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自2013年黨中央將“人”確立為城鎮化的核心以來，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已經走過了十年的發展歷程。這十年，人的城鎮化建設創造了歷史性成就，“四化同步”建設取得了重要突破，城鎮化空間布局持續優化，綠色轉型邁出了堅實步伐，文化建設成為城市更新的重點，開創了一條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進入了城鎮中國時代。2035年能否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未來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及其質量。充分借鑒過去十年的成功經驗，由此可提出未來中國城鎮化建設的基本方向：一是堅持以人為本，充分發揮城鎮化的共同富裕效應；二是推進“四化同步”，著力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三是因時因地制宜，抓住優化城鎮化空間布局的窗口期；四是加快綠色發展，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五是在推進文化城鎮化進程中，進一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關鍵詞] 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中國道路；社會主義現代化
一、引 言
馬克思指出：“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1](P131)“鄉村城市化”一方面使人類社會突破了前現代化時期的地域局限性和堅固的舊生產方式，從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也帶來城市發展的繼發性問題和反思現代性困境的空間。這突出表現在，現代城市的建構以物的依賴關系為基礎，不僅把自然作為支配、控制和征服的對象，而且把人的物質生活格式化為“屈從于分工、屈從于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2](P556)，導致現代社會陷入人與人對立、人與自然對立、人與自身對立的全面危機。“鄉村城市化”在這里呈現的兩種不同景觀，既反映了現代性批判的自覺意識，也包含著實現文明變革的某種想象。在這一意義上，城市化或者說城鎮化模式的選擇從根本上說是人類社會需要一個什么樣現代化的發展命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鎮化道路同樣經歷了曲折的探索歷程。改革開放之初，面對生產力水平低下挑戰，借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鍛造，以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為核心的改革開放進程打開城市大門，大批農民涌入城市務工。伴隨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勞動力與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極大激活了中國經濟活力。1978—2012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規模從1.72億增長至7.19億，城鎮化率從17.9%上升至53.1%，城市數量由193座增加到657座；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71元增長至16510元，按可比價計算相當于每十年翻一番。改革開放帶來的人口流動通過市場化改革釋放了大量的人口紅利，借助中國經濟奇跡，反哺于民的財富增量為以生產要素為核心的“物”的城鎮化模式贏得了一定時期的合法性。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三期疊加”的階段性特征使依賴于經濟高速增長解決社會矛盾的傳統城鎮化模式難以為繼。過去被遮蔽的一些問題集中暴露出來：發展方式粗放，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市民化滯后，城鄉分割嚴重等等。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高達53%，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這意味著有2億多的進城農民工面臨著無法享受均等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的“玻璃門”現象。除此以外，還存在基本民生保障制度“碎片化”，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 “撒胡椒面”式投資等問題。黨和國家意識到，“粗放擴張、人地失衡、舉債度日、破壞環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相反，“如果城鎮化目標正確、方向對頭，能走出一條新路，將有利于釋放內需巨大潛力，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經濟和生態環境也將從中受益”。[3](P590)在這一背景下，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越來越取得社會共識并上升為國家意志。
自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將“人”確立為城鎮化的核心和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解決好人的問題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以來，[3](P593-P594)我國城鎮化道路由過去重視“量”的增長開始轉向關注“質”的提升。《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要“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2021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新型城鎮化作為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舉措。2022年黨的二十大明確把新型城鎮化作為“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強調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4](P32)至此，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已經走過了十年的發展歷程。
