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這是建設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的指導思想。同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開宗明義指出，三農工作進入新發展階段，須臾不可放松，要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新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最需要創新的即是生產關系領域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促進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
世界近代史上形成的現代農業模式已經演化為三個異質性很強的不同類型，支撐三類模式的經營體系也有很大不同：第一種是以美加澳為代表的“盎格魯美利堅模式”的大農場農業，因殖民化形成資源廣大的客觀條件而得以實現農業規模化和資本化，對應的主要是公司、大農場主為經營主體的農業經營體系。第二種是以歐盟為代表的“萊茵模式”的中小農場農業，因歐洲人口增長絕對值大于移出人口絕對值而致使資源愈益有限，只能實現農業資本化與生態化相結合，形成與農業生態化高度相關的綠色社會運動，其60%以上農場由兼業化中產階級市民作為經營主體。第三種則是以中日韓為代表的“東亞模式”農戶經濟，因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而唯有在國家戰略目標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全程干預，日韓有效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是通過對農村人口全覆蓋的普惠制的綜合性合作社體系來實現社會資源資本化，才能維持三農的相對穩定。
新時期需要新格局。相比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農業，中國提出了更高的發展要求，即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理念，走深走實“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把以往粗放數量型增長改為質量效益型增長的生態經濟。這意味著現代農業經營體系需要有重大調整，以符合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的現代化農業要求。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此次一號文件在推進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建設方面除了內含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小農戶、龍頭企業等多種經營主體外，還特別強調了“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試點”，以及“吸引城市各方面人才到農村創業創新，參與鄉村振興和現代農業建設”。由此來看，“三位一體”和“市民下鄉”都是符合現代農業生態轉型和質量效益提升的關鍵措施。結合既有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最可資借鑒的是萊茵模式的中產階級市民為主體及東亞模式的“綜合性合作社”為主體；同時，應逐漸弱化以往較多采納美國模式的“大農場”經驗的制度成本。
從新時期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建設的努力方向上，還可從以下幾方面進一步拓展：
一是通過“深化三變改革（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大力發展以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為微觀經營主體的社會企業，培育組織化程度較高的農民經濟主體。
生態文明新時代，綠色農業的生產力要素構成發生了從平面向立體空間的結構性擴充，拓展為內涵更豐富的山水田林湖草沙等，這些符合生態經濟的新生產力要素具有典型的非標性、整體性和公共性，其產權邊界與村社地緣邊界高度重合，因生命共同體而具有內在結構性黏連而不可分割。因此，對現代生態化農業資源做開發要以整體系統的方式體現其價值實現過程，在對應的生產關系上應符合生態轉型的空間資源開發和經營需求。
新生產力要素的整合開發需要回嵌到縣域在地化的自然及社會之中，通過縣域經濟體系來加速生態資源的資本化進程。以生態資源開發為主線，實現縣域經濟綜合發展，以農村集體產權改革和“三變”改革為契機，培育縣域生態資源資產經營平臺，由“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社進行“三產融合”運作，做好鄉村集體經濟的公司化改制和符合在地化內涵的機制性建設，使縣域的金融供給側改革深度融合到農業供給側改革之中，用地方金融過剩的頭寸活化在地生態資源資產，實現整體性開發和生態收益共享。以往經驗教訓表明，唯有各級優惠政策用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才能讓增加的產業收益主要留在縣域，農民才有可能參與其中，獲得更多收益。
