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實施數字鄉村戰略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質量實現鄉村振興目標的策略選擇。依據《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數字鄉村建設需要注重數字生產、數字生活、數字生態、數字治理4大重點領域，并且需要網絡資源、信息資源、技術資源和人才資源的要素支持。從發展趨勢來看，數字鄉村建設遵循從傳統管理到數字治理、從平臺建設到資源整合、從技術服務到賦能共享、從適度收益到長效發展的實踐邏輯，凸顯了以人為本、成效導向、統籌集約、協同創新的優勢特點。為真正釋放數字鄉村建設價值，未來需要通過構建包括頂層設計、系統集成、技術支撐、應用創新、保障機制在內的治理體系，將數字鄉村建設優勢轉化為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效益。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述評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各地在探索鄉村振興路徑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廣東云浮鄉賢治村為代表的鄉村精英治理模式、以浙江仙居生態旅游發展為代表的區域資源開發模式、以江蘇睢寧黨建統領為代表的基層黨建引領模式等主流治理形態。這些治理模式雖然能夠有效動員鄉村主體、統籌地方資源、發展集體經濟，推動鄉村社會快速發展，但仍面臨城鄉發展空間相對孤立、多元主體協同機制較弱、資源統籌集約創新不足、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動力欠缺等發展桎梏。而數字鄉村建設憑借數字化治理優勢，具有強大的鄉村治理價值。例如，數字鄉村的教育技術化通過構建城鄉資源共享、多方協同的機制，驅動城鄉教育事業均衡發展；公共服務信息化能夠有效整合治理資源，推動多元服務主體協商共治；信息技術應用拓展了居民人際交往，拓寬了居民社會交往空間等。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指出要以推進數字鄉村戰略為抓手，加強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農業農村發展相融合，著力發揮信息技術在創新擴散、知識溢出、普惠釋放、凝聚基礎等方面的潛力，進一步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進程。因此，構建數字鄉村建設新體系，著力彌合城鄉數字鴻溝，成為符合時代發展趨勢與我國鄉村治理客觀規律的必然選擇。 數字鄉村建設是一種遵循以人為本、開放共享、整體協同的治理理念，以數字技術為工具，對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等方面進行數字化重塑的建設模式。當前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如何建設數字鄉村”議題的研究逐漸形成了四大研究視角。首先，建設主體視角主要解決“數字鄉村建設依靠誰”的問題。學者們認為數字鄉村建設必須廣泛動員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力量，同時也要挖掘農民在數字鄉村建設中的潛力。例如，Salemink等指出，數字鄉村建設應以社區為基礎，關注市場對居民需求的滿足及政府的作用。房冠辛強調農民主體的在場為鄉村數字化建設提供內在、自發的動力源泉。其次，要素結構視角主要解決“數字鄉村建設需要什么條件”的問題。學者們認為數字鄉村建設是經濟、文化、技術、制度等各方面要素綜合推動的結果。例如，沈費偉、諸靖文指出，數字鄉村建設是以無線通信網絡、數字服務平臺等信息化基礎設施為基礎，以信息分析、互聯互通的管理體制為保障的治理體系。Song等認為，社會經濟問題是數字鄉村傳播信息和通信技術的主要決定因素。再次，利益保障視角主要強調“數字鄉村建設如何保障利益”的問題。學者們認為數字技術為村民主體賦能、為村民利益保障提供經濟政治層面的支持。例如，王欣亮等指出，信息技術的運用可以保障村民的選舉權、知情權，提升村民自治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水平。杜姣指出技術治理可以加強對村干部治理行為的監控，防止基層權力損害村民利益。最后，建設價值視角主要探討“數字鄉村建設有何社會價值”的問題。學者們認為數字鄉村建設不僅能推動鄉村發展，還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例如，Young認為，鄉村建設主體運用數字技術支持地方生態景觀、經濟發展、鄉村教育等，能有效增強鄉村社區的復原力和可持續性。數字鄉村建設打通了資源分配與主體流動的壁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公共服務不均等、勞動力市場兩極分化等方面的城鄉數字鴻溝問題，從而更好地提升鄉村發展績效。 綜上所述，數字鄉村建設是一種遵循以人為本、開放共享、整體協同的治理理念，將數字技術與治理理念、治理機制相融合，對鄉村事務進行決策的系統性行為。數字鄉村建設雖然以數字技術為主要驅動力，但數字鄉村建設并不等同于技術在鄉村治理實踐中的運用。換言之，數字鄉村建設還包括數字鄉村治理理念、數字鄉村制度規范、數字鄉村組織網絡等內涵，是數字技術、治理制度互相建構的結果，是對傳統鄉村治理模式的繼承與發展。數字鄉村建設將技術工具與社會倫理、政策目標相聯系，構建既符合工業設計理念，又具備公共管理情懷的鄉村建設邏輯。