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脫貧攻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主席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區域整體性貧困得到解決，絕對貧困被基本消滅，這是人類扶貧歷史上的奇跡。與此同時，我國“三農”工作的重心也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轉移，保衛脫貧攻堅成果，并實現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因此，如何振興鄉村就成了亟待回答的重要問題。“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總要求，揭示了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是脫貧攻堅戰略的延續，還要在與城鎮化戰略協同推進的大前提之下，實現鄉村經濟、社會全方位、可持續的發展。不僅如此，過去城鄉割裂的發展格局也需要徹底改變。鄉村振興需要跳出“鄉村”進行區域性的整體規劃，需要生態文明的認知高度，更需要更高維度思想指導下的創新實踐行動。
鄉村振興需要新的理解思維
首先，要從新文明的高度來理解鄉村振興。工商文明發展近400年，為人類帶來了福祉，但從兩個方面來說，工商文明已經遇到了天花板：第一是社會分配不均等問題愈發嚴重，第二是生態環境遭到了掠奪式破壞。中國政府在2019年發布了《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展報告》，展現了中國在消除貧困、推進社會公平、性別平等、生態環境改善等方面作出的努力與取得的成果，從生態文明的高度開始了新的發展理路。鄉村振興不僅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內容，更是生態文明進步的主要驅動力之一。生態文明將是包含了工商文明和農業文明的新文明形態。中國是具有悠久農業文明傳統的大國，這既是歷史給予中國的機遇，也是中國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
其次，鄉村振興不僅是對脫貧攻堅的歷史延續，更是認知的跨越和行動的升維。扶貧從本質上講是基于仁愛的救濟行為，而鄉村振興則是基于社會發展需要的共同努力。在《有限與無限的游戲》中，詹姆斯·卡斯向我們展示了兩種不同的游戲思維：有限游戲以完成為目的，而無限游戲則以延續為目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扶貧更像一個有限游戲，即通過戰役式的設計實施來達成目標；而鄉村振興是一個無限游戲，因為無限游戲具有延續性、開放性和共同成長性。所以，在鄉村振興中，無論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要有無限游戲的思維：開放、共享、共存。而這種無限思維也正是生態思維的一種表現。
其三，鄉村振興要有美學思維做指導。人類已經處在新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環境中；對精神生活和審美的追求更加普遍，而且出現了新的變化。如果我們還僅以傳統的經濟學觀點作為指引，那么未來的鄉村依舊避免不了步工商文明之后塵的命運，即在高度競爭、資源消耗、同質化等問題的惡化中漸漸走向衰敗。在依靠規模的競爭中，鄉村天然不具有優勢，因此需要尋找新的突破口。將美學作為一種發展理路，我們不僅可以通過審美提升教化村民，還可以更加精準地發現并有效利用每個地方歷史、文化以及物質資源的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塑造地方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才是未來社會的主流需要。
應將鄉村振興納入到縣域整體發展規劃中
如果說精準扶貧在空間上表現為“對點發力”，是外部力量促成的改變，那么鄉村振興就是農村發展的全盤開展以及層次深化。必須將鄉村振興納入縣域整體發展規劃中，依靠專業化分工和產業聚集形成比較優勢，這是因為：
第一，縣域是連接城鄉的紐帶。我國絕大部分的鄉村都是通過縣域來管理的。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楊華認為，“都市的資源和生態系統較為完備和獨立，它無需與鄉村進行深度互動亦能自我運轉和循環，只有在縣域范圍內，城鎮才既有資源和生態的獨立性，又有與農村互動和交換資源的需求”。
第二，城鎮化戰略和鄉村振興相輔相成。馬克思-恩格斯城鄉關系理論認為，城鄉關系必將經歷分離、差別、對立，并最終融合；城鄉割裂是工業化和社會分工的負面影響，是暫時的歷史現象，而城鄉融合發展則是區域整體發展的必然要求與最終歸宿。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戰略之間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簡單疊加，而是要“達成城鄉兩種空間、業態、資源系統相互滲透、密切聯系和功能互補的新格局”。僅僅在鄉村層面部署振興戰略無法形成這一格局。現在很多鄉村的凋敝很大程度上是因無法加入到縣域經濟的生產和流通當中，同時，缺乏周邊鄉村參與的城鎮化也是不可持續的。
第三，從縣域層面的規劃是縣域行政職能的必然要求。長期以來，我國社會治理和經濟發展都是以縣域為基本單元展開的，縣也是現有行政體系里具備完整行政功能的基層機構。從縣域層面對鄉村振興進行整體規劃，是縣域行政職能的必然要求。如果縣域規劃對鄉村振興認識不足，從幫扶而不是發展的角度來看待鄉村，或者靠運動而不是靠內生的方式來推進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就極可能導致城鄉差別與日俱增。
