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人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注重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吸收、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人在帶領中國人民開展脫貧攻堅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減貧道路。沿著中國特色減貧道路，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五千五百七十五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成就的取得是與這條道路蘊含多重傳統文化底蘊的思想特質分不開的，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實踐典范。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和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黨十八大以來，我們實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脫貧攻堅舉措，助推我國貧困地區和人口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一、現實考量：脫貧攻堅因民之利
民之所需，必有所應。在傳統政治思想中，執政者必須要考量的現實問題是通過“制民之產”使人民生活不斷改善，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并將此視為王道政治的基礎。在傳統執政理念當中，為政就是為民眾創造豐裕安寧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把民眾對發展生活的追求作為施政的目標，而滿足民眾對幸福生活的渴求，則可實現“惠而不費”（民眾得利而社會和諧）的治理成效。因而，不斷創造條件滿足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則還成了儒家最基本的施政綱領，為此還提出了諸多政治主張。孟子就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而要貫徹這種主張，則就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積極地教化民眾，使“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數口之家可以無饑”“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黎民不饑不寒”，以實現王道政治。在孟子看來，順從人民對物質利益的要求，通過多方面的具體措施實現該目標，就推行了社會安定有序的王道政治。儒家眼中的理想社會是一個老幼有所養、生產得發展、社會很和諧、人們之間講文明的美好社會。所以，為政者要從“民之為道”出發，將“制民之產”作為實現“有恒產者有恒心”的現實路徑，通過有效的施政措施滿足民眾對生活的基本而普遍的要求，才能保證人們遵從社會普遍的道德價值，才能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
儒家肯定人民對幸福生活向往的正當性，所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過上殷實的生活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所以，作為社會管理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即要從民眾的愿望訴求出發，確立執政為民的施政理念。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追求幸福是中國夢的重要維度，社會發展的方向就是為每個人實現自我發展和奉獻社會創造更多的條件，為社會所有成員實現人生理想和價值提供越來越多的機會，使大家都能享有夢想成真的人生機遇，最終使發展成果更廣地惠及所有人，使大家都能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就多次強調了推動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為民情懷。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持續加大脫貧投入，多措并舉創新扶貧方式，脫貧攻堅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當前，凝神聚力打通脫貧攻堅“最后一公里”的沖鋒號早已吹響，可以預知的是，隨著攻堅目標的逐步實現，中華民族將在整體上消除絕對貧困，人民對美好社會的各種設想都將得到進一步的保障，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文明進步將更加充分地體現在人民的生活中。
民為邦本。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著貧困群眾的衣、食、住、行、用、就業及子女教育、就醫等生產生活問題，始終強調要繼續不斷關心幫助貧困群眾，讓社會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廣泛地普及更多群眾。習近平總書記援引《說苑·政理》中的古訓指出：“善為國者，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從中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對困難群眾生活的牽掛。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工作指針，滿足人民對更好教育、更穩定工作、更滿意收入、更可靠社會保障、更高水平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居住條件、更優美環境的追求，成了他工作一以貫之的主線。沒有農村和貧困人口及貧困地區的全面小康，就不會有全國的全面小康。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的論述中，“兩不愁三保障”成了最貼心的內容。也正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全社會不斷加大投入力度，把解決扶貧對象溫飽、實現脫貧致富作為首要任務，從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實際出發，注重激發內生動力和解決制約脫貧的突出問題，正朝著一個都不能掉隊的全面小康穩步前進。
二、施政舉措：扶貧扶志富教結合
