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治理成效顯著，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瓶頸問題。一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西方的傾向，有模式化、類同化和形式主義做法；二是片面發展城市而忽略鄉村，存在失衡、失當和去鄉村化傾向；三是偏向外援，忽略內動力，缺乏發展后勁。這亟須對城鄉治理進行升級再造，突破固化僵化思維，獲得全新的變革發展。四川天府新區的“公園城市”“公園社區”“鄉村夢”等新探索，可為中國城鄉治理提供借鑒。今后，應真正改變對城鄉治理的錯誤理解認識，確立中國式現代化的治理理念與方法，快速提升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進行城鄉治理制度特別是內部制度創新，強化城鄉治理的內在發展動能，以智慧特別是民間智慧提升城鄉治理能力。
關鍵詞：城鄉治理；升級再造；天府新區；公園城市；鄉村夢；智慧治理
“升級再造”已成為當前重要的理論和理念，在社會實踐中被廣泛運用。德國的“工業4.0”，即是繼蒸汽、電氣和信息三次革命后，以第四次革命(生產高度數字化、網絡化、機器自組織)進行升級換代的產物。在我國，“升級再造”也不斷得到強化，2015年《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制造2025〉的通知》將制造業和產業的“轉型升級”作為核心內容，提出“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的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的轉變，完成中國制造由大變強的戰略任務”。在我國“十四五”規劃中，專設“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部分，強調“推動生活性服務業向高品質和多樣化升級”，“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這種“升級再造”有著強烈的自覺自動自主意識，既令人振奮又給人以美好的前景。不過，遺憾的是，在城鄉治理中，目前還沒形成工業、產業、服務業等領域的“升級再造”意識，還沒引起學界和實踐部門的高度重視。
應該承認，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城鄉治理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并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不過，進入新發展階段，現代化高質量發展成為時代主調，城鄉治理如仍按以往的理念方法，就會形成路徑依賴，很難獲得新的發展動能。因此，中國城鄉治理亟須升級再造，突破固化僵化思維，進行全新式變革發展。本文以四川天府新區的探索為中心，思考中國城鄉治理的升級再造，以便為城鄉發展和國家治理提供某些建設性意見。
一、中國城鄉治理面臨的困局與盲點
本文的“城鄉治理”是個廣義概念，它既包括制度機制，也包括地理區劃、空間布局、生態人文、人力資源等。近幾十年，中國城鄉的發展速度驚人，但也積累了不少問題和難題。不徹底改變觀念和調整思維，中國城鄉治理很難獲得根本性突破和歷史性跨越。因此，對當前中國城鄉治理存在的瓶頸問題要有清醒認知，這是升級再造的前提和關鍵。
（一）模仿西方導致的模式化、類同化、形式主義做法，影響創新性意識和動能
近現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治理逐漸走出了一條中國化發展道路。但不容諱言，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盲目向西方學習和簡單模仿西方的傾向，導致模式化、類同化、形式主義做法。進入新時代特別是在新發展階段，隨著黨和國家提出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國城鄉治理就要在學習借鑒西方現代化的先進經驗時，反思其問題局限，這是升級再造的前提。
1.在城鄉空間發展中，如不考慮中國特色，片面追求西方模式，就容易導致不接地氣的情況出現。以廣場為例，作為城市地標也是空間發展，廣場確實帶來公共性等現代性特點；但在全國大中小城市到處建設廣場，有的還突破城市比例，就不合國情，也不利于城市的科學合理布局和有效發展。在“廣場”理念指導下，中國特色的城市街道、胡同、四合院等就容易被視為封閉、落后、保守的代名詞予以清理。其實，中國傳統的胡同和四合院有著獨特的文化內涵，是獨立、寧靜、安逸、休閑的象征，是中國人對于生活、人生、生命的獨特理解與智慧設計，非西方廣場文化所能代替。例如大連有些地方充斥著“洋風建筑”，1是西方殖民和模仿西方的產物，與中國國情不合，失去中國文化之根，是西方城市的空洞翻版。如果我們不加反思就會受制于西方理念，影響中國城鄉治理現代化。有學者認為：“如果一個城市只是表現出全球化的同質性，人們很難為它感到自豪?！薄肮餐w意識就像對個人自由的追求是扎根于人性深處的東西，往往需要附著在表達某種特別性或所謂的‘氣質’或‘精神’上面?！?sup>2因此，中國城市要有中國特色精神、氣質和個性。廣大農村也是如此，許多古老村莊難以留住，新農村建設標準整齊劃一，簡單刻板地向外國特別是西方學習，就會失去中國特色和中國元素。從農村的空間發展看，拆遷并居的最大問題是類同化、模式化、西方化和形式主義做法。
2.在城鄉建筑風格上，千篇一律、不適合人居和缺乏美感是目前中國城鄉治理的一大短板。一般說來，改革開放使中國城鄉建筑面目一新，一些鄉鎮甚至村莊看上去就像小城市，許多農村蓋起小洋樓；但城鄉建筑過于類同化，沒有特色和美感。最典型的是火柴盒式建筑大行其道，“握手樓”隨處可見，由拆遷并居而成的統一社區有著驚人相似的模式化建筑風格，仿佛全國各地的城鄉建筑都出自一個設計師，透射出思想、文化、審美的單一、蒼白與貧乏。如作家肖復興在《城市屋頂》中所言：“屋頂可以是一門藝術，也可以是一座城市的羞處。”他在肯定外國以及中國的青島、大連、鼓浪嶼等少數幾座城市樓房的屋頂時，著重批評了北京：“以我居住的北京為例，新建筑的屋頂不少部分沿襲的是亭臺樓閣仿古式的大尖頂，總讓人有種洋裝在身卻頂戴花翎的感覺。一座這樣大的城市，到處是這樣不倫不類花翎般的屋頂，真是讓人不敢抬頭張望?！?sup>3很顯然，如何從美學的角度，結合中國實際，對古今中外建筑進行創造性轉換就變得非常重要。
3.城鄉社區、村民自治等也受到西方影響規約，使中國不少地方的城鄉治理變得有些走樣。如以社區治理為名，將農民集中到一起居住，表面看是一種經濟實惠的辦法，也有助于公共精神培育，但不考慮中國農村農民實際，逼農民上樓，倉促形成的數千甚至近萬人的大社區必導致問題叢生。這種受制于西方社區理念，“一刀切”的形式主義治理，引起人們強烈不滿和普遍抵制。還有，一些鄉村競選也是簡單搬用西方做法，一定程度上是有益于民主的；但不加規約隨意套用，甚至競選至上，也導致一些地方出現黨的領導缺位，基層組織薄弱渙散。應該說，大膽向西方學習借鑒其優長，對于中國城鄉治理不無益處；但不吸取精華并從中國化角度實行轉換，只照搬硬套甚至邯鄲學步，就會導致城鄉治理偏向，甚至鬧出笑話。
