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梳理“內卷”一詞的歷史，并總結“農業內卷化”概括的經驗依據以及其運作機制。然后，進而討論“官僚主義內卷化”的很不一樣的經驗依據和機制。在政府和農業的互動中，兩者可能良性結合——特別是改革期間國家賦權賦能予小農之后所呈現的市場經濟中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新農業”發展，說明小農戶乃是中國農業的真正主體，也是中國農業真正現代化的關鍵。但是，當官僚主義強加于小農不符實際的設想，它會導致惡性的違反農民意愿和利益的“超內卷化”。類似的現象可以見于機會相對稀缺和競爭者相對眾多，處于官僚主義內卷化之下的應試教育制度以及與其相似的（公私）企業管理體系。“內卷”一詞因此而在最近觸發了人們廣泛和深層的共鳴。抑制超內卷化的傾向需要結合黨和國家的良性領導與人民的積極參與。
理論概括一般具有兩個層面，一是關乎經驗（或實際運作）的概括，可以主要是描述性的，但也可以帶有不同程度的關于其背后的“運作機制”或動力的理論概括。長期以來，筆者一直試圖從經驗概括進入運作機制的論述，但并無意創建“普適”的理論，而一直強調從經驗證據出發，通過與現有理論對話來創建更符合中國實際的概括和理論。
一、以往的論述
（一）康德Immanuel Kant與高登威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
回顧“內卷”一詞被使用的歷史，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經將演化evolution和內卷involution相對立，主要在關乎后生（主義）epigenesis還是預制（主義） preformationism 的哲學問題的討論之中，但沒有展開。（Demarest 2017是比較詳細和權威的論析）其后，人類學家高登威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1875-1961）于1936年曾經發表過一篇四頁長的簡短思考性論文，試圖勾勒出內卷的幾個基本特征，如沒有質變的復雜化，大同之中的小異等，但也沒有展開，并且沒有具體的經驗研究依據。（Goldenweiser 1936; McGee and Warms, eds.,2013:349-350） 對我們這里關心的主題來說，康德和高登威塞所做的工作意義都不是很大，主要僅限于內卷一詞的字面意義。
（二）吉爾茨Clifford Geertz
真正帶有經驗實例、系統使用、和關于運作機制的初步創新性論析始于人類學家吉爾茨（格爾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吉爾茨”是其e字母的更精準譯音，“格爾茨”則突出他名字中的G字母讀音乃是“硬的”G音，——筆者認為兩者都可），主要的經驗依據是印尼的水稻經濟。
吉爾茨將印尼核心地區爪洼的水稻經濟“sawah”和其外圍的刀耕火種農業“swidden”對比，突出前者的高度復雜和緊密性與后者十分不同。在它們近現代1870-1940年的演變中，前者僅朝向更復雜、緊密而“內卷”，可稱量改而質不變，而后者則較簡易地轉向不同的、使用更多現代要素投入的質性變化。這是其一。（Geertz 1963：1-37）
其二是，吉爾茨將印尼的水稻經濟與同時期日本的水稻經濟對比。吉爾茨指出，印尼爪洼的務農人口在此期間持續增加（多了3000萬），推動了越來越密集的勞動投入，但沒有做到同等的增產；而在日本同時期，由于工業的蓬勃發展和快速的城鎮化，其務農人口基本沒有增加，而伴隨新投入（化肥、科學選種、機械化），獲得三倍于之前的（勞均）產量。據此，吉爾茨將印尼的水稻經濟描述為“內卷”型的變化，即沒有質變的密集化、復雜化，日本的才是帶有質變的現代化。（Geertz，1963: 130-143）
顯然，吉爾茨（在這本比較簡短的176頁的書中）所提出的主要是一種關于特定地方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經驗概括，雖然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其背后的動力（特別是水稻本身的復雜性和勞動密集性，以及爪洼地區的持續人口增長），但除了突出人口壓力之外，并沒有進入更仔細的關于“內卷”背后的機制的論析。
（三）黃宗智
與吉爾茨不同，筆者論述的是首先是另一個層次的農業“內卷化”經驗，在清代與民國時期的華北已可見于其棉花經濟，在長江三角洲則更加寬廣和鮮明。（黃宗智2014，第一卷[（1985）1986]、第二卷[（1990）1992]）長江三角洲的水稻經濟的勞動密集度和精細度，早在宋代便已達到（甚至超越了）吉爾茨研究19、20世紀的爪洼水稻，但其土地在明清時期所面對的人口壓力要遠遠超過印尼后來的爪洼。其農業經濟因此而從已經是非常精細、復雜和勞動密集的水稻種植，越來越多地轉入更高一層次勞動密集度的棉花-紗-布和植桑-養蠶-繅絲（手工絲織機較復雜和昂貴，不見于農村，僅可見于城鎮中）的生產。根據國內積累的優越社會經濟史研究，特別是吳承明和徐新吾及其團隊的權威性實地調查與文獻研究，一畝棉花-紗-布的生產須要180天的勞動投入（包括植棉、摘花、紡紗和織布等），一畝蠶桑和繅絲則約90天，兩者都遠遠超過一畝水稻的10天。那樣的演變，尤其是棉花-紗-布的生產的擴展（1350年，中國沒有人穿著棉衣，而到1800年，幾乎所有的平民都穿著棉衣），使長三角的松江府成為全國棉花生產最多的地方，號稱“衣被天下”。（黃宗智2002:156;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1985：尤見第390頁；徐新吾1992：尤見第53頁；Li Bozhong，1998: 90-95）但無論是棉花-紗-布還是蠶絲，其產值都才三、四倍于一畝水稻，遠遠達不到18倍或9倍的勞動投入的幅度。那是勞均產出嚴重縮減了的農業內卷化。
