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為分析背景
摘要：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背景下，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需要升級。從交換的視角看，可以從再造農產品流通模式入手實現這一目標。我們主張，在現有的市場交換體系中邊際生成平臺交換模式，在一種競爭式格局下完成各自的演化，從而能夠進化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新模式。與傳統體系相比，平臺模式可以降低流通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有利于匹配供需、維持產銷平衡。建立平臺需要以生產者為主體，但國家需要在資金上進行大量投入，因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公共品的特性。這種平臺模式有助于改善中國農業和農民的境地，有助于保障中國的農業安全，有助于以構建統一大市場為契機建立現代化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
關鍵詞：農業生產經營、交換、平臺模式、升級、統一大市場
一、為什么要升級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
中國農業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在學界其實沒有統一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目前中國農業的主要問題就是國際競爭力不足，即農業生產效率不夠高。而提高效率的辦法，就是走規模經濟道路。農戶就業的不斷非農化為提高人均土地規模提供了基礎。還有學者認為，中國農業的問題是產品質量不高，盡管按照我國的標準，農產品都在合格的區間，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國的質量標準實際上是相對寬松的。造成農產品質量存在跨國差異的原因一方面與土壤環境有關，一方面也與農業生產流通中的不合規操作有關。如何提高農產品質量呢？給出的藥方主要是加強監管。還有人認為，中國農業的主要挑戰仍然是數量上的，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著供給充裕。中國是一個災害頻仍的國家，為了保證農產品的充分供給，必須保持一個數量上的優勢，即總體上要供大于求。從宏觀上來說，這樣的訴求也具有合理性，尤其是我們強調安全的今天。怎么應對這一挑戰呢？方略就是鼓勵敦促生產主體增產。
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細分析，又會發現諸多不足。比如，國際競爭力的問題。確實，我們需要在農業生產上提高效率，但是如果用歐美的尺度來衡量中國，那中國的效率無論如何是達到不了的，因為作為一個與土地密切相關的產業，我們不能脫離中國的資源稟賦條件來暢想未來。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文明古國，中國的土地資源已經基本上全部開發了，而且，人均土地的數量在世界上排名不高，尤其是與美國、俄羅斯、巴西這樣的國家相比，我們甚至也不能與德國、英國、法國等國相比，與東亞的日本、韓國相比，因為工業化水平的不同，我們也有一定的差距。這種資源稟賦作為一個客觀條件，它是難以迅速變化的。盡管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東亞國家提高效率的辦法是采用更多的生物技術而不是規模化和機械化，[1]但生物技術的進步也有其固定的曲線，與產量的關系還要同時受制于其他要素，比如光照、水分等，并不是一個線性的關系。因此，提高效率我們需要注重，但如何提高效率需要符合自己的國情。
質量問題由來已久。無數的農業觀察者都認為中國農業的生產過程不盡如人意。比如，在大田作物種植中，違規使用某些滅草劑、生長素等。使用化肥和農藥的數量往往也超標，殘留則存在于土壤中，從而造成土壤的有機質損失以及重金屬化。在流通過程中，為了保持農產品的新鮮度，也會采取一些措施，讓農產品看起來很“美”，但增加了安全風險。在污染的土地上，盡管我們可以使用肥料，讓農產品生長出來且取得豐收，但我們仍然不希望完全是這種農產品充斥市場，因此，才有目前的綠色、有機等追求。綠色的標準相對較低，有機的標準高，但有機產品普通的消費者難以長久承受，因為價格很高。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農產品的質量確實有提升的空間。認為不存在問題實際上是掩耳盜鈴。現實生活中，監管的“貓捉老鼠”游戲也并沒有真正解決存在的問題。
保持供大于求似乎是安全的舉措。但這樣真的安全嗎？其實也未必。第一，如果產品質量不好，數量再多也不是理想境地。第二，如果生產主體的積極性不斷受到打擊，那也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老百姓的積極性為什么會受到打擊？因為供大于求，尤其是結構性的供大于求會導致某些農產品價格的“過山車”。價格的不穩定會讓某些種植者、養殖者退出市場，同時還會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的破壞。資源和環境事實上都是最為寶貴的財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賈雷德·戴蒙德在其研究中，也曾告誡過我們，自然環境對于一個民族生存的重要性。太平洋上復活節島上的巨大石像不是外星人的遺跡，而是人類不顧及外部環境的警示。瑪雅文明的輝煌和衰落也與人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緊密相關。[2]
