則是要在特殊性中發現普遍性及規律性，即發現事物發展的邏輯、機制及因果關系。對于既定的調查主題，“找對地點”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在更多情況下，則有賴于觀察者對調查地點的反復甄別和篩選。調查地點是否具有典型性，這一典型性在研究對象中是否具有代表性，是首先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只有既有典型性又具代表性的調查地點，才能保證在把握特殊性基礎上，進一步探究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與邏輯，才能獲得研究的學理意義。
第三，找對時間。
美國政治中有個諺語，“政治就是在適當的時機扣動扳機”。政治學是研究政治現象、發現政治規律的科學。政治學的觀察與研究，在不對的時間往往無法得到有價值的觀察結果。
什么叫“對的時間”？即正在發生的進程，或者進程中的關鍵節點。就可預見事件而言，可以進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觀察，保持對事物發展起因、過程和結果、后果的連續性觀察，以獲得對完整的因果鏈條和機制的認識。對于突發事件而言，一般只能進行事后的觀察，即與事件適當地拉開時間距離，以觀察事情演變的長期結果，通過長期結果的認識和分析，反觀其動機和過程。歷史像一把折扇，其面貌是逐漸展開的，有時候時間距離越遠，真相反而越清晰。
（二）走讀觀察法
走讀觀察是田野調查的又一重要方法。所謂走讀觀察，即圍繞同一主題對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地域進行連續性的觀察與考察。這一觀察方法對于當代中國的政治學學術研究具有特別意義。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間差異十分巨大的國家。中國區域間差距既有文化特質方面的差異，也有經濟社會發展不同階段、不同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既有歷史延續下來的差異，也有發展中所形成的新差別。這些巨大差異意味著，如果不對中國做連續的、全域性的觀察，則很難對“整體中國”有一個準確認識。地區間差異意味著，我們所研究的有關整體中國的主題，在不同的地域一定會有不同表現。而連續觀察區域間不同表現，則可能形成關于中國整體發展的歷時態、全階段的認知，展現我們觀察的事物從產生到發展逐步演進的完整過程。
2017年，筆者通過“走讀京杭大運河”，即徒步考察京杭大運河沿線的城鄉社會，對走讀觀察法有了更為深刻的體驗。作為中國學術界的常識，我們都熟知中國的城鄉之別——既有高度工業化的城市，也有停滯于農業社會的鄉村。京杭大運河地處中國腹地，基本處于以種植業為主的18億畝保護耕地帶之內。1600多公里的連續徒步考察，不僅使觀察者更加直觀而深切地感知到中國城鄉差別，而更大的發現在于觀察到了工業化高度發展地區的鄉村與工業化欠發達地區的鄉村間的巨大差別。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種新的風險。這些在“走讀”中獲得的發現和思考，幫助我們還原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的動態進程——使我們直觀地感受到其產生、發展、成熟等不同階段的發展形態，以及城鄉關系在不同階段的表現。
走讀觀察法是一種連續性觀察，它重構了我們的歷史感、時空觀，加深了我們對事物發展過程和內在機制的全面理解。相對于定點調查，它可以獲得在空間上更為完整，在時間上更加連續的深刻認識。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物質生活方面，而且表現在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科學判斷是基于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所取得的巨大變化做出的實事求是的判斷。如何認識和理解十九大對新時代主要矛盾的判斷，特別是如何理解十九大所說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現內容，這不僅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更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把握、認知和理解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之道、破解之法，都需要建立在對實踐有充分觀察和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而田野調查、現場觀察就是這樣的研究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方法。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黨委書記，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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