其之所以成為可能，主要是由于小農戶家庭的低（市場）值勞動生產力。在棉布生產中，需工最多的紡紗環節（每七天中的四天）中的勞動投入的市值才約水稻的三分之一。那樣的嚴重遞減了的勞動報酬是主要由僅具低市場“機會成本”的婦女、老人與兒童來承擔的；喂蠶和繅絲也同樣。正是僅具有極低市值的輔助性勞動力吸納了最低報酬的勞動。筆者稱那樣的內卷現象為農業生產的“家庭化”，它是農業內卷化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當然也是“小農經濟”的一個基本組織性特征。
這就不僅是關于農業內卷化的經驗實際的概括，也說明了其基本運作機制。在人口對土地造成的巨大壓力下，特別具化于務農人口人均耕地的大幅縮減，在松江府從1393年的人均3.9畝下降到1816年的1.6畝，務農人員被迫從已經是相當高度內卷化的水稻種植，轉入更加高度內卷化的棉花-紗-布和桑-蠶-絲生產。按畝總收益雖然提高了，但那是用不成比例的更密集的勞動投入換來的。而小農戶之所以能夠那么做，首先是因為小農戶的家庭生產單位中的輔助性和較低市場“機會成本”的婦女、老人和兒童勞動力，吸納了那樣的低報酬內卷化，組成了筆者稱作高度“家庭化”的內卷化農業生產。正是那樣的內卷化農業運作機制能夠在（作為最稀缺的資源的）單位土地上達到最高的產值，承擔了不足以糊口的紡紗和喂蠶-繅絲的低值勞動投入。那是一種按畝勞動投入密集度已經遠遠超越吉爾茨研究的印尼爪洼水稻經濟的棉花-紗-布和蠶絲經濟興起背后的基本動力和機制。它是在土地資源相對勞動力而言更極端稀缺下呈現的現象。
那樣的內卷化農業具有比水稻種植更加頑強的生命力。在明清時期的長江三角洲，它完全消滅了依賴雇工、帶有原始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式農場”，因為雇傭男工無法與更廉價的家庭輔助性勞動力競爭，無法承擔其通過極其高度內卷化而獲得的按畝收益。也就是說，無法做到那樣的種植所導致的更高的地租和地價。正是那樣的農業，頑強地拒絕了農業的機械化：即便僅是在前工業時期的長江三角洲已經出現的三錠紡車，也沒有被這個高度內卷化的棉花紗布生產體系接納——那是因為，兒童與老人的“機會成本”要低于即便是廉價的三錠紡車的成本。即便是在后來民國時期的相對廉價的機器紡紗來臨的沖擊下（其生產率相對手工紡紗達到40：1的比例），農村的手工紡紗仍然頑強存留，多用于“土布”生產。
再其后，在1960年代中期，拖拉機進入農業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節省勞動力和農業的去內卷化，而相反的是反直觀的農業更進一步內卷化——主要可見于從單季稻轉入雙季稻的種植。后者雖然需工和農資投入約一倍于單季稻，但其純收益其實還不如一季的單季稻。那是因為在有限的“地力”上，第二茬的產出會遞減，也是因為早晚稻的質量和市價去單季稻較遠，不為一般農民所歡迎（愛吃）。那樣的劃不來的內卷化之所以成為可能，首先是因為拖拉機縮短了雙季稻特別緊張的“雙搶”[搶收早稻，搶種晚稻]環節, 使其成為可能，但更關鍵的是因為當時的農業官僚們的強制推行——因為小農戶本身是不會為沒有增加的報酬而投入更多勞動的。（黃宗智2014，第二卷[1992]:尤見192頁；亦見黃宗智、龔為綱、高原，2014：145-150）我們下面還要進一步討論這種由官僚們來強制推行的另一類型的農業“超內卷化”。
農業內卷的強大傾向，一直要到改革時期的大規模的農民非農就業，加上1980年開始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所導致的每年新增勞動力的遞減，到世紀之交以后，促使農業勞動力總數每年縮減約2%，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勞均土地的增加和農業的“去內卷化”。（黃宗智、彭玉生，2007）后者主要表現于相應中國人收入上升和食物消費轉型的市場需求——從8：1：1的糧食-蔬菜-肉食轉入中國臺灣和香港的4：3：3比例——而興起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規模“新農業”的大規模興起。新農業雖然更進一步提高了按畝勞動投入，但伴隨更多相應的資本投入，其按畝和單位勞動收益都有所增加——特別是高檔設施蔬菜（如1、3、5畝的小、中、大拱棚蔬菜），也包括肉禽魚和蛋奶等。因此，乃是一種“去內卷化”趨勢和動力。（黃宗智2010，2016；亦見黃宗智編著，待刊）雖然如此，農業仍然高度依賴相對廉價高效的小農戶家庭經濟單位，而不是規模化的雇工資本主義大農場。小農戶生產單位仍然是中國農業的關鍵主體，一直頑強存留，并且仍然展示了“家庭化生產”的特色。
