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板結社會”概念為例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建立在中國實踐和經驗的主體性基礎之上。中國經驗并非既有知識體系的“注腳”，或者創造性地適應于既有知識體系，而是要在學術研究的知識體系內做出中國經驗的自主表達。田野政治學將田野現象和經驗作為知識生產或概念建構的來源，“板結社會”是源于中國經驗的概念建構，在國家建構的知識體系內，是基于國家權力進入鄉村社會所遭遇的鄉村社會政治形態做出的中國經驗的自主表達。對于國家建構而言，國家權力穿透社會遭遇中間阻隔的一般規律賦予“板結社會”概念在知識體系中的有效性，它為20世紀上半期國家建構遭遇“內卷化”的結局提供了解釋力，也為1949年后中國國家建構的實踐進程提供了認識依據。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自主知識體系是內生的，是基于自身社會實踐活動和自身認識過程，深入社會歷史現實，總結成功的社會實踐，解答社會問題的理論，是通過原創性的探索推動歷史前進的真理性、規律性回答。當代中國正經歷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如何從理論上回答這一創新實踐，如何用概念和理論等知識成果來表達這一實踐創新，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實踐基礎和內生動力。因此，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構建不僅是國家的要求，也是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學術自覺。
就知識生產方式而言，當下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強調以實踐為依據，從經驗到理論的自主生產方式。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不是要構建一個封閉的自我表達的知識體系，而是要獲得在一般性知識體系（“知識共同體”）中的中國位置，體現中國實踐和經驗的主體性，在學術研究的知識體系內做出中國經驗的自主表達。從以往研究來看，缺失中國經驗主體性的研究大體表現為三種形態：一是“經驗懸置”，即對中國實踐的解釋和理論構建脫離本身的實踐觀察以及經驗所呈現的理論內涵，過多強調通過思維活動的推演、推理能力實現理論構建，理論和經驗之間的關系處于“虛置”狀態。二是“經驗注腳”。這一路徑主要呈現既有理論的主體性，表現為從既有理論出發去觀察中國經驗，將中國經驗作為解釋既有理論的“注腳”，中國經驗成為既有理論的例證。三是經驗的“創造性適應”。這類研究雖然強調基于經驗的研究路徑，但將經驗的解釋力創造性地適應于既有知識體系，未做出基于經驗自身的自主表達。
近年來，田野政治學將田野現象和經驗作為知識生產或概念建構的來源，在概念建構方面做出持續努力，與當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對實踐和經驗的要求以及知識生產路徑具有高度一致性。以田野中獲得的現象和可感知的經驗為基礎，對事實或經驗進行概括和抽象，這是田野政治學概念建構的一般路徑或取向。
但是，如同“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的觀點，知識都是相對的，是由社會構建和決定的，隨著歷史社會情景的不同而不同。以經驗為依據的知識生產所面臨的一般性問題是：經驗的有限性導致知識的解釋力和有效性欠佳。因此，對于以實踐經驗為概念建構和問題意識來源的田野政治學而言，需要面對和處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基于中國經驗的自主表達問題；二是經驗的自主表達與概念的一般解釋力問題。本文以“板結社會”概念建構為例，對這一問題做一探討，認為概念建構要將中國經驗置于一般性學術議題和分析框架之中，挖掘中國經驗的主體特征，通過經驗的概念化實現轉換和自主表達，以此呈現中國經驗的主體性，并獲得在既有知識體系中的有效性。
一、“經驗主體性”：從中國經驗中發掘和提煉自主性問題
概念建構是一種有意識的學術思維活動，具有學者的主體性。田野提供了豐富的事實經驗，但在不同思維者的頭腦中，可產生不同的感知體驗，從而形成不同的知識表達。
