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鄉村人才的不足，不是簡單地動員很多年輕人到鄉村去。如果不以鄉村為職業，不學會如何經營鄉村，如果不是基于個人的基本利益到鄉村去，到鄉村去人多了，反而更是麻煩和負擔。”
2017年，我在河邊村建設“瑤族媽媽的客房”的過程中就開始思考，河邊村這樣一個瑤族聚集的村莊，將來要搞自然教育、高端休閑旅游、小型會議，發育一個新的業態，這樣分散的農戶無法進行經營。所以，就開始考慮首先建設一個能夠集中進行經營的經營主體。在2018年開始籌建雨林瑤家合作社，當時和村民開會討論確定了所有的客房都由合作社經營的基本原則，合作社從中提取百分之十作為管理費，村民都十分贊同。雨林瑤家合作社就此成立起來了。有了組織的形式，就必然會涉及到誰來經營。當時的思路是，年輕人都追求城市生活。追求城市生活的主要原因是在城市里他們可以從事一個現代化的業態，即使在工廠里打工，他們的文化符號也是現代的。鄉村就等同于種地，種地就等同于受苦，低收入。所以青年人不愿意回到鄉村。基于這樣一個簡單的假設，我們努力將雨林瑤家打造成一個與城市就業具有同樣文化符號的新業態。我們在村里修建了具有現代感的雨林瑤家辦公室，配備了與城市酒店相同的計算機管理系統、財務系統和各種會議設施等，希望在鄉村里植入一個現代化的業態。我們把村里在外打過工的幾個年輕人組織起來，由村干部支持他們，讓他們變成雨林瑤家的CEO，CFO，CTO，并對他們進行了長期的培訓，為他們定制了工作服裝，希望提升他們的就業現代感。外來的客人都稱贊，在這樣一個貧困的村莊里，看到現代的業態和管理，周圍的村莊都到河邊村來學習和參觀。這些的的確確吸引了幾個年輕人在村里扎根就業。河邊村自2019年到現在，在幾位年輕人的努力下，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從實踐的角度看，不僅將新的業態植入到鄉村是有效的，而且打造和提升這一業態的現代感對于吸引青年人更為重要。基于這樣的經驗，我們將鄉村CEO推廣到我們在昆明的其他村莊，推廣到我們在臨滄的村里。但是，在實踐中，鄉村CEO如何更有效發揮作用的問題，在不斷地出現。在很多情況下，鄉村CEO的工作困難重重。鄉村的CEO為什么不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
首先，即使像河邊村已經建設地非常好，而且在河邊村也植入了一個比較現代的新的業態，青年人的就業現代感也很高，但是，鄉村的生活環境依然不能夠吸引青年人安心就業。無論在河邊村，還是在麥地沖村，都是如此。追求城市生活和現代生活并不僅僅是一個就業，也不僅僅是收入。我們給年輕人算過一筆賬，在外打工每個月也就是掙到三四千塊錢，吃住刨去，所剩無幾。在村里工作與這個收入相差不大，但實話說，僅僅從收入角度講，還不足以讓青年農民，尤其是高素質的青年農民留在村里。我以前說，村莊建好了，居住的條件好，大家就愿意留在鄉村。但事實上，河邊村這幾年也有青年女孩出去讀書，但是沒有一個留在村里，都嫁出去結婚了。河邊村建好了，收入提升了，外面的人來得多了，但是我的那些光棍青年朋友還沒有一個找到對象。我經常私下暗暗反思自己，把這種浪漫主義的想象帶到鄉村里，是不是不切合實際呢？很多人其實都覺得，我帶著一幫人在鄉村胡搞，他們對我這些工作不屑一顧的態度并非全無道理。但是我和我的團隊就是想實踐一下，鄉村這個人才的荒漠如何能長出一點綠苗。青年人能留在鄉村實際上取決于一個大的環境，僅僅在鄉村植入一個現代的產業，把這個鄉村建得很好，的確也能夠吸引青年人留下，但是這樣一個建設好的鄉村和產業，就像一個現代化的孤島，它與城市的聯系還是斷開的。青年人無法在這個鄉村里無法享受到他期望的現代生活，比如逛街，去歌廳酒吧，他們也希望和城里人一樣去那些公園，穿上與城里年輕人一樣的裝束，去看電影，這些都是鄉村無法提供的。鄉村的人才缺乏的的確不是一個可以在微觀上解決的問題。
其次，在鄉村的創業其實遠遠比在城市里的創業要難。城市是一個現代的商業社會，在這樣一個商業社會中，無論進入工廠還是進入商店，還是進入機關，都已經形成了相應的規范，形成了一套適應于就業的體制和系統。一個青年人只要具備相應的文化素質，可以通過這樣一個體制的培訓，即可融入這個社會。而在鄉村，并不是一個現代商業文化和市場體制構建的社會，鄉村只是一個適應于家庭農業生產，用家庭勞動力組織進行簡單的農業生產的鄉土社會。青年人在鄉村里創業無法得到相應的培訓，也沒有商業市場網絡的支持，也沒有現成的信息服務體系，更缺乏一個個體相互關聯的心理支撐的社會網絡。所以，青年人在鄉村里創業顯得非常孤立，一是創業很難展開，二是展開以后很難持續。河邊村的鄉村CEO之所以能夠支撐到現在，主要依靠我們團隊長期不斷的支持。原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同志在考察了河邊村以后，對河邊村的鄉村CEO印象深刻。但他敏銳地告訴我，小云教授，你不能離開，你們團隊離開以后，這個事情是搞不成的。麥地沖村CEO的工作也是同樣的情況。如果沒有我們的支持，這些鄉村CEO就會覺得非常孤單，而我們所提供的支持也恰恰是在城市里很多公司和機構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支持。所以我一直在講，市場本身是一個社會，是一種文化，鄉村不能說沒有這樣的文化要素，但總體來講，鄉村的文化不是現代的市場文化。一個年輕人到城市打工，他就會遇到很多在企業機構里工作的年輕人，相互之間就會形成信息分享的網絡，他們之間的交流就會形成心理的支撐網絡。而鄉村里幾個年輕人按照現代市場的企業來創業，他們是孤立無援的。所以我們希望把像旅悅集團這樣的企業引入到河邊村、麥地沖村，希望通過他們來為這些鄉村CEO提供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市場的社會網絡支持。是否可行，還要看下一步的實踐。
