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現代化，現代化的主體是人，讓占我國人口1/3以上的農民融入現代化進程以實現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應有之義。從邏輯上講，農民全面發展應具備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素質與生活方式維度充分且均衡發展的特征。現階段，我國農民文化、健康及信息素養均有不同程度提高，經濟維度現代化進展明顯，政治參與情況趨于改善，社會參與呈現個體差異，人居環境改善明顯，現代生活方式意識不斷提升。現代化進程中，推進我國農民全面發展既有來自體制機制的阻礙，又有來自鄉村建設和農民自身層面的阻礙。建議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為著眼點，以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為抓手，著重從破除體制機制瓶頸、推進村莊建設與強化農民主觀意識三個方面推進我國農民全面發展。
“十四五”時期，我國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發展的中心是人民，沒有人的全面發展，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發展階段，人的全面發展重點和難點在于農民群體，隨著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讓農民群體融入現代化進程，實現其全面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直接關系到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成色和水平。
一、現代化背景下農民全面發展的內涵與標志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從邏輯上講，農業農村現代化本質上是農業與農村立足現代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由此農民全面發展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應有之義；而農民唯有實現全面發展，才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這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的任務之所在，也是充分且必要的基礎之所在，關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順利推進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如期實現。應該看到，隨著“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順利完成，一方面，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促進農民全面發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已具備堅實的物質基礎、豐富的資源條件和必要的體制基礎；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城鄉各個方面發展差距擴大，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在“三農”領域尤為突出，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在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生活等方面發展明顯滯后，成為制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短板”。由是，加快推進農民全面發展成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重點任務。
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即有推動全體人民全方位地融入現代經濟社會并最終實現現代化之義。狹義的現代化指的是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而廣義的現代化則表現為社會與人發生根本性轉變。目前，各國對于現代化的內涵、特征及標準并無統一界定，基于不同初始條件與社會性質，實現現代化的路徑亦不盡相同。學術界普遍認為，現代化背景下人的全面發展涵蓋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素質等多個層面，既應有物質領域的富足，又應實現精神層面的提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時，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全體居民應達到如下發展水平：“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再邁新臺階”；“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換言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背景下，農民全面發展的標志是，農民作為現代人，具備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綜合素質，自愿并自主地融入現代化進程，實現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生活方式及個人素質的全方位發展，共享創新引領下社會發展取得的各項成果。