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鄉同業”是指同一區域的人群依托鄉土社會網絡，以非正規經濟活動的方式，在鄉土社會之外從事相同行業或屬于同一產業鏈的經濟活動。“同鄉同業”的出現與特定區域的資源稟賦、生計方式、社會結構、文化傳統有關。“同鄉同業”作為社會經濟的一種形式，體現了“經濟”與“社會”的互嵌互動。本文以莆田沿海、平原、山區的區域差異為例，說明經濟與社會能否相互嵌入，取決于一定規模人群在適當時機選擇適當行業的經濟活動能否借助傳統社會網絡。不過，隨著資本在經濟領域的不斷擴張，今天的“同鄉同業”已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去技術化與標準化、品牌化、壟斷化，高可替代性與“打工化”，產業鏈縮短，價值鏈社會分層等特點，正逐漸趨向“低端全國化”。研究“同鄉同業”是落實“區域研究”、豐富中國研究的重要切口。
關鍵詞：同鄉同業；社會經濟；非正規經濟；低端全國化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經濟活動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歐的資本主義，這可能會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問題。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已牽動了好幾代學人的思緒，至今余波未了。不過這場漫長的討論也許并沒有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圈子。如果從“求異”而非“求同”的角度關注中國傳統社會中經濟活動的特殊性，則可能拓寬視野。如Hill Gates提出低端資本主義（petty capitalism）這一概念，用以理解中國傳統社會中流行的生產方式，即一種不以消費為導向的，受到政治、血緣、地緣等一系列因素影響的生產方式。她認為中國農村幾百年來并沒有以血緣關系或家庭生產方式運作，而是在與帝國政府組織的貢賦生產方式（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強烈互動的。她強調這種低端資本主義與發達資本主義的區別主要在于勞動關系，前者是封建關系、親屬關系等，而后者是雇傭關系[1]。她所謂的低端資本主義，與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同鄉同業”也有類似之處。
一、“同鄉同業”概念的提出
“同鄉同業”概念被用于中國經濟史研究，是試圖揭示中國內部的一種特殊經濟活動的方式。最早提及“同鄉”“同業”的是高紅霞，她在考察上海糖商業同業公會時發現，這一近代以來興起的商人組織事實上是從在上海經商的福建人和廣東人傳統的同鄉同業組織如會館、公所中發展起來的[2]，這是從組織的角度關注“同鄉”與“同業”。鄭莉則從經濟活動現象的角度第一次使用“同鄉同業”概念，她以早年下南洋的興化（今福建莆田）人在馬來西亞芙蓉坡經營人力車為例，研究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并把“同鄉同業”定義為：“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業經濟中，來自同一地區的人群經營相同的行業，利用同鄉或同族關系建立商業網絡，實現對市場和資源的壟斷與控制。”[3]鄭莉對“同鄉同業”的理解，體現出其所在學術共同體的師承關系——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以來鄉族經濟時看到，鄉族勢力在水利、交通、集市、貿易、度量衡等領域對農村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形成族工族商[4]；傅衣凌先生的高足鄭振滿教授看到明清以來鄉族組織已經超出了親屬組織的范疇，即鄉族組織“既可以是以婚姻或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親屬組織，也可以是以地緣或契約關系為基礎的擬似的親屬組織”，所以明清以來“鄉族組織與地主經濟的直接結合，使已經衰落的私人地主經濟得到了強化”，或者說已經轉化為鄉族組織的共有經濟[5]。鄭莉所謂的“同鄉同業”傳統可以說是擴大了鄉族組織的社會網絡之后的鄉族經濟在異國他鄉城市里的翻版，但依然還是具有壟斷性的。
“同鄉同業”概念雖然并非由我發明，不過我把“同鄉同業”從經濟史的研究中挪來研究濫觴于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東南沿海而于今擴張至全國城鎮的依托于鄉土社會網絡開展某一行業經濟活動的現象。因為研究對象及時勢的變化，需要對經濟史研究中“同鄉同業”的概念內涵重新定義。按我自己的定義，“同鄉同業”是指同一區域的人群依托鄉土社會網絡，以非正規經濟活動的方式，在鄉土社會之外從事相同行業或屬于同一產業鏈的經濟活動。在這一定義中，“同鄉同業”是靈活、非正規、不具有壟斷性的，其經濟活動也不是僅僅局限于某些大城市，而是全面鋪開，幾乎覆蓋全國所有城鎮。這當然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經濟開放以及今天的交通便利大大降低了經濟活動的距離成本有關。