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村破產即國家破產，農村振興即民族振興”的思想潮流一時熱浪滾滾，社會精英、鄉村士紳乃至政界商圈紛紛投身鄉村建設運動， 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 救濟農村”“ 復興農村” 的鄉建熱潮。
這場運動逐步由民間轉向官方，1933年，河北定縣、山東鄒平、菏澤、江蘇江寧、浙江蘭溪等宣告成立“縣政改革試驗縣”。據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統計，到1934年，全國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團體和機構600多個，在各地設立的實驗區1000多處。閻錫山治下的山西更是從橫豎兩個方面構建村治組織， 編織龐大的行政網絡治理鄉村。但是，百年前的這場運動歷經數十年卻“運而不動”，最后偃旗息鼓，不僅沒能扭轉鄉村社會蕭條衰敗的趨勢，自身也煙消云散。
晏陽初早期開展平民教育運動時，認為中國的大患是民眾的貧、愚、弱、私"四大病"，主張通過辦平民學校對民眾首先是農民，先教識字，再實施生計、文藝、衛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養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張在農村實現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六大整體建設"，從而達到強國救國的目的。著有《平民教育的真義》、《農村運動的使命》等。
歷史的車輪走過百年后的今天，黨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時間并不長，從2017年10月首次提出到現在不過三年多，即便從為鄉村振興打基礎的脫貧攻堅算起，至今也只有八個年頭，但是鄉村繁榮興旺的勢頭已經全面展現，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農民的生活正在發生著十個前所未有的巨變。
鄉村振興能在短時間內“振而即興”，關鍵在于做對了四件事情。
一是找對了路子。所謂找對路子，就是首先從“治貧”這一最核心的問題入手，實施脫貧攻堅打硬仗戰略。歷史上，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學人普遍認為，中國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貧弱私愚”四大病。但是，他們在推進鄉村建設的實踐中，都沒有、也無力把“治貧”放在首位。
有的從教育著手，如梁漱溟領導的鄒平鄉村建設實踐、晏陽初主持的定縣平民教育實踐和陶行知創辦的曉莊生活教育實踐等。有的從組織著手，如閻錫山在山西村政運動中建立的九層官吏制。有的從現代性著手，如盧作孚在四川北碚鄉開展的鄉村建設實踐。在復雜的時代背景下，這些路子都沒有走通。
今天，我們從脫貧攻堅入手,通過采取一系列具有原創性和獨特性的重大舉措，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經過8 年持續奮斗,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
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全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有近2000萬貧困群眾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養，2400多萬困難和重度殘疾人拿到了生活和護理補貼。有2000 多萬貧困患者得到分類救治，救助的不僅僅是無法得到救治的病患，而是一個個被救治費用拖垮的家庭。還有110多萬貧困群眾當上護林員，守護綠水青山，換來了金山銀山。
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這場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決戰，創造了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萬難貧為首，經濟不興，一切免談。
二是找準了動力。利用舉國體制，上下同心，盡銳出戰，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和力量， 凝聚成改變貧困面貌的合力。
首先從實踐中探索形成了縱橫交織的扶貧政策體系，縱向貫穿從中央到省市縣鄉村，橫向則囊括不同主管部門的資金體系、交通設施體系、教育體系、衛生體系、民政體系、責任體系、干部體系、動員體系、監督體系、考核體系等。
其次在政策網絡支撐下形成了層層壓力傳導的領導責任制，事業單位、社區組織、合作社、第三方機構和企業主體等不同利益主體積極參與和東西部協作推進的扶貧工作格局。從而得以動員一切可利用的人、財、物,有效解決了貧困地區的需求，實現減貧效應的最大化。
再者就是五級書記一起抓， 通過舉國體制，形成“一把手工程”“一盤棋格局”，上下左右，勠力同心，集中力量辦大事。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哪項政策的實行像脫貧攻堅這樣有力度有實效。
2020年6月公布的《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第九條要求，“國家建立健全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抓落實，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工作機制。”就是看到這一制度的空前奇效，對這一制度的延續推廣。
三是找對了方法。這個方法就是“精準”。“五個一批”“六個精準”是脫貧攻堅的方法論原則,也是克服農村工作中長期形成的“大水漫灌一刀切”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弊端的良方妙藥。
數字化生存把人類帶入“精準時代”,大到宏觀世界的指天問地，小到微觀世界的解構毫厘，無不以“精準”為圭臬。“精準”二字貫穿了脫貧攻堅的全過程，彰顯追求發展質量、效益和投入產出比的經營管理理念。精準識別扶貧對象是頭道工序，這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扶貧對象識別是否精準，直接決定扶貧成效。在實踐中，各地依照《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探索出各種精準識別模式，比如河南省新鄉縣由村民代表走訪農戶，了解每戶人家的基本情況、貧困程度及貧困原因，搜集意見整理后作為提案交給村“兩委”議定。
由村民代表走訪調研，能夠了解貧困戶的真實情況， 防止出現“ 漏評”“ 誤評” ,有效保證了扶貧對象的精準識別。在“怎么扶”的問題上，300多萬駐村扶貧干部針對特定扶貧對象制訂“一戶一法、一村一策”的精準幫扶措施， 不僅包括方式、方法的“ 既準又精” ,還包括思想、體制、機制、組織的“既準又精”，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脫貧攻堅戰之所以短時間內取得如此成績， 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這種因地因人因事采取不同辦法的“精準”方法論。四是找準了時機。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威脅的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百廢待舉的情境下，為實現從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強國的轉變， 中國優先發展工業，以農養城，以農養工，在短短七十多年時間里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發展之路，建立起最完備的現代化工業體系。
2019年聯合國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改革開放初期， “小城鎮—農民”的發展新格局,打破了原先“鄉村—農民”和“城市—市民”的二維框架，“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的發展路徑在促進鄉村振興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當時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性質依然沒有出現質的改觀，城市和工業反哺農業農村的能力還較有限。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些年的發展，中國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2000多年以來以農養城、以農養國、以農養政的歷史已經于2006年全部終結，全面進入以工養政、以商養政時代。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鄉村振興恰逢其時。倘若選擇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則不亞于狂熱時代提出“十五年趕超英美”的盲目冒進。
從“ 運而不動”到“振而即興”，百年滄桑，一朝巨變。有和無、多與少、生存與發展、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些本該由哲學家詮釋的復雜問題，在這里被中國鄉村一個個巨變的實例做了生動的回答。選準路徑、強化動力、用好方法、抓住時機， 建設鄉村，乘勢而為，中國鄉村“風正一帆懸”，乘風破浪正當時。
（作者系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安徽大學等院校兼職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2021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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