簡單總結，農業內卷化背后的動力主要是人口壓力推動的，通過更多的單位土地勞動力投入來盡可能提高其按畝產出和/或收益。水稻經濟相對刀耕火種當然如此，棉花-紗-布和桑-蠶-繅絲相對水稻也同然如此。小農戶，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帶有雇工經營的資本主義農場所不具備的特殊條件：其家庭輔助勞動力沒有或少有市場“機會成本”，可以近乎無償地被投入更高度勞動密集化的農業生產，為的是盡可能提高稀缺土地的單位產量或產值，借此來支撐農戶的生存須要。伴之而來的雖然是遞減了的勞動報酬，但也是更高的按畝產出/產值，借此可以支撐更高的地租和地價，可以承擔一個雇工單位所不能承擔的農業內卷化，甚至排除那樣的經營。由于其單位土地的較高收益，它還會頑強地拒絕現代要素的投入，特別是節省勞動力的機械化投入。在改革時期興起的中國的“新農業”中，小農戶更創建了經典理論所沒有能夠預見到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去內卷化”經營方式，其中的關鍵再次是小農戶生產單位的頑強持續。它能夠抵制，甚或排除資本主義農場的經營方式。這是農業內卷化經驗概括背后的基本機制。
更有進者，中國集體時期的農業史，還展示了另一種不同機制的小農業內卷化，即1960年代中期由農業管理體系，而不是小農戶自身，所推動的一種不經濟的“超內卷化/超過密化”種植——此點我們在下面考慮了官僚主義內卷化的運作機制才再返回來仔細討論。
（四）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除了筆者的兩本專著之外，在中國研究領域借助“內卷”概括的論述主要是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Duara 1988）。杜贊奇研究的主要問題源自影響極大的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蒂里Charles Tilly的“現代國家建設”理論，特別是關于現代國家從基層社會提取更多的稅收和食物所引起的，國家與基層社會不同階級的集體行動間的關系的演變（譬如，在英國國家與新興中產階級結盟，在日本和德國則與官僚體系和舊貴族而不是中產階級結合）。（Tilly, 1975）
杜贊奇從同一問題出發，論析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現代國家建設”所導致的基層變化。在中國的實施過程中，新增的稅項，特別是村攤警款和村攤學款，所導致的實際效果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大類型：一是鄉村原來的精英領導抗拒或試圖抗拒新征收的“保護型中介”protective brokers反應，一是相應同樣的壓力而興起的“逐利型中介”entrepreneurial brokers，從其中謀取私利，其所導致的最極端現象可見于“土豪劣紳”的興起。
以上是杜贊奇關于現代國家建設的主要論析，顯然與“內卷”概括沒有太大關聯。雖然如此，為了連接上內卷的概括，杜進而提出，國家雖然從鄉村提取越來越多的稅收，但由于上述兩大類型的抵制，特別是其中的“逐利型”現象，國家在1900-1942年間的加劇財政征收的實效其實一直都在遞減，其績效要遠低于提取的增加，因此可以在那個層面上稱作一種“國家內卷”state involution現象。但此點說不上是他書的中心問題或論點。（Duara 1988）
有的論者將杜作納入內卷化概括和理論范疇，主要是因為關注到國家在2006年免除稅費之后，轉向輸入資源予農村，特別依賴“項目制”的方式，但由于過度依靠農村富人和謀利型勢力，導致相當部分的資源被他們攫取。因此，國家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雖然越來越多，但實效則越來越少——因此而對杜贊奇提出的“國家內卷化”概括感到一定程度的認同。
但是，我們如果要充分理解那樣情況下的國家內卷化，顯然不能僅通過基層社會的反應來認識，還需要同時考慮到國家所采納的征稅手段。下面我們將看到，最近興起的將村莊治理正式官僚化的大趨向，部分是為了試圖克制那樣的國家資源流失的問題。新的措施并不來自官僚體系在其（清末和民國時期）現代國家建設初期那樣的對基層官僚人員控制力的不足和對基層社會滲透力的不足，而是來自新世紀的，現代國家建設中后期的官僚體系的強勁滲透力，包括其將基層治理越來越正式官僚化的政策實施，和杜贊奇概括的清末和民國時期的現象和動力都十分不同。
二、官僚主義的內卷
除了以上總結的關于農業的內卷化之外，我們需要分別討論官僚主義內卷化的不同經驗現象和運作機制。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最近發表了一篇關于官僚主義內卷化的中肯論述。它仔細分析、概括了“官僚主義”的一系列內卷化慣習和現象，既涉及關于不同類型官僚主義行為的經驗概括，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其背后的機制。當然，其重點在當今滲透力強大和復雜得多的官僚體系運作，已與杜贊奇論析的晚清和民國時期十分不同。
在清末和民國時期，問題出在現代國家建設初期的基層人員和滲透力的不足，導致“營利型中介”的廣泛興起。在2006年國家免除從農村提取稅費，轉入向農村下撥資源之后，問題則出在國家選擇通過項目制而依賴基層的謀利型勢力所導致的效應遞減。如今，在基層政權大規模被正式官僚化的趨勢下，問題的來源則是中后期現代國家建設的強大滲透力，將其自身的運作模式和內卷機制強加于基層的村莊，使其也陷入“官僚主義內卷”的困境。
中紀委的文章首先指出官僚體系運作中常見的“重‘痕’輕‘積’”的慣習，“在遣詞造句上用心多、在干實事上用勁少”。顯然，這與官僚體制的審核與晉升體系直接相關：官僚們之所以采用如此的行為，主要是為了滿足和應付上級的考核與評估。