傳統政治理念反對“不戒視成”與“不教而殺”，提倡發展生產與教化民眾并舉的施政舉措。《論語》中記載有孔子“庶、富、教”的思想。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口眾多的地方或國家，一定要在民眾物質生活得到發展的同時突出教化的重要性，引導民眾趨禮向善、尊德勵行。孟子把“教”與“不教”放到了人禽之別的高度，認為人之為人就在于要接受教化，導民成為識禮義、知廉恥、懂愛心、有情感的人。荀子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而“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則都是施政的當然之舉。《郭店楚簡·尊德義》中也認為：“為政者教導之取先”“先人以德，則民進善焉。”物質發展是社會文明轉型的基礎，儒家主張在物質富足后要及時施行教化，其中的緣由則正如孟子所言：“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而要教化的內容則主要是引導人們知曉人倫通達仁義，最終達到敦倫化俗的成效。
在傳統政治文化中，儒家最為重視教化，荀子的“化性起偽”之說專門論證其間的道理。荀子認為“注錯習俗之所積”是普通人和圣賢差別的原因所在，他認為人與之的差別就在于包括教化在內的一系列后天環境的綜合影響，人在道德上的完善有待于人發揮自覺能動性以習染道德禮義，圣人和普通人的差別就在于主體能動性的發揮與否以及程度大小。這樣的政治理念則告訴今人，只有堅定信心、發揚自力更生、勇于拼搏的精神，立志擺脫落后思想的束縛，主動行動起來，激發內生動力、主動向學、主動作為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執政宣言，通過實實在在的脫貧攻堅不斷變成了現實，形成了一系列減貧致富的有益經驗。如強調不僅要從物質方面幫扶貧困群眾，更要通過教育引導激發群眾的向上動力，讓貧困群眾以更加振奮的精神狀態實現自我革新，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進而實現真脫貧。在具體工作中，則注重扶貧與扶志、扶智并重，多措并舉激發群眾寧可苦干也不苦熬的覺悟，使貧困人口擺脫“等、靠、要”的落后意識，通過激發他們形成“飛”的意識進而促成“先飛”的行動。在眾多的減貧舉措中，通過教育以斬斷窮根有著根本性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十分重視。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把貧困地區孩子教育好，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此外，不斷激發調動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內生動力，通過“授之以漁”，激發貧困地區和人口通過多種措施和發揮自身主動性來實現脫貧奔小康。
“富教結合”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一大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就一再強調要改變實際工作中一味從外施力的老辦法，他批評在調動貧困群眾脫貧積極性和激活內生動力上工作不扎實的種種表現，強調不能簡單給錢給物，要在“激發改變貧困面貌的干勁和決心”上下功夫，激發群眾“我要脫貧”的昂揚斗志，變向貧困地區和人口“輸血”為“造血”，以不斷提高貧困地區和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強調通過移風易俗培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他十分重視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倡導勤勞致富，強調引導貧困地區群眾注重家庭、家教、家風，自覺承擔家庭責任，發揚孝親敬老的民族傳統美德，注重引導人們自力更生、服務社會、貢獻國家。也正因此，常態化的教育宣講和物質獎勵、精神鼓勵等就顯得十分必要，這可以激發群眾比學趕超的志氣，提振他們的精氣神。要建設文明鄉風，就要重視村規民約的積極作用，注重發揮扶貧理事會、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的有益作用，多措并舉教育和引導貧困群眾樹立文明新風。這些論述突出強調了在幫助貧困群眾擺脫貧困過程中，通過教育引導激發內生動力，更好地發揮外部作用，引導廣大貧困群眾依靠勤勞雙手和頑強意志同奔小康的重要性。
三、核心要義：共建共享天下一家
傳統文化中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訓教，守望相助也因而被視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此影響下，在對待財富問題上還形成了具有原始“共享”色彩的思想主張。儒家就有“均貧富”的社會主張，認為治理國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因為“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即將財富分配不均視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認為要能協和眾人使之生活都有所依靠，就可以避免貧富分化，進而各人都各安其業，社會就不會有危亂發生。《論語》中記載子華出使齊國，“冉子為其母請粟”，“冉子與之粟五秉”，也正因此，冉子受到了孔子的批評，孔子繼之還講了“君子周急不繼富”的名訓。在這個故事中，孔子并沒有同意為公西華母親贈予物資的請求，反倒為冉子的自作主張多有不滿。因為，在孔子看來，公西華一家當屬富足之戶，為這樣的家庭贈送物品只是錦上添花，而君子所更應做的是雪中送炭，也就是救濟貧苦人家。進一步講，孔子認為財富應在社會范圍內調劑，而不能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社會現象。《論語》還載有孔子給他的家宰原思“粟九百”的故事。故事中，孔子給了他的家宰九百粟，而身為家宰的原思推辭不要，孔子“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勸他收下，認為可拿這些粟來接濟鄉鄰。這句話雖然與前述略有不同，但都較為委婉地表達了希望能夠使財富為更多人共享、共有的理念。
儒家倡導人們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地關心他人、扶助他人，從自家到鄰里、再到社會、國家，共同建設一個充滿關愛的和諧而又穩定的社會。是故，孔子對那些為富不仁的行徑大都表示鄙夷。《論語》中，孔子的學生幫著大貴族季氏聚斂財富，受到孔子的嚴厲批評，原因則正是這一做法有悖儒家“均貧富”的社會財富理念。我們知道，社會財富的流動具有聚群效應，最終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孔子那個時代，處在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更容易獲得財富，然而竟然還有人幫著這些人聚斂財富，受到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讓我們看到，傳統文化中有樸素的“共享”“共有”的思想基因。這種社會愿望在當下的中國得到了有效實踐，也受到了國家制度層面的保障。在全面奔小康的征程上，通過消除貧困進而改善民生、走向共同富裕，成為了指導我們行動的基本理念。改革開放之初，絕大多數國人在貧困的生活處境中掙扎，此后，我們實行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也走出了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創造了人類脫貧史上的奇跡。