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與中國道路

中國發展道路迥異于西方，已經帶給了世界若干個“中國之謎”，打贏脫貧攻堅戰后，又接續推進鄉村振興，也會再給世界貢獻一個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已有研究表明，城鄉差距過大、農村發展不足、農業農村現代化滯后等現象，在各國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在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新時代，需要針對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四化不同步這三大問題，展開鄉村振興核心機制的深度研究。用好城鄉融合、產業融合和“四化同步”這三大核心機制，能夠解決三大問題，再給世界增添一個推進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同步實現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

我們置身于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21世紀第三個10年開始的前后幾年，就有滄桑巨變：2021年建黨100周年之際，完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全國工作重心轉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乘勢而上，力爭在新中國成立100周年之際，在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此，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開啟了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歷史征程。2021年中國宣布從脫貧攻堅全面轉向鄉村振興，掛牌成立國家鄉村振興局；2021年全國人大在兩會期間表決通過了《鄉村振興促進法》，瞄準2035和2050年兩個階段，全面實現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下堅實基礎。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由此，人文社會科學也要走出“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百年模仿模式，從理論上提出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

中國發展道路迥異于西方，已經帶給了世界若干個“中國之謎”，如科技應用的“李約瑟之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韋伯疑問”，“高財政赤字和高貨幣供給量的同時保持價格穩定”的“麥金農之謎”，以及農村金融滯后于中國發展的“中國之謎”。諸多“中國之謎”，均來源于使用西方理論和經驗不能有效解釋中國發展實際。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將再一次走出一條農村發展的中國特色道路，對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普遍衰落給出有力回應，并有望打破現代化進程中鄉村衰退這一“鐵律”，也會再給世界貢獻一個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同步實現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

當然，任何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都不能閉門造車。在現代化進程中，無論歐美發達國家還是日韓等東亞發達國家，都走過了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這一進程同時伴隨鄉村凋敝這一普遍現象。步入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階段的中國，也出現了明顯的城鄉差距過大、鄉村治理失序等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四化不同步現象。積極回應時代新挑戰，需要立足中國實踐，學習汲取國際經驗，針對三大核心問題，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展開鄉村發展道路和發展機制的深度研究。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以來領導“三農”工作，走出了一條國家由汲取到給予，農村由貢獻到振興的歷史軌跡。黨領導下的鄉村發展道路，有3點歷史經驗：農民富，國家富；農業興，百業興；農村穩，天下穩。百年來的中國鄉村發展，也大體經過“鄉村建設—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3個階段。

20世紀初開啟的鄉村建設運動，持續了一百多年。百年鄉村破壞與百年鄉村建設，在現實歷史進程中發生著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并構成了中國鄉村建設的脈絡與張力。第一次振興鄉村的嘗試，以“官民（間）合作”為特點，始于1904年河北定縣翟城村米迪剛父子發起的地方自治與鄉村自救，加之同期清末狀元張謇的江蘇南通試驗，以及20世紀20年代起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等鄉村建設派在河北、山東、重慶等地的自覺行動，進行了“自下而上”的鄉村建設探索。第二次振興鄉村的嘗試，以“官方主導”為特點，全面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擔當了自革命時期就開始嘗試的徹底變革鄉村生產關系的領導角色。通過領導廣大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探索，走出了一條徹底改變鄉村社會，徹底改變城鄉關系的農村建設之路。這一“官方主導”的大規模農村建設，也可以理解為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實踐。第三次振興鄉村的嘗試，以“國家推動綜合建設”為特點，從2000年持續至今，由提出“三農問題”并不斷強調“重中之重”，到推動新農村建設，再到推動鄉村全面振興。這一階段有如下兩個重要節點：