具體而言：第一，農民應具備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化、健康及信息素養，縮小與城市居民的人力資本差距，憑借個人知識與能力全面地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第二，農民作為獨立的經濟人，應全面參與現代社會化大分工，完成由傳統農業生產者向現代職業勞動者身份的轉型，擁有穩定且與現代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就業結構與收入水平。第三，農民作為社會人，應融入現代社會關系，完成由血緣、親緣和地緣作為聯結點的傳統社會交往模式向以業緣為主要聯結點的現代社會交往模式轉變，更多地融入正式的社會組織關系。第四，農民作為現代公民，應自主地參與包括村委會選舉、村莊公共事務討論和公共服務供給改善在內的村莊共治中來。第五，農民全面發展離不開人居環境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包括擁有健康衛生的人居環境、便捷環保的生活設施以及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我國農民融入現代化發展的狀況考察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背景下農民的全面發展即擁有文化、健康、信息等各項素質，能夠更好地融入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贏脫貧攻堅戰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拆除了“短板”中的“短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則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為農民融入現代化、實現全面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從目前來看，我國農民個體素質與能力逐步提升，政治、社會、經濟、生活領域現代化穩步推進，但也存在不少短板亟待補齊。
（一）農民個體素質有不同程度改善
1.農民文化素質有所提升，但在城鄉與性別方面差異明顯
人的全面發展，教育是基礎。接受義務教育，是個體素質的基本保障。根據2019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我國農村居民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比最高，達41.5%，有小學、高中和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分別占34.6%、11.3%和4.7%，還有7.9%的農民未上過學。對比同期，城市居民高中文化程度者占比最高（達24.2%），比同學歷的農村居民高近12.9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比為27.0%，比同學歷的農村居民高22.3個百分點；此外，城市未上過學的居民占2.3%，比農村居民低5.6個百分點。整體而言，我國農村居民文化素質是一個短板。
從性別角度來看，2019年未上過學的農村女性所占比重比男性高43.4個百分點，而文化程度為初中和高中的男性占調查人口的比重分別比女性高10.4個百分點和18.6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我國農村不同性別居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并不均等，農村女性的文化素質短板更為突出。
2.農民健康素質整體改善，但健康意識普遍不強
預期壽命和死亡率是衡量人口健康狀態的重要指標。目前，我國居民預期壽命數據并未區分城市與農村。從死亡率來看，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我國農村死亡人口共計3808人，死亡率為8.9‰，同期城市居民的死亡率為3.9‰。其中，農村男性與女性死亡率分別為10.3‰和7.4‰，是對應城市男、女性死亡率的2.3倍和2.2倍。從不同年齡段來看，農村居民死亡情況基本上符合生命正常規律，但各年齡段死亡人口均比城市高出兩位數，50歲以后城鄉死亡人口絕對差達到三位數。
嬰幼兒及孕產婦死亡率是國際上衡量一國居民健康狀況的常用指標。2000—2019年我國農村嬰兒死亡率從37.0‰降至6.6‰，與城市嬰兒死亡率的差距顯著縮小。同期，我國農村孕產婦死亡率亦不斷下降，每十萬農村孕產婦中死亡人數從69.6人下降至18.6人，與城市孕產婦死亡率的差距明顯縮小。
從患病情況來看，2008—2018年我國居民兩周患病率從18.9‰提高至32.2‰，對應農村居民兩周患病率從17.7‰提高至32.2‰。分性別來看，無論全國還是分城鄉，女性居民兩周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居民，且農村男、女性兩周患病率一直在增加。此外，35歲以后我國農民兩周患病率明顯增加，雖然這符合生命規律，但這個轉折點出現在35—44歲的中青年段，說明農民健康狀態仍有待進一步提升。
3.農民信息化程度提升，但信息素養總體偏低