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多樣豐富，而讓社會發展成果普惠每個家庭，滿足每個人對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使全體國人朝著全面小康的目標共同邁進，成為了國家工作的重心。中國共產黨人致力于建設一個讓人民普遍享有發展成果的全面小康社會，我們黨忠誠為人民服務的表現就是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這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再會有“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不公現象。脫貧攻堅越到最后需要攻克堡壘的難度就越大，就需要在鞏固既有成效的基礎上，持續不斷地發揚釘釘子精神，不可有絲毫松懈、半途而廢。這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解決突出制約問題”“強化支持保障體系”“加大政策傾斜和扶貧資金整合力度”的原因所在。所以，調動各方力量，共同參與減貧事業，制定嚴明的幫扶政策，做到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使各方力量協調運轉、協同發力，匯聚全社會各方面力量，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最后一公里”，推動形成強大攻堅合力，確保脫貧地區和人口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
四、價值旨歸：力求公正天下為公
《禮記》構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圖景，也是傳統優秀文化中的靚麗之處，在這樣的社會里，人人各展其能，人與人之間充滿友善，“矜、寡、孤、獨、廢疾者”均有所養，這成了傳統社會理想的最精煉表達和最高價值追求，對今人的影響猶在。在儒家理想社會中，財富在社會范圍內加以協調，人們的生活普遍都能得到保障，有學者則還將此視為“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標志”，并進一步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共同開創新局面，而天下為公是二者的中介性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施政目標，不斷為“天下為公”注入了時代新內涵。共享發展的提出就是著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關鍵之舉，這是因為我們要建成的全面建成小康是一個也不能少、一個也不能掉隊的共同富裕的社會，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就是如何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農村七千多萬貧困人口徹底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
公平正直歷來被視為治國要道，實現全社會的公平正義則是習近平總書記扶貧論述的核心思想蘊涵之一。“天下為公”和“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的古訓也為習近平總書記所引用，他還將此與我們國家的制度結合起來，用以宣示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目標。新時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權益，逐步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要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一面鏡子，以此考量各方面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定，及時改革那些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體制機制，確保社會公平正義。尤其是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政策托底、保護弱勢群體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讓全體社會成員都獲得發展自我和奉獻社會的機會，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都有夢想成真的可能。
推己及人是中國人的行事風范。中國特色減貧道路不僅在國內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同時還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不光實施精準扶貧戰略，推動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歷史性成就，還力所能及地幫助其他國家，共同應對貧困問題。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把自己國家的前途命運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前途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扶貧論述中，除對國內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關愛和關心外，他的扶貧論述也體現在他的外交思想中。建設一個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則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人類社會的美好期許。中國人民對生活于戰火、動蕩、饑餓、貧困中的國家和人民懷有極強的正義感和同情心，也愿意盡自身最大努力為此貢獻力量。中國是南南合作的積極推動者，中國從不做附加其他任何條件的對外援助，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堅定支持和幫助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消除貧困。長期以來，數以萬計的中國各領域專業技術人員和志愿者，同眾多發展中國家人民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工作、共同努力，幫助他們改變命運。同時，中國還致力于建設包容型世界經濟，不斷夯實國家間共贏基礎，把消除饑餓和貧困作為國際交往的道義之一，積極幫助其他國家增強自身發展能力，倡導與世界各國一道為建設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命運共同體而團結協作，為國際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藏發展論壇》202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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