相比以生產要素為核心的“物”的城鎮化，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無疑具有更為豐富的理論內涵和實踐樣態。站在新的歷史方位，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進展，分析未來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進路，不僅有利于我們掌握歷史主動，增強道路自信，也有利于推動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诖耍疚膶⒃诳偨Y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十年進展基礎上，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具體分析下一階段新型城鎮化應當如何展開以及需要完成什么樣的歷史任務，以期為未來中國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借鑒。
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十年進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人為核心、以提高質量為導向的城鎮化建設不斷向縱深挺進，走出了一條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
（一）人的城鎮化建設創造歷史性成就
長期以來，我國以經濟增長為基礎的晉升錦標賽模式，導致地方政府行為服從這樣一種“政治理性”：重視經濟增長和輕視公共服務。“物”的城鎮化是這種政治理性的產物，具體表現為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市民化滯后于人口城鎮化。據統計，2006—2012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年均增長率高達5.18%，遠遠快于城區人口規模的年均增長率（1.77%），土地城鎮化速度相當于人口城鎮化速度的3倍。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新型城鎮化把人口作為發展的核心要素。2013—2020年，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快速下降趨勢得到了有效遏制，土地擴張速度與城市人口增速之比下降至1.61，說明過去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的現象得到了明顯改善，新型城鎮化有效扭轉了過去“攤大餅”的粗放增長模式（見表1）。
忽視基本公共服務是傳統城鎮化模式的另一問題。由于公共服務支出與經濟增長存在負向因果關系，[5]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抑制了地方政府作為的積極性，加之財權與事權分配失衡，導致市民化長期滯后于城鎮化。2013年，黨中央首提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就是要求“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3](P592)新時代以來，隨著城鄉分割二元體制向城鄉一體化方向演進，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財稅金融制度等改革持續利好市民化進程。過去十年，我國逐步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順利實現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居住證制度全面實施有效保障了1.1億未落戶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期間累計改造城鎮棚戶區約4000萬套，城鎮老舊小區惠及居民2000多萬戶；截至2022年底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13.6億人，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超過9000萬人，織就了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網。這些事實表明，過去十年我國在人的城鎮化建設上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與成就。
（二）“四化同步”建設取重要突破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突破50%關口，達到51.8%，正式步入城鎮中國時代。然而，受傳統粗放型城鎮化模式影響，隨著城鎮化水平提高，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之間發展不協調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具體表現在：（1）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2012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與工業化率（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的比值為1.17，低于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1.4—2.5），說明工業化并沒有完全帶動城鎮人口集聚，城鎮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不相匹配，兩者關系尚未理順。（2）城鎮化與信息化融合不夠。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達到53.1%，然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電子政務發展指數排名全球第78位，互聯網普及率僅為42.1%，信息化建設顯著滯后于城鎮化。（3）城鎮化反哺農業現代化有限。一方面，土地城鎮化無序擴張導致農業發展面臨耕地占優補劣問題；另一方面，市民化滯后導致人口城鎮化對農村土地集約經營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進城的農民工由于缺乏充足的生活保障因而害怕失去集體資產的收益權，不愿放棄土地。直到2010年，我國土地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土地總面積比例仍不足1/8，農業勞動生產率亦始終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化同步”成為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內容。