綜上，我們認為目前對于農業問題的認識以及所提出的解決辦法都有失偏頗。要么是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妄想一個歐美式的道路；要么就是沒有看到農業問題的實質，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要么就是不顧及農戶的利益，或者說不顧及生產主體的利益，殊不知，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國家政策的發力似乎也找不到重點和突破口。比如，認為農戶主體不能利用或者不會利用新技術，于是各種農業示范園區像雨后春筍一樣在中國大地上野蠻生長，但除了便于參觀之外，對于農業的最基層生產單位沒有什么影響。國家為了提高效率，鼓勵生產大戶，鼓勵進行規模化生產，殊不知，這本不應該是政府要操心的事情，因為，如果勞動力不斷地流入到城市，并且能夠在城市中有一個穩定的就業，那么，農戶之間就會自發地進行土地流轉，從而完成土地的集中和規模化，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是一個結果，并不應該成為手段。政府也有各種補貼，因為是揀選式的和突擊式的，因此，多半為能人捕獲，而這些能人，有的是工商資本者，有的是具有信息優勢的基層管理者。這些補貼并沒有成為廣大生產主體積極性的來源。中國的農業就是在這種“怡然自得”中一直沒有本質的進步，沒有躍遷式的創新。
中國農業不需要進步嗎？顯然不是。我們認為，至少有兩點需要警醒：第一，中國農產品的質量存在改進空間；第二，中國的自然環境到了非重視不可的地步了。自然環境與農業生產是密切相關的。我們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人過了吃飽即可的年代，需求升級后我們的訴求是既要吃飽也要吃好。這里的吃好不僅僅意味著食品結構的變化，比如從吃粗糧到吃細糧，還意味著我們所吃的都是安全食品。我們也到了看得見青山綠水，留得住鄉愁的年代了。我們不希望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所有的土地都逃離不了板結的命運，作為一個農耕文明非常早的國度，四千年的農夫都沒有讓我們這個民族斷了活路，今天，我們尤其需要重視傳統農業文明帶給我們的智慧。東亞農業的傳統智慧曾讓很多外國學者欽佩不已，比如多樣化的有機種植以及循環農業的思路等。[3]
二、為什么要從交換視角出發來審視問題？
我們在這里提出交換視角，就是因為目前的思路過于注重生產端和生產過程。殊不知，生產、交換和消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且，交換能夠影響生產和消費。有些問題看似是供給側的問題，但實際上解鎖的鑰匙卻是交換體系，就正如我們現在提倡統一大市場一樣。從交換入手，很多生產方面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交換是人類最古老的活動。有學者認為，交換似乎是人類的天性。他通過實驗發現，大猩猩不知道交換，而人類則懂得交換。這可能也是人類能夠發展的一個原因。亞當?斯密也認為交換是人類的天然技能。在遠古時代，人們就會用自己富有的東西去交換自己不足的物品。[4]斯密和李嘉圖還用絕對優勢理論和相對優勢理論證明了交換的合理性。從總體上而言，交換能夠提高人類社會的福利。為了便利交換，人類發明出貨幣。有其作為交換媒介，交易的效率大大提高。這樣，市場就大大發展了。人們把自己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售賣，然后用換來的貨幣可以購買自己想要的東西。貨幣不僅是交易媒介，也是儲藏手段。有了充裕的貨幣后，可以隨時去市場購買自己合意的商品。買東西的人就是消費者，出售產品的人就是生產者。在人類社會的很長時段，生產物總是不足的，因為技術水平低，還生產不出來足夠的衣物和糧食。后來，隨著知識的不斷累積以及技術的不斷進步，分工體系不斷深化，生產效率不斷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才持續進步。但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斯密-楊格過程，還有馬爾薩斯過程，即人口數量也會隨著生產分工和市場擴大而增長。于是，才有了人類難以逃離“馬爾薩斯陷阱”的說法。當人口的增長過程快于分工帶來的進步，社會就會通過瘟疫、戰爭等方式來重新達成人口和生產的平衡。
工業革命之后，讓這一切有了改觀。這被庫茲涅茨稱之為現代經濟增長。所謂現代經濟增長，是指實現了人口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時增長。[5]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事情，歸功于工業革命，歸功于技術進步，歸功于制度和組織的創新，因為新的制度形式和技術條件，讓人類的生產水平相比過去有了巨大的飛躍。正如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6]一個新的工業時代來臨了。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出現了現代經濟增長，“大分流”讓一些國家成為后發展國家。但他們沒有失去自己的信心，工業化追趕成為國家的發展目標。[7]工業化的一個重要訴求就是提高本國的生產能力。只有大量的生產，才能讓本國的財富積累，讓本國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古典時代以及后來的新古典時代的眾多經濟學思想，大都非常重視生產。
凱恩斯理論的出現第一次讓人們把目光從供給端轉移到需求端。在此之前，大家都很相信市場的力量，認為市場通過自然出清，就會讓好的創新的企業不斷出現，而那些拖后腿的效率低的企業會不斷地退出市場，從而不斷迭代進步。人們篤信市場交換體系的魔力。然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出現，讓人們開始對原有的信條進行反思。