賀雪峰對此提供了鮮明的在湖北省實地調查的經驗證據。原則上，在2006年終止了從農村提取稅費之后，轉由國家撥款來為農村服務。吊詭的是，伴隨那樣的轉型而來的是，官僚體系設定了一系列越來越多的高度形式化的規則和考核程序，部分是為了防止基層對國家撥款的可能濫用。一個實例是，規定村干部每個月必須開兩次會，而且，一定要遵從官僚體系運作的例行“辦事留痕”。為此，村莊干部為一個半天的會，須要兩個干部花三天的功夫來整理“留痕”材料。而且，不僅是開會，村政府所處理的事項無論大小都如此。這是有由于官僚體系規定的，萬一操作中出了問題，要有文件可資倒查追責。該運作方式將這種工作與村干部的報酬直接掛鉤，在3.4萬元的村支書的年報酬中，足足有1.4萬元是根據對這樣的資料的績效考核來定的，多的話，可以拿到1萬元，少的話，才2千元。此外，上級還規定，村莊干部們必須坐班，從早上8點到12點，下午3到6點，那是即便村政府一般一周才有三兩村民來訪。更有進者，規定村政府辦公處一定要達到至少500平方米的規模，由上面撥款補助30萬元，輔之以村莊自身的籌資。在一個實例中，相關村莊實際上只有三名干部，根本就用不上500平方米的大部分面積，但仍然須要那么做，并要承擔其連帶的村莊出資的債務。以上種種使當地的村支書總結說道，如今其自身工作時間的90%以上是為了滿足形式化考核的須要，實質性的工作才占不到10%。（賀雪峰2019）
李昌金，作為第一線的觀察者和研究者，提出了類似的經驗證據和論析。在廣東省近幾年的“鄉村振興”過程中，上層官僚們設計了典型的脫離實際的官僚形式主義工程，以城市為農村的模范。譬如：在垃圾和污水處理方面，規劃將農村垃圾運到縣里的垃圾填埋場統一（無害化）處理；污水處理基本同樣，其設施大多僅成為擺設。在打造美好鄉村中，則主要關注打造幾個“樣板村”來給上面看。理論上，鄉村振興執行中強調的是，時髦的所謂PPP模式，即結合政府（公）和社會私企（私）的投入，以為那便是政府和社會的協作，但實際上，基層干部和村莊社區本身都沒有權力和真正的參與，只是執行上級下達的命令，或僅僅觀望，甚至抵制。結果是，政府投資鄉村振興額度是以億元計算的，但實際效果非常有限。一句話，乃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例證。（李昌金2019）
中紀委關于官僚主義內卷的文章繼而指出，官僚們帶有慣常地“化簡為繁”的傾向，會在現有規定中“設置不必要的層層關卡，看似為了規范工作，實則為了彰顯權威、推卸責任。”這是掌握權力的官僚們的惡劣作風，將自己視作高高在上的“官”，無視下級和民眾的需要和意愿。同時，又盡可能墨守成規，甚至添置層層關卡，一方面是為了避免超出現有規定的范圍，一方面避免負擔責任。
再則是官僚體系中的“逐級加碼的推動工作”作風：“如果省里要求的是‘六個一’，市里就變成‘十個一’，區縣自選動作又加碼到十多個，似乎數字越多工作越有力”。那完全是為了在上級面前擺出自己貌似積極的作為，與實質無關。它是一種加碼而不變的形式化內卷。
紀委的文章總結道，上述的一系列作風“究其實質就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在作祟”。那是“與責任感缺失，存在畏難退縮、怕擔風險的心理有關，照搬照抄、層層請示等是最保險最不容易出錯的辦法”。文章最后指出，根據以上的分析， “與‘內卷’狀態相對應有兩個詞，一個是開拓進取，另一個是求真務實”，兩者“背后蘊含的價值理念正是‘內卷’的破解之法”。
根據此篇國家抑制官僚主義的最高單位所發表的總結論析，官僚主義內卷背后的運作機制乃是，整個運作方式促使官僚們特別關注對上級報告中的遣詞造句。其“化簡為繁”則是出于一種維護現狀的動機，為的既是表明自己盡心盡責，更是為了既可以“彰顯權威”又可以“避免風險”，“推卸責任”。至于“逐級加碼”則顯然也是為了討好上級，試圖表明自己推動政策的積極性。那些行為其實都與實質無關。綜合起來，便是文章所總結的官僚們偏重“形式主義”，脫離實質內容，“缺失”（真正的）“責任感”和怕“承擔風險”的基本心態。
中紀委的文章將這一切總結、概括為“官僚主義內卷”現象，論說它的基本趨向是復雜化和形式化，脫離實質。我們也可以據此來認識、思考和了解一些其他被廣泛指出的官僚主義行為，如媚上欺下，墨守成規、推卸責任、無視實際等。正如紀委的文章所最后指出，與官僚內卷相反的行為乃是罕見的“開拓進取”和“求真務實”。正因為如此，“官僚主義”一詞長期以來一直是被人們廣泛使用的一個關鍵詞，如今被中紀委將其與“內卷”合并使用，說明的是官僚主義長期飽受人們詬病的一些基本現象和運作機制。
有的論者認為，那樣的問題可以通過現代的——特別是韋伯所建構的理性化、專業化的現代“科層制”理想類型所克服。殊不知，即便是韋伯本人，尤其在其晚年，也特別關注到科層制中更貼近 “官僚主義” 中文詞所指出的諸多弊端，并將其生動地概括為一種“鐵籠”iron cage傾向，提倡需要借助明智的領導人的權力來克服那樣的科層制頑固弊端。（賴駿楠2016是關于此議題的一篇出色的論析）。顯然，“官僚主義”及其內卷化，包括形式化、專門化、標準化、程序化等，不簡單是中國治理體系中的弊端，更是官僚體制所較普遍帶有的內卷傾向，無論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官僚體制還是韋伯建構的現代型“科層制”都如此。
更有進者，某種不符實際的政策或實施方式一旦形成，會帶有通過官僚主義運作而步步復雜化和僵硬化/內卷化的傾向，排除質變、改革、創新的可能。我們需要將那樣的官僚主義內卷化清楚區別于國家或因滲透力不足，或因過分依賴地方上的謀利型勢力所導致的下撥資源的實際效能的遞減。當然，也要將其清楚區分于農業內卷的現象和機制。
三、當官僚體系所導致的內卷化與資源稀缺所導致的內卷化相結合
更有進者，源自土地資源貧缺和人口過密壓力的農業內卷化，以及源自官僚主義體系內生邏輯的官僚主義內卷化，一旦緊密結合，很可能還會相互惡化。