在四者關系上，新型城鎮化作為載體和平臺，承載著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空間，帶動農業現代化加快發展；反過來，工業化作為主動力，信息化作為融合器，農業現代化作為根本支撐，推動新型城鎮化取得高質量發展[3](P612)（見圖1）。過去十年“四化同步”發展成效包括：（1）城鎮化與工業化實現協調發展。2021年，全國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4.7%，與工業化率的比值為1.64，處于合理區間，說明兩者關系實現了均衡發展。這主要得益于新型城鎮化道路堅持以人為核心，改變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努力構建“產城人融合”模式，從而提高了對農村人口的吸納能力。（2）城鎮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自2014年國家出臺《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來，以數字與城市深度融合為特征的城鎮數字化轉型持續推進。 截至2022年6月，全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74.4％，累計建成5G基站185萬個，全面實現了“縣縣通5G”，城市治理現代化得到極大發展。此外，數字經濟深刻影響城市發展，涌現出平臺產業（如阿里云）、互聯網醫療（如平安好醫生）、在線辦公（如騰訊會議）、無人經濟（如菜鳥驛站無人倉儲）、共享經濟（如共享單車）。2020年全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2萬億美元，數字經濟滲透率達到23%。[6]（3）城鎮化與農業發展的不平衡趨勢逐漸好轉。2021年全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比22.9%，土地流轉面積達到5.32億畝（比2009年接近翻兩番），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72.03%。農業機械化的深刻歷史變革，是工業化與城鎮化對傳統農業“再造”的結果，是城鄉社會結構深層調整的表現。[7]隨著農業機械化步入高級發展階段，全國農業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2022年平均每位農民農業生產增加值有望達到6600美元，相當于2012年的兩倍。
（三）城鎮化空間布局持續優化
空間發展不平衡是新型城鎮化著力解決的問題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空間格局與形態分布得到持續優化，取得了以下進展：
第一，東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失調現象得到扭轉，區域發展更加協調。2010—2020年，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城鎮化率分別從60%、44%和41%上升至71%、59%和57%，整體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同時各地區城鎮化率差異明顯縮小。期間，全國各省份城鎮化率的標準差從14.7下降至11.1，[8]說明各省份的城鎮化建設差距進一步縮小。從農民工構成來看，2013—2021年全國外出農民工人口僅增加562萬人，漲幅不到5%，說明縣城對流動人口就業的吸納能力有所增強。特別是，外出農民工的跨省流動比例明顯下降，省內流動的外出農民工人口同期增長1175萬人，遠超562萬人的全部增量，說明跨省外出的農民工不僅回流，而且新增的外出農民工也傾向于省內就業。這一現象在中部和西部的地區反映得最為明顯，為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勞動力資源基礎（見表2）。
第二，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鎮化空間格局基本形成。2020年，我國19個城市群的空間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規模約11.5億人，創造的地區生產總值高達90萬億元，相當于以1/3的國土面積承載全國八成以上人口，產出近90%的國內生產總值，說明城市群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體空間形態，已經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格局。其中，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國際競爭力明顯提高，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合的主要陣地，特別是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體量約占全國1/4（與印度相當），業已成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此外，“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格局已基本形成，經濟帶內部以及經濟帶之間的發展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人口與經濟分布的匹配程度明顯提高。[9]
第三，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空間格局初步形成。過去十年，我國在解決城鄉要素流動的體制性障礙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比如，將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加強城市工商社會資本下鄉，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入股等方式參與城中村改造，等等。隨著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和農村改革持續發力，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也在縮小。202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8931元，比2012年增長126.7%，顯著高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期增速（96.5%），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2.88下降至2.50。
（四）城鎮化的綠色轉型邁出堅實步伐