凱恩斯把以往的經濟學理論定位于他之理論的一種特殊情況，即總供給等于總需求。但實際上，他認為，其時總需求不足的問題更為突出。經濟生活中的問題不僅僅在于供給，或者說生產，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收入上的不平等就會越來越突出，之前學者所言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實際上并不能完成，因為收入高的人邊際消費傾向低但有消費能力，收入低的人邊際消費傾向高但沒有消費能力。怎么解決這一問題呢？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讓人們有更多的就業和收入。凱恩斯樂觀地認為政府通過這樣的政策就可以平滑市場出清思路所帶來的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當然，也會根治馬克思所言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凱恩斯思想大行其道了幾十年。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漲讓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再一次回歸到大眾視野。政府能夠做一些事情，但政府也會失靈。正如貨幣學派而言，政府干預和貨幣增長是通貨膨脹的根源。人們又一次篤信市場體系。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也完成了對市場體系信任的重建。市場體系在生產方面的體現就是分工，在交換方面的體現就是價格。如哈耶克所言，價格是具有“局部知識”的眾多的交易主體進行分布式計算的均衡結果。[8]價格體現了人們所掌握的信息。市場交換體系體現了斯密意義上的增長，也是高效的制度安排。
市場交換體系本身有沒有進化的空間呢？新時代數字經濟，尤其是平臺經濟的興起讓人們看到了優化市場體系的可能性。確實，在信息傳播渠道相對有限的時代，人們只能掌握一定量的信息。因此，人們的信息、知識都是有限的，甚至說是很少的。但在網絡時代，這種信息的傳播無論是在空間上還是在時效上都大為改觀。當然，冗余信息也不斷涌現。但無論如何，技術的進步，尤其是計算機、網絡存儲等諸多方面的進步讓信息的生產、儲存、傳播成本都顯著下降，因此，信息量變得非常巨大。以至于從龐雜的數據記錄中提取有效信息都成了一門專業技術。市場是交換商品和信息的地方。由于數字技術的進步，市場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的市場都是局部的、地方的、甚至是專業的，市場的規模受限于物理空間和時間。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為了提高效率，市場自動地進行了分層演化。比如，對于農產品來說，有村鎮小市場，然后是產地和銷地的批發市場，當然為了鏈接產銷，上面還有大的中心市場。這種市場體系就像高速公路網絡一樣，實現了資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同步。但這種市場網絡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發生了變化。以工業品為例，過去企業都是專注于生產，銷售是交給渠道商和零售商的，這些渠道商和零售商也是市場交換體系中的主體。零售商面對最終用戶。這樣，從生產者到用戶類似于一條管道，借助于這個管道，商品最終到達消費者手里。渠道商和零售商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和信息優勢獲得溢價。這種分工有其合理性，但也面臨著一個問題，信息傳播經過的環節太多，以至于有衰減和扭曲。這不利于生產者進行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作為在市場中需要面對競爭的主體，生產者需要想方設法地深挖客戶需求，并進而滿足客戶需求，因此，他們有動力去和用戶進行直接溝通，信息技術進步提供了這種可能。這也就是為什么特斯拉開汽車直營店的原因。將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鏈接在一起，就成了市場上的一種需求，于是，平臺經濟應運而生。平臺經濟的目的就是變生產銷售的“管道”為“網絡”，去掉中間環節，讓自己和消費者直接互動。平臺也不仿照傳統的中間商做法而獲利，而是利用流量的多屬性進行跨界收割，所謂“羊毛出在豬身上”。比如，平臺可以讓廣告商有償利用聚集的用戶流量來推送自己的廣告。
平臺模式改變了原有的市場交換體系。很多工業品正是借助于這些信息平臺，而走上了與傳統管道經濟不同的流通路徑。這也正是目前很多實體店衰落的因由。當然，伴隨著實體店衰落或者再生的是網絡平臺經濟的火熱。目前，消費者已經習慣于在京東、淘寶、拼多多上購物，已經習慣于在美團、大眾點評上點餐，已經習慣于在馬蜂網上定制民宿，已經習慣于通過百度地圖、滴滴等完成叫車服務。原有的一些工業大企業也紛紛用平臺的思路來改變自身，因為他們知道大規模生產的時代可能已經接近尾聲。在未來，應該是個性化的定制，而企業能做的，應該是利用原來的基礎為小規模的定制化活動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這種平臺思維會不會影響農業呢？會不會是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再造或者升級的一個選擇呢？在我們看來，這是必然的。[9]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從交換視角審視中國農業的理由。
三、交換視角下的體系再造可以為農業做什么？