基于此，本研究將從數字鄉村與鄉村振興之間的耦合關系、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領域與資源要素、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邏輯與優勢特點、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優化策略等方面來深入探究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邏輯，以及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目標的路徑。 二、數字鄉村與鄉村振興之間的耦合分析 鄉村振興是以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為目標，兼顧階段性發展的時間觀念、縣域發展的空間觀念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整體觀念的系統性工程。具體而言，鄉村振興內涵包括以下5個方面：第一，產業興旺。以鄉村整體價值和村民利益為準則，開發鄉村各類資源，形成符合鄉村發展特點和規律的產業結構。第二，生態宜居。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通過垃圾處理、廁所革命、水資源保護等行動打造自然環境優美、社會環境和諧的美麗鄉村。第三，鄉風文明。以黨組織為基礎，培育家庭、村民小組等文化發展的多元主體，打造鄉風文明、文化繁榮的現代鄉村。第四，治理有效。以現代治理理念重塑鄉村治理生態，通過組織動員、主體協調、法律完善實現鄉村“三治融合”。第五，生活富裕。鄉村振興的實施效果要用農民生活富裕程度來評價。要努力保持農民收入較快增長，不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鄉村振興事業在農民創收、社會保障、文化發展、生態保護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亦存在組織協調、資源統籌、治理機制等方面的問題。這就需要創新鄉村發展理念、轉變鄉村發展方式，以新的治理方式帶動鄉村振興系統提質升級。 數字鄉村戰略是對鄉村振興實踐難題的積極回應，以現代信息技術作為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核心力量，覆蓋鄉村振興領域的經濟、文化、生態、治理等方面。首先，在鄉村經濟發展方面，數字鄉村優化傳統鄉村的基礎設施，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組織模式、經營體系，推動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其次，在鄉村文化發展方面，數字鄉村建設借助先進信息技術助推傳統鄉村文化的傳承，打造統一的公共文化空間以實現城鄉文化融合發展。再次，在鄉村生態保護方面，數字鄉村綜合考慮制度、技術與參與主體在農村環境治理過程中的結構與功能，呈現出外部約束、內部動力和技術支持的農村環境綜治格局。最后，在鄉村治理方面，數字鄉村強調運用技術為個人發展和組織協調賦能，從強化主體能力和組織互聯等層面提高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有效性。簡言之，數字鄉村建設通過多領域、多層次、全范圍的數字賦能，有效實現治理主體、治理要素、治理結構的協調整合，彌補傳統鄉村振興模式的諸多治理缺陷，成為推動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基層治理網絡、服務多元主體的有效路徑。 總而言之，數字鄉村建設是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繼承與發展，鄉村振興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方向指導和經驗借鑒，數字鄉村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路徑支撐。要很好地實現數字鄉村與鄉村振興之間的有效耦合，應著眼于鄉村整體發展規律，圍繞數字鄉村處理好鄉村發展各要素、各環節的關系。首先，以鄉村振興發展目標為依據，將鄉村資源稟賦整合為可量化的產業路線，在治理領域和資源要素層面實現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其次，以歷史的眼光追求治理模式的縱向發展，秉持人本、服務、協同、發展的理念指導數字鄉村建設實踐，著力發揮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治理在理念、內涵、方式層面的顯著優勢，實現現代對傳統的超越。最后，把握數字鄉村建設模式的整體思路與實踐創新，一方面依據歷史治理實踐打造包含頂層設計、系統集成、應用平臺、保障機制在內的整體設計，另一方面通過具體實踐和技術革命構建創新型具體應用，以進一步完善整體化設計，實現經驗與技術的雙向融合。由此，在數字鄉村與鄉村振興兩者間達成理想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經驗與實踐的高度耦合，真正釋放數字鄉村建設在鄉村振興實踐中的優勢。 三、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領域與資源要素 數字鄉村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重大戰略，也是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為了能夠更清晰地呈現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領域與資源要素，本文結合數字鄉村建設實踐的發展邏輯，明確了數字鄉村建設包括數字生產、數字生活、數字生態、數字治理4大重點領域。在此基礎上，數字鄉村建設需要網絡、信息、技術和人才資源的要素驅動支持，從而促進數字鄉村建設的快速發展與價值呈現。 （一）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領域 1.數字生產：因地制宜發展高質量鄉村經濟。