我使用“同鄉同業”概念，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家鄉福建莆田孫村一帶的人們在全國各地從事金銀首飾業（簡稱“打金”業）的情況，認為在鄉土之外的“同鄉同業”經濟活動與鄉土社會發育相輔相成，發達的“同鄉同業”體現了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6]。2011年11月,《開放時代》雜志在廣州舉辦主題為“社會經濟在中國”的第九屆開放時代論壇[7]，組織者對論壇主題做如下闡明：“在經濟全球化的裹挾之下,獨大的市場經濟已經越來越與社會的發展相脫離,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及壟斷現象日漸加劇。以中國之博大、地方經濟模式之多元、民間社會資源及文化傳統之豐富,應該可以在今天中國探尋到有別于市場經濟而又使經濟、社會與文化相互嵌入的多元社會經濟實踐。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大體包括集體經濟、合作經濟、社會企業以及基于地方社會網絡并擴散至全國的各類非正規經濟。如何探索一條不同于市場經濟,又有異于計劃經濟的發展道路,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一項重大社會工程。”[7]本屆開放時代論壇專門組織了一個panel討論“同鄉同業”，內容包括鄭莉報告“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以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為例”、譚同學報告“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夏循祥報告“作為酵母的社會關系：一個被饅頭改變的鄉鎮”。在此，“同鄉同業”被視為“社會經濟”的一種形式。
與“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相對的概念并非“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而毋寧是“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或者“團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y）。本來，“經濟”與“社會”應該是緊密結合的，社會中的經濟作為一個自我生成系統，“把經濟、社會、文化區分開來是把人引入歧途。一切經濟行為都是社會行為，因此所有的經濟總是具有社會特征的”。[8]卡爾·波蘭尼也并不認為可以有獨立存在的市場體系，但會出現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從社會中脫離出去的趨勢，這樣就引出保護性的反向運動，使經濟活動重新嵌入總的社會關系之中。[9]市場經濟一旦發展成高度壟斷的資本主義經濟（尤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必然導致經濟活動與社會的分離，“在資本逐利的本性驅使下，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可能被抽離出它原先的在地背景，而得以在任何一個可以實現成本最低化和利潤最大化的場所重新組合，形成無心無肺的經濟怪胎”。[10]而社會經濟便是致力于經濟與社會的相互嵌入，屬于卡爾·波蘭尼所說的保護性的反向運動。
“同鄉同業”作為社會經濟的一種形式，是如何發生的？又是如何體現出“經濟”與“社會”相互嵌入的特點？
二、作為社會經濟的“同鄉同業”
“同鄉同業”不同于中國歷史上的地域性商幫、族商，不具有壟斷性。只要是同一鄉土社會的人，都可以利用鄉土社會網絡加入某一行業。由于經營者眾，所以，其經營活動區域無遠弗屆，遠超以往地域性商幫、族商。“同鄉同業”也不同于現在所謂的“專業鎮”，“專業鎮”往往是地方政府規劃的產物，只是在特定地點集中生產某種產品并在地批發銷售，經營者除了本地人，還有外來者，其經營活動并未向其他區域擴張，可稱之為“同域同業”而非“同鄉同業”。“同鄉同業”既非地域性商幫、族商的再現，亦非地方政府規劃的產物，那么，其究竟是緣何出現的？
一是資源稟賦不足與流動型兼業。今天的“同鄉同業”最早出現于從浙江溫州，到福建莆田、泉州、漳州，直至廣東潮汕、雷州半島這一狹長的沿海地帶。該區域的共同特點是十年九旱，人多地少。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溫州的人均耕地只有0.46畝，每勞力耕地1.54畝，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1]根據《莆田統計年鑒2018》提供的數據，2017年莆田市常住人口人均耕地面積僅有0.38畝，低于福建省的平均水平，只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所以，農業收成根本無法滿足口糧之需，極為有限的耕地也根本無法容納家庭勞動力就業，以致家中男孩不得不早早拜師學一門手工藝或者當商販。由于鄉村市場空間有限，無法實現在地兼業，所以只能采取游走四方的流動型兼業模式，在農閑季節外出做工或者經商，往往離家數月，其活動可達一縣之范圍。“橋頭彈棉郎，挑擔走四方”，說的正是溫州永嘉縣橋頭鎮彈棉花的手工藝人。由于流動型兼業對農民生計不可或缺，所以即使在人民公社時期，依然允許“串鄉經營”。