現代社會信息高速發展，作為現代人除了要具備現代化的文化素質與健康素質外，還應具備獲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網絡是當今社會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2020年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5.9%，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4.9個百分點。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鄉村振興調查（CRRS）（以下簡稱“鄉村振興調查”），我國63.7%的農民家庭主要利用智能手機上網，利用筆記本電腦、平板和臺式電腦上網的農民分別占21.2%、7.8%和0.6%，無上網設備的農民家庭約占6.7%。因此，目前智能手機是我國農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從信息獲取能力來看，52.8%的農民獲取信息并無阻礙，35.2%的農民有些困難，還有12.1%的農民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上網。從信息的可及性來看，50.1%的農民可自行通過網絡隨時獲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分別有24.8%和25.1%的農民在這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難或比較困難。可見，現階段我國農民的信息素養短板突出，亟待提升。
（二）農民經濟維度現代化進展明顯
1.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城鄉差距較大
收入低、不富裕絕不是現代化應有之義。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33.6元，2020年增長至17131元，年平均增長10%。同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擴大。2008年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超過10000元，2016年差距突破20000元，到2020年達到26703元。從收入比來看，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2.6。按收入五等分分組，2019年城鄉低收入組、中等偏下收入組、中間收入組、中等偏上收入組以及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分別為3.6、2.7、2.7、2.7和2.5，低收入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大。
從收入結構來看，我國農民工資性收入占比趨于增加，2019年達到41.1%。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上，比較符合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相較之下，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明顯偏低。農民財產性收入占比長期低于3%，2020年只有419元，不及同期城市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零頭，反映出農民擁有的要素市場化程度明顯滯后，這成為農民分享經濟現代化成果的最大短板。
2.農民就業呈現非農化勢頭，但群體差異明顯
現代化背景下，農民實現全面發展的重要標志是融入社會化大生產的專業分工中，實現向職業者的轉型。隨著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加快，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鎮轉移，非農化勢頭不可逆轉。2019年我國鄉村就業人員達33224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為43%，與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的76%相比，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0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他們依靠勞動技能從事非農為主的生產經營活動，初步實現了職業化。從農民工的構成來看，男性占65.2%，女性占34.8%；未上過學者占1%，小學文化程度者占14.7%，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84.3%；年齡方面，16—50歲的農民工占74.6%，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26.4%。由此可以判斷，農村完成義務教育學習的“70后”男性勞動力現代化速度最快；相較之下，20世紀60年代以前出生的群體、婦女群體、文化素質低的群體現代化進展較慢。
3.農民就業結構有所改善，但抵御風險能力弱