(二)片面發展城市而忽略鄉村，導致城鄉治理失衡、失當、去鄉村化傾向，不能充分發揮優化、共贏、高效作用
中國城鄉治理長期存在二元分割對立，這包括：城市高位和鄉村低位、城鄉邊界涇渭分明和流動性不強。改革開放使城鄉變得開放自由，快速流動性克服了城鄉固化封閉格局。農民工大量進城打工，村民變市民速度加快，城鄉戶籍不像以前那樣不可逾越，這為城鄉關系帶來巨大調整和改變。然而，在城鎮化過程中，一些鄉村仍處于被忽略、冷落、舍棄的狀態，片面追求發展城市甚至不斷擴大城市規模、范圍、功能成為風尚。
1.城市發展缺乏節制，無限發展欲望使城市治理變得愈加困難，風險系數大增。城市發展固然重要，但并非無限和沒有邊界，否則就會出現各種問題，甚至產生現代都市病。目前，我國城市發展存在不少弊端和隱患：一是缺乏統一規劃，城市發展像洪水般漫延，不斷吞并城中村、農村，而城市治理配套跟不上城市發展速度。如拆遷并居后的城市社區人數過多過雜、居民生活習慣難以協調、利益分配不均、共同體意識缺乏，導致社區治理大大落后于成熟的城市社區治理。二是城鎮化中貪大圖快求新獵奇現象突出嚴重。如由小鎮、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大城市，再到超大城市以及超級大城市，成為慣性的發展追求。至于治理能否跟上發展步伐，如何實行現代治理，則缺乏足夠重視和有效制度安排。僅以大城市為例，數據顯示，按城區常住人口200萬標準計算，2017年，中國大城市數量為53座，約占全球大城市總數的四分之一。4大城市固然代表城市化的高度發達，但也是進一步加大城鄉差異鴻溝的原因之一。三是城市發展過于重視個性、獨特性，甚至出現怪異趨勢，不太考慮治理方式與成效，以至產生不平衡、畸形、異化現象，給城市治理帶來困難。以城市商業圈為例，由于過于注重經濟利益，一些高層和超高層建筑林立，人口密度過大，既給交通帶來不便，也增加治理風險，還不符合生活和人生的審美特點，更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和現代城市恐懼。
2.去鄉村化趨勢明顯，影響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中國城鎮化道路并非“去鄉村化”，但一些人的理解有明顯偏差，即中國必須走全面城鎮化道路。有人甚至認為，現代化就是城鎮化，就是不斷地將鄉村變為城鎮，因此往往將城鎮化程度作為衡量現代化的標志。當前，“去鄉村化”傾向主要表現在：第一，鄉村每天以驚人速度快速消失，5這對鄉村治理無疑于釜底抽薪。如果鄉村留不住，那么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也就失去意義。第二，許多鄉村“空心化”嚴重。鄉村不少青壯年都到城里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失能人員，那憑什么開展鄉村治理，治理的意義何在？第三，鄉村干部面臨青黃不接局面，年輕干部往往留不住，干部老齡化嚴重，整體缺乏文化知識能力水平，特別缺乏現代治理能力，這個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會從根本上抽空鄉村治理的底氣。
3.城鄉關系缺乏良性互動，不利于鄉村治理和城市治理再上新臺階。這種情況具體表現在：一是城鄉關系失衡。由于片面和過度發展城市，鄉村這“一極”較難與城市保持平衡、協調、互補，不利于發揮鄉村作為城市發展的堅實基礎與強有力后盾的作用。二是城市“反哺”鄉村空間很大。國家雖然加大了城市反哺鄉村力度，但如何更好地發揮社會作用，特別是從經濟脫貧到智力脫貧再到精神脫貧，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也需要創新思維和更新觀念。三是人口快速向城鎮流動，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向城里集中，在城中買房、到城里看病等成為一種趨勢，鄉村治理面臨凋零難題和尷尬局面。城鄉治理失衡既不利于鄉村振興，還會導致城市瘋長，影響城鄉治理的互補共贏，對于國家治理也是有害無利的。因為中國現代化的實現既離不開城市現代化也離不開鄉村現代化，更離不開二者的合力與優化。
(三)外在化的城鄉治理導致內動力不足，制約其從更高層次進行提升
較長一段時間，城鄉治理是外援式的，包括政府的運動式推進、干部下基層、脫貧攻堅、志愿者行動等。這種治理方式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也是其他國家和制度難以做到和比擬的。以脫貧攻堅戰為例，中國能在如此短時間內完成如此大規模任務，可謂世界奇跡。不過，也要看到外力幫扶是有一定限度的，真正的城鄉治理還要發揮自主性和內動力，而這兩方面當前仍存在一些問題。
1.強調經濟功能而忽略政治、思想、文化軟實力，導致城鄉治理內動力不足?？v觀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鄉治理，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這是實現現代化的必要前提條件；但不應過分重視經濟發展甚至是經濟至上，忽略思想文化“軟實力”發展。以鄉村治理為例，長期以來，經濟一直是考核、晉升的主要指標，生態環保、思想文化等所占比值不大。有的地方將“富人治村”作為絕對標準，如無經濟實力和致富能力，不要說當選村干部，連參選資格都沒有。6還有一些地方將富商老板當鄉賢，文化人才往往不受重視。以經濟標準進行鄉村治理的最大問題是，經濟思維易導致唯利是圖和目光短淺，影響鄉村治理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能。城市治理也是如此，由于更重視基礎設施特別是硬件建設，思想文化、政治建設在不少地方沒成為治理主題，即使涉及也是在節日組織一些文體活動，文化軟實力沒得到足夠重視和充分發揮。
2.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度不夠，容易將城鄉治理變為領導干部治理，廣大人民群眾有“被動參與”和“被治理”的局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城鄉社區自治大大提升了民主參與能力水平，但這一狀況并不均衡，不少地方的城鄉治理還停留在形式層面，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特點。許多本應由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事情，結果由領導干部越俎代庖。這在城鄉治理規劃設計、拆遷并居、脫貧攻堅等方面都有明顯表現，人民群眾缺乏主體性，不能積極、主動、深度、有效參與決策、監督和考核，城鄉治理就仍將停留在低水平。
3.廣大干群特別是基層干群的現代化治理能力亟須快速提升。城鄉治理歸根到底取決于人，沒有人才的城鄉治理都是空談。目前，制約城鄉特別是基層治理的主要因素是人才缺乏。一方面，社會精英愿意到基層特別是農村基層工作的還不普遍；另一方面，大多數在城鄉基層特別是鄉村的年輕人才有向高層流動之勢。與此同時，國家人才下基層任職又是臨時性的短期行為，加之農村基層志愿者隊伍缺乏，這是城鄉治理現代化的突出短板和最大難題。