數字生產將數據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要素，對農業生產、管理、銷售全過程進行賦能重塑，由此開發鄉村經濟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首先，鄉村新產業是指以現代農業為基礎，以健康、綠色、便捷為核心市場需求的產業體系。如以現代農林牧漁為代表的農業新產業、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鄉村制造業和服務業。其次，鄉村新業態是將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相融合而形成的個性化、便捷化、智能化的鄉村產業經營形態和類型。如集宣傳與銷售于一體的“直播帶貨”、將供給技術與特色需求相結合的“私人訂制”以及便捷與安全并重的“智能支付”。最后，鄉村新模式是指通過重構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對包括數字技術在內的生產要素進行優化組合而形成的諸如“農業生產+電商”“農業基地+盒馬”“鄉村生態+平臺”的鄉村經濟發展模式。例如，2020年，河北省邢臺市南和區與阿里巴巴集團合作建設“省數字鄉村試點縣”，整合各方面優勢資源，積極打造綜合電商服務體系，其訂單處理能力可達每日10萬單。阿里巴巴《2020中國農產品電商發展報告》顯示，2019年阿里平臺農產品交易額達2000億元，數字農業發展進入窗口期和機遇期。 2.數字生活：構建更加智能貼心的鄉村服務。數字技術通過重構鄉村人、地、錢三要素，提質鄉村數字生活，具體表現為優化鄉村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個性化需求服務、強化民生保障服務。首先，數字生活以完備的基礎設施服務為基礎。政府部門積極建立集農村寬帶通信網、移動互聯網、5G、大數據中心等在內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在此基礎上打造網絡互動、智能物流、智慧監測等鄉村數字生活應用。其次，數字生活為村民提供個性化需求服務。一方面，數字鄉村運用數字化技術打造城鄉互聯共享的數字圖書館、數字電視、培訓課程等發展型公共設施，滿足不同村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村內組織可以運用數字技術精準實現村民的個性化需求。最后，數字生活加強民生保障服務。數字鄉村建設以諸如遠程教育、線上應聘、智慧醫療的形式將鄉村的民生需求與城市的服務供給市場無縫對接，這不僅能夠突破鄉村社會資源不足的桎梏，也能夠技術性地優化鄉村民生服務體系。例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南縣過馬營鎮引入電子顯示屏，并通過微信群接收村民的臨時救助申請、基礎設施問題、鄰里糾紛等信息，運用數字技術壓縮時空，克服了過馬營鎮群眾辦事難、政府職能部門服務半徑過大的難題，便利了村民生活。 3.數字生態：助推綠色低碳可循環鄉村環境。數字生態是遵循綠色發展理念，以數字要素優化鄉村整體生態，包括自然生態數字化、人文生態數字化和社會生態數字化。首先，自然生態數字化關注數字要素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正向作用。在鄉村的資源開發、生產活動中引入先進信息技術，轉變高耗能、低產出的生產生活方式，從而有效規避鄉村發展過程中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問題。其次，人文生態數字化強調數字要素重塑人與人之間關系。數字技術打造了鄉村各主體的溝通網絡，密切了組織與個人間的聯系，有利于打造和諧有序的鄉村人文環境。最后，社會生態數字化關注數字技術對村民群眾與社會環境有序互動的擴展。正如曼紐爾·卡斯特所言：“數字時代的社會成為奠基于電子網絡的流動空間，這一社會空間以流動的邏輯對功能與權力進行了結構性的重組，根本地改變了地方的意義與動態。”隨著信息技術的運用，村民活動空間、社會制度規范均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動，構成了一個與數字流動規律相吻合的鄉村社會結構。例如，成都市新津區積極探索公園城市的鄉村表達，運用數字技術搭建數字農博平臺，推動要素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的整合規劃，加快把農博園打造成為公園城市生產、生活、生態“三生”融合可持續發展的樣板，推動形成“新鄉村產業生態”。 4.數字治理：現代信息技術賦能的鄉村治理。數字治理是運用數字技術賦能鄉村自治組織，推動鄉村與村民之間的內部治理、鄉村與政府之間的層級治理和鄉村與企業之間的外部治理更為智能、互聯、高效。首先，在鄉村和村民之間的內部治理層面，數字技術為村委會處理矛盾糾紛、監控村內安全、開展人口普查等村務提供技術支持。同時，村民也可以通過村內數字治理平臺發表意見和建議。其次，在鄉村和政府之間的層級治理層面，數字技術暢通了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上級政府的政策可以順暢進入村莊，村民也可以通過網上信訪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意志，極大地提升了諸如城中村改造、土地征收等矛盾集中事務的處理效率，保障村民權益。最后，在鄉村和企業之間的外部治理層面，數字技術通過搭建網絡化平臺，實現廣大市場與村莊的雙向連接，提升鄉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一方面，鄉村可以憑借自身的資源稟賦，參與企業助農項目，開展網絡直播、農村電商等經營活動；另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為鄉村提供發展資源。