學科體系中的學術研究是一個在專門性、專業性的知識體系內所進行的思維活動。專門的、專業的知識體系代表著自身的研究主題，比如經濟學的市場、效率，政治學的國家、權力等。這些研究主題包含既有知識體系的基礎，同時也為后來者突破或豐富既有知識體系提供起點和依據。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奠基人石里克對此做了精要表述：任何一門學科在能夠開始其工作之前，必須對它所要研究的主題形成確定的概念。做任何探究之前必須對它所要研究的領域進行某種界定。由此，我們才能弄清楚我們將要研究的是什么，希望回答的是什么問題。
田野政治學作為一種研究路徑和方法，從農村社會內部政治的研究起步，從農村的微觀場域解剖國家政治的微觀形態，并逐漸進入國家政治研究，觀察國家和鄉村社會的關系。在此意義上可以認為，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是田野政治學研究的主要領域。國家建構是政治學國家理論研究的核心議題。現代國家相對于傳統國家而言具有一般性的特征或規律：權力集中于國家這樣一個政治中心，國家集中的權力向下滲透，實現有效的控制。這一“特征”雖然源于西歐國家建構進程中的經驗，但經過大量的國家進程，已具有從眾多國家現象中抽取的國家權力建構的共同的、本質的特征。這一“普遍性的、共同的”特征或國家權力建構的規律，構成從權力維度研究現代國家建構的既有知識基礎。在國家建構進程中，伴隨著國家權力向下滲透并進入社會的過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隨之產生，如二者之間的決定與被決定、二元和對立、滲透與競爭、抵制或互動等相互關系及其作用機理等，是這一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
由于國家誕生的路徑及其形態演進的歷程不同，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模式在不同國家的差異很大。在國家理論的議題下，運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國問題，必須從國家和社會本身的實踐形態出發。在西歐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隨著商品生產關系在社會層面的擴展，逐漸形成的“市民社會”是影響國家權力進入社會之中或與社會互動競爭的關鍵要素。但是顯然，“市民社會”是基于中國以外的經驗現實提煉的問題。中國未曾經歷商品生產關系在農業領域逐漸擴展和工商業領域廣泛發展并逐步帶來社會關系形態和權力結構的變化問題，在中國，國家形態的演進一直建立在一個規模龐大的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在這種情況下，理解中國的國家權力和社會形態之間的關系需要把握的關鍵性問題是什么？將這個關鍵性問題置于國家建構的議題和國家權力進入社會的分析框架之下，需要把握的關鍵性要素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需要基于中國國家形態演進的實踐進程，去認識和把握一般知識體系中的中國問題。
在中國，相對于西歐1500年后所發生的國家權力從封建貴族手中向新一代國家權力機構的轉移，中國早在公元前3世紀即開始了這一進程。秦統一中國以來，通過廢封建行郡縣的國家制度建設，將國家權力之手延伸到地方，實現了由分封建國而導致的分散統治的國家權力逐漸向皇權中央的集中，從制度上確定了皇權高度集中的統治地位。雖然并不能將“郡縣國家形態”視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形態，但相對于封建國家形態而言，它具備了權力集中這一現代國家的典型要素。這一制度建設雖然確立了早期中國的“中央和地方關系”，但并未解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直接統治和聯結問題，未能將國家權力越過中間代理人直接到達社會的每一個個體。因此，相對于“市民社會”在西方國家與社會關系這一分析框架中的關鍵地位，在中國，國家集權的后半程，即國家權力如何進入社會之中，是理解中國早期國家建構的關鍵問題。
國家權力如何進入社會之中？與鄉村社會之間是何種關系？在何種關鍵要素的作用之下使得我們看到這種關系形態和問題？這些思考，可視為“板結社會”概念建構的問題意識及建構這一概念所要回答的問題。
