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先秦到近代，還是1949年以來的不同時期，中國的鄉村治理都是以土地制度為核心線索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農村社會發生了重要轉型，其中，農村土地制度作為基礎性經濟制度，由它的變革所激發的經濟社會活力發揮了中堅作用。中國的鄉村治理以地權制度為主線，由此實現“因地而治”“因治而序”的模式，生動地彰顯了中國特色。
農村土地作為村莊集體成員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其產權結構直接決定著村莊治理與村莊秩序。那么，2009年開始試點并于2013年全面推進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政策所決定的產權明晰與產權穩定，是否會動搖傳統村落關系型治理結構的產權基礎，進而重構鄉村的治理秩序？
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3年和2015年的數據，通過設置準自然實驗，考察了農地確權政策對農戶土地流轉行為和村社人際交往的影響，以此揭示產權制度變革在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證實了農戶地權強化將誘發情感網絡關系的弱化（耿鵬鵬，羅必良，2021）。農戶作為獨立的產權主體，其相互之間交易行為的隱性契約關系和村社集體意識的價值將失去存在基礎，農地確權將誘導中國鄉村傳統“關系型”交易向“契約型”治理體系轉型。
農地確權所決定的產權明晰與產權穩定，必然會誘導產權實施，尤其是產權交易關系可能發生重大轉化。利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數據進行的分析則表明：農地確權顯著抑制了農戶土地的熟人流轉行為，誘導了交易半徑擴大與締約對象的非熟人化，并呈現出締約期限延長的市場化趨勢；顯著降低了農戶基于人情世故的禮金支出，弱化了傳統的以村社情感聯結或家族網絡關系保護地權的努力。農地確權在弱化差序格局的同時，有效改善了契約化合作關系，也顯著增加了農民的幸福感（羅必良等，2021；羅必良，耿鵬鵬，2022）。
中國家庭承包制的實施，農地確權政策的推進，均在賦權基礎上強化了農民的行為能力，不僅激發了農民的生產性努力，顯著改善了村莊人際關系與合作績效，而且誘導了鄉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轉型。鄉村治理的中國故事，內含著以產權為中心的邏輯線索，提供了具有中國風格的實踐創新與理論貢獻。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以自治為本，重煥鄉村治理原生動力；以法治為要，保證鄉村治理井然有序；以德治為基，樹立鄉村治理正氣新風。其中，制度底線是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制度起點是維護農戶家庭的土地承包權，制度核心是開放和盤活土地的經營權，從而基于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構建穩定、多元、開放、盤活的土地制度架構，推進鄉村治理的持續有序。
中國的鄉村治理實踐，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權基礎上，凸顯了產權運作的中心地位，從而重構了交易關系的契約化與規范化路徑。此外，主流經濟學認為“私有制是最有效的”，但這是建立在完全市場競爭假設基礎之上的，假定資源同質從而交易費用為零，才得出了“私有制最優”的謬論。真實的世界是，資源并不是同質的，人的行為能力也是有差異的，不同的資源特性、不同的行為能力，必然意味著不同的產權類型匹配（羅必良，何一鳴，2014）。
沒有一種產權形式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有效率的，忽視制度目標而籠統地討論制度效率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中國鄉村治理的階段性演進歷程表明，不同的階段有著不同的制度目標，需要構建不同的地權制度與鄉村治理體系。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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