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對這一過程加以充分認識和理解是推進大國善治的重要前提。從歷史上看，“鄉土中國”構成傳統中國社會的底色，其以土為生、以文化人、以德為重的基本特征長期規制著中國社會的形態及其演化過程。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進入急速的現代化進程中，大量的現代性要素滲透進鄉村社會，日益消解了“鄉土中國”的傳統底色，并呈現“鄉愁中國”的現代面向。“鄉愁中國”是“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換的一個歷史階段，具有過渡性特征。“鄉愁中國”對于理解中國社會變遷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鄉愁中國”蘊含著當下中國在急速現代化進程中的張力和反思。其原因在于，現代性要素的注入盡管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但同時也遭遇了鄉土“褪色”的潛在挑戰。另一方面，“鄉愁中國”也蘊含著對中國傳統價值的重新發現過程。“傳統”與“現代”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應當高度重視歷史傳統的內在價值，并建立現代與傳統的有機聯結，進而確立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個體不能割裂傳統而存在。每個人的“當前”，不僅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包括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從歷史上看，“鄉土中國”構成中國社會的傳統底色，孕育在鄉土社會中的傳統文化規范并維系著中國社會的長期延續和發展。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急速推進，“鄉土中國”的社會形態被打破，鄉村傳統面臨“褪色”的巨大挑戰。現代化以現代技術、工業文明和城鎮化為發展引擎，致力于提高和改善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并不斷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但與此同時，現代化在“不可逆的時間結構”中也向傳統社會結構發起單向度的沖擊，并導致傳統的文化生態、文化認同和價值觀念的日益式微。我們需要現代化，但在這一過程中應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和價值，這是擺在當下國人面前的重大課題。對此，本文嘗試提出“鄉愁中國”的認識視角，并著重闡發其對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雙重意義，以此深化對社會變遷背景下傳統與現代關系的探討。“鄉愁中國”的雙重意義在于，一方面“鄉愁中國”意味著當下中國在急速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內在張力，并由此引發人們的反思和憂慮；另一方面“鄉愁中國”也凸顯了中國傳統價值的重要性，并嘗試通過彌合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尋求二者的和諧共生。
一、鄉土中國：鄉愁中國的歷史起點
鄉土中國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底色，也是鄉愁中國的歷史起點。在費孝通先生看來，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種鄉土性，首先體現為以土為生的生存理性，并進一步衍生為以文化人的社會基礎和以德為重的價值取向。在歷史上，上述特征具有極強的歷史延續性，并規制著鄉土社會中人們的思維觀念和行為方式。
（一）以土為生的生存理性
鄉土中國是以農業為根基的社會，并形成了“以土為生”的生存理性。以土為生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是粘連在土地上的，表現為“人不離土”的社會形態和圍繞土地而產生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在鄉土中國，人與土地的關系是最為直接和基礎的，“土”是作為社會個體的命根。“鄉下人離不開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方式。”在農耕經濟的背景下，農民的生活直接依賴于土地，土地具有恒久不動的特性，因此鄉村里的人口附著在土地上，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即使偶爾因為自然災害等原因被迫遷徙，但只要有條件，人們依然傾向返回故里，尋求“葉落歸根”。在“安土重遷”的觀念下，社會處于一種長期穩定狀態，而這種穩定對于國家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在傳統中國土地是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撐，有穩定的土地，就有穩定的賦稅，國家機構就能夠正常運轉，社會結構自然趨于穩定。
以土為生不僅意味著人與土地的有機結合，也意味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需要看到，農耕經濟有其穩定性，但也有其脆弱性。脆弱性體現在農業生產受到自然條件的深刻影響。由于農耕經濟所具有的“靠天吃飯”特性，自然資源和條件的變化直接決定著人們的生存狀況。由此，人們天然地意識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重要性。一方面表現為人對自然的敬畏，不會輕易破壞自然生態；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對自然的合理利用以改善生活，如“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此外，人們還通過對自然的認識和利用衍生出“天人合一、順應天命、知足常樂、道法自然”等價值理念。在此，人們表現出的是一種與自然為善的態度，通過節制人類行為、合理利用自然，以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二）以文化人的社會基礎