例如，杭州余杭區中泰街道設置“智匯中泰”平臺，優化基層治理，平臺設有村務、黨務、財務、建議等7大版塊，通過大平臺、大數據、微制度的體系設計，為居民處理日常事務、調解鄰里糾紛、獲取社會信息提供幫助，發揮了重要的治理價值。 （二）數字鄉村建設的資源要素 1.網絡資源。網絡資源是指以互聯網、信息與通信技術、5G等信息技術所構建的萬物互聯總和。福山將其定義為一種社會資本，認為“網絡是一種關于信任的道德關系；網絡是由一群個體行為者組成的，它們分享著超越普通的市場交易所需的非正式規范和價值觀”。正是依據這種共同規范，社會資本可以在網絡上快速流通。在數字鄉村建設視域中，網絡資源主要起主體聯系、資源統籌、城鄉交流3方面的作用。首先，網絡資源是主體聯系的渠道。通過構建信息網絡、搭建對話平臺等方式，促使多元利益主體在同一空間中有效表達，實現最大效益。其次，網絡資源是資源流動的憑借。政府部門可以通過網絡搜尋、線上協調將各類資源統一到數字鄉村建設實踐，促進資源整合。最后，網絡資源是城鄉統籌的方式。網絡將城鄉發展置于現代化發展體系中，打通了城鄉之間的信息、技術、政策等各種資源壁壘，實現高效能發展。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全國行政村通寬帶比例達98%，農村寬帶接入用戶數達到1.39億戶，比上年末凈增488萬戶，比上年同期增長8%，鄉村廣播電視網絡基本實現全覆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農村疫情防控設置了一道嚴密的安全防線。 2.信息資源。著名物理學家約翰·惠勒提出,“萬物源自信息”。可見，信息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為數字鄉村建設各項決策提供依據。根據發布主體和功能的不同，數字鄉村建設的信息資源可以劃分為政府信息資源、社會信息資源和個人信息資源。政府信息資源是上級政府及村社組織發布的公共信息，包括部門政策制度文件、受理事務信息、行政事項記錄等。發布政府信息資源可以實現公共資源的優化，設置各社會主體參與數字鄉村建設活動的框架。社會信息資源是各社會主體發布的信息，是組織資源整合的結果，其中所包含的專業知識、組織理念、組織力量可以有效提升數字鄉村建設質量。個人信息資源是個體行為所產生的，具體包括身份信息、公開言論等內容，是村民原子化意志的數據表達。盡管個人信息資源分布散亂，質量參差不齊，但被數據分析中心搜集分析后，能成為推動政策制定、維護治理生態穩定的有效資源。例如，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建設城鄉居民養老村級便民信息化平臺，為村民提供申報參保登記、待遇領取、關系轉移或注銷等服務。該平臺具備信息及時傳遞與處理、信息操作留痕可溯、業務進度精準追蹤，發揮數據互聯互通等優勢，實現鄉村善治。 3.技術資源。技術資源是將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辦公自動化等信息技術運用到數字鄉村建設特定領域中而形成的治理技術，包括電子政務技術、電子商務技術和電子農務技術。首先，電子政務技術是虛擬政府在履行職能過程中所運用的技術，包括信息公開、業務在線及服務創新等方面。數字鄉村建設可以通過政務服務平臺幫助村民了解鄉村發展政策，處理鄉村事務，獲取政府提供的資源。其次，電子商務技術是支撐電子交易的一系列技術，包括信息與通信技術、認證技術、安全技術、電子支付技術等。此類技術資源可以使一個鄉村突破特定發展區位的局限，獲得盡可能多的社會支持。最后，電子農務技術是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推進農村、農民、農業現代化的技術集合。電子農務技術的運用可以有效集合區域農務信息，引進智慧農業技術，發展集生產、銷售、運輸于一體的現代農業體系，夯實數字鄉村建設的農業基礎。例如，北京平谷區抓住政策紅利，打造以科研人才、科研課題、公共實驗平臺為核心的農業科技創新示范區，推動公共實驗平臺的應用，鼓勵農業大學前來辦學、搞科研，發揮農業科技、文創產業和電子商務技術的作用，為農業農村創新事業提供技術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4.人才資源。著名的社會哲學家米塞斯這樣描述國家統治：“現代治理需要專門的技術，這些知識不可能盡為統治者所掌握，因此它必須依靠技術專家的智力支持。”由此可見，人才資源是社會建設中最活躍、最具競爭力的資源。在數字鄉村建設進程中，人才資源分為本土人才資源和外部人才資源，其中，本土人才資源又包括村莊當地人才和村莊回流人才。鄉村本土人才是指村干部等未曾離開過鄉村的經濟政治人才。鄉村回流人才指離開鄉村并獲得發展后，選擇返鄉創業、擔任村干部的人才。回流人才作為城鄉連接紐帶，能更好地溝通現代鄉村圖景與傳統鄉土生活，是數字鄉村建設的主要推動者。鄉村外部人才是指來自外地，投入數字鄉村建設以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政治績效或社會理想的人才。鄉村外部人才往往具有較大的經濟、政治或技術優勢，利于推動數字鄉村建設項目落地。現階段我國各省市出臺各項政策鼓勵人才返鄉創新創業，河南省通過財政資金支持、完善創業擔保政策等方式吸引各類人才返鄉創業就業，截至2019年，累計吸引149.79萬人，帶動就業人數已突破900萬人，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 四、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邏輯與優勢特點 數字鄉村建設是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必然選擇。從發展趨勢來看，數字鄉村建設具有從傳統管理到數字治理、從平臺建設到資源整合、從技術服務到賦能共享、從適度收益到長效發展的實踐邏輯，并且在發展過程中突出了以人為本、成效導向、統籌集約、協同創新的優勢特點，從而成為鄉村振興中推進高質量鄉村發展的重要路徑。 （一）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邏輯 1.從傳統管理到數字治理。