傳統粗放型城鎮化維系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力面臨嚴峻考驗。基于此，新型城鎮化建設強調“把生態文明全面融入城鎮化進程”，“集約節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強化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10]從圖2可以看出，黨的十八大是我國從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的一個重要節點。黨的十八大以來：（1）我國森林覆蓋率（占土地面積比重）繼續保持上升態勢，2020年達到23.04%，遠超2014年《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總體方案》目標；（2）我國淡水資源消耗占可利用淡水資源的比重呈“倒U型”下降、可再生能源消耗占總消耗能源的比重呈“U型”上升、碳強度（Carbon Intensity，這里以每消耗1Kg石油排放的CO2衡量）呈“倒U型”下降，資源利用效率提升顯著。難得的是，這些指標的改進是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推進背景下實現的。這說明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已經邁入了綠色轉型的生態文明階段，綠色發展、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確實迎來了重要的拐點。
（五）文化建設成為城市更新的重點
傳統模式的城鎮化進程對文化建設的忽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粗暴的方式對待鄉村文化，企圖通過移植城市特征來完成對鄉村社會的改造；二是城市公共生活空間建設“千城一面”，城市文化淪為工商業的附屬品，單一化城市規劃思路嚴重消解了城市文化生活的豐富可能性。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生產力對推動城鎮化轉型發展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成為城市更新的重點。一方面，鄉村文化資源得到了更好的開發與保護。例如，2000年、2010年和2020年，我國自然村數量分別為363萬個、273萬個和236萬個，2000—2010年減少90萬個，2010—2020年減少37萬個，自然村落消失速度得到明顯遏制；再如，2014年肇始于浙江、此后迅疾向全國推廣的“特色小鎮”模式通過“地方性”再造，傳承歷史文脈和保護民族特色的同時集聚增長要素，有效推動了城鎮化創新發展；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生產和消費的多樣性得到極大激活。除了歷史景觀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文化生態與舊城改造和新城開發更加協調以外，新興文化消費市場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比如，“文化創意+農業”的融合發展模式催生出“玻璃西瓜”、“刻字壽桃”等高附加值的文創產品；再如，從“賽博空間”、虛擬世界再到“元宇宙”，數字文化生產“異軍突起”，深刻改變了文化消費的場域，成為城市文化產業的新增長極。
三、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遠景展望
從現在到2035年，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由于我國已進入城鎮中國時代，現代化建設能否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將很大程度取決于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水平及其質量，因此，未來我國城鎮化規劃必須服務于2035年遠景目標安排?？傮w上看，中國需要在過去十年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堅持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見表3）。
（一）堅持以人為本，充分發揮城鎮化的共同富裕效應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的最大期待。根據國家規劃，2035年共同富裕需要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相當于在2020年基礎上翻一番，達到2—2.5萬美元。一般認為，經濟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因素決定。我國面臨的形勢是：（1）預計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將在2035年甚至更早達到20%，提前步入超級老齡化社會，屆時勞動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不斷下降甚至轉為負面沖擊；（2）隨著資本存量持續增長，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會削弱資本對經濟的拉動作用，2013年至今資本形成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始終比消費貢獻低約20個百分點。因此，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將是提高未來我國潛在產出的關鍵。
筆者認為，未來影響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走勢的核心變量有兩個：一是技術創新，二是人口城鎮化。但目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還充滿不確定性，相反，國家規劃對城鎮化建設則具有顯然和直接的影響。有研究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各生產要素變化規律設定我國經濟走勢，其樂觀結果是2035年我國的人均GDP只能達到2.2萬美元（悲觀結果是1.4萬美元）。[11]在相同發展階段上，中國與這些少數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相比，最大的差異就在于人口城鎮化水平。202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2萬美元，在相同產出水平上，韓國與日本的城鎮化率分別比我國高出12.8%和5.6%。人均GDP從1.2萬美元向2萬美元跨越的過程中，韓日兩國的城鎮化潛力十分有限，韓國10年時間僅提升3.5%，日本14年時間僅提升6.1%。對中國來說，如果每年以接近于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城鎮化水平，那么到2035年將達到75%，而這一水平仍然要低于2004年的韓國（81.0%）和1982年的日本（76.4%）。因此，對中國來說，未來一段時期城鎮化的潛力仍然十分充足（見圖3）。
