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
01內容摘要
田野政治學是產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一種政治學研究。田野政治學以田野政治為研究對象，以田野調查為研究基礎，注重在理論殿堂與田野調查的互動中構建原創性的政治學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田野政治學的學派自覺。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過程中，注重“用中國事實定義中國政治”，建構了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概念、命題和理論，來解釋中國政治的歷史與現實，并嘗試與西方政治理論進行對話。田野政治學在建構本土化政治學理論方面所做的努力，極大地提升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主體性、學理性和原創性。經過數代人的努力，田野政治學派初具雛形并不斷發展成熟，為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注入了新動能。同時，田野政治學作為一種理論探索，仍然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02結構摘要
03觀點摘要
1.田野政治學起步于對村民自治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對制度表象的調查，主要理論貢獻在于村民自治理論本身，包括建構“草根民主”。（徐勇、漆程成：《在 “殿堂”與 “田野”之間——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2期，第29頁。）
2.田野政治學所指的田野，包括兩層意思：一是農村；二是調查。田野政治學起源于作為研究對象的農村，并以田野調查為基礎。（徐勇、漆程成：《在 “殿堂”與 “田野”之間——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2期，第29頁。）
3.政治學“田野學派”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更關注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二是不是從整體的、一般的宏觀制度的角度研究政治問題，而是將政治問題置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徐勇、漆程成：《在 “殿堂”與 “田野”之間——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2期，第29頁。）
4.田野政治學建構了一系列原創性概念：鄉政村治、農民理性擴張、“家戶制”與“家戶國家”、小農韌性與韌性國家和祖賦人權等。（徐勇、漆程成：《在 “殿堂”與 “田野”之間——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2期，第29頁。）
5.田野政治學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理論：“草根民主”理論、“農民性”理論、“國家化”理論、“家戶”理論和“關系”理論。（徐勇、漆程成：《在 “殿堂”與 “田野”之間——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2期，第29頁。）
6.田野政治學注重話語建構：以“家戶制”對話“村社制”、以“韌性國家”對話“威權韌性”、以“東方自由主義”對話“東方專制主義”、以“祖賦人權”對話“天賦人權”、以“長周期政治”對話“線性史觀”。（徐勇、漆程成：《在 “殿堂”與 “田野”之間——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2期，第29頁。）
7.田野政治學強化了政治學研究的主體性，提升了政治學研究的學理性，促進了政治學研究的原創性。（徐勇、漆程成：《在 “殿堂”與 “田野”之間——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2期，第29頁。）
正 文
田野政治學是基于田野路徑的政治學研究，要產出高質量理論成果，需要處理好田野與政治學理論之間的關系，往來于“理論殿堂”與“田野調查”之間。田野政治學必須進入田野，以事實為依據，這是前提。但田野政治學視野下的田野是有理論關懷的田野，是要提出理論和回答理論問題的田野。這是由田野政治學的政治學學者身份所決定的。政治學作為一門理論學科，本質上是講“大道理”的學科。田野政治學要關注故事，在于故事中有道理，甚至有大道理。只有發現道理，將道理講出來，才算是政治學。因此，田野政治學進入田野，要用理論的眼睛發現田野，將田野的發現理論化。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沒有這個飛躍便難以在理論殿堂中擁有一席之地。
一、田野政治學的興起
一門學問，總是因為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而興起。田野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田野政治。田野政治主要指農村基層政治。在研究農村基層政治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作為一個專門的政治學領域進行研究的旨向，從而使得政治學由殿堂走向田野，產生了田野政治學的學術自覺，并力圖構建政治學的田野學派。田野政治學的興起是一種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從早年關注“三農”問題開展農村基層政治研究開始，實現了從書本到田野的轉變，并最終形成了田野政治學的學派自覺。華中師范大學張厚安先生是田野政治學研究路徑的開創者，并對田野政治學的奠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后，在徐勇教授的帶領下，田野政治學學者以“有學術關懷的田野調查，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原創性理論”為宗旨，逐漸構建起中國政治學的“田野學派”，并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政治學中重要的學術流派。田野政治學的興起也標志著以田野調查為基礎構建本土化政治學理論體系取得了重大進展。
（一）形成田野政治的研究對象