鄉土中國是以鄉土文化為基礎的。鄉土文化是在長期的社會演化過程中不斷累積而形成的文明積淀，具有極強的地域性、創造性和歷史性。在鄉土中國，鄉土文化以農耕文明為基礎，并首先體現在“物”的層面，包括聚落、飲食、服飾、建筑等方面的獨特屬性。而與物質層面的鄉土文化相比，非物質層面的鄉土文化更具根本性，主要體現為一系列社會習俗和鄉土規則。在鄉土中國，社會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傳統習俗來進行的，并形成禮俗社會。禮俗社會是一個“熟悉”的社會，在這種“熟悉”的社會當中，人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自由。在此，規矩不是法律，而是“習”出來的禮俗。對此，費孝通先生認為傳統鄉土社會是“無訟”的社會。在“無訟”的社會中，習俗內化為人們普遍遵循的行為規范，并由此形成禮治秩序。禮治秩序的形成既源于人的主動“克己復禮”，同時也在于禮俗可以解決鄉土社會中的社會問題。
在鄉土中國，鄉土文化還包含家規家訓、族規祖訓和鄉規民約等地方性規則。這類地方性規則構成中國古代社會的民間法，也是傳統中國維護鄉土社會運行秩序的重要依據。家規家訓主要支持家庭自我治理，是鄉村治理的基礎規則，這也源于家庭在鄉村社會中的基礎地位。族規是在家規基礎上的進一步強化和拓展。無論家規抑或族規，都是基于父系血緣生成的一種尊老敬長的行為規范，并將這種規范通過家長、族長及其代表的權威表現出來。對于家族成員而言，自出生就接受著家規和族規的訓誡，并且通過祭祖、上譜等儀式強化個體的規則意識，將遵守規則變成一種自覺行為。相較于家規和族規，鄉規民約由村民共同約定，并由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盡管鄉規民約缺乏特定的組織載體，但同樣發揮著極為重要的治理功用。
（三）以德為重的價值取向
鄉土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共同體，在這一共同體內以倫理道德為秩序組織社會，形成“以德為重”的價值取向。倫理道德是鄉村社會內生與上層建筑外化的產物，成為人們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價值理念。“以德為重”中的“德”首先表現為凝結在私人關系中的道德。家庭倫理是人們最先接觸并遵守的道德規范。在家庭生活當中，對父母要“孝”，對兄長要“敬”，“孝與悌”成為家庭成員的行為守則。中國人的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因此，孝老敬長成為人們普遍遵循的倫理法則。按照“差序格局”的原則，社會范圍是由“己”推出的，其基本紐帶是親屬關系，與之相配的道德即為孝悌，并進一步拓展到朋友關系及其忠信觀念。孝、悌、忠、信皆為維系私人關系中的道德。因此，在人們日常交往中，每個人皆遵循著仁、義、禮、智、信的價值理念，由此建構起社會所認可的倫理道德體系。在“私德”基礎之上，鄉土中國也形成了其特有的“公德”體系。“公德”是“私德”的擴大化。由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是一條通路。在此，個人的道德被視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只有個人的“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因此傳統中國講究“由己推人”，通過“克己復禮”，達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社會秩序。總體上看，鄉土中國是以德治為主軸的社會，以德為重構成鄉土中國的主體性價值取向。
二、鄉愁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張力及反思
鄉愁最初來源于人們對故鄉的思念和留戀，是內心深處一種對家鄉、對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的記憶、懷念與向往，是內心深處一份情感和精神需求。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當下“鄉愁”的內涵大為擴展，并表現為對鄉村自然生態的追求、對傳統鄉土文化的依戀和對鄉村生活方式的懷念等不同維度，也即對“鄉土中國”的某種“懷舊”和情結。一旦這種“鄉愁情結”在社會心理層面擴散，便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鄉愁中國”由此形成。“鄉愁中國”是在中國的現代化浪潮中生長出來的，其背后首先反映了急速現代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并由此引發反思與憂慮。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矚目成就，國家實力大幅增強，民眾的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然而，急速的現代化在給中國社會帶來廣泛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諸多問題，其重要表現便是鄉土中國的日益式微，這也成為當下“鄉愁情結”廣泛擴散的主要原因。
（一）城鎮化改變鄉土底色
在亨廷頓看來：“現代化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后果便是城鄉差距。”當下中國所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都與城鄉差距有關。中國的城鄉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主要源自“城市中心主義”的發展邏輯和人們基于理性的主動選擇。在“城市中心主義”的發展邏輯下，城鎮化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城鎮化不僅意味著農村人口的城鎮比例愈來愈高，更重要的是導致鄉土中國的根基發生動搖，是一場“連根拔起”的變革。相較于鄉村，城市有著特殊的區位優勢，由此形成城鄉之間的明顯“位差”，這種“位差”對于鄉村人口有著極強的“虹吸效應”。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這種城鄉“位差”決定了財富和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加速發展；鄉村則是相反的情況，盡管有所發展，但始終難以與城市平行，并日益失去“話語權”和影響力，造成城鄉之間的“勢差”。此外，伴隨著現代性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日益滲透，鄉村社會逐漸成為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半工半耕、亦工亦農、城鄉流動的“過渡型社會”。