我國農民的就業結構趨于優化。1978年我國鄉村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為92.4%，2019年下降到58.5%，但這也說明第一產業目前仍是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部門。而全國勞動力構成中，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分別于1994年和2011年趕超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成為我國勞動力最主要的就業行業，第二產業就業人數亦于2014年超過第一產業。從理論上講，實現農民現代化意味著農民能夠融入現代社會大分工，這也意味著更多的農村勞動力應該有能力與機會并且最終實現從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由此，現階段我國農民的就業結構還不符合現代化特征，有待進一步優化。
“穩定”是就業的關鍵詞之一，由此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后如何穩得住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現代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訴求達成一致后方可實現穩定就業。一方面，政策引導、社會力量介入只能為農村勞動力就業提供外部條件，能否接住機會實現穩定就業則與農民的個人能力有很大關系。前文分析表明，目前我國部分農民尚不具備現代勞動者的素質。另一方面，我國基層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尚不健全，難以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及時、有針對性的就業指導與服務。上述兩方面原因，造成了我國農村勞動力抵御就業市場風險能力弱、就業狀態不穩定的客觀現實。根據鄉村振興調查，2020年從外出就業地返鄉的農民中，17.1%是因為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或不好找工作，3.9%是因為企業關停或裁員而失業。在曾外出就業但今后不再打算繼續從業的農民中，9.1%是因為找不到工作，10.5%是因為收入不穩定。
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改善的背后尚有諸多不確定因素，而抵御就業市場風險能力弱是核心問題。
（三）農民社會參與呈現個體差異
1.農民社會交往參與率不高，且個體特征明顯
個體除了是獨立的經濟人，還是社會人，因此，增加社會參與、融入現代社會組織關系是農民在社會維度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標志。2018年我國農村居民社會交往參與率為18%，這在所調查各項居民日常活動中屬于中間水平。自由支配時間內，看電視的農民占71%，其次是休閑娛樂和健身鍛煉，農民的參與率分別為36%和19%。可見，農民自由支配時間更愿意從事看電視等以個體為單位的活動，社會交往參與率相對較低。分工作日與休息日來看，農民休息日社會交往參與率為20%，比工作日社會交往參與率高2個百分點。從性別角度來看，農村男性居民社會交往參與率（19%）高于女性居民（17%），反映出農村女性的社會交往半徑略低于男性。從花費在社會交往活動上的時間看，我國農民社會交往參與者平均時間為136分鐘，占其自由活動時間的57.6%。可見，雖然從參與率上看，社會交往并非農民主要日常活動，但從時間角度看，農民花費了50%以上的自由時間在社會交往上。換言之，社會交往是一項具有個體特征的活動，有的農民參與較少，有的農民則花費大量時間在這項活動上。
2.農民社會參與呈現非正式特點，社會組織發展滯后
傳統社會參與多以血緣、親緣和地緣作為集結點，具有非正式、零散等特點；而現代化的社會參與則更多的是指參與各類正式的社會組織，形成以業緣為主要紐帶的社會關系。目前，我國農村正式性質的社會組織發展滯后，在很多村莊中，合作社是唯一的正式類型的社會組織。根據鄉村振興調查，2019年我國加入合作社的農民占調查樣本的比重為76.0%。從合作社類型來看，農民參與的主要是非自我選擇的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占比達60.4%；而參與生產服務類合作社、農產品銷售合作社、勞務合作社、農產品加工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和鄉村旅游合作社的農民，占比分別為10.5%、9.8%、1.0%、1.0%、0.4%和0.2%，即農民參加產業和就業相關類型合作社的比重合計不到23%。從農民與鄰居的社會關系來看，鄰里間互動49.5%由紅白事而起，4.4%和3.5%分別由蓋房和借款引起，三者合計占比57.4%；而相比之下，農民之間基于生產形成的社會關系占比僅為21.5%。上述兩個方面均說明，目前我國農民的社會關系仍以非正式、隨機為特點，缺乏現代社會關系的特征，離實現現代化尚有差距。
（四）農民政治參與情況有所改善
1.農民政治參與率提高，參與程度提升
農民作為現代公民，應積極參與到包括村委會選舉、村莊公共事務討論等在內的村莊自治中來，這是農民在政治維度實現現代化應具備的特征。
村莊公共事務討論方面，根據鄉村振興調查，74.6%的樣本村于調查年度召開過村民大會，平均召開次數為4次，受訪農民參與村民大會的平均次數為3次。村委會選舉方面，2019年我國有村民委員會533073個。在當年完成選舉的71672個村委會中，登記選民人數占村委會選民登記總數的比重為67.3%，參加投票人數占比為88.6%。根據鄉村振興調研，2020年參與村委會選舉的農民96.5%會親自填寫選票，2.2%委托親屬填寫，還有0.6%和0.5%的農民委托鄰居或村干部填寫。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民福利研究”課題組2012年的一項調查，參加最近一次村委會選舉的農民占比僅為62.1%，在選舉中參與投票的農民占比為62.5%。可見，農民政治參與的情況在改善。
2.農民政治參與主體意識不強，現代政治觀念有待提升