我們在肯定城鄉治理取得的巨大發展時，一定要充分認識其中所含的深層隱憂和風險，否則，就不會有危機感和改革創新意識，也不可能為城鄉治理升級再造獲得更大的思想觀念更新和跨越式發展治理動力。
二、中國城鄉治理升級再造的探索創新
既要看到城鄉治理面臨不少難題和挑戰，也要看到其出現的創新發展，這對于升級再造至為重要。前者顯示了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后者確立了前提基礎和方向目標。如西安市和開封市的大唐、大宋“文化夢園”，浙江省“山海協作”的“飛地抱團”發展模式、7“美麗鄉村”建設，廣東清遠、湖北秭歸、四川成都的“微自治”，深圳等地“一核多元”治理創新等，都是有價值的探索。其中，以四川天府新區公園城市、公園社區以及“鄉村夢”建設最有代表性。
(一)在治理觀念上更新，實現新的跨越式發展
觀念更新是最難的，它往往發生在時代巨變之時，有時也需要有一個契機和觸發點。天府新區正是如此，它與全國各地一樣，借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大潮，在城鄉治理上不斷探索創新和升級換代。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到天府新區視察并提出“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另外，早在2011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在考察天府新區時，稱贊南新村為“夢想中的新農村”，成為“公園城市”和“鄉村夢”的有力價值支撐。
1.時空觀念更加開放立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治理的一個很大變化是，越來越走向整體、開放、動態和多元協同。但真正發生質的飛躍則始于新世紀特別是近些年。京津冀一體化改革具有典型性，河北省雄安新區的創立被稱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是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工程。浙江嘉興等地的“飛地抱團”經濟發展模式，現已升級為跨省域合作的6.0版。8地處四川、青海、西藏交界的石渠縣以跨區域聯合黨支部為抓手，建立邊界地區縣級黨委組織部門溝通協調機制，組建跨區域聯合黨支部，推動組織聯建、穩定聯防、發展聯動，破解邊界區域治理難題，這是一個更加開放立體的觀念變化。四川天府新區的“公園城市”以更加開放立體的理念，努力打造新的增長極。所謂“公園城市”，不是“在城市中建公園”的概念，而是秉持“公園城市”理念營造新型城市的現代化治理，在時空觀上有所突破。從時間上看，天府新區注重歷史、現實維度的治理，更注重未來發展圖景的規劃設計，是有著未來指向的治理理念。從空間上說，天府新區的開放立體化治理包括：一是園區、居區、景區的“三區融合”；二是生產、生活、生態的“三態合一”；三是突破行政區劃，建立無圍墻、邊界、隔離的“泛社區”；四是打造開放共享、有高質量生活場景和消費要素的國際社區；五是打造“空中花園”，將閑置的臟亂差屋頂變為居民文化活動的小公園；六是提出構建“鄉村夢”的理想圖景。9這顯然突破和超越了單一、靜態和線性時空，變得更加開放立體，有著更廣闊的想象時空。
2.中國式現代化成為城鄉治理的主旨。以往，西方式現代化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影響中國城鄉治理的重要因素，近年來這一狀態有明顯好轉。天府新區突破創新，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治理理念。這主要包括：一是“天人合一”觀念，有利于克服“人類中心主義”，特別是改變片面強調人的欲望放縱對于天地自然的異化，因此，安全永續、自然共生、環境健康成為天府新區公園城市治理的價值標準。二是對于中國傳統特別是成都休閑文化的繼承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讓市民在生態中享受生活，在公園中享有服務，著力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和滿意度?；诖?，天府新區公園城市一面是現代治理的競爭與強烈追求，另一面又不失生活、生命、生機活力的品質，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與旨歸。三是重視發揮倫理道德和世道人心在城鄉治理中的作用，特別強調“和美善治”與智慧治理價值。如華陽街道南湖尚景小區通過管理公約、小區光榮榜、曝光臺、新風欄等制度平臺，培育居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正能量，通過“四連心”(組織、利益、服務、文化)建設和諧美好家園。
3.智慧治理成為理性的自覺追求。長期以來，中國城鄉治理主要強調制度建設推力，這固然重要，但也有機械甚至形式主義遵守制度的局限。新科技的快速發展改變了這一理念，使城鄉治理迎來一場觀念技術革命。如杭州錨定數字經濟和數字治理目標，通過建設“城市大腦”系統，借助衛星定位、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打造智慧城市，在“數字治堵”“數字治城”“數字治疫”中發揮巨大作用。杭州濱江高新區探索直達基層、企業、群眾的11大系統和48個應用場景，日均數據可達8000萬條以上，“城市大腦”成為社會治理的利器。10天府新區公園城市治理在繼承以往制度化優點的前提下，加大了智慧治理力度，充分運用先進科技成果發揮巨大功能作用，也發揮了人的主體性、創造性智慧力量。如從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入手，對接多類主體開發多種應用場景，實施“互聯網+社區”行動計劃，加快人工智能、大數據、5G、區塊鏈等與社區治理服務體系的深度融合。實施“互聯網+社區發展治理”行動計劃，力爭建成涵蓋社區智慧政務、智慧監管、智慧應用、智慧服務四大功能模塊的天府新區社區發展治理智慧平臺，高質量建設和聯通“社區小腦、小區微腦”，加快形成跨部門、跨層次、跨區域的“一網通調”，解決社區生活與管理中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構建云端集成、智慧生活的城鎮區智慧場景。與此同時，天府新區進一步推進智慧小區建設，部署前沿科技、打通數據壁壘、建立統一平臺、培育治理生態、打造主動感知、智能反應、科技賦能的小區環境，提升城鄉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11像四川天府新區這樣高度重視、全面系統細致、立體化推進智慧社區建設，在全國還是少見的。另外，“公園城市”和“公園社區”還強調人文精神培育，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內在智慧。這既包括綠色青山生態環境建設，又包括對空間形態優美、生活服務完美、人文關懷善美、社會關系和美、心靈感知甜美的重視。