中國國家形態及其與社會關系形態演進的經驗表明：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未能完成進入社會之中并實現對社會的直接控制這一建構進程。一方面，由皇權權威、官僚體制和稅收體系所構成的權力體制并未在巨大的國土規模范圍內得到完全執行。郡縣制誕生以來，“那些長期延續的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封建制’殘片仍然遺留下來并且滲透于‘郡縣制’之中”。另一方面，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國家權力無法穿透的社會，實際上主宰中國人生活的是士紳。由于士紳家族在鄉村社會擁有實際的領導地位和管理職能，官方并沒有努力深入中國的下層社會。對此，費正清概言：“帝制政府仍然是個上層結構，并不直接進入村莊。”在鄉村社會內部擁有實際統治權的不僅有士紳，還有家族長老、部族頭人和地方強人等。這些勢力內生于鄉村社會土壤，與民眾生活保持直接聯系并生活于民眾之中，實際支配著鄉村社會的運行和秩序，在鄉村社會中擁有實際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這些位于國家政權組織體系之外的社會權威實際控制著許多本該由國家壟斷的權力，當國家權力試圖到達社會民眾時，這些社會勢力就構成了權力“穿透”的阻力。
國家權力進入鄉村社會所呈現的經驗現象，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權力由鄉村權威直接行使”而造成的“代理性板結”，如鄉村內生權威所執行的秩序規則對國家法律的取代。對此，韋伯也曾指出，“國家機器必須切實考慮到的力量，是站在村政后面的宗族長老，他們會私設公堂，一遇沖突，將是危險人物”。二是即使國家權力并未完全被代理，但在遭遇“中間代理人”時，也會產生截取和損耗，而形成的“滲透性板結”，如族權基于“宗族利益”采取一些“策略性”行為而帶來國家兵役和賦稅執行不力等“政權利益”的損失。三是國家權力被“懸置”。“在那些實行土司領主制度的偏遠區域，國家對于民眾則是一個‘不曾感知的存在’”，鄉村社會中的國家權力十分稀薄。在地方首領的支配下，這些地區不僅可以自行處理賦稅、攤派、差徭等本屬于國家權力的事務，有的還可保留地方的軍事權。“他們在行政、財政等方面所享有的自治權，遠比內地的省府州縣要大得多。”
二、概念直觀：置于“經驗場景”的想象和“內涵表達”
田野政治學的概念建構，首先強調了解事實、掌握事實，并對所了解和掌握的事實現象進行概括和抽象，將“經驗直觀”形成“概念直觀”，即用“概念”將所掌握的豐富紛繁的經驗現象背后“共同的”“特性的”內容加以提煉概括和表達，這一過程借助研究者的“思維活動”實現。
在“提煉”經驗并將其表達為“概念”之前，首先要對既有知識體系中的研究成果進行檢視。這一檢視過程既賦予田野經驗相互印證性，即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事實，是否是已有研究中的一個“普遍性”現象，同時，還要檢視這一“普遍性”現象是否已經得到“概念表達”。從既有研究來看，眾多學者已觀察到中國鄉村社會內部的政治關系，如費正清從鄉村社會的角度觀察，認為實際上主宰中國人生活的是士紳而不是帝制政府。韋伯也做出過類似的論述，他對傳統中國皇權統治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認為自秦以來逐步確立的國家行政體系既不精細，也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集權。“中央機構的行政命令被下屬便宜行事，官員必須重視宗族長老和職業行會的抵制，只有與這些勢力達成諒解，才能執行中央的行政命令和公務職責。”因為韋伯關注的是中國的國家權力體系，他雖然注意到“宗族的長老在鄉村中保持著十分顯著的權力地位”，但他對中國基層社會的權力形態及其性質并未系統論及。杜贊奇深入中國構建現代國家的內部進程，通過對20世紀上半期中國華北鄉村社會的考察發現，這一時期中國開啟現代國家建設的嘗試在華北地區遭遇失敗的結局。民國政權試圖控制鄉村社會的努力，遭到鄉村社會內部的抵制。杜贊奇將這一抵制力量用“權力的文化網絡”加以解釋。這些引起眾多研究者關注的現象，并不在一個共同的研究主題之下，并不具有共同的問題意識，因此，未能對這一現象所造成的社會形態做出更加直觀的概念表達。
通過回顧和檢視已有研究發現，中國鄉村社會的形態以及由此造成的對國家權力的影響，是一個被學者們普遍認知到的經驗事實。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用概念表達這一豐富的經驗事實及事實背后的理論內涵？這一過程分兩步完成。