二是暢通城鄉經濟循環，加速構建符合高質量發展的城鄉融合體系。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隨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增長和衍生的綠色消費，已經成為重要的“需求側”變化，與之對應的供給主要是綠色產品和生態服務價值，這就客觀上對現代農業提出高品質、綠色化和安全化的內在發展要求。因此，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以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通過需求側來推動農業現代化。故而，在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建設上需要將高質量的城鄉融合體系作為重要推動力。
城鄉需求和供給的平衡在于如何能將新生產力要素轉化為生態產品和服務的新格局，實現城鄉兩大部類交易的國內大循環。為此，新時期以來，中央一直強化城鄉融合的戰略部署。
在生態化轉型階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應注重堅持“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的路徑，將空間生態資源內含的結構化要素體系與新業態的社會化創新相結合，體現生態資源的經濟、社會、生態多樣性功能，才能既實現生態文明對“生態經濟”的轉型要求，又能夠在全球化危機之下完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性調整。
首先，加強數字科技帶動業態創新在農業現代化中的作用。信息的不對稱和鄉村資源資產的非標性困阻著城鄉要素的交易。在中央持續深化建設數字鄉村的意見下，可進一步建立縣域范圍內生態資源價值化數據庫，通過區塊鏈技術及可追溯體系與各類消費者大數據對接，將人民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鄉村生態產品及服務做精準化的整合。同時，在互聯網技術且移動端設備相對成熟的條件下，社會化媒體工具的運用能夠構建起生態產品的公平交易機會，促進結構優化。
其次，提供市民下鄉與農民聯合創業的有利條件。疫情之后，隨著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出現了城市析出的過剩人才和社會資本回流鄉村的客觀趨勢，從而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市民下鄉的最大需求是食品安全、休閑、旅游和康養，與鄉村的生態資源資產高度結合，能夠促進休閑旅游、養生體驗、教育文化等新業態及相關物業交易的增長，這些既符合生態文明多樣化、非標準化特點，又內涵著促進農業產業生態化轉型的要求。同時，單一農民很難依靠兼業形成的收入承擔農業的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等多重風險，市民下鄉意味著與農民聯合承擔生態資源資產開發的風險損失。
最后，與脫貧攻堅有機結合的鄉村振興，應該強調生態產業化帶動的社會企業創新。生態資源開發要充分尊重自身具有的在地性、整體性、公共性特征，其價值化過程要體現“空間正義”，使在地民眾能夠共享生態經濟增值收益。這客觀上決定了其經營開發方式不能沿襲追求私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產業經營路徑，而需要能夠追求綜合效益最大化的社會企業作為微觀主體，才能弱化生態資源開發中的精英俘獲和隱性剝奪。
三是破解城市各類人才參與現代農業和鄉村振興的困境，培養適應現代農業經營的人才體系。
當下農業現代化發展和鄉村振興需要的人才振興，客觀上面臨著三重困境。首先是現代農業人才和農村勞動力都是被外部定價，其工資和收入是參照城市工業或服務業水平，在生產生活嚴重依賴貨幣的條件下，農業為主的經營收益或服務農村的工資水平難以支持不斷增加的現金開支；其次是青年與在地文化和社會結構脫嵌，長期在外打工或就學的青年人受城市文化價值觀念影響，與農村文化、社會關系發生疏離，難以融入村社的生產和在地生活，給農業就業人員帶來社會壓力；最后是外來新農人在地創業的財產關系具有不穩定性。這些都是阻礙農業人才隊伍建設的壁壘。
符合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的人才培養需要整合多重資源和構建支撐體系，使人才重新融入到鄉村的經濟和文化活動中。首先是創新社會化主體參與現代農業的綠色通道，吸引鄉賢、新農人、藝術家、媒體人、高校青年等各類具有新理念、新技術、新知識的城市人群參與農業農村發展，培育縣域內部創新型農業業態，激活城鄉人才要素流動。其次是要形成多方激勵的配套制度和政策，為回鄉或下鄉人才構建財產基礎和公共服務。結合集體經濟組織“三變改革”設置人才股、技術股等，為下鄉人才提供土地、宅基地等配套性的政策，使其與村社建立財產關系。同時逐步在適合的村社建立本土化的教育、醫療體系，保障下鄉人才享有基本的社會公共服務。最后要培育“在地性”與“公共性”兼具的共生文化，構建城鄉融合和多元化發展的價值觀及思維方式，加強宣傳教育和文化引導，轉變人們對城市和鄉村的觀念，使回到農村和從事農業成為有尊嚴的工作，是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從而為農業人才發展營造寬松包容的社會環境。
（作者單位：海口經濟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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