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講的“三農問題”或者廣義的鄉村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大致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鄉村問題主要指的是“農業問題”，核心是增加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產量。這一時期，糧食供給在總體上呈現出短缺狀態。1980年人均糧食年占有量僅為325公斤，且糧食結構單一，城市人口只能按照定額消費口糧。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糧食供給短缺的局面有了較大緩解，1995年人均糧食年占有量增加到380公斤。
但彼時城鄉收入的差距已經開始拉大，1995年農村人口人均年純收入為1577元，城市人口人均年純收入為4283元，收入差距接近1：3。所以從這個階段開始，鄉村問題變成了“農民問題”。農民收入過低，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尤其是農民負擔太重等一系列現象引發了所謂的“三農問題”。
到新世紀以后，雖然隨著農業稅的取消和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實施以及非農產業的拉動，農民的收入有了改善，但是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又導致了農民問題的進一步擴大。土地問題、留守問題和農民工權利受損等問題成為了所謂的“新農民問題”。而最近幾年，鄉村衰落的現象開始進入社會視野，“三農問題”也就來到“鄉村問題”的時代。
以上從歷史維度對“三農問題”的演變進行的梳理，當然是一個簡單直觀的說法。實際上，糧食安全、農民工福利保障和城鄉收入差距加大等問題一直都存在，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只是說這些問題在不同時期的呈現有所不同。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這些問題已經不斷累積，成為了比以往更為復雜、更為系統的發展問題，所以國家在這一時期提出了鄉村振興的戰略以解決這些問題。總的來說，上述的“三農問題”都是現代化過程中忽視鄉村發展而造成的，因此，“重視三農工作”毫無疑問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內涵。
前不久，云南的一位縣委書記給我打電話說希望和我討論一下縣里的鄉村振興工作如何開展。我們這幾年都在一起推動“昆明都市驅動型鄉村振興”的試驗工作。他在電話里說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認為鄉村振興不能離開城市化的推動，但是如何做，他很困惑。
我之前也遇到過其他地方的一些領導，也會和他們討論類似的問題，他們也總是坦言并不清楚如何開展鄉村振興的工作。他們知道我在做一些鄉村的建設工作，希望我能幫助他們。遇到這種情況，我都會說，鄉村振興是個大的戰略問題，不可能單靠建設幾個鄉村就能解決。
當然，如果全國的鄉村都建設好了，那鄉村振興也就實現了，但是鄉村振興是一個現代化進程中的大問題，實現鄉村的振興當然要聚焦鄉村本身，所以我們要建設鄉村，但是不能僅僅盯著鄉村，因為鄉村的衰落問題不可能單靠鄉村自己來解決。解鈴還須系鈴人，鄉村問題的本質是現代化的問題，因此，鄉村振興還得通過現代化的路徑來解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實現鄉村振興是我這幾年一直堅持的觀點。
鄉村的衰落是現代化轉型過程出現的一個集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于一體的綜合現象。鄉村的衰落在客觀上呈現相對性和比較性。法國經濟學家魁奈所提倡的重農主義本質上是鄉村主義，他之所以強調農本主要是因為法蘭西統治者曾犧牲農業來推動商業和工業的發展。正如今天的中國，鄉村呈現的衰落景觀正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下導致的。因此，鄉村振興顯然無法單獨從鄉村中尋找答案。
這幾年，鄉村主義的思潮漸漸興起，學界對此有很多的說法，其中一種觀念將其認為是鄉村的復興。我對這一觀點有所保留，因為“復興”給人的感覺是鄉村過去很發達，而現在漸漸衰落了，需要再度發展起來，這顯然并不符合我們鄉村的發展歷程。這種觀點多半是一種懷舊主義的想象。
鄉村的振興，需要在新的語境下、在發展中逐步實現。實現振興的鄉村既不是現在這樣的，更不是過去的，而是未來的。從這個角度講，鄉村的振興離不開“城和鄉”、“工和農”的融合發展。
這幾年，我在云南的多個鄉村工作。那些村里的農民主要靠外出打工謀生。昭通的幾個村子里，農民的房子都蓋得很漂亮，建房資金都靠農民十幾年在外務工一點一點的積累。而且農民打工多是從事建筑工程、基礎設施建設，也就是說，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動對于農民的收入提升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一直推動的以建設城市為主的現代化雖然也帶來了忽視鄉村發展的負面影響，但同時也是拉動鄉村發展的重要力量。
這兩年外面的工作不好找，很多農民都回到村里。農民以前打工多少積累了一點錢，所以現在還感覺不到太大困難，但是如果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放緩，農民的收入就會下降。因此，從這個角度講，鄉村振興不可能孤立地實現。通過城鄉互動來帶動鄉村發展是傳統現代化轉型的基本經驗。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依然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條件。
現在中國的農業GDP占比大致在7%，而農業人口占比仍然高達23%。按照現代化轉型的標準看，農業人口的占比過高，比例失調。除非我們重新定義現代化，否則，鄉村振興無法離開工業化和城市化來實現。從這個角度講，把鄉村振興的重任交給縣委書記和農民，他們自然會覺得力不從心。
強調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應該按照過去城市化的路徑推動鄉村振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推動城市化的過程中，曾出現過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通過發展大城市來推動城市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該通過發展小城鎮來推動城市化。
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都很低，基礎設施落后，如果按照發展小城鎮來推動城市化的思路，則會面臨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成本高、效率低的弊端。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都在推動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發展。這一模式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是，這一模式也造成了中國“大城大村”的格局。2018年末，全國共有縣級以上城市672個，其中市域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共有91個，覆蓋7.9億人群。
