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要高度重視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但這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底線要求，不是全部主要任務。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是個系統工程，不可顧此失彼，要注意強化產業鏈供應鏈思維。通過分析巴西在保障糧食安全問題上的教訓提出：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不僅 “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還要注意這些糧源必須“自主可控”；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必須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促進工農城鄉收入差距合理化結合起來；推進農業組織結構創新要注意依托雙層經營體制發展農業，帶動小農戶合作經營、共同增收。當前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時不我待，要注意推進相關研究強化包容互動。
關鍵詞：農業強國；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大農場；小農戶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做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重大戰略部署，并在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錨定建設農業強國目標，科學謀劃和推進‘三農’工作，加強頂層設計，制定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規劃”。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就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進行了周密部署。近期國內關于農業強國建設的研究迅速升溫，但就總體而言，相關研究仍然較少，與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實踐需求存在較大差距。本文將在筆者和國內學術界前期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就農業強國建設及其關聯問題做進一步探討。
一、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底線要求
1.高度重視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
世界農業強國往往在世界農業競爭中呈現出規模化的農業比較優勢和強勢競爭力，具體表現為“一個底線”和“三強兩高”。“一個底線”，即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強，換言之，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能力強；“三強兩高”，即農業及其關聯產業創新力強、國際競爭力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強，農業現代化水平高、涉農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高。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在界定農業強國時所說的“供給保障強”，主要也是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強。筆者之前的研究顯示，現有世界農業強國有的主要依靠自身就能為實現其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提供強勁保障；有的因資源貧乏等，難以通過國內有效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但由于經濟發達和人均收入水平高，通過國際市場仍能為實現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提供強勁支撐，這些國家多屬人口小國。如在筆者篩選的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新西蘭、丹麥、荷蘭、以色列、日本等11個現有世界農業強國中，2020年谷物自給率分別為123.2%、184.8%、209.7%、104.2%、55.7%、215.7%、61.4%、112.5%、9.4%、5.8%和32.0%；低于100%的國家只有意大利、新西蘭、荷蘭、以色列和日本，其中新西蘭和以色列人口不足1000萬，荷蘭人口不足2000萬，意大利人口不足6000萬，僅有日本人口超過1億，但仍不足我國人口的1/10。因此，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我國主要依靠國際市場來實現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是行不通的。習近平總書記很早就強調，我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如果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供給出了問題，誰都不可能救我們”“只有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會大局穩定”。2022年全年，我國凈進口食用油籽9510.2萬噸，凈進口額641.1億美元，每萬噸食用油籽凈進口成本674.12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0.6%。盡管我國食用油籽高度依賴進口的格局在較長時間內難以根本改變，但據此延伸可見，如果我國糧食和重要農產品高度依賴進口，不僅多數農產品的國際貨源難以保證，而且一旦國際農產品價格上漲，也容易遭受較大的利益損失。2022年、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大力實施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工程”“加力擴種大豆油料”，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