首先是具象化的想象。概念建構是一種具有高度創造性的思維活動。它不僅要對掌握的事實經驗進行分析、綜合以反映或“摹寫”現實，而且還需要借助研究者能動性的想象，賦予其高度簡練又極具內涵的理想化形態。這種能動性的思維活動，帶有聯想的成分。如列寧所言，“即使在最簡單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觀念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板結”是一個與農業社會有關的詞語，通常指土壤板結，即土壤干涸而固化導致雨水難以下滲進入土壤之中的一種狀態。在板結化的土壤內部，通常有一些特別干涸堅硬的土塊或石塊，以這些土塊或石塊為中心，形成了一片板結區域，在這些板結區域，雨水難以下滲到土壤內部，或者因過于干涸而發生雨水下滲的損失而難以達到土壤深處。鄉村士紳、家族長老、部族頭人、地方強人等鄉村社會勢力，如同農業種植中干涸土壤的“板結點”，以他們為中心，形成其權力支配和控制的區域，即不同板結形態下的“板結社會”不同程度地阻礙國家權力的進入。鄉村社會勢力將土壤中的“板結點”關聯起來，具象化地表達出鄉村社會勢力阻礙國家權力進入的“板結內涵”。因此，“板結社會”的概念表達有想象的成分，但它是一種具象化的現象，以鄉村社會場景中某一種特定現象為想象的附著對象。“板結”雖然是對鄉村社會內生權威和勢力的想象，但具有具象化和“摹寫經驗”的特點，因此是一種具象化的想象。
其次是學理化的表達。學理化的表達即概念化的過程。通過具象化的想象，“板結社會”表達了鄉村社會阻隔國家權力的“直觀意象”。但概念不同于“直觀意象”。二者的區別在于：概念是完全被規定了的而沒有什么不確定的東西。作為一種經驗性概念，還需要用明確清晰的話語界定經驗的特性或特征，即概念的定義。“在邏輯學上，概念特征的總和叫作概念的‘內涵’（或‘內容’），概念所指的對象的集合叫作概念的‘外延’。”“板結社會”即以鄉村勢力為中心，聯結和支配社會民眾而形成的阻隔國家權力穿透的社會形態。這些鄉村勢力包括地方士紳、家族長老和部族頭人、地方強人等群體。通過對“板結社會”特征形態的描述，我們可以界定“板結社會”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三、邏輯建構：“板結社會”的概念依據
雖然經驗為概念建構提供了對象和來源，但如同斯賓諾莎所言，由泛泛的經驗得來的知識，雖然無法否認，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為沒有“為理智所規定”，沒有經過理性的論證和推演，找不出邏輯上的必然性，仍然只能稱之為“經驗”，而非概念化的“知識”。因此，作為一種有意識的學術思維活動，從大量的經驗現象中概括和提煉出基本特征并加以表達，實現了“經驗直觀”，將經驗直觀用概括性的話語加以表達，可以視為一種概念直觀。但作為知識的范疇而言，基于經驗的直觀和概念構成知識的要素，其并不是知識本身。康德論述了直觀和知性在知識生產中的關系，從直觀中獲得概念和使直觀成為知性二者同樣重要。對感性直觀的對象進行思維的能力是知性，只有將“直觀”和“知性”相結合，才能產生知識，而知性的規則即邏輯。
雖然將傳統時期內生于鄉村社會的權威和勢力對鄉村社會秩序的實際控制，以及客觀上造成的國家權力和權威的阻隔和消弭這一經驗事實通過“板結社會”概念加以表達，但這仍然屬于“直觀”的層面，未能實現“邏輯”的知性建構。因此，對于田野政治學的概念建構路徑而言，用概念呈現經驗只是第一步，建構的概念是否成立，還需要通過思維的自覺和邏輯的論證，為概念提供內在的認識依據。田野政治學的研究范式不僅要通過田野調查呈現“是什么”，還要對“是什么”進行解釋，即揭示“為什么”。表現在概念建構上，則意味著不僅要對“是什么”進行概括和提煉，還要為這種概括和提煉提供“為什么”的邏輯依據。
那么，“板結社會”形態何以可能？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構成了“板結社會”概念的學理依據。“板結社會”之所以存在并對國家權力形成不同程度的阻隔效應，建立在三點基礎之上。
一是權力基礎。土地是農耕為主的鄉村社會的主要財富來源和象征。土地是農民生存之本。在農民社會內部，土地分布十分不均衡，大約70%的土地被10%的少數人所擁有。地方士紳、家族長老、部族頭人等作為鄉村權威，往往在鄉村社會擁有較高的經濟地位，控制著鄉村社會的財富。馬克思認為，經濟形態是社會形態的基礎，決定著這個總體社會中的政治和文化形態。“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生存的前提和基礎，而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在人類社會中是處于“然后”的地位……是從物質生產活動這個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擁有大量土地的鄉村社會勢力與農民之間雖然不存在人身的實際控制，但形成經濟上的依附和支配關系，這種基于生產的支配關系，也決定了對鄉村社會民眾政治上的支配關系。對此，毛澤東曾指出，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受四大權力支配：地主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