(二)在治理思維上突破創新，獲得巨大發展動能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六大思維的重要性，即辯證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精準思維，12城鄉治理的思維變革創新在不少地方都有體現。如2020年，浙江嘉善縣規劃出未來五年藍圖，即“迭代升級、再造嘉善、跨越發展、全面騰飛”。13天府新區在城鄉治理的思維變革方面較有代表性。
1.從戰略高度部署布局城鄉治理，在頂層設計上下先手棋，抓住機遇占得先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我們要學習鄧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學習他善于抓住關鍵、綱舉目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時代前沿觀察思考問題，把黨和人民事業放到歷史長河和全球視野中來謀劃，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在解決突出問題中實現戰略突破，在把握戰略全局中推進各項工作?！?sup>14基于習近平總書記天府新區考察的指示精神，天府新區從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上推進“公園城市”與“鄉村夢”建設。具體來說，可將之概括為公園城市“1436”思路和戰略框架。以其中的“6”為例，它是指六個價值目標，即綠水青山的生態價值、詩意棲居的美學價值、以文化人的人文價值、綠色低碳的經濟價值、健康宜人的生活價值、和諧共享的社會價值。基于此，天府新區從“建立規劃體系、開展規劃編制、指導實施”的傳統規劃方式，向“指標體系、空間體系、規劃體系、支撐體系”的核心框架體系轉變。此外，天府新區將公園社區分為三類，即城鎮社區、產業社區和鄉村社區，其中，在鄉村社區著力打造“鄉村夢”。以永興街道的南新村為示范，形成“五突出五提升”的圓夢工作法，這包括：一是突出黨建引領，提升社區戰斗力，實現振興夢；二是突出環境治理，提升群眾舒適度，實現田園夢；三是突出便民服務，提升群眾滿意度，實現安居夢；四是突出文化傳承，提升群眾歸宿感，實現文化夢；五是突出生態產業，提升群眾幸福感，實現致富夢。15顯然，天府新區的城鄉治理在戰略思維上實現了根本突破創新。
2.辯證理解城鄉治理，將“黨建”與“自治”相結合。較長一段時間，城鄉社區治理存在兩個明顯偏向：或簡單籠統強調黨建，忽略甚至否定自治，導致黨建虛浮無根狀態；或片面推崇民主，以西方標準夸大自治，變相抵制黨的領導。黨的十八大以來，由于強調黨在社區自治中的領導和引領作用，這種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糾偏，但實踐中誤解、片面理解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天府公園社區以辯證思維理解和實行“黨建”與“自治”的融合。一方面明確強調黨建引領，這包括推進黨的組織全覆蓋、黨組織黨員充分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創新黨建方式。如天府新區持續深化“蓉城先鋒”黨組織和黨員“雙示范”行動，創新開展“創示范、樹典型”活動，按照“一支部一特色”標準，分類制定品牌創建方案，分層量化品牌創建指標，重點打造、精心培育一批“站得住、叫得響、推得開”的黨建示范品牌。另一方面，堅持社區自治原則。這包括大力培育居民骨干、社區自組織，完善社區協商議事機制；成立社區治理委員會和公共事務議事會，組建社區、小區兩級議事平臺，實現社區事務自理；建立全居民、市民利益訴求表達機制，通過居民和多元社會力量參與的社會治理渠道，構建“秩序”與“活力”有機統一的共治格局。
3.將城鄉治理作為一個整體系統看待，以發揮共建、共贏、共享、共治的優化功能，推進公園城市現代化快速發展。現代化的顯著標志是制度的規范化、科學化、體系化、效能化，沒有體系化的社區治理，只靠單打獨斗和各自為戰，很難發揮更大優化作用。升級再造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更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統籌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天府“公園社區”高度重視制度配套和系統化建設，在許多方面都有創新。2020年10月，成都市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發布全國首個“公園社區規劃導則”。天府新區圍繞“功能復合促共聯、開放活力促共棲、綠意盎然促共賞、配套完善促共享、安全韌性促共濟、多元協同促共治”的六大總體指導思想，開啟公園社區發展治理探索實踐。在公園社區和美社會建構中，也是著眼于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制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化社會治理體系。還有，以小區治理為基礎，將城鎮社區、產業社區、鄉村社區并行擺位、一體研究、一體規劃，形成黨建引領鄉村社區發展治理的新格局。再有，天府新區創新性提出“全地域覆蓋、全領域提升、全行業推進、全人群共享”的國際化社區建設標準。天府國際基金小鎮堅持“一核引領，三圈融合，四維拓展”的黨建工作思路，打造服務平臺，匯聚各方力量，構筑一流金融生態圈。天府“公園社區”在治理體系、自治體系、志愿者服務體系建設方面都有突出表現和制度創新，這在整體上大大提高了城鄉治理效能水平。
從傳統思維轉變為現代思維，從固化僵化思維轉變為開放創新思維，從單一簡化思維轉變為多元立體思維，這是天府新區所做的探索努力，也產生了較大效應。
(三)治理內容和治理方式上更加精細化，注重執行力和治理成效
就城鄉治理而言，觀念和制度設計再完善，最終都要以執行落實情況為依據。國內不少地方的城鄉治理都具有精細化特點，呈現出“微自治”新動向。16如南京建鄴區實行“五微社區”城鄉治理模式，通過建立“微平臺”“微心愿”“微實事”“微行動”“微星光”互動平臺，助力居民參與，實現社區和諧治理。17天府新區在公園社區“微治理”方面的探索具有典型性，也富有啟發性。