我國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應該堅持“立足國內基本解決我國人民吃飯問題”，將穩產和保供結合起來。除印度人口與我國接近外，2021年我國年中人口數14.12億，接近世界人口排名第3~8位的美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亞、孟加拉國等6國年中人口數之和（14.25億）。因此，在我國，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首先應該在加強國內穩產保供能力上下功夫。中央早就提出“要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編制的食品價格指數，2022年全年食品價格指數及其中的谷物、植物油油脂、奶類、肉類、食糖價格指數分別為143.7、154.7、187.8、142.5、118.9和114.5，分別較上年提高14.3%、17.9%、13.9%、19.6%、10.4%和4.7% 。但同年我國國內農產品價格在總體上仍然保持平穩運行態勢，一個重要原因是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的基礎強，特別是糧食再獲豐收、畜禽生產平穩健康發展。2022年，全國農產品生產者價格總水平僅比上年上漲0.4%，其中糧食、鮮菜價格較上年漲幅均為2.8%，豬肉價格還下降6.8%；2022年末我國人口總量較上年減少85萬，首次出現負增長；2022年底優化新冠防控措施，特別是2023年1月8日新冠轉為“乙類乙管”后，即便未來仍有可能出現一兩年的人口增長，但人口總量見頂回落的大勢難以根本改變。與此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進一步深化，2022年末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總數的比重已達14.9%。人口總量見頂回落和人口老齡化深化，會對我國未來糧食和重要農產品需求總量的增長形成抑制效應；但由于人口總量的下降過程仍將是緩慢漸進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對優質農產品需求的凸顯，仍會對穩定甚至強化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能力不斷提出新要求。因此，確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仍然不可大意。
我國確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不僅需要注意“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而且必須將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主動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明顯增多；烏克蘭危機和新冠疫情余波未了，其后續影響仍待觀察；新的地緣政治沖突和極端天氣災害何時何地何種程度發生，并將如何影響全球糧食和農產品市場，進而通過國際市場的溢出效應影響到我國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況且，全球糧食或農產品市場、能源市場、農資市場、金融市場的波動，容易形成交織疊加效應。因此，全球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產業鏈供應鏈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明顯增加，給我國確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帶來了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我國掌握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主動權至關重要。對此需要警鐘長鳴，始終保持清醒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早就強調，“越是面對風險挑戰，越要穩住農業，越要確保糧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加強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要結合農業農村工作和農業強國建設，深刻悟透提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能力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2.準確把握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度”
第一，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是農業強國建設的底線要求，也可稱作“頭等大事”，但不是農業強國建設的全部主要任務，不能以此取代或沖淡其他。底線不牢，地動山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好，建設農業強國也罷，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動搖的底線要求，要注意統籌發展和安全，夯實這個底線。我國是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如果稍不留神讓這個底線失守，要建設農業強國就容易淪為空談、笑談，堅持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也容易落空，甚至會通過其溢出效應加大全球糧食不安全和經濟社會風險。但是，底線只要做牢了、夯實了即可，不需要多多益善。不能用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代替或抵消、沖淡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其他主要任務，如增強農業及其關聯產業創新力、國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和涉農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安全水平等。