2005年，從國家層面開啟的新農村建設，是中國鄉村發展的新階段。振興鄉村的嘗試，不再局限于鄉村，而是動員包括市民、文化人等在內的更廣泛的社會力量跨界參與。新農村建設提出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綜合建設要求。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農村要素市場建設，深化農村產權綜合改革，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任務。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第一次將振興鄉村提升為國家戰略，而且成為國家七大戰略中的唯一一項新戰略。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通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體現了優先發展、精準定位、突出矛盾這三大特點。實際上，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農業農村發展相對滯后，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大的發展短板，成為“四化同步”中最大的不同步。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四化不同步這三大問題，需要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對癥施治，由此，對應產生鄉村振興戰略的城鄉融合、現代產業融合和“四化同步”這三大核心機制。

綜上所述，國家在推動鄉村振興戰略中，需要解決三大問題：一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解決城鄉差距過大這一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通過建立現代治理體系，推動農民成為鄉村振興主體，完善縣鄉村三級治理體系，建立健全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和治理體系，實現鄉風文明、治理有效。二是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解決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促進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三是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切實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推進“四化同步”，補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發展短板，即農業農村發展與其他“三化”不同步問題，實施鄉村建設行動，促進鄉村生態宜居。總之，聚焦解決城鄉融合、產業融合和“四化同步”這三大核心問題，將為鄉村全面振興以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下堅實基礎。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新起點，對農村改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綜述2017年以來對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各種解讀，十九大報告中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容可以概括為10句話、319個字，內容相當豐富。具體的分析和解讀見表1。

資料來源：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原文整理，結合各類解讀匯編。含義解讀分析匯編了陳錫文、韓俊、韓長賦、溫鐵軍、葉興慶、郭瑋、陳劍波、孔祥智、徐祥臨、周立、王亞華等的政策解讀與闡述。

表1 黨的十九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表述和分析

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在城鄉融合、產業融合與“四化同步”這三大核心機制上，主動面對并解決三大核心問題，順應了新時代發展趨勢和內在要求。

（1）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

隨著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深入推進，城鄉之間的相互聯系、作用和影響已顯著加強，并日益呈現出由外部和表層向內部和深層發展的趨勢。城鄉之間在人口、資源、生產要素方面的交流互動日益頻繁，這對城鄉之間關系的影響在深化。順應鄉土中國時代轉為城鄉中國時代的發展潮流，中國的城鄉發展政策從十六大就開始在持續演進（表2）。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文件整理。

表2鄉村振興戰略對城鄉發展政策的繼承與發展

從2002年到2022年，中國城鎮化率已經由39.1%提升到64.72%。20年間，中國城鄉發展理論的核心也隨之發生了3次重要轉變，即從統籌城鄉發展，到城鄉一體化發展，再到城鄉融合發展。

這樣的轉變，順應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體現出城鄉之間呈現出的內在融合關系。城鄉發展的新舊表述之間存在著理論上的繼承關系。在新時期的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關鍵是通過推動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構建城市和農村命運共同體的創新路徑。由此，城鄉融合發展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機制之一。

（2）促進農村產業融合，解決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

黨的十九大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提出20字的總要求，與之前的新農村建設20字表述之間并不是斷裂關系，而是一種繼承關系，是順應中國鄉村社會在新時代的現實發展需求而進行的理論概括。其中，將“生產發展”升級為“產業興旺”的表述，說明鄉村振興戰略將農村產業振興作為其最主要的政策實施要點。產業興則百業興，政策文件對促進產業興旺，也著墨甚多，而且對十多年來國家的產業融合政策進行不斷的繼承和發展（表3）。黨的十九大之后，也在不斷推動農業農村產業發展步入新階段。