我國鄉村傳統管理模式是在“熟人社會”關系網絡中形成的“人治”模式，以村規民約、宗族制度為依據管理鄉村公共事務。盡管這種經驗導向、精英決策的傳統鄉村管理方式具有“禮治”“集智”等優勢，但在民主性、科學性方面顯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代化發展的要求。數字鄉村建設以數字技術所蘊含的物理規律、固有價值與社會治理相結合，形成主體協同、技術提升的“數治”模式，助推鄉村振興目標實現。第一，主體協同是鄉村社會網絡及村民行為方式優化的結果。數字鄉村以技術理性打破鄉村社會的倫理黏滯，打造一體化平臺和完善新型基礎設施，村民可以通過互聯網絡即時互動，平等參與治理實踐。第二，技術提升是規范鄉村治理程序、優化鄉村治理方式的驅動因素。一方面，對數據的海量計算和分析能為科學決策提供依據。盡管這并不一定會得出鄉村建設決策的最優結論，但可以為決策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和理性化啟示。另一方面，龐大的網絡構建為村委會及上級政府的統一指揮、精準施策提供物質基礎，從而推動實施精準集約的現代鄉村治理。例如，貴州省開發“數字鄉村建設監測平臺”，實現了在一個App上就可以處理村務、監測民情，并通過代碼確定各個主體在不同治理場景中的行為規則，設計區域化的分級權限管理方式，實現村民、政府、市場主體對鄉村事務的協同治理。 2.從平臺建設到資源整合。“平臺化”治理是數字技術對政府形態與職能優化重組后的結果，符合數字時代政府治理的發展趨勢。但以往數字鄉村建設僅停留在平臺構建，而忽視了數字治理平臺的運作，未能實現“平臺生態化”，使得數字鄉村建設平臺與村民的現實生活相脫節，服務需求端與資源供給端不相匹配。正如簡·E·芳汀所言：“將政府之間的計算機連接起來，我們可以輕易建立技術上的基礎設施，但這并不等于我們同時也建立了制度上的基礎設施”。因此，建立完善的組織、經濟及政治規制系統，引導并規范數字鄉村資源整合，成為平臺建設的后續重點工作。一方面，政府應將治理平臺中的各項服務依據村民現實需求進行相應的整合，形成與現實空間類似的“上下政府層級—橫向主體聯結—附屬資源網絡”治理資源體系。另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應加強符合資源整合邏輯的制度構建，為鄉村數字化治理的資源配置提供依據。例如，浙江德清全域構建數字鄉村“一圖一端一中心”的治理應用體系，著重升級村內的監測終端，實施捕捉村內養老事務、危房檢測、污染排放等方面的數據，精準把握治理需求。同時，將公交出行、城市活動、鄉村預警等功能統合于“浙里辦”“我德清”等應用端，實現各部門協調合作，提升綜合管理能力。 3.從技術服務到賦能共享。傳統鄉村治理過程往往呈現政府本位的行為邏輯，將數字技術作為一種單一的服務方式，是政府向社會輸出的單向度治理模式，無法有效滿足村民多元的現實需求。而數字鄉村建設依據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將技術作為一種賦能共享的手段，從村民的多元需求出發提供多樣化服務，從而更好地維護村民群眾的合法權益。這種技術賦能貫穿個人、組織和社區各個層級，并且發揮了重要的價值效用。首先，在個體層面，技術賦能著力培養村民的數字素養，重視個體生產生活技能、學習發展技能、公共參與技能的獲取與掌握。其次，在組織層面，技術賦能強調為組織互動和資源共享創造有效條件，包括完備的網絡架構、豐富的數據資源、堅實的落地保障。最后，在社區層面，技術賦能則要求塑造法律制度保障、主體結構合理的治理環境。通過營造城鄉均衡、現代接軌、智能系統的鄉村服務環境，傳輸平等協同、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在傳統基層自治的基礎上強化村民的治理主體地位，提升村民共同體的治理水平。例如，廣東揭陽上寮村運用大數據賦能農村實體店，完善農村電商公共服務體系，聚集了1000多家網絡批發實體店，銷售高峰期每日可發出超10萬個包裹，成為普寧區網絡服裝批發集聚區。近十年來，普寧電子商務交易額增長80多倍，成為有名的“中國淘寶村”。 4.從適度收益到長效發展。在傳統鄉村治理中，現代信息技術嵌入盡管在鄉村經濟、鄉村治理等方面產生了一些效益，但這種效益沒有注重未來的發展，而是片面的、短期的。當前通過數字鄉村建立現代技術的長效機制，可以從以下3個層面展開：第一，推進鄉村五位一體的發展結構。數字鄉村強調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推動鄉村發展從依靠外部資源投入轉變為依靠技術投入，不以一時利益損害長遠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文明、文化復興、生態發展、治理有效五位一體的發展格局。第二，堅持城鄉統籌發展的治理格局。數字鄉村建設以區域農村發展、縣域互動協同為發展目標，致力于打造城鄉一體的數據資源庫，建立城鄉、政治、社會、生態于一體的網絡布局，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第三，構建“政府-市場-村莊”三位一體的發展格局。數字鄉村建設強調將村莊納入政府建設和市場運行，以不斷的資源置換、項目運行來保證村莊發展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促進持續發展的活力。例如，山東德州平原縣轉變傳統發展方式，運用數字技術發揚村莊傳統文化，啟動“印記鄉村平原文化工程”，通過建立線上鄉村檔案連接市場，既吸引城市資本，又帶動鄉賢返鄉創新創業。“印記鄉村平原文化”工程通過發展相關的鄉村旅游、文化產業，在保護傳統文化的同時實現農民增收，贏得了長效發展的機遇。 （二）數字鄉村建設的優勢特點 1.以人為本。技術在社會治理中具有仁慈與邪惡兩副截然不同又高度依存的面孔，它既通過發展生產和主體賦能促進鄉村發展，又因其缺乏約束和平臺固化而帶來鄉村社會風險。因此，數字鄉村建設需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強調技術優良的一面，以滿足村民需求、保障村民利益、促進鄉村高質量發展。首先，堅持以人為本須滿足村民需求。