第二，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是個系統工程，不可顧此失彼有所偏廢。相對而言，保障糧食安全特別是口糧絕對安全，屬于底線中的底線，又是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頭等大事”。但是，保障糧食安全或糧食穩定安全供給，并非意味著糧食產量越多越好。要統籌兼顧保障糧食穩定安全供給和保障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在夯實糧食安全底線的同時，順應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需求多樣化趨勢，抓緊做好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的文章，避免因片面、過度強調糧食安全，擠占了本應用于保障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資源配置。在此方面，不僅要注意強化系統思維，還要注意強化結構思維、歷史思維。如糧食單產水平的提高和品質的改善，有利于拿出更多更好的耕地用于保障重要經濟作物生產和穩定安全供給。在耕地總量既定的前提下，對糧食安全用力不足，固然可以拿出更多的耕地保障糧食之外的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但可能影響糧食安全這個“國之大者”。如對糧食安全用力過猛，既可能導致糧食供給過剩、價格下跌，導致今后糧食主產區特別是種糧農民利益和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積極性受到侵蝕，不利于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長期穩定；又可能加劇重要農產品生產資源配置不足和供給短缺問題，甚至推動我國重要農產品全面進口格局的形成和強化。因此，在統籌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方面，也要注意把握好“度”。
鑒于未來我國口糧需求穩中有降的趨勢，要在夯實口糧絕對安全底線的同時，將維護糧食安全的重點放在解決飼料糧供給短缺上。近年來，我國局部、少數地區出現了收割未成熟的小麥賣給養殖戶作青貯飼料的現象，簡稱“割青苗”現象。對此要注意冷靜觀察、客觀分析，尊重企業和微觀主體的自主選擇，并保持必要的“平常心”，不要危言聳聽、草木皆兵。要從提高動物營養和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辯證看待這種“割青苗”現象，深化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飼草作物統籌，創新拓展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的思路。要創新思路，推動“樹立大食物觀”由“倡導”和“要求”切實轉化為“行動”。在加強耕地保護和高標準農田建設的同時，結合推進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能力建設，拓展農林牧漁結合、植物動物微生物并舉，向山、水、林、湖、草、沙“要食物”的路徑，擴大維護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回旋余地和選擇空間。
第三，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要注意強化產業鏈供應鏈思維，將加強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和綜合流通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建設結合起來。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要注意跳出農業抓農業，把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生產同相關農資供應、加工、流通、儲備、國際貿易等結合起來。筆者之前的研究已經顯示，現有的世界農業強國往往是世界范圍內推進農業產業化、產業融合化、產業鏈一體化的領頭羊，注意促進現代農業與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發揮現代服務業對農產品加工等涉農制造業、現代農業發展的引領支撐和帶動作用。所謂穩定安全供給，即與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相適應的供給。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歸根到底是要實現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求平衡。而供給是生產和流通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為了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加強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是重要的，但加強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綜合流通能力建設同樣不可或缺，其有利于化解農產品產銷銜接不暢導致的資源錯配和浪費問題。以縣城、中心鎮或區域物流中心為重要節點，加強暢通區域、疏通城鄉的糧食或重要農產品流通服務網絡建設；或依托區域中心城市、節點城市或縣城、中心鎮，加強重要農產品集采集配中心或區域公共營銷平臺建設，可以對加強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綜合流通能力、促進農產品產銷銜接和供求平衡發揮畫龍點睛的作用，有利于優化面向都市圈的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應急保障體系，甚至有利于促進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無效供給轉化為有效供給。