我們認為前述的農業問題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換體系的再造或者升級而得以解決。比如，效率和質量問題。沒有什么主體不追求效率，包括農戶。在舒爾茨看來，農戶在理性上與資本主義企業主沒有什么區別。他們會為一便士的邊際收入而調整自己的資源配置策略。他們的貧窮只是因為不能利用新的生產要素。[10]現實生活中，我們觀察到的農戶也是如此。至于農戶懶散、愚昧等標簽，其實都是我們不了解農業，甚或是不了解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所致。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會做的比他們好，其實也不是理性上有什么差異，只不過是在社會網絡資源上、在信息獲取上可能更具有優勢罷了。如果所有的條件都一樣，我們的決策跟農戶的決策相比就不會有本質的區別。因此，舒爾茨倡導傳播和普及農業新技術，加大新要素的供給。在農產品短期的年代，這樣的做法當然是正確的，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效率，提供更多的農產品。而目前，對于經歷了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農戶群體來說，采用新技術和新要素的想法不再是障礙。新技術和新要素的供給也越來越充分。但對于一個理性的決策者來說，他需要計算采用新技術和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只要收益大于成本，不論是農戶，還是所謂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他們都會采用。整個國家的農業生產效率是由一個個微觀經營主體的總和構成。規模經濟在工業上會體現得比較明顯，但這種思維不宜遷移到農業上，因為在我們看來，農業與工業的生產過程具有較大的差別。從不確定性的角度看，農業生產所遇到的不可控因素會更多，比如與氣候、溫度等等都有很大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更是高科技產業，因為將影響農業的外生因素內部化，所需要的技術和成本更為高昂。有些農戶根據經驗做事情，我們會覺得他們保守，但實際上，這種經驗可能是主體與外部自然環境多年互動的經驗結晶。這些知識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進步性。
我們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實踐經驗或者說他們的思想結晶——西方經濟學或者說發展經濟學的思路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在《模型思維》一書中，斯科特?佩奇把思維分成了四個層次，底層是數據，然后是信息，之上是知識，最上層是智慧。[11]對于農業來說，西方的經驗和思想實際上處于信息層和知識層。但要從智慧層上解決問題，需要知道知識產生的前提和背景。只有這樣，知識才能有效合理地遷移。在我們所討論的話題下，就是西方解決效率的方式方法是否能平滑地遷移到中國。如果不能，我們怎么樣才能提高效率？這種方式一定是中國特色的，這也不是我們自主地、有意識地與別人不同，我們也不是不借鑒經驗，而是強調要進行真正地消化吸收，而不是“邯鄲學步”。
中國的國情和歷史是什么？在農業生產領域，就是小農戶為生產主體。這一點不容假設。那么怎么樣提高小農戶的生產效率呢？我們認為，關鍵在于激發小農戶的生產積極性。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一個大的目的，即快速實現工業化，我們在農業上采取了計劃經濟模式，通過生產上的合作化集體化和流通上的統購統銷來盡可能地提取農業剩余，從而為工業化積累資金，并且生產出工業生產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當然，這種模式有其弊端，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戶家庭的生產積極性受到了壓制，盡管在理想和精神的感召下，我們的農業生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從根本上說，由于決策單位太大，農戶沒有剩余索取權，因此，積極性就會不斷下降。改革開放后的家庭聯產成本責任制重新梳理了生產關系，通過簡單的制度變革，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使得小農戶在生產上有了較好的預期。無數的家庭故事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國家糧食問題的解決也可以證明這種制度設計的有效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我們的經驗是什么？就是激勵相容的制度設計是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的。這種激勵相容制度是要包含微觀經營主體的，包括小農戶。我們不太贊成否定小農戶的作用，也主張不要太丑化小農經濟。很多人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其歷史貢獻，但也造成了新問題，比如說沒有集體經濟等。然后主張實現新集體經濟。當然，我們不太確定新集體經濟的含義，但過去的初級社、高級社以及人民公社的經驗告訴我們，傳統意義上的集體經濟是不能回去的。合作共贏的思想我們接受，也同樣認可。但也主張，在新時代的新技術條件下，農戶有了新的合作共贏模式。這種模式能夠提高效率。
這種模式的發力點不在生產端，而在于市場交換體系。因為，在我們看來，在傳統技術條件下演化出的市場交換模式到了新時代有了再造和改變的可能。而再造和改變這種模式，即升級為平臺模式，能夠提高交換效率，與此同時，能夠為生產端的相應改變提供激勵。平臺模式特別適合我們的國情和歷史，是新時代農業產業改變的有力抓手。
農產品質量問題和環境問題能夠有相應改善。不是小農戶或者說生產主體生產不出質量更好的農產品，而是生產出好的農產品在目前的市場交換體系下得不到相應的激勵，因此，生產端沒有激勵生產好的農產品。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主體在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中采用各種不合規方法提高產量和新鮮度的本質原因。農產品質量差一些，但其結果顯現的周期較長，也沒有辦法證明，因此，很多消費者都不愿意正視這一問題，或者說有意忽略這些問題。我曾經在日本訪問的時候，問過他們農林水產省的官員，他們有沒有類似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是沒有。為什么沒有呢？因為日本農協控制著流通渠道，日本的農戶需要把農產品都賣給農協，然后由農協對接商超。但是農協不是中間商，農協是由生產主體合作建立的，即農業協會是農戶自己的組織。因此，他們不賺取中間差價，也沒有必要隱瞞信息，加大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農協賣出農產品的價格只在收購價上進行一定的成本加成，因為，管理、包裝、運輸等都有成本。農產品還有溯源機制，每一種農產品包裝上都同時附有生產者的信息。如果農產品出現問題，他們很容易能夠定位到是哪一家的哪一種產品出現了問題。在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下，農戶沒有必要為了追求產量而采用一些不太安全的方法，從而讓自己的產品質量附上不好的聲譽。