這一時期，由于主要的經濟活動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此，鄉村的剩余勞動力也主要流向這些地區。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不僅接受過教育的鄉村人口基本都留在了城市，還有很多農民工也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流動。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的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制度的約束下，這部分人群無法成為城市人口。
農民工的居住和工作的分離不僅導致了留守問題，還引發了教育和醫療保障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尤其是老的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無法在城市退休，而當他們回到鄉村時，又很容易成為鄉村社會保障的負擔。
年輕一代的農民工由于城市居住成本高，很難融入城市，只能重復老一代的流動模式。雖然農村合作醫療、低保和養老保險制度已經全面推開，但這些都屬于最基本層面的保障，對于全面保障鄉村人口的生計的實際作用仍然十分有限。這是在特定社會經濟格局下困擾鄉村振興的難點所在。
過去幾十年基礎設施的發展，尤其是脫貧攻堅以來，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有了很大的提升，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格局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完全不同，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城市化的戰略。
全國91個城市吸納了大部分的人口，而幾千個縣城和鄉鎮覆蓋的人口則很少，鄉村占了另一個大頭。因此，要想讓人口的分布更加合理，需要發展縣域和鎮域經濟，甚至可以將一些人口聚集度高、交通便利的大村發展成村鎮，使得農民能夠就近和就地就業，從而解決農民面臨的一系列由于在大城和大村之間流動造成的社會問題。
高質量的城市化不能只看城市人口的數量，更主要是讓農民有非農就業的途徑，這就是現在講的“新型城鎮化”。所以，鄉村振興首先需要新型城鎮化的支撐。
新型城鎮化只是推動鄉村振興的其中一條路徑。工業化和城市化帶給鄉村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鄉村的價值發生了改變。
兩年前，我們在昆明啟動了六個村的“都市驅動型鄉村振興”的試驗工作。2022年的五一假期，雖然受疫情防控的影響，但這六個村還是來了很多的游客。宜良麥地沖村的鄉村CEO在群里說，假日期間村里的客房全滿。麥地沖村共有24間客房，按照4天計算，僅客房一項收入就是3萬元。
安寧的雁塔村從去年十一以來成了網紅打卡村，文創、自然教育等產業都進了村。今年五一期間，盡管受疫情防控的影響，每天仍有3000多位游客到訪，按照客均消費10元計算，雁塔村一天收入就超過3萬元。
把旅游和其他與鄉村相關的產業建在鄉村，實現鄉村的功能拓展，放大鄉村的產業空間，搞三產融合，這算是逆城市化的路徑。無論是原發性現代化的英國，還是后發性現代化的日本和韓國，都在進入逆城市化的發展階段。
一方面，我們繼續推動新型城市化，讓更多的鄉村人口能夠從事非農就業，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通過逆城市化的方式推動鄉村振興。從這個角度講，我們要把那些能夠通過逆城市化發展的鄉村建設好。
建設鄉村不僅僅是修路、蓋房，更主要是發展產業，吸引人才回鄉創業，發育農民為主體的治理體系，保存鄉村文化，留住鄉愁的“根”。因此，逆城市化不是把鄉村建成城市，而是把鄉村建成現代的鄉村。這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實現鄉村振興的新路徑。
農業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指標。鄉村振興不可能僅僅通過一些鄉村發展旅游就能實現。鄉村振興必須要有一個現代的農業。
實現農業現代化需要規模經營。一家一戶幾畝地，雖然可以有效實現農戶的自給自足，但是很難實現社會化的再生產，也很難滿足市場的需要。
但是農業規模化經營不能剝奪農民的土地權，不能逼農民上樓，這就需要通過新型城鎮化和逆城市化的路徑拓展農民非農就業的渠道，為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提供基本的經濟社會條件。
現在，很多家庭農場的效益很好，主要是因為很多農民有了穩定的非農就業，家里耕地規模小，種地的機會成本高，所以他們愿意長期流轉土地。浙江某村，幾位農民流轉了村里1000多畝水稻，高薪聘用了鄉村CEO來幫助他們經營，1畝土地產出利潤約5000元。
當然，規模化經營只是推動農業現代化的一個手段。延長種植業的產業鏈條，特別是產業融合也是推動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將農田建設成田園綜合體可以把鄉村的旅游融合進來，實現農田增值。
推動農業現代化不僅僅在于土地的規模經營。中國數億的小農不可能都變成大農場主。鄉村振興還需要推動小農的現代化。從產業角度講，小農戶的現代化一方面需要考慮他們生計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則需要推進產業特色化、技術化和高產值化。
云南省羅平縣的農民種植油菜、小黃姜和烤煙，雖然戶均土地只有10畝左右，但戶均年收入大多在10萬以上。羅平縣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啟示是小農戶產業有特色、多元化、復合型產值高，當地油菜種植形成了規模，農戶不需要流轉土地即可享受從播種到收獲的社會化服務，不僅節約了勞動力，而且發育出了小農戶對接市場的有效機制，減少中間盤剝。
鄉村振興也意味著將小農生產關系轉變為小農為主體的新的社會化生產關系，這也將會是中國特色現代化的主要內容之一。
長期以來，我們把鄉村看作是現代化的“病灶”，強調改造鄉村，否定鄉村的價值，把鄉村僅僅當作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被動的資源提供者。所以，我們一直推動的是以建設城市為主的現代化戰略。
今天，我們重新認識鄉村的價值，倡導建設鄉村的現代化，這是我們反思過去發展的弊端，創新“新發展范式”的體現。而這一新的發展范式既不是“回到農”，也不是“繼續城”，而是城鄉融合。推動新型城鎮化、逆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則是實現城鄉融合的最大公約數。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云助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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