此外，優化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市場調控和農產品、農資進出口調控，以及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和貿易影響力的跨國農業企業，對于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也有重要意義。最近幾年來，強化跨周期調控和逆周期調控日益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視，但是面對不穩定不確定的發展環境，如何創新調控方式，增強跨周期調控和逆周期調控的時效性和精準性，仍然值得高度重視。稍有不慎，很有可能導致調控時機選擇失誤，出現類似“拍馬屁拍到馬腿上”的問題，加劇糧食或重要農產品供求或價格波動。要積極支持現代農業產業組織成長壯大，以此為依托，鼓勵在國內乃至全球農產品貿易中具有影響力和競爭力的跨區域甚至跨國性農業企業集團成長壯大，在統籌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促進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中發揮生力軍作用。
二、以中國式現代化指導農業強國建設：盧拉的眼淚及其啟示
黨的二十大報告為我們謀劃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也提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并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等重要命題。建設農業強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礎工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要求把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和政策思維作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行動指南。近年來，作為世界糧食生產和出口大國的巴西，糧食不安全問題明顯加重。這從反面給我國敲響了警鐘：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農業強國建設不能流于形式，對此絲毫不得大意。
1.巴西糧食生產和出口能力強，與其糧食不安全風險增加形成鮮明反差
作為南美洲面積最大的國家，巴西國土面積851萬平方千米，2021年總人口21432.62萬，GDP總量位居世界第12位 。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決定了巴西是世界上少有的適宜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的國家，農業開發潛力位居世界前列。巴西農牧業發達且資源稟賦優越、農業科技和機械化水平較高，是近年來其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之一，擁有“21世紀的世界糧倉”之稱，是多種農產品主要生產和出口國。2021年，巴西全年谷物和大豆產量分別位居世界第5和第1位，谷物中稻谷和玉米產量分別位居世界第10和第3位；谷物和大豆出口量分別位居世界第9和第1位，谷物中稻谷和玉米出口量分別位居世界第3和第4位。2020年和2021年，巴西人均谷物產量分別為588.98千克和523.60千克；人均大豆產量分別為571.29千克和629.58千克，人均薯類（馬鈴薯和甘薯）產量分別為21.65千克和21.83千克；谷物凈出口量分別占當年谷物產量的21.6%和10.4%，分別相當于人均谷物凈出口127.26千克和54.56千克；大豆凈出口量分別占當年大豆產量的67.4%和63.2%，分別相當于人均大豆凈出口385.33千克和397.74千克 。從這組數據推測，巴西應該不會出現大量饑餓人口，更不會有饑餓人口的迅速增加。
但是，恰恰是在巴西，近年來生活在饑餓中的人數越來越多。巴西瓦加斯基金會（FGV）社會政策中心通過分析蓋洛普（Gallup）咨詢公司的調查數據發現，巴西糧食不安全率從2014年的17%躍升到2021年底的36%，2021年底巴西的糧食不安全狀況達到創記錄的嚴重水平，并首次超過全球平均水平（35%）。在最貧窮的20%的巴西人中，75%的人確認在過去12個月中出現過沒錢買食物的情況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22年7月6日發布的報告顯示，2014-2016年，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況和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況的巴西人分別為3750萬人和390萬人。2019-2021年，約6130萬巴西人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況，其中1540萬人處于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況。換句話說，近年來，巴西人的饑餓或糧食不安全狀況嚴重惡化，到2021年每3個巴西人就有1個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況。巴西新任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當選后曾含淚感慨，他從未想到饑餓會再度光顧這個國家，他要帶領巴西人“與饑餓與貧困做斗爭”。那么，在糧食安全問題上，巴西何以出現這種情況呢？
2.巴西現代化的大農場呈現強烈的出口導向和市場導向特征，糧食產業鏈供應鏈受跨國公司和國際資本的強勢控制