第三，河邊村的幾個CEO每次我到村里就會聽到他們說不想干。他們真的比過去穿得好了，見的世面多了，也經常到外面開會培訓，他們掙錢也比過去多了，反而不想干了。他們說，干這個事兒，太傷神了。我們團隊的曾艷在九鄉麥地沖村花了大量的時間，幫助麥地彩居的幾個青年CEO展開工作。我去麥地沖村工作的時間不多，曾艷經常告訴我，某某與某某吵起來了。河邊村的CEO和麥地沖的CEO都是村里人，他們首先面對的是管他們的村干部。這些村干部或者是他們的長輩，或者長期是他們的領導。這些青年CEO的想法與村干部想法不一樣，村干部要在很多事情上面說了算，青年人拉不開這個臉。我在村里開會明確告訴河邊村的村干部，要讓雨林瑤家合作社幾個CEO放開干，村干部不要干預。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誰會遠離能看到利益的權力呢？這些CEO還要和村民打交道，讓他們拆豬圈，打掃衛生，開會，所以河邊村CEO經常告訴我，李老師，村民不配合啊，不想干了。麥地沖CEO也頻繁與村里發生不愉快的事。我們在培養CEO的過程中，遭遇到了鄉土社會的社會關系的困擾。鄉村社會的社會關系不是按照利益和契約來建構的，鄉村社會不是一個企業，這些村里的年輕人無法將社會關系置身事外，他們沒有辦法擺脫親屬、家族和村里各種關系的困擾。看看全國其他的村莊，但凡搞得好的，幾乎就是一個家族型的企業，一個家族把全村變成了一個企業，農戶都變成了這個企業的工人。如山東煙臺的南山集團，其實南山集團就是一個南山村。或者，像大多數村莊一樣，一盤散沙。所以我在很多時候講，鄉村振興本質上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日本、歐洲的鄉村里，每個農戶都是一個企業，相互之間形成一個基于契約的合作社，不同的村莊都是在一個大的合作社企業下的自負盈虧的家庭企業，這就是所謂的小農現代化。我們的鄉村不是這樣一個企業，年輕人在自己的村莊里擔任CEO，處處遭遇尷尬，作用很難發揮。在各種社會關系的約束下，信心經常受到傷害。我每次到村里都給這些年輕人打氣，實話說，我不是村里人，很難理解他們的苦衷。
第四，其實我也早就意識到了，青年CEO在熟人圈里搞管理的難處，開始實驗從外部著手青年人的想法。我們在安寧的雁塔村和晉寧的福安村，都從外部招聘了鄉村CEO。這幾個CEO都不是農村人，都受過大學和研究生的教育，他們家住在離村不遠的地方，開車到村里上班，因為我們提供了比較好的待遇。這些青年人到村里來，的確沒有像其他村里那些CEO受到社會關系方面的制約，所以他們的工作顯得相對輕松和自如。我每次到雁塔村和福安村，都會看到這些CEO們在發揮作用。我經常收到他們的私人信息，給我講述他們的設想，我自己倍受鼓舞，我也看到了通過這種機制，吸引青年人到鄉村創業的希望。前不久，福安的鄉村CEO給了我一份他按照我上次去講所形成了一套經營思路，我感覺非常符合實際。他們的技能與鄉村社會的需求對接了起來，但是我同時也了解到，外來的CEO在鄉村其實也很難發揮作用。我們雖然在這些村子里頭成立了相應的經營性公司，但實際上這些公司都還是村里的干部在做決策。這些CEO實際上很大程度上變成村干部日常工作的助理。他們既不是村黨支部的成員，也不是村委會的成員，所以，如何充分發揮外來的鄉村CEO的作用，也是我們解決鄉村人才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實驗點。我們現在主要的機制是向鄉村派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這對于解決鄉村人才不足的問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問題是，實際上鄉村真正需要的人才恰恰是這些能夠經營鄉村的專業型的人才。在實踐中，培養一批以經營鄉村為主的職業化的人才特別重要。鄉村不缺支部書記，派第一書記駐村，總還是要回去，不可能永遠在鄉村里工作，駐村工作隊也是輪換，都無法將經營鄉村管理鄉村作為職業。除非，對駐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進行專門的職業訓練，讓他們在鄉村工作至少五年以上。
上述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也是解決鄉村人才問題的難點。解決鄉村人才的不足，不是簡單地動員很多年輕人到鄉村去。如果不以鄉村為職業，不學會如何經營鄉村，如果沒有足夠的個人激勵，到鄉村去人多了，反而更是麻煩和負擔。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原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原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云助貧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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