從兩者結合的角度來考慮，內卷化問題如今不僅涉及農業，更涉及中國諸多其他的領域。一是應試教育體系，包括高等院校的管理體系，而且，不僅涉及政府的管理部門，更涉及廣泛模仿其運作模式的公私企業。其所指明的是，教育體系整體和國有與私有企業管理中的嚴重內卷化傾向。其結果之一是，促使“內卷”成為最近的網絡熱詞——反映了眾多人們的焦慮，促使“內卷”一詞被認作當今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貼切的描述和概括。
（一）應試教育體系及其內卷化
首先是中國的應試教育體系及其內卷化。這是網絡圍繞此熱詞的討論所展示的一個大家較多關心的重點。首先是指出，相對人口而言的稀缺機會/資源,越來越多的人在競爭獲取相對越來越少的機會。進入高等院校的名額雖然增多了，但競爭的人數也更大幅度地增多了。那是其起因。更關鍵的是，應試教育體系本身的基本性質：在官僚主義內卷化的管理體系下，首先是其高度形式化和規范化，包括聲稱“客觀”的測試制度，重死背的知識遠過于創新和獨立思考、分析和概括、邏輯思維等方面的能力，并將一切歸納為單一的“分數”。一旦確立，這是個強烈排除其他評估制度，強烈傾向內卷化的一刀切制度。
在稀缺資源和官僚化管理兩者結合之下，它會形成一個只能成為越來越復雜化、細化，只能允許單一固化思路的測試。所排除的是，其他的評估標準，當然包括帶個性的獨到見解和創新。
面對高度形式化的要求，學生們被迫投入越來越多的應試勞動（許多青少年因此睡眠不足），哪怕只是憑借超時投入而提高了的那么幾分。一旦有幾個學校的成績因此高超，其他的學校也必須盡量跟上，不然，便會在激烈競爭中落選。結果是，造成一個強迫幾乎所有應試學生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時間來補習、死背和爭取相對越來越稀缺的機會/名額。
至于整個教育體系的頂端，即碩博士生的測試、培訓和評估，在不真懂專業研究的官僚管理人員的主導下，培訓課程越來越“標準化”，考試分數要求越來越高，評估辦法也越來越被單一化、數據化、形式化。其中，包括被一刀切地規定的形式化等級的學刊的數據化劃分和排名，以及同樣量化的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的要求。這一切為的是，適應官僚主義體系自我設定的、自我認定的“科學的”管理標準。對官僚們自身來說，依托于形式化和數據化的虛構之下，還能夠避免要真正負責的實質。
即便是對各個大學教授和各個科研單位的系統評估也如此，而且，國家撥款與其直接掛鉤。教育和學術評估的官僚單位統一規劃學術“質量”的“生產”和評估，其縝密、復雜程度甚至高于水稻或更加過密化的農業生產。它與高人口密度和高度復雜化的農業生產帶有一定的共通邏輯，但是，經過官僚主義內卷化的形式化，帶有嚴重脫離實質，無顧真實（更不用說創新）的傾向。農業的內卷化是主要由稀缺資源和人口壓力促成的，但不脫離實際，加上了官僚主義的形式化，方才會真正脫離實際。
而且，一旦被內卷地精細化、復雜化，它會形成頑固難變的一個體系，并且一直自我確認、自我維持，排除其他標準、拒絕更新、拒絕改革。其背后的動力和機制，顯然與上面論析的農業內卷化有一定的不同。其中關鍵在，小農戶推動的農業內卷化最終是為了生存，是一種“生存推動的內卷化”, 不脫離實際，而官僚體系內卷所推動的則可以是為了脫離，乃至于違背實質的形式，可以是一種不符實際的內卷化，甚至是與人們利益相悖的官僚主義內卷化。我們需要將農業內卷和官僚內卷兩種現象和機制區別開來。
2020年2月20日，教育部和科技部連同發文通知，要糾正以往過分依賴（形式化）數據對高校、學刊和學術研究的評估，特別突出對SCI國際引文數據的過分和單一化依賴，更多借助學術同行評價等。（教育部、科技部，2020）這是新動向的一個預兆，能否真正糾正目前已經相當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內卷運作，尚待觀察。
（二）企業管理
再則是企業管理，無論國有還是私有。首先再次是資源/機會相對追求人數的相對稀缺。企業對其職工所采用的評估制度和思路與教育體系高度相似——憑借的正是官僚內卷化體系中所依賴的“客觀”、“科學”、“數據化”的標準。他們對職工們的要求也同樣高度內卷化：在機會相對稀缺的客觀環境中，企業一般無疑能夠找到任何職工的替代人，因此，更鼓勵、強化了其對職工們的管理權力，使其更會提出對職工的不合理但符合官僚主義內卷思維的要求。
996的用工方式便是一個影響特大的實例。和應試教育中的運作機制同樣，只要有的企業“成功”采納了那樣的制度，便會對所有其他與其相似和競爭的企業造成巨大的壓力。在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來源相對過剩的客觀條件下，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采納了那樣違反舊勞動法規保護勞工的操作方式，完全無顧舊勞動法規定的每周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作時間，逾時要付多半倍工資報酬的條文。一開始，對職工的那樣的苛求僅被用于“非正規”的單位和非正規的員工，名義上依據的乃是雙方自愿的“合同”關系。（黃宗智，2017a、b）
如今，那樣的制度已經被廣泛用于即便原來是“正規的”職工。其中邏輯雖然一定程度上再次與農業經濟相似，但經過官僚主義重新塑造，可以成為惡劣得多的壓力，完全脫離實質內容，僅要求可以數據化的形式。它無顧職工的意愿，乃至于實際的質量和績效，只要求做到貌似最“高效”的數據化用工。這是實質性經濟內卷和其加上了官僚化的脫離實際的內卷的最大不同。