1962年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其中第十四條規定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積極促進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同生產隊商量，合理地解決生產隊內部手工業者的口糧問題，合理地處理他們參加集體分配問題”，“歷來是串鄉經營的個體手工業者，人民公社各級組織應該允許他們串鄉經營”。這些習慣于跨越鄉土社會邊界“串鄉經營”的手工藝人，就是改革開放后四處創業的“同鄉同業”的“基本盤”。如溫州永嘉縣橋頭鎮的“彈棉郎”，改革開放后成為深入全國城鎮的橋頭紐扣的推銷員。而人民公社時期通過大興農田水利建設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機制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而解體，這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廣大農村剩余勞動力徒增的原因。這些新增的剩余勞動力在原來的“串鄉經營”者帶動下，匯入了“同鄉同業”的潮流。據統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溫州外出的各類小商品購銷員多達10萬人。[12]
二是鄉土社會網絡與“強關系”帶動。上述區域正好也是鄉土社會網絡發達的區域，屬于姚中秋先生所謂的“錢塘江以南中國”。他說：“西晉滅亡，居住于洛陽及其附近上層士族南遷，其組織嚴密，人數眾多，不愿與吳中豪杰爭鋒，于是選擇渡過錢塘江，分布于會稽一帶，建立起強有力社會組織。后來南遷者無法滲入，只好繼續南遷。錢塘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條重要分界線。”“每一次戰亂，都推動相當一部分儒家文化程度較高的人群向南遷徙”，以致“錢塘江以南中國”（寧波以南之沿海地區、皖南、江西等）后來居上，儒家文化的保存反超江南及中原地區[13]。這一區域的宗族文化的確比較深厚，宗親意識比較強烈。此外，這一區域還是中國地方方言最豐富的區域，各方言之間差異大，難以溝通，由此形成更加清晰的鄉土社會邊界。方言是地方性知識的重要載體，地方性知識具有低替代性，而對低替代性的地方性知識的共享，可以解決人際關系中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不信任問題。從事客家研究的人類學家Myron Cohen認為，方言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另一個變數，是構成群體的一個主要力量，許多特殊的社會活動方式都直接與方言之差異有關，如果對方言不加以考慮，任何有關這一地區的社會組織研究均不算完整。[14]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便是，這一區域因為宗族文化深厚，存在求男丁傳宗接代的生育偏好。如福建莆田沿海農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嚴厲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早婚早育、“黑婚”（不登記結婚）現象較為普遍，導致通婚半徑縮小以及姻親關系的進一步強化。[15]以上諸因素共同編織了這一區域發達的鄉土社會網絡，這一社會網絡由宗親、姻親、鄉親以及手工藝師徒等“強關系”編織。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在鄉土社會網絡中“強關系”的帶動下，邁過了“同鄉同業”的創業門檻。“強關系”中的帶動者對新人負有幫扶義務，不僅不會將新人視為雇工，而且還會在新人掌握技術或熟悉經營之道后馬上助推其另立門戶，自主創業。值得一提的是，姻親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超過宗親，這與核心家庭日益普遍以及兄弟之間較容易發生利益沖突有關。
三是低行業門檻與非競爭經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同鄉同業”盡管業態眾多，但大多與手工操作有關，從業者需要具備小本創業資金以及在短期內即可習得的技術，如浙江溫州的修鞋補傘、浙江松陽的松香采脂、福建莆田的“打金”等。由于入行有一定門檻，所以從業者需要“強關系”的帶動。如上所述，姻親關系在“同鄉同業”發展過程中作用較大，這推動了“同鄉同業”中夫妻檔的大量出現。早期“同鄉同業”大多介于二、三產業之間，既是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業，也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一個小型經營檔口正好可以容納夫妻二人的勞動力，實現勞動的彈性積累。夫妻檔，前店后家或下店上家成為流行模式，“同鄉同業”也從區域內流動兼業發展到全國范圍的定點營業。“強關系”帶動的“同鄉同業”既會避免惡性競爭（如“同鄉”經營的“同業”店面之間保持數百米距離乃為潛規則），也會尋求更有效率的互惠合作。“同鄉同業”的行業門檻低，從業者都是憑手工藝和服務吃飯的，“同業”之間體現的并非通過資本擴張達到壟斷市場資源的“大魚吃小魚”的資本主義經濟邏輯。“同鄉同業”都是一些個體戶、小業主，依托于各自的微型親緣網絡，具有“強關系”的從業者一般同城同域經營，他們在資金、技術、生產資料、信息、勞動力等方面相互拆借，互通有無，互惠合作，其生產要素成本及經營成本大大低于置身于鄉土社會網絡之外的經營者，令外人難以涉足其中與之競爭，這也是“同鄉同業”經營者之間并沒有必要形成進一步的聯合或者結盟以壟斷市場的原因。由此我們看到中國鄉土社會的韌性，看到鄉土社會網絡依然可以活躍于城市里的市場經濟活動。