農戶作為生產端如果有激勵按照規程操作，盡量生產質量好的產品，那么農產品的質量問題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解決。農產品質量和農業自然環境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農產品質量問題解決了，自然環境的污染問題實際上也就同步解決了。不難看出，日本在交換體系上是有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的。當然，日本的做法也有時代特點。在新時代，我們可以借鑒其思路構造成新的更為高效的模式。
至于“不斷提高總產量”或者說保持一個“供大于求”的態勢，實際上也不是最優的辦法。我們當然不希望農產品的供給出現不足，這樣的話會影響到人民的生活，但是“供大于求”也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生產者的收入波動風險。最好的方案應該是供需相對平衡。如果有多余的且便于儲存，可以讓這些富足部分退出消費市場，進入到國家倉庫，然后應對將來的自然風險等。歷史上，中國就有常平倉，目的就是平抑農產品市場上的價格，維持百姓生活的基本穩定。利用平臺經濟模式重構農產品市場交換體系，可以從邊際上改變農產品供大于求的態勢，在增量市場上讓供需相對平衡，這一方面可以保障消費者的消費，另一方面也可以保障生產者的利益。
四、再造或者升級市場交換體系為什么能解決問題？
１.我們需要理解平臺。第一，平臺本質上是市場的。平臺模式是新的市場交換模式，不能理解為計劃經濟模式。平臺模式看起來似乎與計劃經濟比較類似，都有一個超級管理者。二者的區別是計劃經濟管理者所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這是時代的技術條件決定的，而平臺管理者可以有更豐富和更完備的信息，因為當下有更好的信息傳輸和留存條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整個國家都類似于一個企業。科層制配置資源的方式代替了價格體系，每一個生產主體都類似于一個企業車間，對要素和產品的價格激勵沒有反應。科斯也研究過為什么企業會存在，他給出的理由是市場交換存在交易成本，如果管理成本小于交易成本，企業就有了存在的理由。然而，平臺經濟的外衣—平臺公司雖然以企業的外表出現，但平臺本身它是市場的虛擬化和數字化，也即平臺本質上是市場。作為管理者，其目的不是生產也不是消費，而是進行更好地信息鏈接和供需匹配。平臺的作用就像古代的集市一樣，是要讓更多的生產者和購買者來到這里。只不過，傳統意義上的市場不能無限擴展，而在新的技術條件下，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有面對無限大市場的極致要求。一個生產者，在僅僅能夠面對地區市場時，他的規模做不大，然后就有可能生存不下去。一個消費者，在僅僅能面對地區市場時，他所要消費的東西可能找不到，即沒有賣家。然而，在一個無限大的市場上，消費者面對的生產者是無限的，他的選擇很明顯是改善了的。而生產者面對無限的消費者，在傳統的市場分工體系上，那些活不了的企業可能就有生存的可能，因為長尾效應讓他們能夠有活下去的利潤空間。可見，平臺的本質是一個永遠不關閉的超越時空限制的巨大市場。
第二，平臺改變的僅僅是交換形式。過去在線下市場上，主流的交換方式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比如在百貨商場里，一個顧客選擇好一件襯衫后，他需要到收銀臺上交款，然后拿著小票換取衣服。菜市場里也是如此，你需要在購買蔬菜時付費。當然，隨著技術的發展，你可以刷借記卡和信用卡，用以替代現金支付。目前，隨著第三方支付的發展，你也可以掃微信或者用支付寶等手段。但交易基本上還是在實體空間中完成的，在交易時也基本上知道所交易的物品。虛擬平臺的興起，讓這種交易模式發生了變化。人們只是在平臺上看到物品的圖片和說明以及相應的評價，然后就產生了購買行為。購買后也不是馬上就可以拿到物品，而是物流公司完成實物的交割。支付也是電子化的和網絡化的。與傳統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合一相比，平臺模式實現了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的分離。這種分離的市場交換模式在工業品領域已經大行其道了，盡管我們還有很多的線下商店，但阿里巴巴在雙十一等特殊日子的一天交易量往往就是傳統線下商場多年的交易量。
２.我們知道，平臺交換模式有很多好處：第一，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現有的市場分工體系實際上就是建基于信息不對稱。正是由于信息不對稱，人們才可以利用信息賺錢盈利。當然，信息是不斷累積的，也是實時變動的。利用信息賺錢也會有風險。目前，在農產品生產和消費上的“納什困境”中，信息不對稱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生產者知道消費者沒有辦法甄別農產品的質量，因此，沒有激勵來提高質量水平。消費者知道農戶不會有提高質量的激勵，因此，不愿意出高價，總是希望農產品的價格越便宜越好。均衡的結果農產品量大但質不優，量大的有時候需要爛在地里。可是，如果我們減少從生產到消費的中間環節，信息扭曲和流失的程度就會大大降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溝通更能夠理解彼此的想法和需求。