巴西農業結構呈現大農場和小農場并存的特點。長期以來，由于實行土地私有制，土地可在市場自由交易，巴西大部分土地，特別是良田集中在少數大莊園主手中。大型農機具和現代信息技術、智能技術的運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要求和國際競爭的壓力，進一步推動巴西土地向大莊園主集中。這些大莊園主經營的農場屬于商業性大農場，現代化程度高，主要從事大豆、甘蔗、咖啡、玉米等出口農產品生產，生產率和收入水平高。近年來，巴西農業生產率增長較快，農業在國際市場形成很強的競爭力，這些現代化大農場的支撐作用功不可沒。巴西盡管對外資購買和租賃土地有限制性政策，但長期以來推行私有化并鼓勵外資特許經營，鼓勵外國企業或個人在巴西投資農業。加之，跨國農業企業和國際資本通過種子和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品市場、糧食加工、收購、出口貿易和糧食倉儲物流等環節的高度壟斷和控制，通過農業產業鏈產前、產后環節對生產環節的影響，形成了對大莊園、大農場及其糧源的強勢控制力。按照這些出口導向、市場導向的大農場，特別是跨國農業企業和國際資本的行為邏輯，商業盈利是最重要的，滿足巴西居民的糧食需求則是次要的，甚至不用過多考慮。因此，大量糧食雖產于巴西，但其產銷控制權屬于大莊園主、大農場主背后的跨國糧食企業，巴西人無權支配。在此背景下，近年來國際能源價格上漲，推動巴西大量糧食被用于生產利潤高得多的燃料乙醇以供應國際國內市場，脫離巴西的糧食儲備和口糧消費，助推巴西成為世界上重要的燃料乙醇出口國和可再生能源消費大國,也導致近年來巴西糧食不安全問題凸顯。
此外，以下因素也助推了跨國農業企業和國際資本對巴西大莊園、大農場控制力的強化。第一，巴西農業和農業投入品市場高度開放，甚至農產品國內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基本保持一致，農業出口導向、農產品貿易政策以市場為導向的特征鮮明。第二，巴西是食品出口大國，食品出口以加工后的食品為主，食品加工業對全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巴西農產品和食品加工企業眾多，機械化、集團化、規模化、產業鏈成熟完善、資本雄厚等特征鮮明，有的食品加工企業規模在全球名列前茅。為促進食品加工業發展，巴西每年都從國外進口大量食品加工與包裝設備。因此，跨國農業企業和國際資本對農產品加工業的控制力也較強，甚至通過融資支持等方式，推動農業生產與農業投入供應商、農產品加工商、連鎖超市等一般分銷商、國際貿易企業等緊密結合，推動農業綜合企業等迅速發展和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巴西的農業綜合企業競爭力強，貢獻了約1/5的國內生產總值。
3.小農場在維護巴西國內糧食市場供給中的重要性較為突出，但來自大農場市場競爭的擠壓容易導致其退出農業并加劇失業和貧困問題
巴西大多數農場是小型家庭農場，集中了很大一部分農業勞動力，但其產出占總產出的份額卻很小。這些小農場以生產木薯、黑豆為主，勞動生產率和經營收入水平較低，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甚至本地市場的食品消費需求。巴西62%的農場是用地不足50公頃的小型農場，只占農業用地面積的7%，其競爭力明顯弱于大型農場。其中，相當一部分屬于自給自足、貧窮且受教育水平低的農民。巴西的農資市場高度開放，且約3/4的化肥依賴進口。近年來，全球通貨膨脹加劇，國際能源價格迅速上漲或高位運行，推動農資價格加快上漲或高位運行，導致巴西小農場的生存壓力明顯加大。
長期以來，巴西政府也注意采取措施支持小農場的發展。如引導小農場通過加入合作社等方式，接受合作社為社員提供的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環節全方位服務，參與農業產業化運作和現代化發展，借此提高市場競爭力和風險應對能力。生產者、商業企業或工業加工商通過縱向一體化形成的合作組織，對活躍在商業農業中的中小型生產者提供技術知識和依托定期合同提供的信貸支持，也為其融入農業價值鏈提供便利。巴西政府還通過實施家庭農業支持計劃，對家庭農場、低收入農戶和小農戶進行針對性的支持，防止農業人口向大城市過快流動導致城市社會問題。政府的技術援助僅限于小型家庭農戶和特定的農村生產者群體，以及以土著社區為代表的少數民族群體。巴西農業發展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的家庭農業信貸支持計劃，主要資助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的低收入農民。2020年6月，巴西農業部啟動的“豐收計劃”將中小型農業生產者作為政府補貼和貸款支持的重點，旨在推動國內農業生產發展。但小農場和大農場相比，在資金實力、競爭能力、抗風險能力等方面差異懸殊，這些措施對于解決小農場的生存困境和發展難題收效甚微。
4.大農場取代小農場導致巴西的部分口糧消費被迫依賴進口，也加劇巴西社會的貧困和兩極分化問題
在巴西，大農場擠壓、排擠小農場的現象較為嚴重，許多小農場的農民因此失業并陷入貧困。大農場排擠小農場，為發展規模化、機械化和出口導向的現代農業提供了便利，也導致土地向大農場加快集中，跨國公司、國際資本對糧食產業鏈供應鏈的控制力進一步強化，小農場日益陷入糧食產業鏈供應鏈的邊緣和依附地位。來自現代化大農場的競爭擠壓，大幅弱化了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的小農場為巴西居民提供生存保障的作用，導致巴西在大量出口糧食的同時，口糧消費還有相當一部分被迫依賴進口。2020年、2021年，巴西人均進口谷物分別達到42.67千克和49.65千克。因此，近年來的全球糧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很容易傳導到巴西，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和口糧不安全風險。
巴西社會長期存在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問題。面對大農場市場競爭的擠壓，許多小農場被迫退出農業，導致巴西農民失業和貧困現象加劇，社會兩極分化嚴重，饑餓風險增加。巴西收入水平在前20%和前10%的人所獲收入分別占總收入的60%和40%，收入水平在后20%和10%的人所獲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不足4%和僅占1%。在收入和財富向少數人高度集中的同時，近2000萬居民處于低收入陷阱。因大農場競爭擠壓而失業、失地的農民被迫流向城市進入“貧民窟”，處于失業和非正規就業狀態。近年來，新冠疫情導致其就業機會進一步減少，收入水平大幅降低并加劇其貧困狀態，容易形成貧窮的惡性循環。因此，巴西的貧困主要發生在城市，近2/3的窮人生活在城市地區，特別是城市非正規居住區。由于巴西國內糧價與國際糧價基本相同，農產品市場高度開放，在通貨膨脹導致國內外糧價暴漲的背景下，大量低收入人口陷入饑餓和營養不良狀態，買不起糧食，加重饑餓或糧食不安全問題是難免的。
5.巴西教訓對我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啟示