數字鄉村建設通過搭建數字化生活平臺，將事務辦理、文化教育、交通播報、生活超市等服務遷移至平臺，可以有效滿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其次，堅持以人為本要求保障村民切身利益。數字鄉村建設通過加快構建包括網絡行為規范、安全生活機制、生產管理守則的制度體系，規范網絡社會秩序，為維護村民利益提供制度支持。最后，堅持以人為本要求促進鄉村高質量發展。數字鄉村建設運用數字技術優化鄉村治理資源，將鄉村發展與城市發展相聯結，助推鄉村的高質量發展。例如，浙江省龍游縣為了給村民提供服務，開發了“村情通”平臺，切實發揮村務公開和村民信箱功能，結合全民網格制度，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截至2018年4月，累計處理事件超2萬次，能及時解決95%以上的村民問題，極大地維護了村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2.成效導向。數字鄉村建設以長遠、全面、可持續的發展觀念指導實踐，追求涵蓋經濟、社會、生態的高效能鄉村建設目標。首先，數字鄉村發展以提高治理效率為基本要求。數字鄉村將數字技術作為產業發展的新型生產力，將技術投入作為提高經濟效益的最大變量，從而構建發展高效、集約、綠色的現代產業形式。其次，數字鄉村建設以優化治理效益為發展目標。數字鄉村通過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數字醫療、社會保障等城鄉一體化的社會工程，為村民提供平等、便捷的公共服務，為滿足村民需求、協調民間矛盾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數字鄉村建設效應是鄉村發展可持續的重要標準。在鄉村經濟發展、制度設計的基礎上，數字鄉村運用數字技術優化資源開發技術，加強環境保護，創新“數字+生態”“數字+旅游”“數字+文化”等鄉村發展模式，為現代鄉村發展提供參考。例如，杭州柯城區創新數字產業發展模式，耗資數億元建設數字農業孵化園，引入核心數字技術培育數字農場，同時依托互聯網建設以村集體為主的運營公司，形成高效率、高效益、高成效的農業農村發展新模式，從而有效助推鄉村振興戰略貫徹落地。 3.統籌集約。數字鄉村建設通過運用互聯網技術，構建便捷有效、開放共享、綠色協調的鄉村治理模式，推動鄉村社會發展方式由粗放運營向統籌集約轉變。首先，便捷有效的治理技術能夠減少鄉村治理過程中的資源不足問題。數字鄉村建設通過運用信息技術統籌鄉村發展諸多資源，將不同區位的資源統一到同一發展項目中，從而實現鄉村資源的整合優化。其次，開放共享的治理平臺有效擴展了鄉村發展空間。數字鄉村將數字技術的“自由”特質轉化為鄉村場域開放和主體功能集合，運用互聯網連接不同IP地址，以此實現鄉村社會發展要素的自由流動，為產業集聚、區域合作發展打好基礎。最后，綠色協調的發展模式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數字鄉村建設兼顧經濟理性和生態理念，以高附加值的要素投入與集中作為生產發展的核心，形成精細農業發展型、特色文化旅游型、網絡電商帶動型等多元發展模式，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強調發展模式的協調可持續。例如，重慶石柱萬勝壩村與盒馬鮮生合作，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技術把握市場需求，并進一步統籌原料、人工、市場等要素，打通石柱莼菜線上線下一體化的產業鏈條，同時還推出莼菜面膜、莼菜飲料等產品，打造品牌經濟，實現產量、銷量雙增長目標。 4.協同創新。協同創新是立足整體治理績效，對創新主體及要素進行系統整合、創新開發的過程，包含主體協同、平臺整合、治理創新3個維度的內容。首先，主體協同為數字鄉村發展提供持久動能。數字鄉村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個主體在數字鄉村建設實踐中相互配合。通過正確處理好城市意志與鄉村立場、政府權威與基層主權、現代技術與傳統慣習等多對矛盾，強化和提升數字鄉村建設效能。其次，平臺整合為數字鄉村發展提供統一場所。數字鄉村建設以數字化平臺為載體，設置生活服務、行政辦事、社區自治、意見咨詢等基層治理內容的不同版塊，以一站式平臺規整以往基層現實“千頭線”的復雜境遇，從而提高數字鄉村建設效率。最后，治理創新是數字鄉村建設進程不斷前進的實踐基礎。數字鄉村以網絡建構為基礎，創新“線上+線下”的協同方式，簡化鄉村治理步驟，提高治理效能。例如，浙江湖州長興縣各鄉村打造電商平臺，推動電商、直播平臺與縣內種植基地、旅游項目深度合作，創新“企業+政府+媒體+農戶”的協同運營模式。截至2021年9月，長興縣農產品銷售額超1億元，有效提升了數字鄉村建設績效。 五、推進數字鄉村建設、提升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優化策略 隨著數字鄉村建設的推進，鄉村的數字化發展潛力得以展現，鄉村振興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作為通向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優選路徑，數字鄉村仍存在頂層設計不完善、系統集成未暢通、技術支撐待融合、應用創新不全面和保障機制不健全的缺陷，應從這些方面系統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系統的優化升級，從而促進高質量的鄉村振興發展。 （一）數字鄉村建設的頂層設計：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前提 “公共行政的戰略思維要求管理者以系統的方式和長遠的眼光思考組織的未來發展圖景，盡可能全面而清晰地描繪其形態，這是確保組織戰略成功實施的首要因素。”