現階段，我國村莊治理仍然主要依賴于村莊里的“能人”，普通村民參與度普遍不高，被問及村級事務中哪些人更重要時，42.5%的受訪農民認為是村支書，34.3%認為是村委會主任，7.9%認為是村里平時仗義執言的人，還有4.7%和4.2%的農民認為是村里的大戶和有錢人。可見，多數農民并沒有意識到村莊公共事務討論是與自己息息相關的重要政治參與機會，而只把它當成別人的事。進一步地，根據鄉村振興調查，一方面43.2%的農民傾向于通過微信網絡方式與村委會傳遞重要信息，這一比重遠高于廣播、公告或電話等方式；另一方面，42.6%的農民從未用微信就村莊公共事務與村“兩委”展開過交流，33.0%的農民偶爾或有時會用微信與村里交流村務，只有24.3%的農民才經常使用微信與村里商議村務。可見，農民整體上政治參與意識不足。
（五）農民生活環境及方式改善明顯
1.農民生活環境趨于優化，污水處理成為短板
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環境和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根據鄉村振興調查，農民對當前生活環境的滿意程度普遍較高，認為非常滿意和滿意的農戶分別占27.7%和57.2%，認為一般、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農戶合計占15.2%。飲水方面，2019年飲用自來水的農戶占86.8%，實現用水方便與水質安全的農戶分別占98.4%和93.3%，日常供水量能夠滿足家庭飲水需求的農戶占96.5%。從對當前飲用水的滿意程度來看，非常滿意和滿意的農戶分別占28.0%和52.5%，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農戶分別占6.1%和6.7%，還有6.6%的農戶認為一般。生活垃圾方面，45.3%的農民家庭對生活垃圾進行了分類處理。生活污水方面，57.4%的農戶選擇隨意排放污水，通過污水管網排放的農戶僅占27.9%，通過其他方式處理的占14.6%。可見，目前農民生活污水處理的現代化和科學化程度普遍偏低。入戶道路方面，硬化路基本普及，農戶普遍對當前的路面條件比較滿意，認為一般、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農戶合計占21.1%，認為非常滿意和滿意的農戶分別占30.1%和48.8%。衛生廁所使用方面，2000年我國累計使用衛生廁所的農戶僅為572萬戶，2017年增加至21701萬戶，對應的衛生廁所普及率從44.8%提高至81.7%，無害化衛生廁所的普及率達到62.5%。
2.農民生活方式現代化程度提升，生活條件明顯改善
現代化生活方式方面，2013—2019年農村平均每百戶擁有的家用汽車從9.9輛增加至24.7輛，洗衣機從71.2臺增加至91.6臺，電冰箱從72.9臺增加至98.6臺，計算機從20.0臺增加至27.5臺，熱水器從43.6臺增加至71.7臺，平均每戶擁有的彩電數量達1臺以上，移動電話達2部以上。農民生活方式的轉變在精神生活層面體現得尤為突出。2018年我國農民自由支配時間參與了豐富的活動，包括休閑娛樂、健身鍛煉、聽廣播或音樂、看電視、讀書看報等，參與率分別達到36%、19%、6%、71%和5%。農民平均每天使用智能手機2.8小時，在此時間內他們廣泛利用微信、微博、QQ等平臺參與社交聊天，瀏覽社會新聞和進行游戲、直播、視頻、音樂等娛樂活動。同時，農民參與公共文化的意識趨于增強。2019年鄉鎮文化站組織文藝活動參加人次約達60136.8萬，參加培訓人次達5404.0萬，舉辦個展參觀人次約達710.4萬，公益性講座參與人次達710.4萬。
三、現代化進程中我國農民全面發展的制約因素
我國目前的城鎮化率突破60%，農民依然是一個基數龐大的人口群體。如何讓農民更好地融入現代社會以實現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要解決好的重要問題。現階段，推進我國農民全面發展既有來自體制機制的阻礙，又有鄉村建設層面和農民自身層面的阻礙。
（一）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存在，構成農民全面發展的制度阻礙
1.城鄉二元結構難破，制約了農民就業結構調整與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現階段，我國“三農”各方面均有所改善，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依然存在，導致相較于城鎮，農村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水平偏低，這是農民融入現代化的首要阻礙。
從內涵上講，現代化既應實現充分發展，又應切實保障發展的公平性與均衡性。工業化初期，農業充當“輔助”角色，體制機制引導要素向城市與工業部門集中，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進入工業化中后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變為以城鄉統籌與一體化為特征，工業開始反哺農業。黨的十八大以來，發展進一步向著城鄉融合、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模式轉變，但傳統二元結構阻礙并不容易就此打破。一方面，“三農”長期服務于城市與工業，發展嚴重滯后，導致農民現代化的基礎淺、起點低、短板多；另一方面，農業讓步于工業、城市優先于農村已成為固化發展思路，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難以輕易扭轉。城鄉二元結構集中體現為政策主導下城鄉發展體制與機制的二元安排，由此造成農民發展的外部條件不足，阻礙了全面發展。這一點突出反映為社會保障制度與戶籍制度不完善，客觀阻礙了農民就業結構進一步優化，造成城鄉農民工“兩棲人”及職業化轉型緩慢。同時，農村勞動力就業市場不完善，導致農民工資性收入占比明顯偏低，而要素市場改革滯后又阻礙了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使得農民收入結構欠缺現代化經濟發展的特征，這不利于農民增收，引致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擴大。