第一，“以我為主，立足國內”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不僅要注意“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還要注意這些糧源必須是“自主可控”的。既然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就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基本要求。而解決好我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保障糧食安全，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的底線。因此，要將保障糧食安全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讓產自中國的糧源其控制權旁落到跨國企業、國際資本甚至他國手中。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主動權，必須高度重視這一點。巴西的教訓說明，糧食產能不等于可控糧源，一國糧食產業體系如果不能以滿足國內需求為首要原則將貽害無窮，也容易導致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主動權落空；在保障重要農產品安全穩定供給上也是如此。因此，在支持農業及其關聯產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同時，防止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受制于人，防止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產業鏈供應鏈受跨國企業、國際壟斷資本甚至其他國家控制，確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產購儲加銷體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是我國必須堅守的底線，也是提高農業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二，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必須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大力推進農村現代化結合起來，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促進工農城鄉收入差距的合理化。當今世界，農業現代化日益呈現與農村現代化融合互動、耦合共生的特點；作為后發型發展中國家，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更需要注意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一起設計、一并推進。巴西的一個重要教訓正是在于，農業現代化的成功，并沒有惠及整個農村地區，大量小農仍處于貧困之中。在城鄉日益融合互動的背景下，農村貧困問題很容易轉化為城市貧困問題。而貧困與饑餓往往是一對孿生兄弟，況且，當今世界糧食安全問題主要不是總量問題而是分配不平等問題，世界糧食安全風險主要發生在那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比較低或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較嚴重的國家。在國家之間如此，在不同人群之間也是如此。因此，貧困問題加劇、收入不平等問題加重，很容易導致貧困人口因買不起糧食而陷入饑餓或糧食不安全狀態。所以，守住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底線，防范出現糧食不安全風險，應同防范規模性返貧、加強貧困治理和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結合起來，并統籌解決城鄉貧困問題。
第三，在我國推進農業組織結構創新要注意依托雙層經營體制發展農業，將深入開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升行動、實施農業社會化服務促進行動同帶動小農戶合作經營、共同增收結合起來。要在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的同時，結合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和加強農業區域性綜合服務平臺建設，鼓勵平臺型企業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發揮賦能作用等，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并將增強農業創新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培育現代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同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結合起來，鼓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農業服務主體更好地服務小農戶、帶動小農戶轉型提升，融入現代農業發展大潮。巴西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推動農業結構日益呈現以現代化大農場為主導的格局，導致巴西農村地區同時存在一個極為現代化、充滿活力的高生產率部門和一個龐大的傳統部門，盡管公共政策強調通過家庭農業增強計劃等手段推進傳統部門轉型發展，但成效和進展不大，并面臨嚴峻挑戰，出現貧窮的惡性循環。巴西的一個重要教訓在于，在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的過程中，沒有注意強化聯農帶農的利益聯結機制；沒有將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的過程，同時轉化為“把小農戶服務好、帶動好”的過程。我國人口規模巨大，特別是農村人口眾多，而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當前影響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因此，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指導農業強國建設的過程中，更要注意依托雙層經營體制發展農業，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強化聯農帶農的利益聯結機制建設，在促進小農戶轉型提升的同時，防止小農戶的農業與現代農業發展脫軌，更要防止小農戶因此陷入貧困和失業之中。