但這一切正適合官僚主義的意愿。管理人員有這樣的權力，能夠將勞均勞動投入數據最大化，能夠借此向高層明確客觀地表明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業績”。他們能夠相應官僚化的要求而提供貌似最具說服力的、客觀的、可靠的“管理科學”證據，等于是上面討論的國家計委文章所論述的官僚內卷化的“遣詞造句”，貌似科學又不必負責任和風險的“證據”。對其自身的仕途/管理前途來說，乃是最低風險、而又具有最高說服力的“客觀”政績的方法。何必關心實質性的表現和較難客觀量化的實質性成績？職工們的工作態度和實際質量變成無關要緊，更不用說用工中的合理調整和創新了。這樣的形式化思維可以說是官僚主義內卷的主要動力。
（三）農業領域中官僚主義內卷化和農業內卷化的結合
其實，我們在農業經濟領域中，既可以看到官僚主義和農業內卷化的惡性結合，也可以看到國家政策和農業的良性結合，其中包含關于中國改革后的一些至為關鍵的問題。
首先是兩者的良性結合。其中，至為關鍵的是，改革中國家經過聯產承包責任制賦權賦能予小農戶，讓其相應市場機會而做出能夠獲利的抉擇。這實際上是1980年以來中國農業中的一項關鍵性的質變。筆者已經詳細論證，伴隨中國人食物消費轉型而來的是對優質菜果，肉禽魚（包括蛋奶）的巨大市場需求，促使小農戶大規模轉入高檔蔬果和結合飼養與種植的高附加值“新農業”“革命”，到2010年便已經達到耕地面積的1/3和農業總產值的2/3。那是國家賦權賦能予小農戶所導致的至為重要的發展的一個方面。（黃宗智，2010、2016；亦見黃宗智編著，待刊）它雖然不同于西方的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但無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雖然如此，政策實施則在官僚主義內卷的機制下，基本無視這個至為重要的發展經驗。首先，是一些研究和決策人員的不符實際的意識形態的誤識，一直將規模經濟認作農業現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那是個來自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假定的誤識。一定程度上，也來自馬克思主義理論：它雖然對資本主義的無限逐利性和濫用工人傾向提出了有力的批評，但也同時接納了其一部分的基本設定，即將資本主義和規模化生產認作歷史必經階段。那樣的與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共識，在官僚主義的自我確認意識下，促使國家農業政策一直向規模化經濟傾斜。我們可以從2004年到2016年的歷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清楚看到，它們先是偏向成規模的“龍頭企業“，而后是“大戶”，再其后是成規模的（超過100畝的）“家庭農場”。其借用的是，經過理想化的美國模式的家庭農場為典范（其實際平均規模達到2700畝，和中國的百畝以上的家庭農場實在不可相提并論）。（黃宗智2021a）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農業經濟的真正主體和關鍵在小農戶，不在想象中的規模化經營。
一旦從那樣的錯誤前提認識出發，官僚主義體系中便產生了一整套的自我確認的內卷化話語和數據。地方官員大規模以“創建”更多的龍頭企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為榮、為政績，並將其“客觀”“數據化”，譬如，將所有的土地“流轉”（實際上多是小農戶在外出打工中將土地交給親鄰朋友種植, 也包括基層政府調整地塊使其相連成片的工程中的“流轉”），全都表達或概括為自己推進規模經濟效益政績的“證據”（黃宗智2021a）。而對真正起到極其重大作用的小農戶的“新農業”，則視若無睹，因為其與自身設定的前提認識和可報政績無關，由此而促使，直到2018年，小農戶中的“新農業革命”被基本忽視。
在那樣的官僚主義內卷動力下，國家農業政策長期偏重不符實際，夸大了的規模化農業，忽視了小農戶所起的真正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其不符實際，許多規模化農業的成績實際上都是虛擬的，要么是主要由國家的補貼、輔助和優惠來支撐的，要么是將實際上是采取與小農戶間的訂單、協議、“合同”來進行農業生產的商業性單位，全都表達為規模化農業生產單位。
最精準的1996、2006、2016年的三次全國農業普查的基本數據，也因此一再被誤導性地轉釋，忽視了其已經實際上一再證明的，全國真正意義的雇工經營的成規模資本主義農業，一直都沒有超過務農人員中的3.3%，在2006和2016年的兩次農業普查中，基本沒有進展、沒有擴大。（詳細論證見黃宗智2014，2021a）而真正已經呈現于實際的小農戶推動的“新農業“革命則一直都被忽視，直到2012年才被初步正視，被中央“一號文件”概括為“菜籃子”農業，由市長負責（糧食則由省長負責）。直到2018年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中共中央、國務院，2018）方才首次將小農戶置于發展農業的中心地位，方才第一次提出須要依賴小農戶的主體性和積極性來真正將中國農業現代化。這一切都是筆者長期以來一再論證的要點。
