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張老師、徐老師，各位同仁，線上線下的同學們，大家下午好！我剛才聽郎友興老師講我們今天主要是來探討張厚安先生的學術思想，于是我也想找出一些線索，以建立和張老師之間的某種關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張老師對我來說主要是一個傳說，因為我和華師建立真正的學緣聯系，是2011年到2014年跟著徐老師做博士后。在這之前，從2005年開始我準備做博士論文，我的博士論文是作村落政治的，于是開始全面閱讀華師這邊學者的相關著作，其中就有若干本張老師的著作。再往前推，1998年的時候，我當時讀大二，我們組織了一個村級民主方面的社會實踐小分隊，分隊的部分成員還專程到華師拜訪了徐老師，當時徐老師給我們作了不少指導，還送了一本剛出版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給我們，后面我就在調查基礎上寫了一篇調查報告《淺析經濟因素對村級民主建設的影響》，后來在1999年第4期的《中國農村觀察》上發表，同一期就有張厚安先生關于水月庵村“村治”試驗的文章。所以，我又覺得與華中師范大學“理論務農”的傳統有某種聯系。在這里，我首先還是對張老師表達敬意和祝福。
接下來我開始講今天的題目，相關文章已經發表了，但是我還想把這里的一個問題概括式地拋出來。黃宗智先生在研究清末基層司法實踐的基礎之上，提出了“集權的簡約治理”的概念。這個概念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過去的帝國對于鄉村范圍內細小的事情，它是不直接介入和管理的。帝國怎么去治理鄉村社會呢，就是用非正式官員，通過鄉村自身的一套秩序和治理機制，黃宗智先生把它概括為“集權的簡約治理”模式。這個模式應該說從清朝末年到民國，一直到現在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總的趨勢好像是一去不復返，但是中間有個階段有點像回光返照一樣，就是張厚安先生提出的“鄉政村治”模式，從80年代開始有一段時期，“集權的簡約治理”有隱約回歸的態勢，但是這樣一種回歸其實時間并不太長。現在我們形成了比較明晰的高度中央集權和高度基層滲透這樣一種治理模式，在此種治理模式基本上越來越強化的趨勢之下，未來的農村基層治理我們需要想得更遠一點、更深一點，有沒有可能部分找回“集權的簡約治理”；換言之，它是否還有一定的必要和有效的存續空間，就是說在未來中國鄉村發展基本上成型、穩定以后，我們是不是還可以重新啟用一定的“集權的簡約治理”的智慧和做法，我這邊的大致思考就是這樣的。
在傳統的農村基層治理模式上，黃宗智先生所講的三個維度，第一個是半正式行政，第二個是第三領域，第三個是集權的簡約治理。當時的行政是這里面的大多數成員，沒有正式的官方身份，用這些人來做事情，這些人是來自鄉村基層社會的，國家就利用鄉村基層的相關規則來治理社會，在這里國家和社會之間有一個互動的建設性的空間，隨著該空間后面越來越小，越來越被壓縮了，鄉村治理越來越正式化。第三個講的就是集權的簡約治理，鄉村和國家整個的權力還是往中央集中，鄉村與整個國家的整合關系是這樣的，但是它當時畢竟是要處理糾紛、合作這些問題的，還是用相對簡約化的方式來展開。所以，集權的簡約治理得以運轉的社會基礎，是當時經濟和社會自身的一套機制，這一機制受到沖擊以后，整個國家的介入可能就會發生變化。農村基層治理變遷的圖景大致就這幾個時期，清朝初年到中后期基本上還是“集權的簡約治理”，到了民國時期就是杜贊奇的研究中提出的“國家政權建設內卷化”，就是這個時候國家正在往下走，但是它并不是很理想，沒有形成國家對鄉村基層社會的非常有效的強控制和公共規則的建立。到了毛澤東時代就比較特殊一點，毛澤東時代是通過政治上普遍性的限制，然后加上政治動員，在一種強力管控的基礎上來引導鄉村、改造鄉村，但即使這個時期實際上有一些基本面還是沒有變化的，就是鄉村里面大家都很熟悉，因為那時候人口流動太弱了，村民之間的關聯還是傳統式的關聯，自然村作為行動單位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有一定影響。