三、加快農業強國建設亟待推進相關研究強化包容互動
黨的二十大報告，實際上向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吹響了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沖鋒號。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又結合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就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進行了戰略部署，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實際行動正在迅速展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這支利箭已在弦上，不得不發。但是，客觀地說，對農業強國的理論認識和我國推進農業強國建設的戰略重點、主攻方向和實施機制、路徑思路等研究，以及農業強國建設有哪些國際經驗教訓可供借鑒，這些方面的研究在總體上仍然處于初級階段。2022年3月，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委托筆者開展相關問題的研究，筆者團隊詳細搜集了現有研究文獻。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主要有兩個，一是時任農業部副部長葉貞琴關于農業強國的系列研究文章；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魏后凱所長等發表在《中國農村經濟》2022年第1期的文章。總體而言，關于農業強國的研究相對較少。這與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實際需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如果說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那么深化農業強國建設的理論和政策研究更加重要和緊迫。
有些學者指出，關于農業強國的研究，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它的內涵、外延是什么？農業強國建設如何實現？怎樣客觀評估農業強國建設的國內外經驗和教訓？怎么看待建設農業強國與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異同點？怎樣用中國式現代化指導農業強國建設？這些問題理論界應該早日形成社會共識，得出清晰統一的看法。但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相關研究處于初級階段時推動其高質量發展需要重視的常態。真理越辯越明，農業強國的理論和政策研究也是這樣。不經過反復討論和爭鳴的過程，要在相關問題上形成理論和政策共識，基本上也是一種奢求；即便達成了共識，也很容易成為低層次的、經不住推敲的“共識”，并無多少實際價值，更難以真正滿足推進農業強國建設高質量發展的需求。因此，在深化農業強國建設的研究中，出現必要的爭論和討論是難免的。與其他大多數研究一樣，在深化農業強國建設的研究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正常現象。在類似農業強國建設這樣的理論或政策、實踐問題研究的初級階段，情況尤其如此。
但是，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與其說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不如說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和實踐問題。為了推動更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涌現出來，以便更好地服務農業強國建設政策和實踐的迫切需求，應鼓勵更多的研究者秉持包容之心和求同存異、求真務實的態度。這樣有利于不同的研究者之間誠懇學習、相互借鑒、相互啟發，努力尋求理論和政策研究的最大公約數。否則，如果都是“各說各話”“自說自話”，缺乏交流互動的誠心、虛心待人的勇氣，甚至缺少基本的換位思考，各自不在一個平臺上討論，或者不注意不同話語體系的對接和交流，可能只會延誤時機，影響相關理論和政策、實踐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務宏觀決策和地方實踐的需求。比如，什么是農業強國？這是農業強國建設研究中難以回避的基本問題。要在系統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和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的基礎上，結合相關研究，盡快形成共識。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立足國情農情，體現中國特色，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實際上已經為科學把握農業強國的內涵外延勾畫了比較清晰和科學合理的輪廓。后續研究應該秉持求同存異、求真務實原則，盡可能完善、細化或補充，不宜另起爐灶，再搞一套。否則，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最后把時間都耗費掉了，實際的研究進展反而不大；那么，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需求的差距就會越拉越大，越來越難以滿足建設農業強國的政策和實踐需求。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時提出“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這對于我們深化農業強國建設的理論和政策研究，應該說也是富有啟發意義的。