如果我們有一些機制能夠建立彼此的信任網絡，那么，作為生產者的農戶就被激勵去生產量不那么大但質比較優的產品，作為消費者的普通家庭或者餐飲店就有動力去消費那些價格略高但又不是十分高的質量也相對好一些的農產品。這種降低信息不對稱的價值在中國尤其巨大，因為中國農產品在流通中的信息匹配成本非常高。一是因為供給端的主體太多，供給信息是高度碎片化的，二是因為需求端由于飲食習慣等原因信息也是高度碎片化的，比如說中國不僅吃肉，所有動物的內臟也可以成為食物，中國人不僅愛好吃蔬菜，而且種類特別多，不像國外主要食用的蔬菜就是幾種，而且，由于地理氣候條件的區域性差異，人們的口味也有很大差別，這就導致需求差異化明顯。本來，農產品與工業品相比，其非標特征就會導致信息匹配成本高。與能夠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工業品，農產品在不同年份、不同產地和不同儲存時間下都很難保持品質的一致性，這就導致人們習慣于在現實場景中去完成選擇過程。平臺由于是數字化的，數字化有一個優點就是邊際成本比較低，在面對信息碎片化時，匹配起來可能成本更低。當然，這需要一定的基礎設施作為輔助。
第二，可以降低流通成本。[12]在這里，我們以農產品市場為例。由于農產品的特殊性，比如不易保存等，中國農產品的流通成本是相當高的，盡管我們一直倡導建立多層次全覆蓋的市場體系。農產品的流通成本有多高？據農業部門的調查顯示，菜農將一斤芹菜以0.3元的價格賣給收購商，經過收購商、區域市場、批發市場、二級批發市場、農貿市場（早市、商超）等5個環節層層加價后，面向消費者的零售價格能達到1.5元左右。可見，流通成本在農產品的成本結構中占有較大的比例。為什么流通成本如此高呢？一方面與我們的流通損耗有關系。目前，中國的農產品流通以農貿市場為主體，約60%以上的農產品零售依賴于農貿市場渠道，商超占比較低。盡管1984年中國就出現了第一家蔬菜超市，但36年來中國超市體系并未像歐美那樣，成為農產品流通的主渠道。在當前流通體系下，中國農產品流通的損耗顯著高于發達國家。分品類看，中國果蔬類的流通損耗在20-30%之間，而美國僅為11%；中國肉類流通損耗為12%，美國僅3%；中國水產品流通損耗為15%，美國僅7%。[13]當然，所有損耗都會以加價形式轉嫁給消費者。另一方面是中間商的風險溢價。因為農產品的價格不穩定，中間商有動力把風險進行轉嫁。如果我們在虛擬平臺上完成交易，然后配合以新式物流（冷鏈系統），我們就存在降低流通成本的可能。因為，倉儲成本和運輸中的損耗可以通過網絡設計實現優化。中間商的風險加價成本也不存在了。
第三，可以做到供需相對平衡，從而穩定農產品價格。確保農產品能夠足額供給是很重要的，但穩定農產品的價格也同樣重要。實際上，農產品的價格控制相對容易，因為農產品屬于需求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都比較小的產品。也就是說，它的需求量不會因為價格的波動而發生變化，也不會因為個體的收入水平變化而發生變化。因為農產品的主要功能就是維持身體的新陳代謝，不需要攝入過多，也不能攝入過少。在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動趨勢都已知的情況下，我們大體上是能夠預估出來需要多少農產品的，當然，為了防止自然災害以及逆全球化等風險，可以有一定的儲存，但絕沒有必要進行過度生產，也沒有必要讓生產主體在茫茫紅海中進行殘酷的價格競爭。通過多種方式實時對接供求信息，保證農產品產量和價格的相對穩定，實際是有利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國外有很多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比如，日本，他們的農產品不是盲目地生產，而是通過農協完成供求信息的匹配，價格也是事先就確定好了的，而不是生產出來后的“隨行就市”。這就保證了農產品的供給，也保證了生產者的基本收益。荷蘭的做法也值得借鑒。我們以奶牛養殖業為例。它們的奶牛數量就沒有發生類似于中國生豬那樣的大幅波動。原因是人家會在總量上控制奶牛養殖，不允許發生奶牛數量暴增暴減的局面。中國在生豬養殖上能不能做到這一點呢？有人認為，荷蘭的農業規模小，而且單體的規模相對于中國要大一些，因此，他們合作起來的成本就要低一些，也可以說是管理成本低一些，從而導致這種控制總量的辦法可行。而中國，由于生產主體太多，這種方法的成本非常高，以至于難以實行。果真如此嗎？即便是真的如此，隨著技術條件的改變，比如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發展，這種成本是不是也在發生著變化呢？我們為什么不去想如何通過總量控制的辦法來紓解問題呢？原因是我們害怕回到計劃經濟體制，或者是被別人貼上計劃經濟思想的標簽。殊不知，這是一種相當大的誤解和片面。荷蘭的奶牛養殖，并不是在微觀上也計劃得死死的，即每一個養牛戶的養牛數量都是固定的。實際上，他們采取的是配額交易制度，即在總量穩定的前提下，養牛戶的規模也是可以擴大的，但不是無序擴大，后者說是想擴大就擴大，而是需要有擴大的指標，即某某養牛戶由于工作的原因或者年齡的原因不愿意養牛了，那么他的份額你就可以購買，如果你購買了這樣的份額，你就可以擴大養牛的規模。可見，他們是計劃+市場的模式，即總量是計劃的，但在微觀層面上他們又是市場的，規模可以調整，但宏觀上又維持了數量的穩定。因此，他們奶牛所生產的牛奶數量也相對穩定。中國的生豬產業其實也可以參考這樣的模式，平臺可以作為工具實現這樣的目標。
五、邊際生長而不是休克療法:競爭性格局對于產業體系升級的必要性
在前文，我們描述了一個農業產業體系再造和升級的策略。那么，在實際行動中，我們是不是采取一種“砸爛舊世界然后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做法呢？還是采取一種保留現有的市場分工體系模式，然后同時培育出平臺交換模式的策略呢？類似于中國的改革。我們主張是后者。