到上個世紀80年代，國家正式政權退到鄉鎮層次，村里實行村民自治，放活鄉村社會。也就是張厚安先生提出的“鄉政村治”模式，基本上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是回歸到“集權的簡約治理”，至少部分是接近的。在這個框架和背景之下，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一直到稅費改革之前，這段時期應該說村民自治得到了大力的推進，但鄉村行政化的趨勢后面也越來越強，鄉村本身的問題也越來越多，當時很多治理任務，還是得依靠鄉鎮行政權力向村里的擴張來解決。
到稅費改革以后又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些學者研究發現了村級組織的正式化，有的村里的干部像公務員一樣拿固定工資并按時上下班，還有就是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互動關系發生了變化，國家從汲取資源到資源下鄉、增加公共服務，這是一個巨大變化。稅費改革以后一開始的鄉村治理，出現某種“政權懸浮”，國家能力減弱，基層滲透能力不足，但很快我們就把這個階段跳過去了。黨的十八大以后，以政黨為主要領導力量的新的全面介入，包括從“精準脫貧”到現在的鄉村振興，整個國家是全面進入。大致是這樣一個脈絡，于是就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權和高度基層滲透的這個模式。在這個模式里面非常清晰，第一個是治理重心全面下沉，第二個是政黨體系在基層社會里面全面延伸，現在什么都是強調黨建引領，整個鄉村治理是靠黨組織來帶動，這是基層發生的一個大變化。第三個就是規則下鄉。規則包括黨紀黨規都下去了，督查特別多，檢查也特別多。第四個是觀念、符號和意識形態的全面下沉。以及第五個，是治理手段和治理技術這一塊是越來越精密化，非常強調信息和技術的運用，這就是具體到人的信息應用，后面這個平臺也很發達。我覺得從總體上來講，整個鄉村的這種包括監控和管理技術的發展，以前是很難想象的，總體的趨勢是社會自主空間越來越小，但是還是有一些，畢竟要在農村開展工作，還是要用熟人關系和地方性知識這一套。在第三領域這一塊也有一個結構性的轉化，就是在力量對比和格局里面有變化，現在整個鄉村越來越形成一個對黨政體系的依附性關系，而不像以前那樣關系相對平衡的互動，現在的鄉村自主性是比較弱的，因為它對國家是強依賴的，國家對鄉村幫扶力度大，給予的資源多，話語權也強，就是這個趨向。
最后補充一點，就是說咱們做學術研究的要想遠一點、想深一點，這樣我們就可以再稍微作一些“苛刻”的反思，第一個是目前這樣一種高度中央集權、高度基層滲透的模式，是不是還是有一些治理風險？在它的可持續性上、成本消耗上以及有效性上，還包括上午張老師提出來的，有沒有真正經過農民的充分表達，有沒有和他們充分溝通并獲得他們的同意，還是說由黨和政府來替代他們作決定。這些問題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可以反思的。所以，我想，我們的農村真正實現鄉村振興之后，應該還是要有穩定的某種自主性。第二個就是目前的下沉模式，可能遮蔽或抑制了鄉村和農民的自主性，并且導致農民一直不信任地方和基層而信任中央，這個模式沒辦法從根本上改變過來。所以，最后的一句總結就是，未來需要審慎地定位“集權的簡約治理”在農村基層治理中的角色與作用。高度中央集權和高度基層滲透這一大框架是前提，但是“集權的簡約治理”作為一個補充性的存在，予以適當的考慮和安排，或許對農村基層的長遠治理仍是有益的。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
(作者系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外政治制度專業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地方政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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