另一個官僚主義內卷的實例是國家近年來強力推行的“雙季稻”種植。筆者早已詳細論證，自從1960年代中期（國家為了“糧食安全”而大規模提倡種植雙季稻——當時的口號是“消滅單季稻！”）以來，人們（尤其是小農戶）便已清楚認識到，“雙季稻”需要接近單季稻雙倍的勞動和農資投入，但由于第二季的（地力）產量的遞減，也由于早稻、晚稻的質量（和村民的嗜好）和市值都遠低于單季稻，它所帶來的純收益其實還達不到單一季的單季稻的水平。為此，進入改革時期，便基本完全被具有經營權利的聯產承包小農戶所放棄。
也就是說，雙季稻實際上不是一個小農戶為了生存而愿意從事的內卷化農業，而是一個被不符實際需要的官僚主義所強制推行的種植“模式”。2010年代再次興起的，在全國一千個“產糧大縣”推行的雙季稻種植的大潮流，是全憑官僚體系的強力推行，加上國家的補貼來促成的。其政策和邏輯實際上受到不僅是小農戶的抵制，更是地方上基層干部的抵制，因此而形成較大規模的弄虛作假來滿足官僚們的不合理、不實際的設定。（黃宗智、龔為綱、高原，2014）難怪，形成了國家投入越來越多，實效越來越少的“官僚主義內卷化”現象。
這是一個官僚和小農戶對立的實例，也是小農戶被內卷化官僚主義強制推進“超過密化”/“超內卷化”的“不經濟的農業”的實例。它不僅強制逼迫小農戶從事不愿干的（等于是）無值勞動投入，更排除了他們進入高值“新農業”的選擇。它說明的是，最惡劣的官僚主義內卷化可以陷入與小農戶利益敵對的一意孤行的錯誤。它說明的是，極端的官僚主義內卷化能夠不僅無視小農戶的利益，更能夠成為與小農戶利益對立的強制性政策執行。它是一種僅憑強制和補貼，以及莫明其妙的官僚化數據，來推動的脫離實際的決策實施。它是極端的官僚主義誤識的內卷化執行的一個突出實例。
這一切說明的是，今后的農業政策必須正視小農戶經營的關鍵性和其實際運作。真正能夠推進國家和農業發展的不僅不是無視小農戶的主體性和積極性的政策而試圖全力扶持、發展規模化農業，當然更不是與小農意愿敵對的政策那樣的雙季稻種植，而是借助于小農戶的發展和創新動力的國家政策，正視小農戶在新農業發展中已經做出的巨大貢獻，延續并大力推進國家在市場經濟中，賦權賦能予小農戶的基本戰略決策。那才是良性結合國家領導和小農戶積極參與的正途。它所要求的是，有意識地制約、克服官僚主義的一系列弊端，借助國家政策與小農戶利益的互動結合來推進中國農業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它絕對不是官僚們無顧小農戶主體性和能動性地來試圖符合官僚體制所擬定的想象中的美國式農業“現代化”和“發展”。
毋庸說，在應試教育體系和企業管理方面也如此。需要的是，尊重一線教員們的意見和學生（及其家長）們的意愿，以及企業的一線職工們的意愿和主體性，讓他們參與決策，協助管理，遏制官僚主義脫離實際和偏向形式化運作的弊端。目前的體系所需要的首先是一個更多元的制度來克服目前這個過度單一化、內卷化途徑的問題，再逐步進入符合實際的真發展。
四、去內卷化：小農經濟現代化的“東亞模式”
迄今在全球小農經濟發展經驗中，最突出和成功的乃是所謂的“東亞模式”（主要指日本、韓國與中國臺灣），在其經濟進入發達水平的過程中，避免了城鄉懸殊差別的弊端。筆者多年來已經發表多篇論文證實此點（尤見黃宗智2015、2018）。簡單總結，它是出自歷史偶然性的演變：先是在日本明治時期，將地方政府主要職責確定為協助推動發展農業，而后是偶然地，在美國占領之下，受惠于一群特別認同于羅斯福總統比較進步的“新政”的影響下，終止了地主經濟（立法將農村土地所有限定于不超過45畝地），并系統組織基于農村社區的綜合性合作社（“農協”），為農民提供諸如（有折扣地）購買農資、農產品加工和運輸、以及小額貸款服務。它實際上確認和確立了以小農戶為主體的農業體系。
同時，國家配合這些基層合作社而建立了服務性的廉價批發市場（包括冷凍運輸和儲藏設備），不同于中國的由部門出資而設立的營利性（和缺乏冷凍儲藏等服務）的批發市場，來落實大宗市場交易，借助那些批發市場來確定市價，并確定農產品符合標準。在那樣的制度下，日本“農協”成功地成為具有全國市場聲譽的“品牌”，克服了連接小農戶與大市場的一個基本問題。并且，在基層合作社的小額金融服務之上，建設了全國性的巨型銀行，提供大額金融服務。
這些要點也在美國的決定性影響下，被同樣偶然地相當程度實施于韓國和中國臺灣。結果是在這些東亞地區的穩定農業發展，也避免了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這樣的過大的城鄉差別。它可以說是全球迄今比較最突出的小農戶農業現代化的成功經驗，為經濟整體奠定了穩定的基礎。中國則至今尚未能做到同等的農產品“縱向一體化”，良性連接小農戶與大市場的成績，以及城鄉同步的發展和社會公平度（可以見于眾多基尼系數的比較和排名）。（黃宗智2015、2017c、2018）
其中的關鍵機制在，國家的有效領導和投入，加上普通農民個人以及村莊社區的良性配合，既防止官僚體系內卷化脫離實際的錯誤決策，也激發普通農民的自愿和為自身的和村莊社區的利益的積極投入和參與，克服無顧民眾利益、無顧實際的，僅依據主觀意識的官僚主義內卷弊端。筆者與其他研究者已經較詳細論析，最近幾年興起的山東煙臺市的實驗“模式”及其由農民自愿參與的“集體經濟合作社”展示了類似的潛力（黃宗智2021、于濤2020、江宇2020、陳義媛2020、黃宗智編著，待刊）。總體來說，“東亞”農協模式堪稱高人口密度小農經濟的成功現代化的典范。
五、長遠的發展戰略：國家與人民的良性互動合一