1.重視具體而微的人與事，拓展城鄉治理的范疇、領域，強化個性特色。為了將治理落到實處，發揮關鍵部門、人與事以及細節的作用，天府新區注重突出“亮點”的打造，“鄉村振興黨?！焙汀疤旄⒉┐濉本秃苡写硇?。為助力鄉村振興，天府新區煎茶街道結合產業特點及特征屬性，先后搭建“三花一彩”微黨校教育平臺，孵化培養鄉村振興人才。這“三花一彩”分指茶花微黨校、荷花微黨校、梨花微黨校和耆彩微黨校。所謂“茶花微黨?！笔侨〔杌ǖ臐嵃谉o瑕之意，通過開展各類黨性教育及農村實用技能培訓，提升黨員的黨性修養及農民的技能水平和就業能力。所謂“荷花微黨?！笔侨『苫ǖ摹俺鲇倌喽蝗尽敝?，結合尖山村本地“上有高壓線，下有清風蓮”的地域特點，以廉潔為主題以多種形式開展教育培訓，旨在增強轄區黨員干部的廉潔意識。所謂“梨花微黨?！笔侨±婊ǖ摹岸堵浜?，高潔不染”之意，在微黨校內系統展示中國農村生活變革、生產變革、生態變革，著力培養“鄉村振興人才”。所謂“耆彩微黨?！敝荚陂L期開展老人黨性教育、感恩教育培訓、老年服務活動，保持老人熱愛黨、信仰不老?！疤旄⒉┐濉敝饕阂皇羌写蛟烊r博物館，二是運用微博公眾傳媒進行觀念傳播。通過生態、文態、業態、形態進行“四態融合”，建立鄉村公園，以改變農村形態。在“四態”中又有非常細致的分類，反映了“微治理”內涵的豐富性和細化程度。如在“業態”中包括：打造集文博旅游、運動休閑、餐飲娛樂、民宿體驗于一體的漫游梨源。規劃引進主題文化藝術單元58個、特色品牌餐飲娛樂30家、主題民宿房間320個，配套5人制足球場+7人制足球場+2個網球場+1個標準籃球場，創新4A級景區。18在城鄉治理內容上，天府新區進行了相當高的微細化程度區分，有助于具體有效地落到實處。
2.治理單位的網格化和單元化，有助于城鄉治理落地生根，提升社區治理效能。在天府“公園社區”，治理單位的網格化和單元化具體落實到“單元”，像院落、小組、小區等都是如此。比較典型的是慕和南道小區“創新黨建引領小區治理院落機制”，以公園社區的基本單元——城鎮居民小組和院落，筑牢美好生活的最小家園。具體做法是，黨建引領小區治理的“五步工作法”機制，通過找黨員、建組織、立機制、搭平臺、植文化，建立小區的“三會一公開”機制，制定“十主動，十不準”鄰里公約，實現居民言行有規范約束、意見問題有地方反映解決。19在此，要做到綱舉目張，公園社區離不開一個個網格單元作為堅實基礎和強有力可靠支撐。
3.治理方式更加細化，科學化程度不斷提高。一般說來，城鄉治理是否規范、科學、系統、細致，決定其現代化程度。天府新區在制度機制運行中以動態式推進微治理，出現不少典型范例。如健全“大聯動·微治理”，強調形成5到15分鐘精準精細個性化社區生活便民服務圈。又如暢通街區街巷“微循環”，織密城市的“毛細血管”。另如，老龍村社區在長遠布局促攻堅的前提下，通過探索核心領治、群眾自治、院落微治、社會共治四種模式，首創“1+25+70”的院落微治理模式。戛納濱江小區還探索小區空間激活增能的“五微更新法”，這包括創新空間微造、文化微生、組織微建、服務微聯、機制微創。再如，安公社區的“五線工作法”是全面、系統、細致、嚴密、有效的治理創新。這包括：凝聚“黨員線”，強化黨建引領；健全“自治線”，突出居民主體；發動“黨員線”，聚集供需對接；壯大“社團線”，推動多元參與；延伸“服務線”，實現高效便民。就每條“線”來說，也做到了細致精微，如在“黨員線”中，有優化黨組織設置，構建“社區黨委+四類黨支部+特色黨小組+黨員示范崗”的黨建格局，有推動實現組織聯建、活動聯辦、資源聯享、黨員聯管的互聯互動機制，有包括“承諾、踐諾、評諾”的黨員教育創新管理模式，從中可見凝聚“黨員線”的細化程度。還有在“自治線”中，其精細化也相當突出，包括設立社區教育、小區自治、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四大”專委會，每個專委會的職能職責多達126項，切實為居民提供專業化、個性化服務；組建社區、居民小組、小區“三級”議事會，議定智慧社區養老建設、公園小區改造、花園式街區建設事項146項；實施建立微中心、設立微平臺、培育微組織、完善微機制、開展微服務的“五微”治理。20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天府“公園社區”治理的精細化思維路徑。
總之，以天府新區探索的“公園城市”“公園社區”和“鄉村夢”為代表，全國范圍內出現不少創新案例，對于中國的城鄉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但從全國范圍看，這些案例所占比例不大，也處于初級發展階段，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需要繼續推進、發展、突破、創新。如何在已取得的成功經驗基礎上，實現跨越性發展和創造性的升級再造，還任重道遠。
三、城鄉治理升級再造趨向及其瞻望
在全國范圍內，真正實現城鄉治理的升級再造，還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努力推進的過程。其中，需要看到目前存在問題，補足漏洞和短板，特別是突破誤區盲區，在借鑒地方創新經驗基礎上，以更先進的觀念和可靠有效的路徑方式，獲得更大的發展動能。
(一)真正改變對城鄉治理的錯誤理解認識，確立中國式現代化的治理理念與方法
1.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治理代替西化的城鄉治理。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太多可資借鑒經驗的情況下，大膽甚至全面向西方學習可以理解，那么進入新時代就必須進行調整，強調中國特色，避免被西方帶偏方向，影響節奏，降低效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受西方影響的具體做法容易理解和改變，但思維方式形成的路徑依賴卻難以改變。以天府新區公園社區建設的國際化和開放性為例，站在突破傳統和大膽改革創新的角度看，這種升級再造無疑具有開拓性，但要避免西方化觀念的影響制約。因為以國際化為標準，易忽略中國特色；拆除社區圍墻獲得了開放性，也要避免失去中國文化特色的寧靜、含蓄、自在。
2.正確理解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長期以來，中國城鄉治理一直存在誤解，認為城鎮化就是發展城鎮，去除鄉村；城鄉一體化就是城鄉治理以一個模式發展，或者說是讓鄉村按照城市的方式進行治理。這必然導致城鎮的片面發展，不僅不能解決原有的城鄉二元對立，還會有所加劇和強化。21實際上，中國的城鎮化并不是去鄉村化，而是科學合理調整城鄉比例布局；城鄉一體化也是在城鄉統籌發展中，保持城市和鄉村的各自獨立性和主體性，使二者協調共同發展。在這方面，不少先進的創新典型都面臨這樣的困局。
3.將鄉村振興作為基礎性、根本性、關鍵性工作加以落實。應該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城鄉治理必須根據中國國情遵循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鄉村振興的內在原因。但事實上，鄉村振興之所以較難落到實處，容易被各級政府忽視，主要是難理解其深意，看不到鄉村振興的戰略意義。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快速高效發展城市，以城市帶動和反哺鄉村，這只是一個維度；更重要的是鄉村振興，因為中國廣大鄉村具有基礎性、根本性、關鍵性的特點，它直接影響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敗。換言之，到2035年和2050年，中國能否建成現代化，關鍵在鄉村。
中國城鄉治理的升級再造，除了強調中國特色和城鄉統籌發展，更重要的是鄉村振興和鄉村再造，這是比城市現代化更為艱巨的任務。
(二)快速提升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充分發揮先進性、前瞻性、引領性