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將數字鄉村作為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2020年1月《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明確了以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為主線的農業農村發展思路；同年5月《2020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部署了鄉村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等8個方面22項任務。這些頂層設計初步明確了數字鄉村發展階段性戰略布局和重點工作安排，從而為數字化鄉村建設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但由于現階段數字鄉村戰略還處于探索階段，當前仍存在結構性缺失、頂層設計落實不到位等缺陷。 頂層設計的優化可以確保數字鄉村建設的方向和進程，由此為探索更為遙遠、更加具體的數字鄉村建設藍圖奠定制度基礎。一方面，各級地方政府在吸收上級政府制度設計的基礎上，應結合當地鄉村發展現實，將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內涵與地方鄉村的地域空間、發展階段、資源稟賦等發展狀況相結合，分區、分類、分級細化縣域范圍乃至鄉村范圍的數字化治理頂層設計。另一方面，在落實數字鄉村建設頂層設計的過程中，鄉村各治理主體應立足鄉村發展實際，形成組織化的戰略訴求，在治理實踐上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從地方性的分散實踐向戰略性的整體改革轉變，從而確保高質量發展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實現。 （二）數字鄉村建設的系統集成：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基礎 系統集成是數字鄉村建設效能提升的核心動能，包括主體協同、部門聯動、區域協調等內容，突出表現為治理平臺一體化。正如簡·芳汀的描述：“虛擬政府的核心在于把那些沒有關聯的、權限上分離的、地理上經常分散的組織或者服務整合起來從而發揮系統集成效益。”當前的數字鄉村建設需要通過建設治理平臺提高鄉村治理效率，但此類平臺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亦存在平臺僵化、運作斷層的問題。一方面，鄉村數字化治理平臺在村莊與村民、村莊與上級政府的縱向溝通并不順暢，在實際工作中給基層工作人員帶來負擔。另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平臺目前更多關注村莊內部治理，在村莊之間、村莊與市場的橫向互動方面，缺乏經濟社會活動相關的認證技術、安全技術，造成線上交流的斷層。 總之，實現數字鄉村建設的系統集成，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是一個行政問題、一個理念問題。首先，在技術層面，要實現多種數字技術的耦合，將地理信息技術、智能物聯技術、信息分析技術整合為鄉村發展實時圖景，將電子政務技術、電子商務技術、電子農務技術融入鄉村治理平臺，打消多元治理主體、多重社會活動之間的隔閡，優化數字鄉村建設體系。其次，在行政層面，要加強職能部門功能整合，共享政府部門間的信息庫和數據庫，使治理平臺中的窗口設置更符合村民們的現實需求，完善部門合作、職能優化的高質量鄉村治理體系。最后，在理念層面，要加強數字文化宣傳，通過宣傳教育、技能培訓提升村民的數字素質，培養具備學習熱情、掌握現代技能、秉持公共意識的“數字公民”，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和組織基礎。 （三）數字鄉村建設的技術支撐：高質量鄉村振興的關鍵 當前以互聯網技術、5G、大數據等為代表的先進數字技術通過建立物聯網資源體系，提高鄉村資源開發技術，即時分析村莊治理信息。上述方式在為鄉村治理提供技術支撐，推動鄉村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數字鄉村建設體系的技術集合不完善的問題。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的技術體系尚停留在信息的記錄、傳輸、存儲水平的互聯網技術，其功能主要集中于記錄與分析村內環境、人口、安全等信息，以及鄉村治理行政事務領域，而缺乏促進鄉村產業發展、組織合作的實體技術和高層次信息技術。另一方面，現有的鄉村治理技術僅作為一類獨立的發展型資源對鄉村治理發揮作用，而沒有發揮出其作為一項聯系的制度因素所具有的約束力量。 因此，要強化數字鄉村建設所需的技術支撐，可以從技術補充、技術制度兩個層面予以推進。其一，在技術補充層面，數字鄉村發展應及時引入更多諸如智能化農機具系統、數字復刻技術、供應鏈技術等，由此構建“軟”“硬”技術相結合的數字鄉村建設體系。其二，在技術制度層面，通過充分挖掘數據算法的理性價值，在輔助科學決策的同時，成為與法律制度、社會習俗等傳統規范幾乎同等地位的治理規則。在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通過將數字技術與鄉村治理的制度邏輯相融合，以技術“智力結構”開發治理“技術潛能”，完善鄉村數字治理制度體系，最終實現數字鄉村建設技術制度保障的全方位升級。 （四）數字鄉村建設的應用創新：高質量鄉村振興的目標 數字鄉村建設的應用開發，是與鄉村治理現實不斷適配的過程，并且將隨著鄉村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完善。現階段，由于鄉村的經濟、政治發展在鄉村諸多發展維度居主導地位，這就使得數字鄉村建設應用也主要集中于生產領域和行政領域。然而隨著現代鄉村治理理念的深入發展，實現“以人為本”的數字治理成為鄉村發展的新訴求，這就要求數字鄉村建設加強在民生、生態領域的應用創新。