二是權威基礎。韋伯稱，“習俗或利害關系，如同結合的純粹情緒的動機或純粹價值合乎理性的動機一樣，不可能構成一個統治的可靠的基礎。除了這些因素外，一般還要加上另一個因素：對合法性的信仰”。現實中對任何統治的認可，都建立在取得人們認可的合法性基礎之上。傳統社會鄉村內生勢力所擁有的并非一種強制性的公權力，而它之所以對鄉村社會具有實質性的影響力，在于其權威來源。鄉村社會的權威基礎建立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們對賦稅、兵役等國家權力的阻隔和變通，確立了他們作為“鄉村保護人”的身份角色；另一方面，由于皇權止步于“縣政”之上，并不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修橋補路、興辦學堂、調解糾紛等與民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地方公益都由鄉村內生權威負責組織和提供。對社會民眾的保護以及“深度介入民眾日常生活”的公益供給，增強了社會民眾對內生權威的忠誠和服從，形成了人們對其“實際統治”合理性的認可，這不僅構成了權威的基礎，也強化了其權力的有效性。
三是體制基礎。即這些內生權威與國家權力的體制性聯結關系。傳統時期，國家正式的官僚制度不下鄉，雖然建立了“鄉約”“里約”等非正式官僚體系，但非正式體系的功能發揮需要依靠社會內部的支配關系及其穩定結構。費孝通將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結構形容為“雙軌政治”。國家權力的軌道只到“縣衙門”，縣以下依靠鄉村社會的自治軌道運行。費孝通先生認為，“鄉紳”是兩條軌道的聯結點，發揮“上通下達、來還自如”的“協調關鍵”作用。但實際上研究表明，由于鄉村內生權威對國家權力的阻隔，兩條軌道上運行的權力存在內生性的張力，在此情景下，非制度化、非正式的“協調關鍵”，恰恰也是影響結構穩定性的“破壞關鍵”。比如，杜贊奇分析的“內卷”以及黃宗智、裴宜理等的研究表明，政權進入鄉村社會增加了國家與村莊之間的緊張關系，在國家賦稅日益沉重的時候，本村的領導人、村莊內生性組織和團體更容易成為反叛和革命的領導力量。
四、置于知識體系中反思基于“經驗主體性”的概念解釋力
黑格爾在分析經驗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區別時強調，從經驗主義的觀點來看，理性與非理性的評價都是主觀的，我們必須接受外界給予的事實，是怎樣就是怎樣，我們沒有權利去追問，究竟這種給予的東西是否合理或在何種程度內它本身才是合理的。以田野政治學為方法和路徑的概念建構，概念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即在于其對事實和實踐的解釋力，概念對現實的解釋力決定了經驗性概念的生命力。
（一）既有知識體系中的有效性：如何認識中國國家建構的關鍵問題
無論政權的組織形式存在何種差別，國家向社會輸入其意志，建立其在社會之中的影響力，將人口和疆域控制在政權范圍之內，是作為政權組織形式的國家的共同任務。“面向社會的持續滲透”是現代國家共同的、普遍性的特征。對這一共同的、普遍性特征的研究形成了國家建構的知識體系。由于各個國家自身的歷史條件和內在基礎不同，在通往這一普遍性特征的道路上，其經驗歷程各不相同。基于各個國家的經驗歷程，回答不同經驗歷程中的關鍵問題，并由此形成不同的理論和概念建構，這不僅豐富了這一知識體系的內容，也賦予了經驗研究在知識體系中的有效性。
從不同的經驗歷程來看，在西歐，國家權力進入農村是從政權分封的封建時代向近代中央集權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在此進程中，西歐社會經歷了長期的分化，一方面是資本家的興起，一方面是小農的無產化。小農社會逐漸被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所取代，由此形成一個與國家之間直接聯系和互動的市民社會。“權力向國家的集中”和“集中的國家權力向社會的滲透”同時發生并相互促進，這一過程被合稱為“近代國家機器的形成”。