為什么要采取漸進和競爭的策略呢？一是因為平臺經濟模式一旦發展起來后會有自然壟斷的趨勢。這種自然壟斷與傳統的壟斷有相似點，即可以利用壟斷的優勢進行差別定價，從而獲得壟斷收益。顯然，這種做法對于福利增進是不利的。因此，各國政府對于壟斷都是控制的。對于平臺的壟斷也是如此。國家希望通過加大對壟斷的打擊來維持市場的競爭性。二是平臺可以通過細分市場完成價格歧視。這也有悖于對于所有消費者一視同仁的原則。對于創新產品進行差異化定價，我們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不能容忍針對不同的人群進行差異化銷售。比如，對于富人進行高價銷售，對于窮人則采取低價策略。平臺由于能夠掌握多維度的豐富數據，因此，完全可以根據這些信息進行差異化定價。但這種因人而異的定價模式屬于經濟學領域的價格歧視范疇，也是令人詬病的。三是平臺掌握著巨大的數據資源，這些數據資源如何利用以及所有權歸誰收益歸誰都是一個有待于進一步討論的話題。如何在保證個人隱私和數據高效利用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是一個平臺能夠良好發展的前提，也是目前學界研究的重要主題。
另外，平臺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其發展和完善也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對于農業平臺來說，需要理順的關系有很多，比如如何與現有的農業協會和合作社進行合作，如何讓村集體在管理過程中發揮作用，如何通過激勵相容機制來確保農戶等生產主體的利益？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實踐探索不斷加以總結和完善。
傳統市場分工體系的存在，構成了一個競爭對手。這有助于規范和約束平臺的發展。盡管在這種對抗中，平臺看起來很有優勢，但在實踐中，由于其處于發展過程中，信息平臺也許容易創建，但真正能夠發揮出多邊網絡效應，跨越聚集的臨界點，還需要在實踐中加以探索，最終一定是在不斷試錯中才能成長起來。目前，也有很多信息平臺，但做的也并不是十分好。對于農產品來說，信息匹配難度大，同時，線下的物流建設也是任重道遠的，一時半會，它們也難以完全碾壓傳統的市場分工體系。
在競爭的格局下，傳統的市場分工體系也在進化。目前，很多批發市場也在加強數字化建設，同時，也會利用新的渠道來加強自己的中間商地位。比如，通過短視頻、直播帶貨等形式來為傳統的市場體系“嵌入”新的元素。這對平臺的發展構成了競爭性壓力。
平臺本身也是要不斷進化的。比如，從目前的信息平臺進化到產業賦能平臺，只要到了產業賦能層次，才能從更為根本的角度升級傳統生產經營體系。[14]產業賦能平臺的架構以及所需要的元素需要通過實踐摸索。產業賦能平臺的發展離不開數字基礎設施的持續建設，中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成就是斐然的，但具體到農業產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這些共同決定了邊際生產策略的合理性，保持一個競爭性格局對于傳統的市場交換體系的進化以及平臺交換體系的發展和延伸都是有利的。二者的相得益彰有助于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穩定和升級，也有助于解決目前中國農業所面臨的挑戰。
六、平臺的構建者：中間商、生產主體還是國家？
一旦提到平臺模式，很多人也會認為這不過是新的中間商而已。過去我們的農產品批零體系只不過是環節多、層次復雜，而新平臺只不過是利用新技術簡化了交易程序，但本質上仍然是中間商。顯然，這不是我們設計的初衷。
我們希望平臺的建設者是生產者自身。由于中國的生產主體是小農戶，而小農戶沒有資金力量，因此，他們是很難合作建立一個農產品平臺的。這就需要國家資本的介入。我們一直認為，農業作為一個弱質產業，需要國家大量資金的進入，包括農產品的流通領域。我們也有一個不成熟的看法，即認為農產品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這些都構成了國家加大農業平臺投入的理由。
一般而言，公共品有兩個特性，一個是非排他性，一個是非競爭性。我們認為國防屬于公共品，交通基礎設施也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性。農業大家一般不認為是公共品，但如果我們把農產品理解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生存所需，農產品的公共屬性就大大增強了。農產品的收益低，風險高，除了小農戶沒有選擇之外，很多資本是不愿意涉足農業生產的，因為相對于其他產業來說，農業所要承受的風險太多了，除了市場風險，還有自然風險，而自然風險有時候又是難以控制的。即便是大規模，也不意味著防范風險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有時候大企業在承受風險方面還不如小農戶。因為小農戶生產成本低（勞動力可以進行內卷式的投入），而大農場必須在農業工人工資和邊際產出之間尋求平衡。對于一個風險高的行業，但又是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國家應該怎么辦？如果有公共品的思維，或許我們就能進一步認識到農業的重要性，而不是現在這種局面，國家在文件中經常強調農業的根本性和重要性，但在地方政策的實操上，卻往往忽略農業，因為農業帶動GDP的效率太低了，或者說時間成本太高了。農業在人們的理念上實際并沒有占據符合其地位的一席之地。
能夠掌控眾多生產者和消費者信息的平臺也已經具有了公共產品的性質。一則是因為這樣的平臺需要一定的投入，但風險與農業風險成正比。高投入、高風險和關乎國計民生的特性需要國家出手。二則是平臺聚集起來的數據也非常重要。因為，這些數據可以低成本地遷移，可以應用到其他領域。因此，我們建議，對于這樣的公共產品，不能由私人公司提供。當然，并不是私人公司不愿意提供，相反，很多公司都認識到，數據是新時代的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生產資源和市場信息，誰就能占據市場。然而，這不符合人民大眾的需求，不符合我們“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如果是農產品平臺，那也不符合小農戶的需求。很多人認為，這樣的平臺會出現壟斷，國家壟斷也存在問題，會像計劃經濟那樣，出現委托代理和腐敗等問題。當然，目前我們認為可以通過一些監督機制來盡量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直強調，平臺經濟不等同于計劃經濟。平臺經濟本質上是屬于市場經濟范疇的，只不過與目前現實的市場相比，與看不見的手相比，與分散的價格調節機制相比，平臺經濟有一個管控者，它可以通過設計算法，讓供需的匹配更好，當然，他也可以通過算法，讓市場出現歧視性。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不愿意把平臺經濟的掌控權交給私人公司的原因。因為，他們為了追逐壟斷利益，會設計一些算法，讓民眾的利益受損。
