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財新夏季峰會于7月9-10日舉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蔡昉發表演講。
蔡昉首先指出，鄉村振興的最終目標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它顯示出的特征一是農業強，這是產業興旺的要求；二是農村美，包括基本農業服務、面貌建設；三是農民富，這是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他表示，鄉村振興基本路徑是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目前還沒有根本消除，今后十幾年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窗口期。
蔡昉提到，中國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接下來最重要的任務是不能有成規模的返貧，現在應該做的是借鑒國際標準，扶持、幫扶低收入群體。
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蔡昉主張用一個積極的策略，他稱之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不僅要保住不會發生規模性返貧，還要著眼于農村的低收入組，促使他們的收入持續增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達到盡可能高的目標。
蔡昉介紹，2021年從高到低各個農村收入組的增長速度分別為11.8%，10.9%、12.5%、11.5%，這都是兩位數，但是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是3.7%，3.7%的數據它是增長的，確保了不會發生規模性返貧。但進一步，蔡昉指出，要“取乎其上”，想把這部分人盡快推進到中等收入群體之中，至少要讓他們的收入增長速度不低于其他收入組，甚至應該更高。蔡昉還提到，由于疫情沖擊，很多人可能無法外出打工，因此這部分群體仍然相當脆弱，應該用更加積極的策略來推動他們的收入增長，才能達到盡可能好的目標。
當前鄉村振興如何借鑒國際標準，蔡昉介紹，預計世界銀行今年11月份會采用新的標準，將國際貧困線標準從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提到每天2.15美元，這對我國脫貧攻堅之后的新形勢，具有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經合組織OECD國家普遍采用一個相對貧困標準，居民中位收入的一半作為相對貧困線。按照這個標準，我國農村中位收入的一半是8000多元，而最低收入組整體上還在這個區間。蔡昉指出，OECD的標準是借用中位收入的參照，意味著和我國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目標一致，因此，借鑒這樣一些標準，有利于我國在穩定收入和達到中等收入的戰略中達到同等的效果。
蔡昉表示，發展鄉村振興一個重要的抓手是推動新型城鎮化和農村勞動力轉移。
他提出疑問：目前為什么農業收益始終那么低？必須讓農業有合理的收益，成為自立的產業。蔡昉指出，多年以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很多，勞動力也大規模轉移，但農業的相對國民收入水平一直保持低位，意味著較多的人生產了較小份額的增加值，這注定了農業很難得到跟其他行業媲比的收入。
蔡昉指出，造成這個結果的一個原因是勞動力比重太高，過高的勞動力比重決定了比較收入低，因此根本出路還是轉移勞動力。一要推進城鎮化，二要讓進城農民工繼續進城，進城以后變成市民。
蔡昉還提到，我國和最發達的國家相比，平均在城鎮化率上有5.5個百分點的差距，而在農業就業比重上，我國比它們高了18.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我國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還有18個百分點的差距。因此，如果能夠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化，加快勞動力轉移，顯然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撐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也增加農民的收入和擴大他們的消費。“有一個OECD中國團隊做的研究，表明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進了城，他們的消費就可以提高30%。再進一步，他們進城以后，如果再得到城市的戶口，他們的消費再可以提高30%。”
除了勞動力比重太高，制約農業收益的另一因素是土地。因為勞動力沒有轉出去，所以土地的流轉性不夠強，進而土地經營規模偏低，勞動生產率也就比較低。
蔡昉介紹，從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看，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即每個勞動者創造的農業增加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高于中等偏下收入國家收入水平，但是還顯著地低于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的水平，相當于一個中等偏上水平的77%，相當于高出我國平均水平的12%。
如何縮小與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蔡昉指出，中國的農業科技、裝備水平并不低，特別是在平原地區，雖然都是小農戶，但他們基本上是用租賃的方式雇傭機械。因此，我國勞動生產率低的原因其實是就業的比例太高，金融規模太小。
蔡昉介紹，我國的戶均平均土地規模是世界上最小的，而且40多年來變化并不顯著，世界銀行曾經把土地規模1—2公頃的農戶定義為“小土地所有者”，我國實際的水平只相當于這個“小土地所有者”的1/3。根據農業普查的數據顯示，我國80%的農業勞動力耕種規模都是在10畝以下，這種狹小的土地規模制約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使得我國的農業不能發揮規模經濟。
談及縮小城鄉間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蔡昉坦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存在，而且城鄉收入差距對整體的收入差距做出了接近一半的貢獻，也就意味著要想把基尼系數縮小到0.4%以上，必須得靠再分配，也要靠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他指出，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下，一些基本公共服務上城鄉之間有差別，進城以后的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也有差別，因此，我們破除二元結構迫在眉睫。
最后，蔡昉總結了四點，他認為要以公共品供給的方式實施鄉村振興，而不是大家各顯神通。要通過市場機制，也要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但是公共政策最重要，它能夠給我們提供需要的抓手。
一、產業振興的根本制約不是資源不夠而是回報不夠，而回報不夠，就是因為它的生產率低，它的相對收益低，相應就必須擴大耕地規模。
二、相關政策調整具有實實在在和報酬遞增的改革紅利，這是我們能夠繼續推進改革的動力。因此，我們要抓住這些機會，在那些改革紅利最多的、最明顯的領域加快改革力度。
三、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核心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是它更根本的做法背后有戶籍制度的改革、促進勞動力的流動等一系列的做法。
四、農業勞動生產率仍然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基礎，沒有它的提高就沒有農業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完整。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市場資訊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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