秦以來逐步確立并完善的郡縣科舉制度，打破了諸侯分封的地方權力對國家權力的分隔，實現了多中心的統治權向單一統治權的集中。但是，國家正式的權力體系止步于郡縣，在郡縣之下的鄉村社會，運行的是一個由社會內生權威所構成的鄉村權力結構，國家權力進入鄉村社會的程度十分有限。當政權向社會增加其擴張力度，這個有限接受國家權力要素的鄉村社會就成為關鍵性的因素。“板結社會”是對農業社會政治結構形態的經驗表達，具有中國經驗的自主性，穿透社會的國家權力遭遇中間阻隔的一般規律賦予“板結社會”概念在知識體系中的有效性。
（二）學術研究中的解釋力：“政權內卷”何以發生
中國建設現代國家的努力肇始于20世紀上半葉。與前一時期相比，這一時期的中國發生了引人注意的變化。隨著西方現代經濟要素的進入，一些學者將注意力集中于觀察中國社會性質和結構的變化，如杜贊奇等認為，中國存在一個軟弱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的主體部分在農村，這是一個“比較重要而現代化程度較差的地區”。通過對20世紀上半期華北鄉村社會的考察，杜贊奇發現，國家建構遇到鄉村社會的抵制而遭遇失敗結局。杜贊奇試圖從基于西歐國家建構經驗所形成的知識體系中尋找答案，查爾斯·蒂利認為國家政權與社會精英的聯合是歐洲國家政權建設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但這一聯合階段在中國未能發生。杜贊奇據此認為，這一時期中國國家政權進入鄉村社會的努力，并不適合“政權建設”這一概念，只能稱為“國家政權的內卷化”。雖然從方法論上而言，杜贊奇強調從中國社會內部研究中國的國家建構問題，但對于發生于中國內部的實踐經驗，他試圖將其適應于既有的知識體系，而并未做出基于中國經驗的自主性解釋。
“板結社會”是基于中國經驗的創造性表達，這一創造性表達雖然源于傳統社會的經驗，但為20世紀上半葉發生于華北地區的“政權內卷化”現象提供了解釋：國家權力向鄉村社會的擴張遭遇鄉村社會的結構性阻礙，并未給鄉村社會帶來變革性的影響。內生于鄉村社會的地方性權威作為聯結鄉村社會的“關鍵人物”，在國家政權的現代化進程中，如同造成土壤板結的一個個“板結點”，將社會凝固在既有的結構網絡之中，造成國家權力難以有效進入和滲透的失敗結局。
（三）國家建構實踐中的生命力：為政權建設提供認識依據
研究國家與權力關系的學者拉克曼認為，對于西歐現代國家的形成而言，需要一種理論來打開國家這個“黑盒子”，解釋國家內部到底發生了什么。而對于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研究而言，也許更“有意義的問題”在于：需要一種理論將國家視野和社會觀察整合到同一視線，從國家權力的視角認識中國的鄉村社會，對這樣一個由鄉村內生性權威所構成的社會的性質進行界定，進而打開中國鄉村社會的“黑盒子”，觀察和認識國家和鄉村社會之間發生了什么。
20世紀上半葉中國華北地區所發生的事實，其“內卷”背后并不是在西歐經驗中占據重要位置的統治權體系內部從分隔走向統一、從分立走向聯合的問題，而是一個單一的、集中的國家權力如何進入鄉村社會的問題。中國早于歐洲近2000年出現了一個打破“自成一體的管轄權”的“早熟”的公共權力的雛形，這一“集中的國家權力”始終面臨著“進入社會”建構其統一性的問題。從國家權力的進入和滲透而言，中國傳統鄉村是一個由內生權威所構成的“板結社會”：它外在于國家權力的組織體系，不同程度地阻隔或消弭國家的制度性權力及其影響力，事實上控制著基層社會的運行和秩序。消除鄉村社會內生權威的“板結點”，打破“板結社會”對國家政權的阻隔，實現政權向基層社會的延伸和滲透，是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中的“有意義問題”，它決定了中國構建現代國家政權的實踐歷程，并為這一實踐歷程提供了認識依據。
1949年新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從政權革命以及政權革命之后打破“板結社會”開始。這一過程通過土地改革完成。土地改革的深刻意義在于：通過重新分配土地，消除了建立在土地所有權基礎上的鄉村支配性權力及權力再生的社會土壤，由此改變了傳統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打破了在中國歷史上延續幾千年的“板結點”；同時，將農民組織在“新的政權組織”之內，改變了由“板結點”聯結而成的社會的“板結形態”。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海》 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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