政府也應該有所作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短缺經濟，因此，政府形成了重生產輕流通的傳統，歷史上的重農抑商就是表現之一。由于有了這種觀念，政府習慣于把精力和財力都投放在生產端，農產品流通則寄希望于通過市場經濟體制加以解決。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們對于農業生產經營體系有過改變。在商業、供銷、糧食等體制改革中，甚至于把自己所屬的企業都當包袱甩掉。這就使得目前的流通主角仍然是民營企業，或者說是個體經濟的小商販。政府無力也不愿承擔起農產品流通中的公益性職能。實際上，這不利于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安全和現代化。不論是韓國，還是日本，都把城市農產品批發市場作為公益性的流通基礎設施，全部或者大部分交由政府投資建設，然后通過招標或者指定企事業單位經營，但不允許其獲得超額利潤，不能以盈利為目的，只能低收費保本經營。這對于我們也是一個啟示。
目前，國家已經意識到市場經濟體制在現實發展中的局限性，試圖以更大的一個統一市場的要求來完善流通和降低交易成本，這對于生產者來說是有益的，但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基礎設施，不僅是批發市場等方面的硬件設施，還包括信息平臺這樣的軟件設施。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如果在私人手里，那么很容易激發主體利用信息不對稱來謀利的動機。在國家手里，如何高效運營也是一個挑戰。對于農產品來說，日本的農協經驗是國家投資、農戶在運營中占據主體地位。這對于中國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啟示。
七、結語：交換視角讓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有了再創新的可能
我們認為中國農業目前存在的問題通過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升級可以得到解決。而要再造生產經營體系，發力端不是生產，或者說主要不是生產，而是交換。交換體系的改變可以帶動生產體系的變革。因為一旦信息相對對稱，交易環節減少，交易成本降低，農戶主體就可能獲得更高的農業生產利潤，改變農業生產模式，變大量生產為優質生產也有了可能，否則，中國農產品質量的問題以及相對應的自然環境問題以及效率問題都難以解決。我們也希望，農業的問題不要動輒就把板子打在小農戶身上。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天然地愿意做農民，因為農業總體而言是比較苦的一件差事。農業上的勞動投入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有些投入只有深入到農業生產經營實際中才會體會到。在此，其實通過兩點就可以知道農業的辛苦：一是農業屬于“敞口”產業，農產品的生產與很多人力不可控的因素有關，比如雨雪、冰雹、低溫、干旱等。二是進城的農村人沒有多少人愿意回來。因此，對于那些還在農業領域勞作的群體，我們首先要尊重，然后是要替他們想出改進的辦法，而不是一味地假設或者埋怨。
在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小農戶都是基本的農業生產單元，他們演化成家庭農場的時間取決于該國或者該地區的農業資源稟賦條件。有的國家土地數量相對多，那么小農戶自然而然就是家庭農場，且規模較大，比如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這樣的殖民地國家，由于原住民數量大幅度減少，而外來移民的數量有限，因此，容易演化成大規模的農場。有些國家則要慢得多，比如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即便如此，東亞這些人地比例較大的國家，無論如何也趕不上殖民地國家的水平。歐洲的水平居于中間層次。要言之，不管歷史的發展路徑如何，小農戶都是農業調色板的底色。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小農戶依然是農業生產主體的格局仍沒有變化。我們也要知道，小農戶的生產規模本質上是被動的，它的變化要隨著非農產業的變化而變化，并不是小農戶自愿選擇了小規模，而是擴大規模的路比較長。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只能消極等待，而是需要在被動和主動的間隙中尋求一種新突破。我們認為，本文的方案就是一種有益的探索。這種探索有助于改善農業和農民的境遇，有助于以統一大市場為契機建立現代化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有助于保證中國的農業安全，有助于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要求。
（注：本文為作者提供的原稿，正式發表時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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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秘書長，中國農業歷史學會農學思想與“齊民要術”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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