無論是城鄉“位差”抑或“勢差”，都進一步使鄉村資源向城市匯聚。在“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感召下，人們基于理性主動向城市轉移。傳統社會是以土地要素為核心的社會，因此人們“守土為本”；而現代社會則是一個以市場和資本為核心的社會，因而人們“離土求生”。這種“離土”是人們主動選擇的結果。一方面，由于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如機械化）的發展，大幅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人們告別了過密化農業，由此產生大量鄉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務工、經商等多種經濟形態的崛起，使得人們擁有了相較于農業生產更為高效的生存選擇。因此，在條件和機遇都具備的情況下，人們主動做出向城市轉移的理性抉擇。此時，盡管國家仍然強調“無農不穩”，但社會驅動則是“無工不富”，并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入城市，由此也為“鄉愁中國”埋下了種子。
（二）工業化沖擊鄉土文化
伴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推進，工業文明逐漸擠壓了農業文明的生存空間，進而沖擊了鄉土文化的生存根基。這首先表現為承載傳統文化的實體結構逐漸消逝。一方面，中國傳統鄉村數量在大幅減少。1985年，全國行政村數量為94.1萬個，到2016年時減少到52.6萬個，減少了44%；全國自然村數量從1990年的377萬個降到2016年的261萬個，減少了30%；1997年，全國村莊村民小組共535.8萬個，到2016年時減少到447.8萬個，不到20年的時間里，村民小組減少了88萬個。相應地，存在于村落的院落、胡同、田地、祠堂等承載傳統文化記憶的生活空間和依附于這些實體結構的節慶儀式、風俗慣習等也隨之消失。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實施了一系列不合時宜的鄉村發展策略或舉措，破壞了鄉村社會獨有的自然生態屬性和歷史文化面向，使得具有歷史傳承意義的鄉土景觀日益同質化，導致傳統村落的文化“失憶”。
傳統文化主要由“人”所承載，但鄉土文化人才流失卻在持續加劇。當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通過讀書、務工、經商、入仕等途徑脫離鄉村社會。這些年輕人與其父輩不同，他們的父輩雖也會外出打工，但其“根”仍在鄉村。然而，當代鄉村中的青年群體呈現出的是對農村的鄙夷與對城市的追求，因此他們的遷移具有永久性。這一點在80后、90后的“農二代”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在此背景下，鄉村民間習俗、技藝、規約等傳統鄉村文化面臨后繼無人的窘境。因為相較于城市文化的先進和文明，鄉村中的傳統文化、風俗慣習等被賦予消極的價值判斷，年青一代對傳統文化表現出更多的是一種排斥態度。究其原因，在于鄉村社會正在逐漸失去文化培育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喪失了自身的話語表達機會和文化自信，進而失去了文化認同的基礎。
（三）市場化解構鄉土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斷改善。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滲透，傳統的農耕經濟逐漸瓦解。與此同時，裹挾在市場經濟當中的消費主義、功利主義等涌入鄉村，解構著傳統社會中的鄉土價值。功利主義的盛行源自資本的滲透，而資本正是現代性的一種重要維度。在馬克思看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資本以這種無孔不入的運動方式破壞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園詩般的關系，“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正如鮑德里亞所言：“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在這種功利主義價值觀的驅使下，個人主義抬頭，實用主義盛行，自私觀念與功利心態在社會上呈現非理性膨脹。在此過程中，人們日益沉溺于物質追求，誠實守信、仁義禮智等傳統道德觀念日益弱化，由此導致人的精神世界逐漸荒蕪，而物質與精神發展的失調使得人們已經無法在現實社會中找到家園感和歸屬感，進而喪失了獨立性和自主性，失去了自我表達的機會和自信。
消費主義泛濫是鄉土價值弱化的另一成因。在城市中，人口的高度集聚并未帶來空間上的“熟人社會”，城市的繁華與人際的淡漠體現了現代都市生活的內在張力。人際的交往往往圍繞著階層、利益、權力等展開。因而，當人們穿行在水泥鋼筋鑄就的城市中常常感到疲憊與迷茫，一些人進而開始懷念傳統的鄉村社會。因為“城市是水泥的、理性的、計算的、消費的、陌生的、分解的、契約的、交換價值的。而鄉村是泥土的、情感的、含混的、生產的、熟悉的、整體的、血緣的、使用價值的”。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轉移到鄉村社會之后，發現農村也并非“一片凈土”，而是充斥著與城市趨于同質的利益和消費。一方面，由于農村也日益卷入到市場化大潮之中，“社會化小農”和“市場化小農”的特征越發明顯；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受城市消費理念的影響，在其回鄉之后，引發了農村的消費之風。尤其是伴隨著電子商務、網絡借貸等虛擬交易技術的發展，甚至出現了“超前消費、攀比消費”的局面，“消費主義”等觀念逐漸代替傳統的道德觀念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人的日常行為漸趨利益化，從而導致人情關系的異化。