從社會科學來看，田野不是大自然，而是在田野上生活的農民。關注田野，是關注田野上的農民。當我們將研究的視角從上層轉換到基層時，必然要以田野上的農民作為研究對象。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田野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通過家庭承包，農民獲得了經濟上的自主權；二是通過村民自治，農民獲得了政治上的自治權。第二件大事更不容易。因為對于農民來說，歷史以來都是自我生產，家庭經營輕車熟路，國家也樂觀家庭經營帶來的經濟效益。而歷史以來，農民在政治上從來都是被代表者。
中國長期歷史上存在的專制政治，其深刻的社會基礎是小農社會，是作為政治客體的農民。他們在政治上要么一直跪著，要么自己站了起來而讓他人繼續跪著。如著名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所說，傳統中國曾發生無數次農民反抗，但始終是“有造反而無革命”。中國之所以上層政治不斷更迭，但政治形態沒有質的改變，從根本上說是最廣大的社會民眾不是政治活動的主體，不能通過有序的政治參與改變政治土壤，由此使得皇權政治長期延續下來。中國的政治形態要從根本上得到改善，不僅僅在于少數精英的先知先覺，更在于廣大民眾通過政治實踐獲得政治自覺和自主。
20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村民自治，由自己投票選舉村委會主任，實行自我管理。這意味著他們從政治上的客體轉換為主體。由于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能夠較為充分地體現民主化、制度化的基本原則精神，一經出現便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成為國家法律制度安排和群眾積極自主參與、上下結合的民主實踐活動。1987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村民自治隨之在全國廣泛推行，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上層的變動進一步促進了政治學學者的學術反思。1991年，徐勇在《社會科學報》上發表了《重心下沉：90代學術新趨向》一文。這篇論文是很有針對性的。因為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國家上層，關注的是上層變革，注重的是上層變革的走向與路徑，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基層，特別是農村田野卻是學界的盲區。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中，徐勇明確提出一個問題，這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為什么上層政治經常發生更迭，但整個社會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學界關注較多的是國家上層的變化和更迭，而基層社會卻被忽視，事實上恰恰是基層社會的不動，造成了上層變動的復雜結果。為此，徐勇提出要將政治體系一分為二：一是上層國家權力；二是基礎性政治社會，并提出加強基礎性政治社會的研究。這本書從根本上轉換了徐勇的研究視角，研究重心和視角開始轉向基層，特別是為政治學界所冷落和忽略的農村田野。
此時，對于變化中的田野正在重塑新的政治主體，政治學界是缺乏足夠認識的。華中師范大學是全國最早建立科學社會主義學科的單位，也是最早恢復建立政治學科的單位。張厚安等學者比較早地將研究視野投向農村，特別是關注農村基層政權問題的研究，1988年專門成立了農村基層政權研究中心。隨后徐勇也加入了農村基層政治的研究。而當時農村基層政治變化、爭議最多，而又被學界所忽視的就是村民自治問題。當時，主管村民自治事務的民政部基層政治司的一位官員為此感嘆，全國9億農民從事村民自治實踐，卻只有不到9名學者在研究！
村民自治是實踐先行，研究滯后，成果更少。20世紀80—9-年代，也有許多政治學學者將學術視野投向農村基層，并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滬寧的《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但從總體上來說，此時對農村基層政治中深刻的社會變革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對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實施的村民自治缺少深入的分析。于是徐勇以農村基層政治作為研究方向，師從李會濱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撰寫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與運行》被評為全國首屆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以此為基礎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一書則是最早系統研究村民自治的著作。從民主的價值取向著手，該書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基本框架和地方實踐，對村民自治制度進行了整體性研究，形成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村民自治研究的“價值—制度”范式初步形成。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于1997年推出的“村治書系”則是“價值—制度”范式的標志性成果。
1998年，由于國際和國內環境變化，村民自治突然火爆起來。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將村民自治與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一并稱為黨領導億萬農民的偉大創造。村民自治還被視為觀察中國民主的一個窗口，并寄予更多的政治想象。特別是進入21世紀，村民自治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政治制度自上而下全面推行。
2000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研究重點仍然是農村基層政治，并成為我國研究農村基層政治的重鎮。隨著研究的深入，徐勇越來越意識到，政治學研究農村、農民問題，問題導向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學科意識，加強對農村農民問題的學理性研究。“田野政治”作為一個研究對象被提了出來。