2.城鄉教育和醫療均等化程度低，制約農民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培育
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土地、勞動力逐利流動，農村教育和醫療缺乏對要素的吸引力，在“拉力”不足的情況下，現有體制機制又沒能形成外部“推力”，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均等化程度低，成為農民提升文化和健康素質以實現全面發展的短板。教育方面，農村各教育階段師資水平均低于城市，城鄉教育供給質量差距明顯，進而直接體現為城鄉居民的文化素質差異。目前，我國鄉村小學專任教師中，本科與專科學歷占比最高，分別為49.3%和45.1%；而城市小學教師73.6%為本科畢業，3.0%擁有研究生學歷。鄉村初中教師中本科和研究生學歷占比分別為80.3%和1.3%，對應城市的比例分別為86.0%和7.1%。鄉村高中專任教師中研究生占9.8%，而城市這一指標則達到13.9%。不僅如此，農村公共文化培育機制整體缺位。目前，我國農村公共文化供給主要依靠縣文化館與鄉鎮文化站。2019年縣文化館共提供培訓422.6萬人次，而縣市級和地市級文化館提供的培訓則分別達到1441.1萬人次和540.1萬人次。鄉村公共文化機構不僅服務能力低，而且缺乏長效運營機制，多數處于虧損且嚴重依賴財政的狀態。農民文化素養得不到有效培育，精神生活匱乏，偏離現代化的文化素質要求。醫療方面，農村醫療衛生領域缺乏對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的引導機制，在硬件設施建設、人才配給和服務水平上均與現代化要求相去甚遠，成為農民健康素質達標現代化的主要阻礙。2019年我國農村平均每千人配有醫生和衛生員0.91人，平均每個行政村有醫生和衛生員1.58人，政府辦的鄉鎮衛生院承載了99.1%的診療服務量。農村現有醫療供給嚴重不足，且對財政依賴性較強，缺乏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
（二）村莊建設短板多，構成農民全面發展的外部阻礙
1.農村信息化建設相對滯后，缺乏農民信息能力培訓機制
一是農村信息化硬件設施體量不足，且缺少對“質”的把關。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網絡服務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及終端數上均與城市存在明顯差距。不僅如此，農村居民家庭的網絡狀況也不能令人滿意。根據鄉村振興調研，2019年38.8%的農民家庭偶爾斷網，12.1%的農民家庭經常斷網。二是農民信息能力培訓機制缺位。農民想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拓展銷售的意識并不低，39.2%的農民有意愿在網上銷售產品，而實際擁有網絡銷售行為的農民僅占6.3%，經營網店的僅占1.7%。引致這種意愿與實際操作產生較大落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缺乏農民信息能力培訓相關機制。根據鄉村振興調研，接受過電腦或上網培訓的農民占比僅為9.4%，而接受過電商培訓與指導服務的農民占比更低，僅為6.4%。
2.農村生活設施建設進展不一，缺乏配套監督機制
目前，我國農村生活設施建設欠賬多，導致農民生活品質提升短板多。農村地區污水管網鋪設比例整體較低，生活污水多以直接排放為主，與城市污水管網聯網的只占27.9%。由于投入不足，有的村莊“等”“看”現象比較嚴重，工作不積極，污水管網建設規劃尚未提上議程。農村生活垃圾處理硬件設施條件雖明顯改善，但缺乏整體布局，重復建設現象時有發生。在飲水安全和道路建設兩項民生工程上，各地建設進展不一。在村莊道路養護和安全飲水鞏固提升兩個重點方面欠缺技術支持與足夠重視，導致建設成果呈現一定的脆弱性。此外，農村各項生活設施建設由于缺乏標準及配套的監督機制，經常出現質量堪憂、流于形式的問題，不僅不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而且造成了資源浪費。例如，農村“廁所革命”在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推進農村“廁所革命”專項行動的指導意見》后，推進迅猛，一些有基礎、有條件的地區基本完成了農戶廁所無害化改造。但根據鄉村振興調查，各區域改廁進展不一致。東部地區改廁比例最高，達93.60%；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次之；東北地區改廁比例最低，僅為34.32%。一些地區“運動式”推進改廁，大搞形式工程，造成改造后廁所有效利用率低。
3.基層自治機制不健全，農民政治參與面臨現實困境