四是“生態位”與“文化母體”。生態人類學家將生物對具有特殊環境特征的“小生境”（microenvironments）中的有限能量和可利用營養的分享稱為“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從生態位的立場出發，“個人是通過社會和文化母體，而非孤立地應對能量和物質資料的各種問題的”。[16]格蘭·諾維特的“嵌入理論”也指出，由于持久而穩定的人際關系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因此，個體更傾向于維護人際關系而并非追求短期最大利益。[17]“同鄉同業”中的從業者并非經濟學所謂的孤立的、個體化的理性人，他們是以鄉土社會網絡為依托開展經營活動的。特定的鄉土社會空間就是一個小生境，特定的“強關系”的帶動就是其生態位，這同樣也是符合理性的。因為生態位的重要性，所以個體即使從理性的立場出發，也應該維護好小生境。在此，小生境猶如“公共產品”，誰都可以利用。在經濟學的分析中，由于理性人都是孤立的個體，所以面對“公共產品”時都想“搭便車”，沒有人愿意為分享“公共產品”付費，都將“公共產品”視為免費的午餐。可是在“同鄉同業”的從業者眼中，這個小生境不僅僅是“公共產品”，也是“文化母體”，每個人都孕育、寄寓其中，都愿意維護好這個“文化母體”。所以，但凡春節、元宵節、清明、神誕等重要節慶，在外的“同鄉同業”從業者都盡可能返鄉，積極參與家族以及村落公共活動。據統計，在“同鄉同業”發達的莆田，活躍在鄉村神誕舞臺的莆仙戲劇團多達一百三十多個，“全市年演出總數6萬多場次，觀眾3000多萬人次。全市每個行政村年平均演出60場戲，人均年看戲10場”，其中社區請戲（“社戲”）約占70%~80%（神誕及民間節日）。[18]在全國傳統戲劇紛紛衰落的背景下，為何唯莆仙戲一枝獨秀？因為越是“同鄉同業”從業者眾的鄉村，就越是重視神誕，重視神誕期間人神共娛的戲劇演出。“同鄉同業”從業者們對鄉村公共事務、公益事業以及返鄉蓋新房（即使他們在城市里購房并常年居住）非常重視，他們高度依賴鄉土社會的關系網絡和社會資本，所以需要通過參與在家鄉進行的各項活動來再生產外出經商所需的社會資本，同時這也是他們獲得鄉土社會對其創業成功的認可以及擁有鄉村社會成員權的重要途徑。“同鄉同業”與作為“生態位”“文化母體”的鄉土社會相輔相成，“同鄉同業”從業者們在家鄉內部以及在家鄉之外的同城頻繁的互惠互動，使得鄉土社會資本不僅沒有流失，而且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活。[19]可見，“同鄉同業”作為社會經濟的形式之一，其社會經濟的特點不僅體現在經濟活動嵌入社會關系，還體現在經濟活動維護了社會關系的進一步發育。
三、“經濟”是如何嵌入“社會”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方式主導下，“經濟”與“社會”之間其實是很容易脫嵌的，或者說，脫嵌是常態，嵌入是困難的。可以打個比方，“經濟”與“社會”猶如高速運轉中的兩大齒輪，一不小心，轉瞬之間即可脫嵌。福建莆田作為“同鄉同業”發達的區域，但“同鄉同業”并非在全域獲得均衡發展。以下從莆田內部的區域差異看“同鄉同業”發展過程中“經濟”是在何種情況下嵌入“社會”的。
莆田市總人口近300萬人，共有海外僑胞150萬人，分布在83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華僑50萬人，華人100萬人。正如鄭莉指出的那樣，莆田人（興化人）很早以前就在東南亞形成了“同鄉同業”，因此其華僑華人遍布海外。而今天莆田形成了多個大規模的“同鄉同業”，民營醫療行業（俗稱的“莆田系”）占全國市場80%份額，木材行業占全國市場70%份額，金銀珠寶行業占全國市場60%份額。據莆田市人民政府2018年公布的統計數據，“莆商”（“同鄉同業”從業者）在外經營的生產總值相當于莆田市生產總值（2017年2045.19億元）的兩倍。莆田不僅僅只有地理意義上的一個莆田，在外經商的莆田人也形成了一個依靠莆田本地社會網絡的“在外莆田”或稱“同鄉同業”的莆田。值得注意的是，莆田的“同鄉同業”基本集中于被稱為“界外”的莆田沿海地區。
莆田市陸地面積為4200平方公里，按其區位及地理特征，由東南往西北，大體可以分為“界外”（沿海）、“洋面”（平原）、“山里”（山區）三大區域，這既是地理區位之分，也是地方社會等級之別。
“洋面”指宋代建設莆田南北洋圍墾工程而成就的興化平原，歷來為魚米之鄉，文教及家族組織尤其發達。從宋代到清代此地出過上千名進士及為數更多的舉人，但“這些進士和舉人實際上只是集中在幾十個大家族，大約分布在50個左右的大村莊”。“洋面”的村莊之間形成了150多個“儀式聯盟”，開展宗教、公益慈善、水利規劃等活動，是一個集生態、行政、經濟、文化于一身的巨大的社會網絡。[20]“界外”指沿海地區，地瘠人貧，十年九旱，食不果腹，人口密集卻罕見祠堂與族譜，但每個村莊基本上都擁有由明代里社制度演變而來的社廟。我在《孫村的路》中對“界外”這一名稱的來歷有過如下說明：鄭成功于1647年（清順治四年）海上起兵抗清，至1661年，鄭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諸島。清政府為剿滅鄭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沿海核定新界線并筑界墻，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將沿海居民遷至“界”內，在“界外”實行堅壁清野政策。直至1680年，莆田沿海諸島方為清軍收復。康熙二十年（1683年），臺灣納入大清版圖，莆田沿海復界。雖然“界墻”之存不過21年，但“界外”之名卻一直沿用至今，并演變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歧視。[21]在“洋面”看來，“界外”意味著邊緣、落后、貧窮、愚昧、粗魯。而“山里”（山區）則交通不便，地廣人稀，根據《莆田年鑒2018》提供的人口數據加以測算，莆田山區的人口密度大概僅為莆田沿海的四分之一。但“山里”物產較為豐富，基本上可以“靠山吃山”，其生活水平及社會地位介于“洋面”與“界外”之間。