1.政府在城鄉治理中普遍滯后于國家政策特別是戰略發展的要求。城鄉治理有個共同原則是“政府引導”。一般說來，政府在不少地方確實起到了引領作用，但也有不少地方政府不僅不能起到引領作用，反以行政命令甚至形式主義做法干擾城鄉治理。即使有的地方政府較好地起到引領作用，但往往被動跟在黨和國家政策后面進行簡單闡釋，形成明顯的滯后性。如在天府新區城鄉治理中，政府的引領性較強，但其“公園城市”和“鄉村夢”的建設也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時提出相關要求后貫徹落實的。在真正具有引領性的城鄉治理中，政府應發揮強大的主體性，能提出前瞻性的創新觀點，這就對今后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長遠發展目標。
2.政府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現代化治理能力亟需快速提高。目前，地方干部的整體素質水平不斷得到提升，但不容諱言的是，真正有理論水平、文化思想、專業能力、管理技能的城鄉干部并不太多，相反，老齡化、學歷低、文化素質不高、無專業知識、不懂技術管理的城鄉干部大有人在。這從根本上制約了城鄉治理的升級再造，因為城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很高，也對基層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在鄉村社會更加突出，不要說現代化的管理人才，能掌握電腦應用技術和信息傳播也并非易事。因此，如何從城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角度培養人才，這是今后城鄉治理升級賦能的關鍵。
3.城鄉基層社區特別是廣大鄉村干部比較緊缺，年輕干部更少，這嚴重制約城鄉治理的升級發展。近些年，黨和國家為提升村干部素質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大學生做村官、干部下鄉當第一書記、在外鄉賢作村干部，等等。然而，這些外援干部在鄉村時間短，有的還沒了解情況就離開；有的干部不了解鄉村情況，不要說工作方法，連語言也不通，很難與村民對話交流，造成工作空轉；還有一些干部有“鍍金”意識，不能放下身段與廣大干群同甘共苦、同心同德，造成不良甚至負面影響。因此，如何真正實行城鄉特別是農村基層干部的制度改革，讓城鄉基層成為優秀干部人才的蓄水池，這是今后城鄉治理實現升級再造的重中之重。四川省巴中市2017年創新實施“巴山優才計劃”，2019年又印發《“巴山優才千人培育工程”實施辦法》和《關于開展村干部學歷提升教育的通知》，大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巴中市南江縣還依托行政干部學校、巴中村政學院、大巴山農民工培訓學校，培訓專業人才6000多人、村級后備干部400多人。22像這樣的培育基層人才的做法值得學習借鑒。
地方政府尤其是城鄉基層政府權小責大、位低任重，在城鄉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是關鍵的一環。需要來一場真正的制度變革，包括進行自我革命。只有這樣，城鄉治理升級再造才能充滿希望和生機活力。
(三)進行制度創新特別是治理內部的制度變革，是升級增效的必由之路
1.充分發揮黨組織在城鄉治理中的領導力，以創新作為引領引擎。從全國范圍看，黨建引領在城鄉治理中功不可沒，不少制度機制和工作方法都有新意。不過，嚴格說來黨建引領城鄉社區治理還很不夠，主要表現在：一是不少地方的黨組織渙散軟弱，黨組織在許多領域還未普遍建立。二是一些黨組織對于城鄉治理的引領性不夠，沒能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服務功能有待加強。三是黨建引領創新性明顯不足，模式化、類同化、形式主義做法時有發生。四是有的黨建也有創新性努力和引領，但好的辦法不多，缺乏現代治理思維能力。因此，如何讓黨建在城鄉治理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真正發揮先鋒隊的創新引領作用，在不斷自我革命中獲得更大潛能動能，這是今后應加大力量進行突破的有效路徑。
2.加強對城鄉治理專門制度的研究，以達到不斷發展和最終的善治。城鄉治理具有學科性、專業性、科學性，這需要有專門制度作保證。然而，關于城鄉治理有關制度的研討和規定還不充分，也有不少缺憾，需要今后進一步加強。以天府新區為例，對于“公園城市”和“公園社區”治理的制度規定比較重視，但對“鄉村夢”還缺乏較好的制度安排。至于全國鄉村治理的制度規定也遠跟不上實踐探索發展，無法與城市治理的制度規定相提并論。今后應從城鄉治理制度的創新角度進行突破，克服籠統的、一般性制度規定，特別是避免因襲重復、朝令夕改，甚至出現某些倒退的制度規定。
3.改變城鄉治理“協而不調”局面，在多元互動、協調發展中理順關系，發揮制導性功能。在城鄉治理中，按照多元互動協調發展理念，目前已克服單一行政命令方式，從而形成了多元共治局面。但其中也有“協而不調”的問題，因為“九龍治水”，如無主導和制導性，極易形成群龍無首的渙散局面。因此，在多元協調發展中，一方面，要將黨的領導置于核心地位并發揮巨大引領作用，這有助于城鄉治理形成巨大凝聚力和創造力。另一方面，還應發揮城鄉治理專業性強的特點與內在統合力量。為此，成都市委設立了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專門負責協調發展各參與主體關系，這在全國尚屬首例。因為以往的社區治理職能分散在40多個部門，多頭管理、權力分散、效率低下，甚至產生互相抵觸的局面。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的成立則擔負起統籌指導、資源整合、協調推進、督促落實職責。這對于探索特大城市和社區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借鑒作用。23
(四)強化城鄉治理的內在發展動能，改變當前以外力為主導的被動局面
1.充分調動城鄉基層自治特別是社區社會組織的力量，是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壓艙石。長期以來，在城鄉統籌發展中，一條基本原則是轉變政府職能，即由原來的行政管理變為服務指導，將基層治理變為人民群眾的自我管理。這也是衡量城鄉基層治理現代化能力水平的重要標準。然而，要處理好政府與自治的關系相當困難。以天府新區為例，在城鄉治理中不少地方的自治意識和自治能力較高，像麓湖公園社區的自治組織比較發達，公共意識和公民意識突出，但政府的主導性較強，不論是資金、規劃、創意還是決策、考核，主要依靠政府發揮功能作用，應適當加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度。這一情況在全國具有普遍性。從城鄉治理升級再造看，政府加強指導特別是進行頂層設計非常重要；但也要將人民群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作為長遠發展目標和提格升級之要務。有學者認為：“在社會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管理也要適應變化了的形勢，加以改革與創新，而政府治理創新改革的一個主要著力點，就是吸納社會力量參與治理，讓社會組織、市場組織和公民個人在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激發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這就需要在控制與命令之外增加協商、合作、互動的成分?！?sup>24由此可見，激活社會力量特別是加強人民群眾參與對于城鄉治理至為重要。