農村基層自治是我國由農業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重要一步。目前，我國基層自治機制不健全，表現為自治德治法治協調性差，致使基層治理更多依靠鄉賢和權威，出現所謂“精英俘獲”現象，未能形成理性的公序良俗。此外，推進我國農民政治參與現代化還面臨兩重現實制約：一方面，城鎮化與工業化背景下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造成農村常住人口銳減，出現“空心屋”“空心村”現象；另一方面，農村常住人口構成以空巢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為主。怎樣調動留守婦女、空巢老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并循序推進政治維度的現代化？推進進城農民工政治參與現代化的落腳點到底應該放在農村還是城市？主要依托到底是長期居住的就業地還是戶籍地？這些既是村莊自治的難點，又是推進農民政治參與的現實阻礙。
4.缺乏有效引導機制，正式的社會組織發育緩慢
傳統社會參與顯現了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集結點、非正式、零散的特點，而現代化的社會融入則更注重對正式社會組織的參與。目前，農村正式的社會組織主要集中于農民合作組織，其中又以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后成立的社區股份經濟合作社和社區經濟合作社為主。這類合作組織主要是政府推動，農民全員化被動參與。相比之下，農民對與自身就業、發展密切相關的產品加工類、銷售類、生產服務類以及生活服務類合作社參與較少。農村其他滿足農民社會文化訴求的社會組織建設也相對滯后，農民的社會參與方式主要依靠親朋好友和鄰里鄉親關系，缺乏現代社會下利益相關群體自發組織、自主參與的特征。目前，我國農村正式的社會組織發展欠缺引導機制，在一些地區甚至是空白。換言之，農民在社會維度實現現代化缺少制度條件與基礎。
（三）農民融入現代化的主觀意識不強，構成其全面發展的內部阻礙
農民融入現代化進程不應是被動的過程，它的實現固然需要完備的體制與機制作為外部基礎，但核心是要依靠農民的主觀能動性與自我現代意識。
1.農民現代化觀念沒有形成，文化素質低成為主要制約
新時代農民的全面發展，也是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全面轉化的過程，但目前小農思想仍占據著大多數農民的思想意識，崇尚并依附權威，缺少獨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任重道遠，農民向職業化社會人轉型任務艱巨。隨著我國農村教育改革推進，農民文化素質有所提升，但總體而言，特別是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文化素質相對較低，自我學習能力弱且學習意識不強，嚴重阻礙了農民思想價值觀念的現代化轉型。
2.農民健康意識沒有真正樹立，健康行為有待改善
鄉村振興調查數據顯示，農民普遍缺乏營養膳食意識，飲食習慣停留于吃得飽、吃得“好”，而不是吃得健康，表現為40%左右的農民沒有控制飲食中鹽、糖、食用油比例的意識，半數以上的農民對怎樣保持健康并不在意，有主動體檢意識的農民占調查樣本的比重僅為23.6%。日常生活中，農民普遍缺乏對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關注。2018年我國農民健身鍛煉活動參與率為19%，城市居民則達到39%；農民平均參與健身鍛煉的時間為86分鐘，城市居民則為106分鐘。此外，在一些農村地區（尤其是偏遠地區），農民生病依賴封建迷信的做法仍時有發生。
3.農民政治參與意識薄弱，社會參與主動性不強
現階段，多數農民對村級公共事務不夠關心，政治參與現代化程度低，突出表現在農民對村莊事務的參與大多只局限于單向地從村委會獲取相關信息，沒有形成現代化村莊治理模式下的雙向互動格局。鄉村振興調查顯示，村民對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普遍較高，達到85.51%。從治理角度講，達成這樣的信任是好事，但如果農民由于信任而缺失本體政治參與意識與積極性，則并不是現代公民應有的公民權行使形態。此外，前文分析表明，農民很少主動參加民間社會組織，社會交往仍囿于家庭和家族小圈子，并且農民日常生活互動主要因紅白事而起，社會交往明顯欠缺現代社會的特征與意識。
4.農民信息需求不合理，運用信息化工具能力低
現階段，我國農民信息需求結構不合理，不利于信息素養的養成。根據鄉村振興調研，我國農民上網所做各項事宜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社交聊天、新聞瀏覽和娛樂，而農民日常關注的信息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實時新聞、村莊事務和娛樂新聞。相比之下，農民對生產、銷售、就業等與其發展密切相關的信息關注較少，沒有有效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去改善家庭的生產狀況。
四、現代化進程中我國農民全面發展的推進
路徑針對上述阻礙，現代化背景下推進我國農民全面發展應著重從破除體制機制瓶頸、加強村莊建設、強化農民主觀意識三方面著手。
（一）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完善農民全面發展的體制機制
第一，繼續深化體制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城鄉融合。按照城鄉融合發展的思路，深化政府公共服務體制改革，重點是教育與醫療公共服務的一體化，同時推進城鄉均等與性別均等。具體包括：推動城鄉教育制度、標準、質量一體化，打破城市與農村的體制分割，全面落實縣域教師工資水平和收入增長高于本轄區公務員標準的政策，引導更多高素質人才投身鄉村教育事業；創新體制機制，應用“互聯網+”，引導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流向農村醫療衛生領域，加速縣域內城鄉醫療共同體機制建設，合理分配利用醫療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加速提升農民健康素養。