鄉村振興戰略表述中的產業興旺，側重突出農村產業多樣化的融合發展。而在過往的新農村建設實踐中，提到的生產發展，更多是強調農業發展和糧食生產。2022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更強調了營養升級和食物安全的大食物觀。政策表述的不斷變化，應對了百年變局的不斷挑戰。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居民產生了對農業和農村的新需求。城里人會到農村去消費，第一有看的，包括綠水青山等自然景觀。第二有吃的，包括到農家樂吃點農家飯。第三有采摘的。第四有可以帶走的優質產品。由于市民飽受交通擁堵、空氣混濁、節奏緊張等“城市病”困擾，使得下鄉成為一種新潮流。市民下鄉催生出“四洗三慢兩養”的新需求。據粗略估算，這一新需求每年催生超過12萬億元的消費。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繼續強調“拓展農業多種功能、挖掘鄉村多元價值”，自2007年第一次強調發揮農業多功能性以來，國家政策和基層實踐越來越重視挖掘鄉村滿足城市居民新需求的巨大潛力。因此，農業和農村要形成新的供給能力，尤其是提供更優質的食品和更舒適的生態產品的能力。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中央一號文件與國辦文件整理。

表3鄉村振興戰略對產業融合政策的繼承與發展

未來，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推動種植業、養殖業、手工業、運輸物流業、鄉村旅游業在農村的健康發展，都是踐行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方式。產業融合發展一方面有利于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產業鏈條的拉長帶來的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意味著農民在農業領域創業、創新的機會越來越多，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廣闊。在這個過程中，新時代的農村產業振興必將超越第一產業本身，創造出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新業態，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重要的支撐。由此，產業振興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大核心機制。

（3）實現“四化同步”，解決農業農村發展滯后問題

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曲折但充滿成就的過程。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其概念形成和政策表述的發展過程中（表4）。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本質是通過“四化互動”，讓農業現代化與其他“三化”構成整體系統。黨的十九大真正開始部署，以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來解決農業農村發展與其他“三化”不同步問題。

 資料來源：根據黨和政府相關政策文件整理。

表4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政策的變遷（1949—2022)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后的5年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得到深化，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信息化程度已經接近或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然而，農業農村現代化滯后于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制約了中國“四化同步”的進程。推動“四化同步”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機制之一。

綜合上述3個核心機制的討論可以看出，中國正在推進的鄉村振興事業，已經在新時代獲得了更高的政策認同，并升級為國家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將以產業融合帶來的產業振興為依托，以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為手段，實現農業與農村優先發展，帶來“四化同步”。這3個核心機制聯動，將有力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

鄉村衰落是現代化的副產品。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產業轉型和升級形成了巨大的要素需求，吸引鄉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集聚。由于工業和服務業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和更高的工資支付能力，城市比鄉村更有吸引力和競爭力。工業化和城鎮化不可避免地“抽走”了鄉村勞動力。中國的農村勞動力自1960年以來減少了47%。該過程加劇了鄉村產業的凋敝和鄉村文化的沒落，引發了農村空心化、農業非農化、農民老齡化。

然而，鄉村的衰落并不意味著鄉村會消失。相反，隨著現代化進程深入，城市和農村居民變得越來越需要鄉村。一方面，在經歷了高速擴張之后，城市開始面臨發展瓶頸，人口的吸納能力下降，在“城市病”困擾下轉變為“逆城市化”先鋒的人們，開始選擇重返鄉村生活。另一方面，雖然近些年中國城鎮化率已經大幅度提升，但即使實現70%的城鎮化率，依然還有4億多人口生活在農村。

因此，不僅需要在宏觀的國家層面實現現代化目標，在微觀的居民生活層面，也要讓向往鄉村生活的城市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讓億萬農村人口真正“以農為業、以農為家”，過有尊嚴的生活，這都需要鄉村建設與鄉村振興。

百年來的中國鄉村發展，可以大致分為“鄉村建設—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三階段，如表5所示。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黨代會報告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央一號文件整理。

表5中國由鄉村建設到鄉村振興發展階段

2005年以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國家相繼實施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政策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更重要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在農業農村建設上取得新的突破，無論是在完成鄉村產業振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還是在實現“四化同步”。中國一些地區進行了先行嘗試，例如，在政策上已頗具影響的貴州遵義的湄潭模式、六盤水的三變改革（“三權”促“三變”）、安順的塘約道路，以及作者帶領的課題團隊近些年調研的廣東羅定模式、被譽為“關中第一村”的陜西袁家村模式、山西永濟市蒲韓的綜合社區建設、河南信陽郝堂村美麗鄉村建設等。這些先行先試的努力，對于鄉村發展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綜合已有研究和實踐，鄉村振興已在頂層設計、政策落實和基層探索3個方面，奠定了堅實基礎，取得了重要成就。