如上所述，今天莆田幾大“同鄉同業”的從業者基本上都集中在“界外”，如民營醫院和木材業的從業者集中在忠門半島，金銀首飾業的從業者集中在埭頭半島。“界外”人因為生計堪憂，游走型兼業乃自古以來的傳統。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界外”就出現了這三大“同鄉同業”，相關從業者開始遍布全國。如金銀首飾業主要集中在“界外”的北高、埭頭、東嶠三個鎮，此三個鎮的人口都超過十萬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大多數行業的入行門檻還比較低的時候就有兩三萬人外出“打金”、推銷首飾加工所需的模具，大部分為固定設檔經營，但也有少部分家貧本小者沿用游走型兼業傳統，走街串巷經營（俗稱“走街”）。時至今日，據業內人士估計，此三鎮的金銀首飾業從業者約在15萬至20萬人之間。這樣的從業者規模，可以快速有效地覆蓋全國市場，其營業布點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全國一線城市及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城鎮直至今天全國幾乎所有城市、縣城及主要鄉鎮。在“界外”“同鄉同業”興起、壯大的過程中，關鍵因素是流動型兼業傳統造就的開放的經濟活動網絡與生計模式、適當的時機、足夠規模的從業者及營銷隊伍，當然還包括一村一社廟在內的“文化母體”與“同鄉同業”之間的良性互動。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莆仙戲的演出頻度可能與“同鄉同業”的發達程度正相關，那么，“同鄉同業”發達的莆田沿海地區就應該是莆仙戲演出的重鎮。鄭尚憲團隊關于莆仙戲現狀的調研報告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報告稱，“全市有12個山區鄉鎮很少演戲，演出活動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平原不到40個鄉鎮的狹長地帶”。[22]
再來看“洋面”。“洋面”曾經富甲一方，但走進今日“洋面”鄉村，卻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河道堵塞，村落中的住宅多為改革開放之前的建筑，這與豪宅林立的“界外”鄉村形成了強烈反差。但“洋面”又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空心化鄉村，其年輕人既未加入“同鄉同業”的大軍，亦未遠赴他鄉進廠打工。隨著臨近城區二、三產業的發展，“洋面”的年輕人多離村就近打工，白天進廠，傍晚下班回村，有的甚至中午也回家午餐，這種“離土不離鄉”的打工模式較好地兼顧家庭生活。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青睞于在城鎮購買商品房并常住，故村里多數時間只見老年人，已經出現空心化的趨向。那么，“洋面”為什么與“同鄉同業”失之交臂？按“洋面”人的說法是“界外人能吃苦，敢拼”。的確，“洋面”一直衣食無憂，包括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農民也能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像“界外”那樣把流動性兼業作為必不可少的生計模式。雖然“洋面”的傳統社會網絡資源以及人口密度皆遠在“界外”之上，但一旦錯過了時機，越是往后，特定區域人群進入某一行業的資金與技術的門檻必定越高，而且也很難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全國市場中占有份額。所以，即使“洋面”近二三十年來也不斷涌現出有為的企業家，但其所演繹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個人創業成功的故事，難以帶出成規模的“同鄉同業”。
“山里”鄉村又不同于“洋面”和“界外”，其整體上已呈現出較為典型的空心化特征。“山里”無法像“洋面”那樣可以就近在二、三產業領域就業，因此，其青壯年大量外出異地打工。在此過程中，山區鄉村學校的撤并又促使人口進一步往附近中心鄉鎮或者縣城集中，導致本來就地廣人稀的山區人口密度進一步下降，常住人口老齡化的特征極為明顯，有些小村莊趨于消失。“山里”人大概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興起外出創業的潮流，比“界外”人足足遲了十年。這關乎的不僅是時間的早晚，重要的是創業機會的喪失和創業成本的抬高。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山里”人曾經較多地在珠江三角洲的工業園區或者工人集體宿舍門口以流動攤檔經營簡單早點，如包子、饅頭、豆漿、油條等，應該說也形成了“同鄉同業”的雛形。但由于“山里”人口少，從業者規模不夠大，加上鄉土社會網絡較弱，難以快速擴張并覆蓋市場，所以，如湖北監利等地方的人隨后不久也加入了這個面向工廠打工者的“早點業”。再后來，就被有店面經營的、覆蓋全國市場的“沙縣小吃”等“同鄉同業”擠出了市場。