城鎮化建設的共同富裕效應表現為兩點：一是“共同”效應，城鎮化是促進農業人口轉移和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主要途徑。二是“富?！毙?，城鎮化率提高的過程既是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的過程，也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的過程，因而會拉動經濟增長。有測算顯示，僅僅由于城鎮化率的提高，2030年和2035年居民消費需求將分別凈增2萬億元和4萬億元。[12]但這個消費需求能否順利變現，不僅取決于城鎮化的水平，還取決于城鎮化的建設質量。正如前文所述，隨著城鎮化不斷推進，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持續縮小。然而，我國城鎮化帶來的城鄉收入分配改善狀況并沒有實現預期程度的居民消費水平提升。自1994年全國取消戶籍制度與糧食供應制度的掛鉤關系、迎來新一輪“鄉—城”人口遷移流動浪潮以來，我國家庭消費支出份額并未實現預期幅度的增長。這可以從1995—2019年我國家庭消費份額從49.8%下降至38.8%的現象中得到印證（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學界對中國消費不足現象的一個普遍解釋是農民工消費信心不足使其儲蓄意愿更強，導致城鎮化進程中的消費需求沒能得到相應提振。[13]因此，要提高未來我國的經濟潛在增長率，必須協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這不僅事關城鎮化質量，而且關系到2035年遠景目標能否順利實現。
那么，未來我國的城鎮化率目標如何設定合適呢？筆者認為，2035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75%比較合理。預計2035年中國人口為13.5億，要實現75%目標，2021—2035年“鄉—城”凈轉移人口需要達到1.35億人，相當于年均轉移超過800萬人。這里不設定2035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目標，原因是隨著戶籍制度改革深化，2035年以前應當逐步剝離與戶籍掛鉤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權益，還原戶籍制度的人口登記功能。考慮到2020年全國還有2.61億城鎮常住人口未取得城鎮戶籍身份，相當于2021—2035年全國需要實現近4億人口的市民化。面對每年2600萬體量人口的市民化任務，未來工作應遵循存量式改革和增量式改革并舉的原則。一方面消化吸收已在城鎮定居、落戶意愿較高且與城鎮融入較好的這部分存量人口；另一方面以縣域為載體，漸進實現其余農村剩余人口的城鎮化。
（二）推進“四化同步”，著力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隨著“鄉—城”人口大規模轉移，未來中國將面臨如下經濟社會形勢：（1）城市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建設要求更加復雜。消除絕對貧困之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促進低收入人口增收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兩個基本政策路徑。預計未來1億“鄉—城”轉移人口屬于這兩類政策群體。由于中等收入群體和低收入人口的人力資本特征差異較大，因而就業結構特征也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途徑主要是抓住后工業化階段的產業轉型升級紅利，促進低收入人口增收則需要依靠工業化階段的非農產業就業。這要求我國建立同時滿足兩個政策路徑的經濟體系，而不能簡單遵循經濟結構遞進演變的循序規則。（2）農村第一產業升級需求更加迫切。預計2021—2035年“鄉—城”轉移人口的70%屬于勞動年齡人口（約9500萬人），期間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將不斷邁向35%，倒逼農業生產現代化加速和調整鄉村一二三產業結構。因此，未來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必須緊密結合城鎮化進程及其對城鄉人口特征的影響。具體來說：
一是工業轉型升級要滿足“產城人”融合發展要求。自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長值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以來，這一趨勢還在繼續，表明我國產業結構正在持續優化，但也要注意產業轉型升級可能會擴大貧富差距的風險，同時也要重視第二產業對中西部地區低收入人口的吸納功能。雖然目前我國農民工就業結構呈現出第二產業比重下降、第三產業比重上升趨勢，但從職業類型來看，制造業和建筑業對農民工的就業容納能力仍然占到二分之一左右（見表4）。預計隨著我國推進新型工業化，到2035年全國第二產業比重將下調至30%左右，但中西部地區可以比整體水平高出5—10個百分點。在此過程中，一是要引導制造業與服務業形成資本良性循環，避免經濟發展“脫實向虛”；二是要創造條件，促成東部沿海地區有市場、有效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先向中西部地區（而非海外）轉移。
二是要發揮信息化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積極作用。2035年，我國要實現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意味著屆時中等收入群體要占到60%，相當于到時中等收入群體要從當前的4億增長至8億。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合理引導數字經濟對就業生態的變革，通過數字技術革命派生更多就業機會。根據“全部就業人數=GDP/全員勞動生產率”公式：（1）2020年全國數字經濟規模為3.2萬億美元，從業人口約為2億，[6]勞動生產率為1.6萬美元/人，如果2021—2035年數字經濟從業人口的勞動生產率保持6%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態勢，預計2035年勞動生產率將達到4萬美元/人；（2）按線性趨勢進行擬合，2035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至少會達到16萬億美元（實際情況可能更符合指數型增長，這里的測算由于相對保守因而是可實現的）；（3）這意味著2035年數字經濟有望容納4億人口就業，比2020年數字經濟就業容量翻一番，無疑對中等收入群體翻番目標的實現具有促進作用。