“東亞模式”之所以成功的關鍵在國家與小農戶的良性配合。首先是將小農戶置于農業現代化的核心，認識到其特殊性和優良性，而不是無顧實際地從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前提設定出發，或將被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所虛構的“無為”國家設定為必須，或將虛構的資本主義規模化農場設定為必須。有的人從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出發，拒絕市場機制，拒絕資本主義，但他們仍然也采納了其不符實際的（主要僅適用于現代工業的）“規模經濟效益”教條，將資本主義經營認作必經歷史階段。有的更強烈傾向完全由上而下的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意識，忽略小農戶的創新性和潛能。因此，沒有真正認識到小農戶已經在“新農業革命”中展示的巨大建設成績，由他們自主地積極配合市場機遇而大規模創建各種各樣的新農業，顯著地推進了中國的農業發展和現代化。期間，小農戶雖然沒有獲得國家的重視和全面輔助，但仍然從自身的非農打工收入而成功地投入“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新農業生產和“革命”。（黃宗智、高原，2013）
最近幾年，尤其是2018年以來，相當部分的農業研究和管理人員已經認識到并發出了關于小農戶的成績及其創新能力的聲音，認識到農村、農業和農民的所謂“三農問題”其實已經相當程度地為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做出了可觀的貢獻。如果能夠真正獲得國家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設計那樣的扶助和推進，并大規模推動其所設想的更蓬勃的城鄉雙向互利貿易，其實完全可以將“三農問題”更完全地轉化為“三（小）農發展”，全面推進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黃宗智2021b）
需要的是，直面“官僚內卷”和“農業內卷”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機制，但又相互作用的內卷化，系統推動國家，尤其是通過能夠像煙臺模式那樣的超越官僚主義內卷問題的黨組織來領導和推動，通過真正符合民眾的利益和意愿的決策來推動農民的積極參與。借其來評審、確認政策的適用性，來防御、克服官僚主義內卷化的弊端，激發農民為其自身，也為其社區的公益來推進、落實國家的新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讀者明鑒，這不僅僅是一個處理農業或三農問題的方案，更是一個解決應試教育內卷化問題的方案。鼓勵創新和獨立思考，借助、推進學生和教員們的創新能力和求真務實意識，而不是形式化的、由上而下的官僚內卷化組織，賦權賦能予第一線的教員們及學生們，才是克服脫離實際的、形式化治理問題的正確道路。
在企業管理中，可以同樣克制官僚主義內卷傾向，僅顧及管理/官僚人員自身利益的領導和管理-治理方式，重視職工利益，賦權賦能予一線的職工們，包括真正代表他們利益和意愿的工會組織，讓其掌握一定實權并參與企業管理，才是克制官僚主義內卷的正確途徑。
“內卷”一詞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廣泛共鳴是因為，在資源或機會相對稀缺的基本客觀環境中，一旦加上官僚主義內卷化的治理和管理，會將許許多多的人們置于一種無意義的超激烈內卷化競爭之中，但人們為了不落隊又不得不勉強參予那樣的競爭，由此形成一種特別焦慮的心理狀態，受其煎熬。想要拒絕不合理的競爭，但又不得不投入并參與那樣的競爭，不然，便會被官僚體系所遺棄。目前的制度已經成為一種人們感覺乃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惡性體系，引起人們對其的廣泛、深層的反應。
上述的僅是一些特別突出的領域中的實例，尤其是“三農問題”的內卷化實例，但應該足夠說明其所展示的基本經驗實際及其背后包含的機制。同時，也展示了去內卷化的出路和可能機制。其中關鍵在通過國家，尤其是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理念的領導，確認人民的參與和主體性的不可或缺。兩者良性合一，才是解決稀缺資源和官僚主義兩者結合所形成的惡性“雙重內卷化”的狀態。
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助于具有悠久歷史的“集權的簡約治理”的“第三領域”的優良傳統。（黃宗智，2021c）它說明的是，國家領導與人民積極參與的良性結合，乃是內卷化的最佳藥方，可以克制、擺脫惡性的官僚主義內卷中的形式化、脫離實際和無顧人民的弊端。適當領導和引導人民的參與，可以釋放人民的主體性和巨大潛力，為其自身和社區的利益而參與并作出貢獻，由此來推動全國家和社會的螺旋式發展。當然，也是一種長遠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模式，以及一種新型的政治經濟學，更是國家長遠的發展道路。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講座教授，UCLA榮休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村莊與城市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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