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與工業化是世界歷史上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產業結構和城鄉形態，構成了現代社會生產生活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中國式現代化也同樣以城鎮化和工業化為核心內容之一，但呈現出諸多與世界各國現代化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有些是過程性的現象層面的，有些是永久性的本質層面的。當前，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過程還沒有完成，許多形態還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因此，我們要認清其中具有本質性的特征，透過現象看本質，既不能以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對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特征和趨勢做教條式的判斷，也不能將此過程中一些獨特的現象、形態、特征簡單地看作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城鄉融合發展”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和工業化特色，指在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城市和農村之間始終呈現出復雜的交融發展的關系，農業、農村、農民構成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基礎和主力，城市和工業又表現出對鄉村的反哺和依賴的特征，與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城鄉間的對立、沖突和替代的關系很不相同。本文采用社會學視角對城鎮化過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現象進行分析，從兩個看似表面性、暫時性的中國現象來透視其中所蘊含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意涵。
一、縣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位置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和城鎮化浪潮發端于鄉鎮企業和城鎮，這是特殊的歷史和制度條件的產物。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縣域經濟的地位并沒有明顯的下降，一直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位置，在東部沿海地區尤其如此。根據《中國縣域統計年鑒》，以最為發達的東部粵、閩、浙、蘇、魯五省為例，從2000年到2020年二十年間，縣域制造業產值在全省制造業中一直保持著相當大的比重。五省中廣東最低，占三分之一左右，這與廣東省的區劃調整有關。另外四省的比重普遍保持在50%以上，近年來浙江在三分之二（66%）左右，而江蘇則上升到70%。
學術界的一般認識是，鄉鎮企業衰落后，中國制造業有一個向沿海大城市集中的過程。從實際進程來看，向沿海集中是事實，向大城市集中則是有限度的，有相當大一部分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都留在縣域范圍。這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中國地方政府間以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的“地方競爭”模式的影響。鄉鎮企業衰落轉制后有個“集中”的過程，大部分鄉鎮企業離開村莊，向鄉鎮和縣城工業園區集中，并非向縣以上的市集中；把好的企業留在當地是中國政府間“橫向競爭”的一個重要內容。二是城市的工業企業發展有一個較顯著的“反縱向一體化”的過程，即將其一部分生產環節和配件用拆分的方式外包給地方企業，而非建立巨無霸式的企業。這種“拆分外包”形式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跨越城鄉的產業分工體系。最中心的企業總部和研發部門位于中心城市，重要的配件或外圍產業鏈則向縣域和鄉鎮、農村延伸。很多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環節分布在城鄉之間的區域，最外圍的如“來料加工”則以包買制組織的方式延伸到農村居民的家庭和家庭作坊之中。縣、鄉、村和農民家庭在很多地區構成了看不見廠房和總部的企業生產基地。
縣域社會與中國工業經濟發展的關系是一個長期討論的話題。從當年鄉鎮企業的研究成果來看，大多數國外學者將鄉鎮企業的繁榮歸因于市場和外部環境因素，而中國本土的學者尤其是北大社會學的鄉鎮企業案例研究則將其歸因于本土因素，也就是說，鄉鎮企業的產權和內部、外部的經營方式與鄉土社會有著很強的契合性。鄉鎮企業轉制后，私有產權的民營企業與地方社會有更好的契合性，這種契合性被一些社會學家表述為中國工業的“鄉緣”。“鄉緣”由極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親緣、地緣、業緣和政緣等組成，用中國特色的“關系信任”替代“制度信任”，有所謂的“信任時間差”的優勢，在一定條件下能起到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這種信任不只存在于企業家之間，還存在于企業和工人之間、企業與地方政府干部之間、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信任作為人際“平臺”，可以進行各種資源的“拆借”。這是一種很強的文化和社會資源，盡管也存在一些負面的弊病，但是它賦予了中國的工業化與地方社會資源之間如魚水般的親和性，這可能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素之一。從縱向上來看，這種資源在縣域及以下最為豐富，這可能也是縣域經濟始終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從橫向上來看，一個地區的產業發達程度與這種資源的“濃度”和“厚度”也有關系，只是更加復雜，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城鄉融合的縣域經濟是城鎮化的根據地和大后方
從世界歷史的城鎮化進程來看，大規模且持續的人口流動是中國城鎮化的最大特色之一。中國的流動人口從20世紀90年代的幾百萬、上千萬到2020年已經超過三億，是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從西方現代化的理論來看，這是不穩定因素，但是從中國的實踐來看，這既是一個保持經濟活力的因素，又是一個社會穩定因素，而且會延續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農民外出打工有如城里人外出上班，只是在空間上、時間上更加延伸、撐開了。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發展，隨著流動家庭人口生命歷程和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已經呈現出“流動有序、進退有據”的流動格局，形成了一些時間和空間上的規律。流動仍然借助于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連帶如“鄉緣”，這種鄉緣不僅是流動的組織力量，也是流動的穩定力量。一個流動在外的人，村里的紅白喜事請客送禮都參與，就像風箏牽著線一樣，與遠方的村莊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從家庭的角度看，這些規律和每個家庭結婚、生子、上學、養老的規律聯系在一起，相當大比例的農民工都是“少小離家老大回”。他們回到的“家”并不一定是村莊里的家，很多都是在縣域范圍內比如縣城里的“家”。“家”的含義對于流動人口來說非常復雜，他們“兩棲”“三棲”于村莊、縣城和打工地，他們的家“撐開”在城鄉之間。這涉及中國未來的城鄉形態，也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國式現代化是“人民”的現代化，流動人口最能反映這一點。
縣域內的城鄉融合發展正是要為流動人口打造未來的“家園”。宜居宜業是縣域城鄉融合的主要內容，這也決定著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未來走向。城鄉融合發展的道路如何走，取決于對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特征的深刻認識。具體到這個問題上，是對流動人口流動現狀和規律的認識。在中西部地區，流動人口的回家，往往是因為有家庭使命，并不一定是因為家鄉有更好的就業機會。家庭使命就是撫育、陪讀、看護、養老，如果家鄉縣域內有適宜的產業，則能同時滿足宜居宜業的要求。就中西部地區而言，縣域經濟最重要的是人氣，人氣的關鍵可能首先不是發展高科技產業、先進制造業，而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是教育、醫療、交通、住房和適合本地情況的產業。其中，宜居和宜業的關系很復雜。有了人氣，產業就容易發展，更容易招商引資。這里的關鍵認識是，就流動人口的主題而言，老了回家仍然是主流的選擇，年輕的時候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隨著年齡的增長，變成能回去就回去。縣域經濟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位置，就是大后方和根據地，所以發展縣域經濟就是建設家園。老百姓建設自己的家，就是蓋房買房專修自己的房子，而縣域經濟就是在建設和裝修一個個大家庭和大房子、大社區。由此而言，中國城鎮化道路要走得通，走出中國特色，城鄉融合、宜居宜業，城鄉之間地帶的發展是關鍵。
綜上而言，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在城鎮化方面的集中體現，在巨大規模人口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方面必將發揮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3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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