三是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與集約化發展，以適應農村人口衰退趨勢，確保糧食安全，力爭到2035年把我國建成世界農業生產大國和農業產業化發展強國。2020年，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規模為1.8億人（占全國就業人口的23.6%），第一產業附加值為1.1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的7.7%），勞動生產率為6215美元/人。預計2035年全國GDP要比2020年翻一番，達到30萬億美元；第一產業附加值占比約降1/2，達到4%。這意味著2021—2035年，我國第一產業附加值將始終維持在1.1—1.2萬億美元，根據“GDP=全部就業人數×全員勞動生產率”公式，在第一產業附加值恒定情況下，未來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規模調整與勞動生產率變化將相互影響。如果2035年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翻一番，達到1.2萬美元/人，屆時第一產業就業人口規模則為1億左右。考慮到2020年這一水平為1.8億人，而預計2021—2035年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將凈遷出9500萬人，所以2035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必須高于翻一番目標，筆者認為至少需要達到1.5萬美元/人（相當于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規模最多不超過8000萬人，即至少比2020年減少1億規模）。因此，農業現代化戰略必須提前做好部署規劃。
（三）因時因地制宜，抓住優化城鎮化空間布局的窗口期
到2035年需要實現的4億人口市民化目標不是要均勻地分配給全國各地。相反，這4億體量“新”城鎮人口的空間布局將從根本上決定未來我國的區域協同發展狀況。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空間分布格局一旦形成，往往會由于人們的家庭、工作和社會關系的穩定化而相對固定下來。因此，2035年以前是優化城鎮化空間布局和形態的窗口期，此后，再行干預的成本和難度都會大大增加。問題在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自然資源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社會轉型階段各不相同，這使得統一預測和規劃各地的人口城鎮化水平成為一項頗具挑戰的工作。
這一論斷可以從學理層面得到澄清。我國人口城鎮化速度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一是內生增長，即城鄉人口自然增長速度差異；二是“鄉—城”遷移增長，即農村人口凈流入城市的規模。目前，全國各地城鄉人口死亡水平的差異相對較小，因而城鎮化水平主要由生育變量和遷移變量決定。這樣，可以給出一個符合21世紀中國情況的三個階段概括：階段Ⅰ，由于城市人口的婚育模式轉變快于農村，因此在農村人口占比較高的情況下，城市人口自然增長速度要慢于農村，人口城鎮化主要由遷移增長主導；階段Ⅱ，隨著城市人口占比顯著高于農村，即使婚育意愿稍低于農村，也會由于育齡人口基數更大而導致城市內生人口增長快于農村，此時內生增長和遷移增長共同發揮作用；階段Ⅲ，人口增長勢頭逆轉，農村剩余人口基本見底，內生增長和遷移增長潛能基本釋放，人口城鎮化水平接近邊界或相對停滯。
從整體上看，本世紀中葉以前我國將始終處于人口城鎮化的第II階段，內生增長和遷移增長均為正向作用，2035年和2050年城鎮化率預計分別達到75%和80%。但全國各地的情況，則差異十分懸殊。譬如，2020年，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85%，接近見頂水平，處在第Ⅲ階段；而西藏和云南的城鎮化率則分別僅有35%和50%，仍然處于第I階段。對于處于第Ⅲ階段的省份和城市而言，遷移增長勢能為正、內生增長勢能為負，遷移增長對城鎮化率的提升作用會被部分地抵消。這啟示我們不能超出或者忽視人口城鎮化的階段性特征進行規劃?；谶@一原因，這里不設定面向2035年全國各地區、省、市的城鎮化率目標。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全國城鎮化空間布局無需作為。相反，2020年胡煥庸線東南半壁以占全國43%的國土面積，集中了全國94%的人口和95%的經濟體量，全國人口密度超過1000人/km2的地級單元全部位于胡煥庸線東南側。[14]這表明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建設仍然存在較大空間，實際工作需要根據當地人口城鎮化的階段性特征做出具體部署和規劃。
（四）加快綠色發展，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
隨著城鎮化水平持續提高，2030年前后我國將迎來城鎮人口峰值和碳排放峰值“雙峰疊加”時期。這一判斷依據是：（1）我國人口即將進入負增長階段，由于2030年以前全國人口城鎮化速度仍然較快，預計城鎮人口規模將持續增長至2030年左右，達到10—10.5億峰值，此后由于人口城鎮化速度趨緩而全國人口規模保持下降態勢，因此正負抵消，2031—2050年城鎮人口規模將始終維持在10—10.5億，繼而再轉向負增長。（2）中國承諾在2030年前，全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達到峰值。目前已經歷碳達峰的31個國家，它們實現碳達峰時的城鎮化率均值為74.5%，人均GDP均值為3.2萬美元，人均碳排放均值為12.5噸。[15]預計2030年我國實現碳達峰的參數約束將是城鎮化率接近75%，人均GDP接近2萬美元，人均碳排放不超過10萬噸。因此，比照國際經驗來看，我國2030年碳達峰的目標是可實現的?；凇半p峰疊加”的判斷，從現在到2035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規劃城鎮化的綠色轉型工作：
第一階段（現在—2030年）是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攻堅期。由于城鎮人口的持續增長必然會一定程度增加碳排放的減排難度，因此，到2030年城鎮化建設要爭取完成綠色轉型：一要建立健全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碳排放增量與人口城鎮化掛鉤機制。城鎮化過程中的建筑和交通模式一旦形成，就容易固化，屆時再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降低碳排放量就要相對困難。二要提高碳排放的減排效率，創新發展綠色技術，推進城市綠色更新和存量改造，減少農業、工業生產過程中的土地資源、水資源的投入冗余和非期望產出。三要有序疏解生態環境脆弱地區人口密度，鞏固當前取得的退耕還林成果，最大限度提高森林覆蓋率。