一是頂層設計已開局起步。一方面，中央農村工作小組與農業農村部合署辦公，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整體改組為國家鄉村振興局，分別在政治和行政層面理順了鄉村振興的領導體制。另一方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和《鄉村振興促進法》出臺，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全面的政策規劃與法治保障。

二是政策落實取得重要進展。僅就新型集體經濟而言，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已經通過確權頒證奠定了政策實施基礎。自2016年中央提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后，各地扎實開展資產清查、確權和管理等各項工作。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清查核實鄉、村、組三級集體資產6.5萬億元，其中經營性資產3.1萬億元。全國共確認集體成員約9億人。全國53萬個村完成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超過50萬個村領到了集體經濟組織登記證書，得以平等參與市場經濟活動。

三是基層探索層面涌現出豐富實踐。一方面，黨建引領的基層治理取得重要進展。各地積極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2020年底，全國村黨組織書記兼任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比例為73.1%。另一方面，各地的鄉村振興實踐，已經出現了諸多模式，并依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展開探索，發展出適配的鄉村產業，完善了鄉村治理。

為了給鄉村振興的中國道路提供理論解釋，筆者帶領團隊已就鄉村產業振興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提煉了產權缺失說和社會經濟說，前者提倡大力開展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后者強調培育集體經濟的社會性。然而，產權制度改革極易導致集體資產流失，帶來“無公平的效率”；而過分強調集體經濟的社會性，又容易導致“無效率的公平”。由此提出公共治理說，并結合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構建了資源匱乏型村莊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實現鄉村振興的理論框架，說明了中國正在走出一條新路。正如黃宗智先生所言，走出一條綜合和超越過去的兩大經典意識形態的農業與農村發展道路，其關鍵不在西式的自由民主加“無為國家”，也不在中國革命傳統中的共產黨領導加群眾路線體系，而在一條超越性的，介于（自由）“民主主義”和“群眾路線”之間的、以人民參與為核心的政治經濟體系。未來中國的鄉村振興，更需要在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國集中模式之間，走出一條更可持續、更能促進高質量發展的中國新路。

本文聚焦探索鄉村振興的中國道路，首先提出了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之后從百年歷史中梳理這一道路如何出現，從政策和實踐兩個層面歸納鄉村振興戰略核心機制與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在黨的十九大以來的政策推動下，鄉村振興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展望未來，還需要針對城鄉融合、產業融合和“四化同步”這三大核心機制，在如下兩點進一步推進：

一是三大核心機制的作用發揮已有其一，還需要另外兩個核心機制一同運作，以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產業興，百業興。現有的鄉村振興實踐，突破重點主要在通過產業融合促進產業興旺，這是快變量，很容易抓出成效。但在城鄉融合與“四化同步”這兩個慢變量方面，還需要多年努力，久久為功，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二是需要進一步研究深化三類核心機制。鄉村全面振興，需要有效抓手和工作機制。城鄉差距過大、農村發展不足、農業農村現代化滯后這3個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和四化不同步問題，在各國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階段的中國，需要針對這三大核心問題，展開核心機制的深度研究。(1)針對城鄉發展不平衡，通過城鄉融合，建立現代治理體系，推動農民成為鄉村振興主體，完善縣鄉村三級治理體系，建立健全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和治理體系，實現鄉風文明、治理有效。(2)針對農村發展不充分，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促進鄉村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3)針對四化不同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切實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四化同步”，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發展短板，促進鄉村生態宜居。瞄準三大核心問題，發揮城鄉融合、產業融合和“四化同步”這三大核心機制作用，可以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