我們再歸納一下以上對莆田山區、平原、沿海三大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分析。山區：散居—傳統社會資源較少—靠山吃山—外出打工—在鎮上、縣城聚居—鄉村漸趨消失；平原：聚居—傳統社會資源豐厚—魚米之鄉—就近打工—鄉村空心化；沿海：聚居—傳統社會資源一般—人多地少—流動型兼業傳統—“同鄉同業”—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最后，我們來回應莆田的“同鄉同業”為什么集中于“界外”沿海鄉村的問題。傳統社會資源之所以可資利用，是因為它不僅只是文化觀念，還包括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傳統社會資源被激活，不完全取決于資源是否深厚，而主要取決于其所構建的社會網絡能否借助一定人口規模的經濟活動而越出原先的地理及社會空間向外擴展（如莆田沿海）；但如果傳統社會資源存量以及人口規模較少，則妨礙其向外擴展（如莆田山區）；傳統社會資源豐厚，人口規模也巨大，但經濟活動不需要依靠傳統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則傳統社會資源也不會被激活（如莆田平原）。可見，就“同鄉同業”來說，經濟與社會能否相互嵌入，取決于一定規模人群在適當時機選擇適當行業的經濟活動能否借助傳統所構建的社會網絡。
四、是“社會經濟”還是“低端全國化”
人類學系的麥高登（Gordon Mathews）教授近年連續出版了《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和《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兩本著作，其核心概念是“低端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按照他的定義，“低端全球化”是指“人與物品在低資本投入和非正式經濟（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國流動，其組織形態常與發展中國家聯系在一起”。他還斷言：“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過去，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的未來。”[23]他的這個“低端全球化”算不算“經濟全球化”？我自己對“經濟全球化”的定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成本最低化為原則對各類生產要素進行全球范圍的重新組合，并開展價格的“逐底競爭”。而麥高登的“低端全球化”說白了不過是后發達地區的人來到發達地區采購適合于后發達地區人們消費的日常用品，并販賣到欠發達地區的“點對點”的經營活動。這里面不涉及生產活動，也許勉強可以說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形式，但以“低端全球化”冠之，未見得合適。
之所以要提及麥高登“低端全球化”這個概念，一方面，是因為他所謂的“低端”主要是指“低資本投入”和“非正式經濟”，而這兩點正符合“同鄉同業”的特征，我們也可以將“同鄉同業”視為“低端”。另一方面，目前的“同鄉同業”基本上還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經營活動，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區域發展不平衡，“同鄉同業”也是從經濟發達地區往欠發達地區、從城市往鄉鎮擴張，體現出與“經濟全球化”類似的邏輯。在此不妨借用“經濟全球化”概念，將“同鄉同業”視為“全國化”的經濟活動。綜合而論，我們也許可以將“同鄉同業”在現階段的發展稱為“低端全國化”。
我們之所以要從“低端全國化”視角看待“同鄉同業”，是因為在“同鄉同業”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發展至今的四十年左右時間里，中國的經濟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勢不可當，資本的力量空前強大并且活躍，“同鄉同業”的外部資本和內部資本都可能瓦解“同鄉同業”的“社會經濟”內涵，“同鄉同業”面臨的生存環境與生存空間已不如四十年前。盡管如此，“同鄉同業”還是在全國遍地開花，如湖南新化的復印業、湖北監利的包子業、青海化隆的“蘭州拉面”業、河南鄢陵的燈光師業、河南許昌的假發業、河北安平的道路護欄業、江蘇興化的不銹鋼業等。從“低端全國化”的視角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同鄉同業”的發展趨向。“同鄉同業”在經歷近四十年的發展之后，大概體現出如下趨向：