2.加大集體經濟發展力度，是提升城鄉治理層級與能極的堅實基礎和可靠保障。實行生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個體和家庭經濟煥發生機活力，集體經濟整體不受重視，這一方面反映了個人積極性充分發揮的積極意義，也暴露了忽略集體與公共性的負面作用。事實上，有些地方始終堅持做大做強集體經濟，為治理特別是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了經濟保障。浙江省不少地方近些年的鄉村治理之所以獲得快速健康發展，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是集體經濟發達。據統計，浙江嘉興市858個村集體經濟經常性收入全部超過100萬元。25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四川省天府新區的村莊集體經濟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并不多，許多村的服務發展依賴政府提供的社區保障資金。這說明，天府新區愿意給城鄉治理特別是鄉村投資，但也反映了鄉村集體經濟薄弱導致內生力不足，政府在資金方面面臨巨大壓力。因此，未來中國城鄉治理必須加大集體經濟發展力度，以便為其存儲強大的內生動力。天府新區城南坡社區在村黨組織的領導下，通過成立社區社會企業組織，讓社區居民特別是復員軍人、弱勢群體參與其中，既有效利用了資源，又增強了社區服務能力，還強化了居民自治能力。
3.以“文化軟實力”作為城鄉治理升級換代的動力源。隨著城鄉治理考核科學化程度的提高，經濟指標的比重有所降低，特別是經濟至上觀念有所淡化，思想、文化、道德等的發展日益重要。但整體而言，“文化”在許多地方仍是不被重視的“軟實力”。這嚴重影響城鄉治理突破瓶頸，進入新高度和新境界。四川、浙江、山東一些地方雖逐漸將“文化軟實力”放在重要位置，但對其內涵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限制了城鄉治理的整體提升。如“美麗鄉村”建設倡導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相結合，但主要停留在青山綠水、風俗民情層面。從中國人的文化精神發掘“文化軟實力”，應該成為今后城鄉治理的共同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對待傳統文化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一些地方的“孝文化”在鄉村治理治理中也要給予正確選擇和現代轉換，如處理不好，易停留在表面化甚至受到“愚孝”文化的負面影響。
城鄉治理是內外互動的結果，它既離不開外援，更離不開內生力。比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成為當前城鄉治理中的當務之急。沒有充足的內動力，城鄉治理是不可能獲得更快更好發展的。
(五)深刻理解“智慧”內涵，重視城鄉治理的民間智慧
1.區分智能與智慧的內涵，避免城鄉治理對智慧進行簡單化理解。當前，中國城鄉治理加大科技特別是互聯網、大數據、智能、區塊鏈等的參與利用力度，這無疑是正確也是很有發展前途的；但要注意不能陷入技術至上和智能無限的誤區，更不能將“智能”簡單理解為“智慧”。如一些地方將先進科技的大量運用理解成“智慧治理”。其實，這是一種智能化治理，與智慧是有距離的。從智力到智能再到智慧，有著不同的內涵特點，智能是對智力的升級，智慧是超越智能的限度，更強調靈性與慧心，是突破理性進入心靈世界和精神境界。天府新區“公園社區”的制度創新強化豐富性、完備性，以數字化(如“1+3+5”政策體系、“1+25+70”院落“微治理”)規范城鄉社區治理，這雖有其智能化的作用，但智能化不是嚴格意義的智慧，反而不利于智慧發揮。因為“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26良好的治理需要良制作支撐，良制的一個重要標準要看它是否簡明、精準、有效，因此，“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關緊要的”。26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務實管用，突出針對性和指導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會流于形式?！?sup>27這需要從“智能”進入“智慧”，以促進中國的城鄉治理快速升級。
2.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的柔性哲學，以中國式現代化進行城鄉治理。作為智慧，世界各國都有，但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深受孔孟儒家、老莊道家等思想的影響，可謂集智慧之大成。因此，《周易》和孔孟等人有積極進取的剛性哲學，老莊和禪宗有柔性哲學，后者深含中國文化哲學精髓。因此，有人認為，從哲學意義說，中國文化是具有女性氣質的柔弱哲學，28是比陽剛更深刻、內在和長久的生命哲學。我國城鄉治理雖然要秉承中國陽剛文化，有借鑒地向西方學習，積極精進、開拓創新、勇于探索；但更應發揮中國文化的柔性哲學精神，進入“文化軟實力”的積蓄、保存、孕育、生發、轉化、創造過程。目前，城鄉治理普遍重視硬件，忽略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建設，導致柔性文化的弱化與流失，影響可持續發展動能。這也是為什么形成這樣的反差現象：道路交通日新月異，全國卻陷入堵車慌；許多健身設施建成，人們的身心健康卻令人擔憂；鄉村振興、留住鄉愁不斷被強化，村莊卻在加速度消失；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呼聲很高，食品安全、管理失序、形式主義治理卻難控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成共識，在城鄉治理中卻沒變成自覺遵循。所有這些都與治理的強制性理念有關，因為它是外化和剛性的，優點是容易快速生效，缺點是難以深入持久。這就需要強化柔性治理作用，從文化軟實力到世道人心滲透，都能達到柔性哲學的智慧層面。