三、鄉愁中國：彌合傳統與現代的張力及其路徑
“鄉愁中國”不僅源于對現代性的反思，同時也強烈地表現為對傳統價值的重新體認和發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不是單選題”“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依據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決定”。現代社會代表著對傳統社會的超越，但并不代表著傳統的斷裂或與傳統決裂。正如巴林頓·摩爾所言：“在兩大文明形成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大量階級因子，會對未來歷史的造型發生強烈作用。”因此，“鄉愁情結”的廣泛擴散提醒我們，傳統文化有其獨特的價值，并構成現代社會的“給定性條件”。我們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應當高度重視傳統價值的發現和挖掘，并形成傳統與現代的有機聯結。實際上，傳統與現代完全可以通過二者內在的平衡機制和主觀能動的調整而彌合彼此的張力，進而達成傳統與現代的統一。
（一）傳統農業的價值發掘與城鄉協調發展
當前，人們對鄉土“失色”的悲嘆延綿不絕，這不僅是對“鄉愁”的憂傷，更在于對“鄉土之根”枯萎的痛惜。而“鄉土之根”枯萎的根源在于農業社會形態的消解，以至于鄉村發展動力不足。對此，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注重對傳統農業的價值發掘，有意識地加強對傳統農業的保護。在當代社會，工業化的輻射半徑早已突破了城鄉的區域間隔，在很多地方，將工廠建在農村成為一種“優質”選項。誠然，工業化在相當程度上帶動了鄉村經濟的發展，但也造成或加劇了鄉村傳統農業發展的困境。傳統農業是農耕文明的載體，在工業化急速發展的過程中，應當有意識地保護傳統的農業生產形態，避免農耕文明的消逝。與此同時，積極推動具有文化底蘊的特色產業，并與現代商業模式相結合。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不僅蘊含著一個地方的傳統文化，而且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如柳州螺螄粉、桂林米粉等。這些特色產業通常具有悠久的歷史，市場識別度和大眾認可度也較高，并且伴隨電子商務、網絡銷售等技術的發展，這些特色產業的加工、銷售等環節也逐漸打破了地理區域的限制，能夠有效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二是注重“以城帶鄉”，推動城鄉協調發展。鄉村是傳統農耕文明的機體，有著獨特的功能和地位。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應是城市替代鄉村，而應是通過“以城帶鄉”，推動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首先，要持續改善鄉村生產生活環境。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應著力改善和提升鄉村基礎設施，在保留鄉村自然文化屬性的同時大力改善鄉村生產生活環境，以“鄉愁”為感召，讓鄉村也能成為城里人的向往之地。其次，要打破“城鄉二元”的要素配置格局，推動城鄉資源的雙向流通。在“二元格局”下，鄉村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都是以一種單向度的形式向城市輸入，鄉村難以獲得有效發展。對此，應增強城鄉之間資源的雙向配置和互動，持續改善鄉村的資源要素配置環境，適當推動鄉村資源的自由流動，因為只有資源的自由流動才能獲得最大價值。再者，要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一體化”不是簡單的鄉村城鎮化，而是在保留鄉村獨特功能基礎上加強城鄉之間的互聯互通，主要表現為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二）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合
對待傳統文化，“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應摒棄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觀念，推動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合。
其一，要正確認識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的關系。現在對傳統文化有兩種錯誤認識，一種是將現代與傳統割裂開來；另一種是將中華傳統文化照單全收。這兩種認識都是片面的。我們應注意到，傳統代表著歷史，但現代本身也是正在行進的歷史的一部分。在馬克思看來：“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因此，二者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聯系。同時，我們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必然也包含著對其否定的理解，即任何事物都存在著“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因此對待傳統文化應有選擇地繼承。對于當下中國社會而言，我們應從兩個方面來理解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的關系。一方面，應堅持現代化的基本取向。雖然現代化有種種弊端，但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它是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而且從全球范圍來看，現代化是人類發展的普遍趨勢。另一方面，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吸納傳統文化智慧，使其成為現代化發展的推動力。比如，可以用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理念中和現代工業文明之偏頗，以及以傳統文化中的“知足常樂”“中規中矩”等觀念來調和城市文化中的浮躁和喧囂。