將鄉村振興納入縣域發展規劃，不僅會促進鄉村的發展，而且會改變整個縣域的社會和經濟面貌，因為包含鄉村振興的縣域規劃可以產生以下效果：
第一，核心資源的共享。形成縣域經濟發展的統籌和協作，實現人才、技術、基礎設施、扶持政策、渠道和優勢品牌的共享以及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避免同質低端競爭。發揮不同鎮、村的特色優勢，因地制宜，避免多個村鎮在同一時間、同一區域內一哄而上發展同一產業，造成同質競爭、資源浪費。
第三，產業協同和協作。在縣域層面統合各鄉鎮、村的產業布局，形成規模效應，從而建立起更具競爭力的品牌，將產業做大做強；同時，推動縣域產業鏈的形成，將產業優勢發展成為更加穩固的區域優勢。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依托鄉村特色優勢資源，打造農業全產業鏈”，這就必須要在縣域層面對農業以及相關的農產品加工、現代化倉儲物流等第二、三產業進行統籌布局、協同發展。
第四， 發揮集合影響力。鄉村振興戰略將會為縣域帶來大量發展資源和多元參與主體，這就需要縣域行政部門發揮統籌作用，在本縣域經濟頂層設計基礎上，充分調動和整合各方優勢能力和資源，發揮集合影響力。同時，外部資源主體進入鄉村開展鄉村振興項目，也要與縣域發展規劃進行對照，將外部的發展意愿與本地發展現狀、需求相結合，使外部干預與當地發展步調協調一致。
雷山縣是友成基金會的定點扶貧縣。2018年開始，友成在雷山縣進行鄉村振興綜合試點，先后開展了11個產業扶貧項目、1個文旅驅動項目、1個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扶貧車間，并連續多年開展針對女性的電商賦能項目。這些項目的持續開展，不僅助力了當地經濟發展，更為村民帶來了實際收益。這主要得益于項目對雷山縣當地發展現狀、產業結構、優勢資源的深入調研以及與縣政府統一協調、基于縣域發展規劃及友成的工作達成一致；在項目推進的過程中，友成與縣政府建立了協調工作機制，使得項目的實施得到了縣域政府行政體系的配合。
鄉村振興應發揮社會組織與企業的作用
“只有先定好分餅的原則，才有可能將餅做大”，這是經濟學中的常識。確定分餅的原則就是治理，而如何做餅就是經濟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鄉村治理不僅是鄉村振興的五個內容之一，更是鄉村振興成功與否的關鍵。就鄉村振興的需要而言，鄉村治理水平不足會造成諸多問題：
第一，基層治理能力缺失以及基層管理者行為失范會導致信任缺失。行政體系需要透過村委會和村小組介入鄉村事務，村干部成為村莊治理的代理人。作為基層管理者，代理人治理能力的缺失會在很大程度上拉低鄉村治理的水平。
第二，鄉村“空洞化”會導致村莊自治的崩塌。首先，村莊“空心化”趨勢會導致村民大會等村莊治理機制無法正常運行；其次，鄉村文化的斷層和鄉土價值的消亡會導致傳統倫理喪失了部分約束力；此外，鄉村文化中心（學校、祠堂等）的消失也會讓村民失去了參事議事的場所。
第三，現代治理體系與鄉村自治的矛盾逐漸顯現。鄉村自治模式基于自身經濟生產過程，并強調平均主義道德和鄉村福利；而政府、企業以及專業化的公益機構往往通過科層技術向農村輸入資源，其分配機制基于對幫扶對象的識別和對效率的追求。這就導致了外部干預在過程和倫理上都可能無法融入本村經濟社會體系，進而導致發展項目的成效大打折扣。
所以，建立既符合現代治理原理又符合當地實際的鄉村治理模式，是鄉村振興的前提。而在幫助鄉村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機制方面，社會組織所具有的獨特性決定了它應當在實踐中承擔更重要的角色。首先，社會組織兼具柔性和公益性，因而可以發揮第一、第二部門無法起到的作用。其次，社會組織在長期的社會工作中積累了鄉村治理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第三，鄉村治理不僅涉及基層權力的形成、利益的分配、決策的機制等等，還關涉當地文化和傳統的積累，因此必須通過創新解決鄉村治理中的現實難題，而社會組織在這一方面也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此外，“做餅”也需要中國企業的積極參與。近年來，無論是在自然災害還是脫貧攻堅戰中，中國的企業都表現出了令人鼓舞的社會責任意識。在鄉村振興中，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因為：第一，鄉村振興本質上是發展議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下一個階段；企業要發展，其路徑必須和鄉村振興大方向保持一致，順應時代的潮流。換句話說，鄉村振興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第二，鄉村在發展過程中所缺少的市場經營意識、管理知識和能力、市場渠道和網絡，恰恰都是企業所擁有的優勢。企業利用非市場戰略，將這些優勢轉移到鄉村的同時，也將開發未消費市場，并最終實現帕累托最優。
（作者系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黨支部書記、秘書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可持續發展經濟導刊》2021年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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