有學者在研究農業強國建設時提出，需要注意強化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的創新驅動能力，又有學者在評論時提出這種研究未注意科技的作用是個缺陷，那強化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驅動能力能夠離開科技？科技不是產業創新驅動能力的核心支撐？又比如，有的專家強調農業強國建設要注意發展涉農服務業，促進產業鏈供應鏈與服務鏈深度融合；也有專家說這沒有重視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重要性，那涉農服務業跟農業社會化服務有多大實質性差別？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跟較勁有什么實質性不同？顯然，這兩種評論方式，存在無視他人研究、不注意交流互動甚至“各說各話”的問題，難以通過交流互動推動研究質量的提升。因此，為了推動農業強國建設研究的高質量發展，為了農業強國建設的理論和政策研究更好地服務實踐需求，應該盡量減少沒有太大實際意義的爭論，避免因此延誤大好的研究時機。相信只要注意包容不同學者的研究成果，在農業強國建設的理論和政策研究中就容易形成社會共識，并有利于涌現出更多的高質量研究成果，強化相關研究成果服務宏觀決策和實踐行動的能力。
進一步來看，黨的二十大的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按照類似邏輯，農業強國也是既有各農業強國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這就涉及一個問題，當今世界到底有哪些國家屬于農業強國？只有科學回答這個問題，才能更好地分析農業強國的共同特征，準確把握我國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但是，有學者把某些國家排除在外，有學者把另外的國家包括在內，只要對判斷農業強國的共同特征和自身特色沒有實質性的重大影響，應該允許各位研究者略有不同。在有的會議上，少數研究者堅持認為，當今世界的農業強國只有美國一個，其他都不是農業強國。這與追求現代化的“美國化”有何根本不同？相關依據在大多數專業研究者和實際工作部門看來，恐怕也很難站得住腳。這實際上也難以體現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農業強國建設的理念和政策思維。由此也可見，在討論哪些屬于農業強國時，多些包容之心有利于形成理論、政策和實踐共識。
根據農業強國的內涵界定及農業強國“一個底線”和“三強兩高”的基本特征，筆者團隊將2020年人均GDP是否超過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70%、是否具有規模化的農業比較優勢和強勢競爭力，作為判斷一國是否屬于農業強國的兩個關鍵指標，從而篩選出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新西蘭、丹麥、荷蘭、以色列、日本等11個農業強國。當然，這只是一種大致選擇，少數國家由于數據和資料缺乏，我們難以準確把握其農業比較優勢和強勢競爭力狀況，將其遺漏于農業強國名單之外可能是難免的。但這對于科學認識世界農業強國的具體表征和歷史經驗未必有很大影響。對于我們篩選的前述農業強國，最容易受到普遍質疑的是，英國為什么不是農業強國，日本為什么是農業強國？有人說，英國早已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不應將其排斥在農業強國之外。但是，筆者認為，在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國家中，農業強國屬于農業現代化的“佼佼者”，英國可能不算。英國除威士忌等少數產品外，具有較強比較優勢或國際競爭力的規模化農業及其關聯產品并不多。因此，筆者認為，英國不應列入農業強國。但如有的研究者認為，英國農業在其他方面還有一些可圈可點的突出亮點，并要把英國歸入農業強國。對此，我們認為，基于包容性研究的心態，按照求同存異原則，這也未嘗不可。因為“蘿卜青菜各有所愛”，在篩選農業強國名單時也要容忍“情人眼中出西施”。這方面可能不存在絕對統一、普遍認可的“標準答案”。
也有學者認為，我國東亞鄰國日本雖然農業現代化水平較高，但農產品貿易長期存在較大逆差，且農業長期實行高保護狀態，農產品價格水平較高。如果取消高保護政策，面對國際競爭，日本農業可能“一沖就垮”。因此，不應將日本歸入農業強國之列。筆者認為，這只能說明，日本不屬于綜合農業強國，但不能否認日本可以是特色農業強國。因為在世界農業競爭中，日本精品農業發展已經形成了規模化的比較優勢和強勢競爭力，類似“陽光玫瑰”這些高端化、品牌化農產品在國際市場擁有超強的競爭力。部分農業強國由于資源稟賦和地理位置等原因，部分農產品生產成本高，甚至不得不進口，長期存在農產品貿易逆差；但在國內外農產品市場中，產自這些農業強國的農產品多占據高端市場，而產自其他國家特別是非農業強國的農產品多占據低端市場，這也是農業強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表現。如農業強國往往表現出由內而外的強，日本的大米和果蔬好吃早已名揚天下，市場影響力、控制力和話語權足，遠超一般的農業發達國家。況且，日本的農業強國建設道路，對于人均農業資源稟賦少的東亞國家具有較強的借鑒價值。我國人均資源稟賦與日本相似，在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注意借鑒日本的經驗教訓，有利于規避對歐美國家農業強國建設道路亦步亦趨、照搬照抄的問題，也有利于客觀看待我國農業強國建設面臨的約束條件。重視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也應注意尊重世界農業強國建設的多種模式，包括跨國區域模式。從日本的經驗來看，中國的農業強國建設很可能要走出一條先建設特色農業強國，再建設綜合農業強國的道路；而且，相對于特色農業強國建設，綜合農業強國建設更加任重道遠。我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應該注意汲取眾強之長，再結合國情農情消化吸收，形成自身的獨特競爭優勢。
（作者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國外農業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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