對此，有學者指出，鄉村應用開發的重點是“技術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而不是創新的各個供給要素之間的匹配”。因此，數字鄉村應加強技術應用創新，從而更好地滿足數字鄉村建設需求，提升數字鄉村建設的績效。 現階段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應用創新，應從供需分析與功能發揮兩個層面展開。一方面，數字鄉村的建設發展要求深入挖掘數字鄉村建設現實需求背后的供給關系。分析供給失衡的原因是資源基數不足，還是資源的結構性不足，進而決定數字鄉村建設的應用創新是以資源統籌整合還是以資源合理配置為優先創新指標。另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要求把握數字鄉村發展規律，以現代鄉村治理的整體布局為指導，強化創新性應用的功能發揮。數字鄉村實際發展需求驅動以下兩方面治理創新：一方面，有助于數字鄉村建設創新要素的參數具體化，從而有效優化要素結構，確保治理創新的生產價值最大化；另一方面，這種需求驅動型戰略立足實際，目光長遠，應用創新符合數字鄉村建設發展規律，有效解決了運行過程中不斷調整重組治理結構而花費巨額成本的問題，真正提升了數字鄉村建設的效益。 （五）數字鄉村建設的保障機制：高質量鄉村振興的需求 “網絡社會的實質是多元主體基于互聯網技術而結成的新的社會關系格局和結構形態。”因此，要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需要與數字鄉村建設相匹配的保障機制。在數字鄉村建設實踐中，主要依靠《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既有的互聯網相關法規來保障鄉村治理效果。這些法律法規是宏觀的互聯網行為規范，與數字鄉村建設內容、具體治理行為都存在較大差異，無法有效應對數字鄉村建設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因此，數字鄉村建設亟須出臺一系列與數字鄉村發展實踐需求相符合的制度規范，從而更好地維護數字鄉村建設秩序與發展效益。 當前，有效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保障機制應包括組織機制、管理機制、參與機制、運營機制4方面。首先，在組織機制層面，數字鄉村建設需要依據網格制度形成“黨員帶頭、骨干支撐、村民積極參與”的新型治理格局，重塑鄉村公共規則和村民協作規范，建構集體行動的新秩序。其次，在管理機制層面，數字鄉村建設需要將傳統管理模式與數字技術相結合，制定村兩委負責、網格員執行、村民監督的管理機制，從而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管理指導。再次，在參與機制層面，數字鄉村建設需要制定平等準入、資源共享、層級互聯的參與機制，保障村民群眾可以通過移動智能設備平等享受公共服務，有序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最后，在運營機制層面，數字鄉村建設需要制定“確定資源稟賦、優化運行規則、達成治理目標”的三步走運營機制，從而以最小投入獲得最佳效果的配置性結構。 六、結論與討論 數字鄉村戰略是國家積極應對數字時代浪潮的選擇，也是國家運用技術手段推動鄉村振興、彌合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農村割裂狀態的積極嘗試。本文將數字鄉村建設置于鄉村治理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探討數字鄉村建設作為鄉村振興戰略路徑，如何有效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在明確數字鄉村建設的資源要素、重點領域的基礎上，分析其較傳統鄉村治理邏輯的優勢所在，構建包括頂層設計、系統集成、技術支撐、應用創新、保障機制的數字鄉村建設框架，形成了適應數字化社會發展要求的數字鄉村發展體系。 數字鄉村建設正以一種工程化的態勢席卷中國鄉村，運用數字技術的確能夠推動鄉村全方位的發展，彌合城市與農村的割裂狀態，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盡管本文提出了數字鄉村符合精明增長原則的發展路徑，但這并不是一個僵化的鄉村發展守則，而是提供相對全面的范式。數字要素只有和具體的環境相聯系，與治理體系、治理資源和治理機制相適應，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價值。也即是說，我們不能以“先進”的理念為所有的鄉村設計所謂“標準化”的建設方式，而應具體地分析時空條件，把握好技術與文化、理性與感性、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張力，避免鄉村治理淪為冰冷的技術和制度機器。同時要關注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發展帶來的挑戰，關注鄉村“鄉土性”不斷消解的問題。在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進一步思考如何使“鄉村所蘊含的傳統和歷史在更新中延續和傳承”。譬如，進一步考慮：不同類型的鄉村應該具體采取怎樣的數字化發展路徑實現鄉村成功轉型？鄉村數字化轉型之后如何運用數字技術保持并發展自身的鄉村性價值？這些都是未來需要引起更多鄉村治理領域學者關注的重要議題。 （作者沈費偉系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葉溫馨系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中國鄉村網發現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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