一是去技術化與標準化、品牌化、壟斷化。這種情況在某些有一定發展歷史的“同鄉同業”中體現出來。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同鄉同業”都是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手工業與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相融，這既是行業的門檻，也是行業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但不可替代性顯然對資本在市場的擴張構成障礙。Sigrid Schmalzer在研究中國農業“綠色革命”時提出“去技能化”的概念。她認為，在傳統農業生產中，農民所擁有的技術是豐富的種植實踐和經驗，隨著農業技術的現代化，傳統技術面臨挑戰，普通農民遭遇普遍的“去技能化”。[24]其實，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更是極力追求“去技能化”，以便將掌握傳統技藝和手工操作經驗的勞動者變成可替代性極高的、不得不依賴大企業生存的廉價勞動力，從而將勞動者固定在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流水線上。[25]如湖北監利縣毛市鎮及周邊地區約十萬人在全國各地開鋪做包子，其中資本積累雄厚者紛紛往品牌化、連鎖經營方向發展，統一設計店面，統一和面、配料、供料，從業者無須身懷絕技或掌握獨家秘方。著名的“沙縣小吃”也在沙縣政府的推動下開啟了品牌化、集團化的步伐。這種標準化、品牌化經營自是符合資本利益，但也必然將“同鄉同業”中的大批自主創業者擠出市場，業內的競爭焦點在于資本投入和規模效應，逐漸形成一枝獨大的壟斷局面。
二是高可替代性與“打工化”。這種特點在一些后起的“同鄉同業”中明顯存在。“同鄉同業”作為非正規經濟，其從業者靠手藝吃飯，自雇勞動或者自主創業。這些手藝往往是地方性的傳統工藝，有的甚至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隨著地方性工藝后繼乏人以及資本推動下的標準化、規模化生產的盛行，后起的“同鄉同業”越來越傾向于選擇某個行業產業鏈條中的小環節，這個環節是勞動密集型的，從業者的可替性高。雖然大家還是同鄉，但除老板外，所有的從業者都變成了受雇勞動者，自主創業當然也不存在了。如河南鄢陵的“燈光師”，其實就是給影視拍攝現場打燈的人，據說已經遍布全國各影視基地。又如福建平潭的隧道業，據說目前全國80%的隧道項目都由平潭人施工挖掘。表面上看，這兩個個案的確可謂“同鄉同業”，但眾多從業者只是受雇于同鄉老板，只是在給老板打工，這就是“打工化”。
三是產業鏈縮短。產業鏈分上游、中游、下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同鄉同業”因為屬于自雇勞動和自主創業，從業者往往從產業鏈的中游入手，再逐漸往產業鏈的上游和下游擴展，形成“同鄉同業”內部的產業分工。所以，“同鄉同業”可以將“同鄉”的勞動力悉數卷入，大批量帶動就業。也因為“同鄉”已經將“同業”的產業鏈較為完整地掌握在手并且實現了互惠合作，所以，其他區域的人群加入此行業并競爭獲勝的機會不大（雖然“同鄉同業”并無壟斷經營機制）。如莆田沿海的金銀首飾業，不僅有“打金”，還有收購、販賣黃金白銀，生產制造、銷售首飾加工模具、加工工具、首飾盒，從事從家鄉至全國各大城市的客運貨運。以往資本尚欠活躍，可以地方社會網絡力量占據某些行業的大部分產業鏈，但在二十一世紀以來新興的“同鄉同業”中，“同鄉”趨向“打工化”，“同鄉同業”中的“同鄉”難以形成內部產業分工并延伸產業鏈，幾乎不可能再現較完整掌握某個行業產業鏈的“同鄉同業”了。
四是價值鏈的社會分層。價值鏈是指一種商品（或服務）從生產、運輸、加工、包裝、儲存等環節，最終達到終端消費者的過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已經出現了全球價值鏈，形成服務外包與全球空間再分布。特定群體、特定社會階層在特定行業商品生產流通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在價值鏈的不同節點上形成社會分層。如果我們把“同鄉同業”中的“同業”視為一種商品或者服務的話，由于老“同鄉同業”的內部分工以及新“同鄉同業”的“打工化”，同樣可以看到其價值鏈的社會分層。老“同鄉同業”如莆田沿海金銀首飾業，有品牌化的珠寶公司，有尋求加盟的新人，有依然銷售“同業”生產工具的小販；新“同鄉同業”如鄢陵“燈光師”，已被擠壓于“全球價值鏈”中具有社會分層特點（“打工者”）的節點上，“同鄉同業”的行業切入口越來越小。
五、余論
“同鄉同業”作為社會經濟的一種形式，依托鄉土社會資源降低經濟活動的成本，作為準公共產品的依托低成本運作的全國性經營網絡，帶動了輻射全國的以“同鄉”為經營主體的“同業”產業鏈，體現了經濟與社會互嵌的特征，自主創業、共同富裕的愿景觸手可及。隨著“同鄉同業”內部資本與外部資本（包括國內資本與國外資本）日趨活躍，資本擴張的邏輯代替了社會經濟的邏輯，資本利益牽引下的經濟活動逐漸與社會脫節，在更廣闊的范圍而非“同鄉”范圍組合生產要素，呈現出經濟全球化/全國化的特點。不管是舊有“同鄉同業”的內部分化，還是新起“同鄉同業”的“打工化”，都表明了即便再強大的鄉土社會，也難以與資本巨無霸匹敵。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什么行業、什么階段的“同鄉同業”，也不管其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鄉土社會網絡，它一定是以“低資本投入”和“非正規經濟”的形式出現的，只是在今日的“同鄉同業”中，“社會經濟”的形象淡出，“低端全國化”的面目顯現。