第二階段（2031—2035年）是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鞏固期。碳達峰目標有利于形成生態文明建設的倒逼機制，但同時也要警惕2030年峰值目標實現之后的反彈性風險。由于2031—2035年城鎮人口規模基本穩定，因而具備了鞏固碳達峰和邁向碳中和的基礎人口條件。這一階段的工作重點是確保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基本定型，生態環境實現根本好轉，以煥然一新的生態面貌迎接2035年。
（五）在文化城鎮化進程中，進一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黨的二十大把中國式現代化規定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將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精神文明作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另一維度，同樣不能落后。因此，未來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更加重視文化維度的建構。
一是城鎮化要最大限度地保護傳統村落文化。傳統村落文化的瓦解雖然是某種意義上人口城鎮化帶來文化載體流失的必然結果，但如果對這種失衡的文化生態加以保護，就可以一定程度保有村落文化的生機與活力。即使到2050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80%（接近于見頂水平），預計仍有1.2億多的人口居住在農村。這意味著保護傳統村落文化不僅可能，而且必要。從現在開始要進一步增強村落自組織文化能力，必要時通過國家介入來激活地方性內生文化資源，讓踩高蹺、劃龍船、看花燈、聽大戲、耍雜技、逛廟會的豐富傳統文化樣式延續下來。
二是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基因，提升城市文化建設的包容性。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構包括兩個維度：一是物質形態的建構，二是精神形態的建構。在物質形態建構方面，承載城市記憶的老城街巷在新城改造中正漸漸消失，保護城市記憶需要更多的努力?？梢詫W習《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做法，甄選和制定《中國老城街巷名錄》。2022年北京公布的《首都功能核心區傳統地名保護名錄（街巷胡同類 第一批）》是一個好的開端。在精神形態建構方面，目前未落戶的2.6億城鎮常住人口和到2035年以前將新增的1.35億城鎮人口，他們的精神需求不可能與當下6.4億的城鎮戶籍人口完全相同，因此城鎮化的推進需要實現不同群體與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之間的互動互融，增強城市文化建設的包容性。
三是激活小城鎮在城鄉發展和文化傳承中的銜接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鎮化，目的就是促進城鄉融合。”。[16](P45)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我國城市、鎮和鄉村的人口規模分別達到5.8億、3.2億和5.1億，其中鎮吸納了全國22.7%的人口分布，并且銜接著城市和鄉村兩頭近11億的人口，地位可謂舉足輕重。小城鎮既蘊藏有優秀傳統文化因子，又有足以引導塑造未來文明聚落形態的重要潛力。[17]激活小城鎮功能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傳統功能，有利于在高質量發展中更好地守望鄉愁和實現文化傳承。未來需要以縣城為載體協同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努力使之成為城鄉文化建設和創新發展的重要抓手。
四、結 語
對中國來說，傳統城鎮化模式有其特定歷史階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已經不能滿足新發展階段的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人為核心、以發展質量為導向的城鎮化建設進程中，我國深刻改變了過去市民化滯后于城鎮化、城鎮化與現代經濟體系建設要求不匹配、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人與自然不協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統一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走出了一條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發揚過去十年非凡歷程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一是堅持“以人為本”，助力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二是堅持“四化同步”，加快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三是堅持“優化布局”，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四是堅持“生態文明”，推動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五是堅持“文化傳承”，在文化城鎮化進程中進一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總之，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中，新型城鎮化建設將擔負著更加艱巨的歷史重任，也必將在擎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藍圖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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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安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研究中心副主任；作者林進龍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學刊》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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