3.重視發揮中國民間智慧，突破城鄉基層群眾“被治理”狀況?？v觀中國現代化進程，一個很大的特點是精英治理以及對它的不斷調整。換言之，這是一個不斷中國化、大眾化、民間化的過程。所謂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以及對于農村農民力量的發現可為代表。城鄉治理也是如此，開始是精英模式主導，后來轉向農村農民基層，這是改革開放村民自治能取得成就的關鍵。不過，城鄉治理一直難以改變“精英化”傾向，這就造成觀念引導、政策制定、執行推廣、考核評估等治理過程主要由地方領導決定，人民群眾的參與度不高，致使存在“被治理”狀況。實踐表明，城鄉基層如缺乏真正意義的民主參與，城鄉治理必然停留在表面和淺層次，其蘊含的巨大潛能智慧就無法得到開發利用。29因此，如何在黨的領導、政府引導、社會組織參與下，真正讓廣大人民群眾成為城鄉治理主體，這是城鄉治理快速升級的根本所在。如河南開封的“夢回大宋繁華——清明上河園”建設就有民間智慧，它充分開發利用中國古代文化資源，在園林中設旅游景點，經營者甚至游人可穿著宋朝服裝穿越宋代。華燈初上，夜幕下的清明上河園流光溢彩，如夢如幻的景龍湖上大型水上實景《大宋·東京夢華》上映。30這種文化還原與表演極富想象力和創造性，是民間智慧的閃現。它既弘揚了傳統文化，又發展了地方旅游和提振了經濟，還豐富了業余文化生活并提高了審美力，值得全國城鄉治理學習借鑒。
城鄉治理升級再造是關系到國家戰略發展的系統工程。這既需要對其重要意義有充分認識，也要站在政治高度看待這一問題。特別是需要改變觀念，探索創新，找到有效抓手和切實可行的辦法，還要有前瞻性眼光和戰略思考，結合中國實情，有中國立場、確立中國文化自信，將工作落到實處。
注釋：
1陳楊、陳歡、唐建：《多元文化下的“洋風建筑”——以大連東方圣克拉樓盤為例》，《城市建筑》2020年第24期。
2貝淡寧、艾維納：《城市的精神》，重慶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3肖復興：《夢幻中的藍色》，文匯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152頁。
4吳雨馨：《韌性城市的多元治理》，杭州網，2020年2月24日，http：//qtll.hangzhou.com.cn/zxzxx/xxth/content/2。
5彭小輝、史清華：《中國村莊消失之謎：一個研究概述》，《新疆農墾經濟》2014年第12期。
6如江蘇省射陽縣曾硬性規定，村干部候選人資格必須是年收入達到5萬或10萬元。見商意盈等：《富人治村，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現象》，《新華每日電訊》2009年9月12日。
7“山海協作”是浙江省2001年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旨在加強省內沿海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山區間的協作，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飛地抱團”即其一。通過實施跨村、跨鎮、跨縣甚至跨省的土地等資源的整合利用，壯大經濟薄弱村的集體經濟，實現強村富民、合作共贏、共同富裕。
8材料來自筆者2019年9月在浙江平湖市的調研筆記。
9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創新組：《四川天府新區調研資料匯編》(中冊·專項規劃)，2021年4月，內部資料。
10李中文、方敏：《城市更“智慧”群眾得實惠》，《人民日報》2020年9月24日。
11四川天府新區黨工委管委會編：《四川天府新區公園社區發展與治理白皮書(2018—2020)》，第81頁。
12楊永加：《習近平強調的思維方法》，《學習時報》2014年9月1日。
13駱穎葉：《迭代升級再造嘉善爭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示范區——訪市委書常委、嘉善縣委書記洪湖鵬》，《嘉興日報》2021年1月29日。
14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4年8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0/c_111216000。
15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創新組：《四川天府新區調研資料匯編》(上冊·綜合材料)，2021年4月，內部資料。
16趙秀玲：《“微自治”與中國基層治理》，《政治學研究》2014年第5期。
17http：//js.cri.cn/20180416/e6115522-cd8a-a9bb-7c2d-ba4e33dd9d6d.html.
18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創新組：《四川天府新區調研資料匯編》(上冊·綜合材料)，“天府微博村”和“天府新區鄉村振興黨校(學院)”，2021年4月，內部資料。
19四川天府新區黨工委管委會編：《四川天府新區公園社區發展與治理白皮書(2018—2020)》，第114-115頁。
20四川天府新區黨工委管委會編：《四川天府新區公園社區發展與治理白皮書(2018—2020)》，第84-118頁。
21趙秀玲：《鄉村治理與中國式現代化》，《東方論壇》2021年第3期。
22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南江調研組編：《四川省南江縣調研資料匯編》，2018年6月，內部資料。
23韓利：《全國首創成都設立市委城治委》，《成都商報》2017年9月4日。
24李梅：《新時期鄉村治理困境與村級治理“行政化”》，《學術界》2021年第2期。
25《浙江嘉興所有村集體經濟年經常性收入超過百萬》，金融界網，2020年3月16日，http：//finance.jrj.com.cn/2020/03/16135129031721.shtml。
26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28頁。
27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堂上的講話》(2014年10月8日)，《人民日報》2014年10月9日。
28林語堂：《中國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頁。
29科恩：《論民主》，聶崇信、朱秀賢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1頁。
30米廣弘：《夢回大宋繁華——清明上河園》，黑龍江網，2020年7月28日，https：//www.chinahlj.cn/news/415036.html。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南學術》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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