其二，要大力挖掘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對待傳統文化不能只是簡單地保護，更重要的是挖掘其內在價值，使其重新融入人們的現實生活場域中。首先，要挖掘傳統文化的治理價值。傳統文化中的“規則文化”，是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資源。這類“規則文化”規范著人們的觀念與行為，維系著共同體的秩序認同。對此，我們可以對這些傳統的“規則文化”進行有效挖掘。例如“禮”和“孝”是傳統社會治理的重要依據，可對以“禮孝”為代表的規則文化進行合理揚棄，摒除封建禮教部分，繼承發揚優良治理傳統。同時，我們也可以將依法治國思想植入傳統規則文化當中，援法入禮，習禮成俗，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法理與情理交融、傳統禮治與現代法治的轉型與創新。其次，挖掘傳統文化的審美價值。從歷史維度看，琴棋書畫、詩香茶花皆是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其中蘊含著人們的審美意識和生命態度。而這些傳統在當代社會并未過時，甚至仍能發揮重要價值。比如，在許多城市中廣泛分布的民俗街，便布滿了傳統元素的痕跡。這些傳統元素展現于現代都市文化空間中不僅不顯得“土氣”，反而產生了某種后現代的藝術意味。最后，要挖掘傳統文化的經濟價值。隨著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對當今飛速發展的“現代化”與“城市化”有一種“強烈生命體驗”，有一種“文化身份模糊”以及“被放逐的巨大失落和酸楚”，進而對于鄉愁的內在訴求日益強烈，這也為鄉愁經濟的發展創設了空間。發展鄉愁經濟不僅能夠滿足現代人的鄉愁情思，也能夠為傳統文化注入發展活力，增強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文化自信心，進而促進人們主動參與到傳統文化復興中來。
（三）傳統價值觀念的現代重構
傳統價值觀念是現代價值體系的起點和來源。對待傳統價值觀念不應一味否定，而應有選擇地從傳統價值觀念中汲取養分，尋找傳統價值觀念和現代價值理念的結合點，從而為現代價值體系的構建提供更為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根基。
一是大力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傳統美德是指能夠在我們民族發展中起到積極促進作用的道德文化，它對現代社會中產生的一些道德觀念有著糾偏糾錯、正本清源的作用。例如，中華傳統美德中的“重義輕利、克勤克儉”等對于當前社會中的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傾向均具有調和作用。對于這些能夠調和現代社會矛盾的傳統道德，我們應當大力弘揚。具體而言，可通過整合道德教育資源，在校園開設傳統道德教育選修課程，在社區（村莊）開展“道德模范評比、文明家庭創建”等系列活動，由此在全社會營造道德氛圍。此外，可以通過挖掘傳統道德資源，培育現代道德精神。挖掘傳統道德資源就是要重新發掘長久以來形成的價值理念，如“忠、孝、禮、義、信”等，以此喚醒人們同理同心、守望相助的歷史記憶，促使其減少功利行為，并主動參與到社會公共建設中來。
二是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構社會道德評價體系。現代社會中的道德弱化一方面源于傳統道德評價體系的實質“解構”，另一方面源于現代道德評價體系尚未真正“建構”。對此，我們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現代社會道德評價體系。其一，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人們形成正確的道德觀念。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的日益多樣化，面對這種多樣化甚至相互沖突的價值觀念，人們的精神世界受到極大沖擊。為此，建構現代社會道德評價體系必須強調指導思想與主導價值的一元性，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正是對當下社會多元價值觀無序狀態的有機整合與體系重構。其二，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改造傳統道德價值理念。傳統的道德體系是以私人關系為基礎的，以至出現“私”大于“公”的價值取向，這與傳統中國“熟人社會”的性質和血緣宗法制度密不可分。但必須看到，現代社會已經從傳統的血緣宗法母體中脫離出來，進入了現代性極高的“陌生人社會”。隨著社會性質的轉變，道德評價標準也應相應發生轉變。對此，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體，強化社會公德的重要性，引導人們突破傳統道德思維的束縛，實現傳統倫理道德的現代轉化與重構。
（作者黃振華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中國農村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常飛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中國農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理論月刊》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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