第二，構建農村繼續教育培訓長效機制，強化農民綜合素養。健全農村文化培訓機制，充分利用農村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鄉村文化站、農民夜校等正規機構，同時鼓勵社會力量、民間組織參與，形成多元化的農村公共文化供給主體，探索構建農村文化培訓長效機制。加速農民思想觀念轉變，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全面提升農民的文化素質。進一步加快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服務管理機構建設，強化農民網絡信息技術培訓責任，加強對農民信息技術應用的指導與培訓，強化信息技術培訓與農戶生產發展、生活質量改善、政治參與及社會參與的有機結合。健全農村網絡信息技術培訓監督機制，推進凈網行動，減少低俗、不健康信息侵擾農民日常生活的幾率。
第三，推進農村要素市場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村勞動力就業市場。進一步優化農民就業與收入結構，推進農村要素市場改革。推進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建設，加速城鄉醫保及養老的實質性并軌。全面取消戶籍制度限制，弱化“農民工”概念，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就業服務體系和就業管理制度，徹底取消按戶籍或地區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制度，加速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以完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為重點，推動城鄉要素市場一體化，增加財產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進一步優化農民收入結構。
（二）提升村莊建設水平，夯實農民發展的外部基礎
第一，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有針對性地培育正式社會組織。完善基層自治組織、德治法治自治相互協調的有效治理機制，在健全現代公序良俗秩序的基礎上完善鄉村治理監督機制。特別地，要順應信息時代的發展趨勢，加快數字鄉村建設，加速建設村級公共事務信息公開透明機制，推進農民通過微信群等新媒介實現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此外，應高度重視并積極探索外出務工農民、留守婦女及空巢老人政治參與現代化的制度安排及有效機制。加速培育正式的社會組織，促進農民的社會關系轉向有序且有組織的形態，以契合現代社會農民多元化發展的要求。重點培育與農民發展和就業息息相關的生產類、銷售類及服務類社會組織。
第二，針對農村生活環境短板，從硬件與標準兩個角度打破約束。以城鄉一體化的農村生活污水管網建設、生活垃圾處理硬件設施合理布局、村莊道路養護和安全飲水鞏固提升為重點，打破農村生活環境短板對農民全面發展的約束。在加快整體布局與規劃的前提下，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政策，加強資金、技術與人才支持。此外，盡快出臺城鄉一體化的生活環境建設標準與規范，構建并完善監督與考核機制，從制度安排上杜絕形式主義與政績工程，切實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助其向現代化生活方式邁進。
（三）強化農民現代化意識，激發全面發展的內生動力
第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普及，推進農村社會文明事業。充分發揮政府公共服務部門、學校教育、社會組織、村組織及農民自組織等多元供給主體的作用，加強對農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現代生活和健康知識的普及與宣傳教育，倡導農民養成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讓農民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積極向上的健康心態和體魄。推進農村社會文明事業，提升農民自我學習與進步意識，強化農民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意愿，夯實我國農民現代化的素質基礎。
第二，強化主體意識與觀念，塑造信息能力過硬的現代農民。推進社會法制文明建設，強化農民政治參與主體意識與地位。依托政府、司法部門和社會志愿者隊伍，加強對農民的普法教育及對相關法律知識的宣講力度，強化農民作為現代公民所具有的權利意識和義務擔當，加速形成現代化的政治參與觀念和行為模式。通過拓展信息渠道與強化信息培訓，引導農民合理化的信息需求，加強其對與自身發展密切相關的生產、銷售、就業類信息的關注。在加強信息能力培育的基礎上，培養農民自主、獨立思考的意識與能力，助其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促進農民思想觀念的現代化。
(作者苑鵬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白描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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