考諸“同鄉同業”的發展歷程，其作為特殊的經濟活動方式，濫觴于特定區域的鄉土社會之中。而后起的在全國四處開花的“同鄉同業”，雖說更多地受到資本力量的主導，但它之所以在此地而非在彼處出現，也仍然與地方的資源稟賦、生計方式、社會結構、文化傳統有關。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人群對“同鄉同業”的行業選擇及運作邏輯不盡相同，通過對不同時期、不同區域“同鄉同業”現象的比較，可以發現社會變遷及區域社會構成差異的豐富信息。從“同鄉同業”的區域性分布可以洞察不同區域的社會特點，而從“同鄉同業”的階段性發展也可以了解經濟全球化、全國化的活躍程度。研究“同鄉同業”不失為落實“區域研究”、豐富中國研究的重要切入口。
注釋：
[1]Hill Gates，China’s Motor: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p.7.
[2]高紅霞：同鄉與同業、傳統與現代：上海糖商業同業公會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鄭莉：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以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為例，《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
[4]傅衣凌：論鄉族勢力對于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廈門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
[5]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第7頁、49頁，三聯書店2009年。
[6]吳重慶：“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
[7]張曙光，黃萬盛，崔之元，等．“社會經濟在中國”，《開放時代》2012年第1期。
[8]盧曼：《社會的經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頁。
[9]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5頁。
[10]吳重慶：“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
[11]上海社會科學院：《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第9頁、18頁。
[12]上海社會科學院：《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第6頁。
[13]姚中秋：錢塘江以南中國：儒家式現代秩序，《開放時代》2012年第4期。
[14]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年版，第302頁。
[15]吳重慶：《孫村的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5-16頁。
[16]Donald L.Hardesty：《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7、93、95頁。
[17]格蘭諾維特：《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1-12頁。
[18]鄭尚憲、莊清華：莆仙戲文化調查報告，《中華藝術論叢》第10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1年。
[19]吳重慶：農村空心化背景下的儒學“下鄉”，《文化縱橫》2012年第2期。
[20]鄭振滿：莆田平原的聚落形態與儀式聯盟，《地理學評論》第2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5-37頁。
[21]吳重慶：《孫村的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41頁。
[22]鄭尚憲、莊清華：莆仙戲文化調查報告，《中華藝術論叢》第10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1年
[23]麥高登：《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96頁。
[24]Sigrid Schmalzer,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p.35.
[25]易蓮媛：“群眾科學”與新中國技術政治研究述評，《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
（作者系中山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華南農村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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