在2008年發表的《政治學研究：從殿堂到田野》一文中，徐勇提出了“田野政治”的概念。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學研究方法轉變從“文本”走向“田野”。當村民自治促使政治學由“殿堂”走向“田野”以后，已有的文本無法解釋正在迅速發生變化并千差萬別的政治實踐。村民自治研究將一批“坐而論道”的學者引向鄉土大地，在實踐中了解事實，發現問題。伴隨著實證研究進入中國政治學領域，從而改變了傳統的研究格局，導致了“重心下沉”，中國政治學研究從只注重正式文本和高層話語，轉向關注村莊政治現象及底層政治行為，從文本政治走向田野政治，從精英政治走向平民政治。……對于政治學實證研究者而言，下一步更加緊迫的是進入真正的、廣闊的田野，而不是被精英所籠罩的田野；進入真正的平民的田野，而不是平民精英的田野；不是研究以村莊精英為代表的政治，而是廣大農民所踐行、感受的政治。從狹義的田野轉向廣義的田野，還必須從“田野即鄉村”中走出來，城市社區、基層官員與政府等領域也屬于田野，只要不是從國家正式文本、高層話語出發的調查研究都應該屬于田野范疇，都是我們的研究領域。
總的來看，田野政治學起步于對村民自治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對制度表象的調查，主要理論貢獻也在于村民自治理論本身，包括建構“草根民主”。隨著對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包括實地實驗，之后的田野調查日益深入，注重發現事實現象背后的機理。2015年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計劃便有了深度調查的自覺。正是因為這一自覺，使我們能夠將深度調查中獲得的新問題、新知識、新經驗、新靈感與既有的理論相映照，從田野的角度回答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問題。沒有對農民自由意識持續不斷地追問，便難以發掘出“東方自由主義”；沒有對南方稻作區的調查，就難以揭示為“東方專制主義”遮蔽的水利自治；沒有對農民關系社會的了解，便難以建構起“關系權”；沒有對農民不斷調整土地的追問，就無法想象出“祖賦人權”。這些理論盡管出自田野，但豐富了政治學理論體系，能夠在政治學廟堂中獲得一席之地。
（二）運用田野調查的方法自覺
田野政治學所指的田野，包括兩層意思：一是農村；二是調查。田野政治學起源于作為研究對象的農村，并以田野調查為基礎。可以說，沒有田野調查，也就沒有田野政治學。盧凌宇指出：“田野調查是社會科學定性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其根本特點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后者的生活環境中互動。政治學田野調查的主要方法包括非參與式觀察（主要是自然實驗）、田野實驗和訪談。田野調查的主要功能是數據搜集、概念創造、理論建設和理論檢驗。”其中田野實驗方法在田野調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田野政治學注重運用田野實驗來探討基層治理中的因果關系，“如果沒有實驗，田野政治學很難走向歷史深處，走向社會根基，也就很難有之后的田野政治學自覺了”。隨著田野政治學的推進，田野調查也逐步擴展和深化，并取得了突出成效。
田野讓我們轉換了視角，發現了研究對象，也開拓了研究方法，這就是將實證調查方法引入政治學科。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社會科學方法基本上是基于書本文獻的研究。僅有的農村調查主要是為當時的中央農村政策提供依據。當我們將研究視角轉入田野，將研究對象投入田野上的村民自治時，原有的方法已遠遠不夠。因為，村民自治自興起之后，便伴隨著爭論。村民自治愈是火爆，爭論愈尖銳。理論上爭論最有代表性的是，據說是化名沈延生的作者在很有影響的《戰略與管理》雜志發表的五萬多字長文，對村民自治持否定態度，其依據便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沒有說過。正是因為凡事都要從本本上找依據的方法，限制了學界對村民自治的研究。田野政治學便是從田野的路徑研究現實政治。之所以要從田野的路徑研究，在于僅僅通過文本的路徑研究遠遠不夠。
當我們進入村民自治領域時，就必須尋找新的研究方法，不能再限于理論文本研究。張厚安先生由此提出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的口號，即強調走出校園書齋，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以理論服務農村改革，“理論工作者要研究、探索農村改革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并將取得的理論成果用來為農村的深化改革服務”。當時的張先生已年近七旬，還帶頭并與我們一同到全國各地調查。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田野調查提升為方法自覺。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書系”的總序中，徐勇強調在研究方法上要追求“三實”，即實際、實證和實驗。其中，追求實際，即強調實際先于理論。我們不輕視理論，但反對從先驗性的理論出發剪裁實際生活，特別強調實際調查。任何理論觀點都必須建立在充分扎實的社會調查基礎之上。理論上的發言權也只能出自實際調查。追求實證，即強調事實先于價值。我們不否定價值取向，但在實際調查中堅決摒棄先入為主、以個人價值偏好取代客觀事實的做法。我們不排斥“應該如何”，但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突出動態的過程研究。追求實驗，即強調實驗先于方案。我們要解釋世界，成為學者；也要改造世界，成為實踐者。而改造世界的方案應該來自社會實驗。通過實驗，提煉和檢驗理論方案，使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預見性。
田野政治學是從村民自治進入農村的。村民自治充滿著爭議和起伏。實證思維沒有讓我們為一時的爭議和起伏而停止研究的步伐，而是尊重事實，以事實變化為依據，從而將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田野政治學與其他政治學研究路徑最突出的區別便在于進入田野，進行實地調查。如果沒有這一基礎，便不是田野政治學而是其他路徑的政治學了。一開始與其他學者一樣，從事政治學理論研究，使用的方法也一樣，主要是規范的方法，依據的是文本。只是在從事農村農民問題研究之后，才開始進入田野，進行調查。因為要回答和解決農村農民問題，必須認識農村農民問題。認識的最好方法是調查。
一旦進入田野，研究者就能發現大量與書本不一樣的事實。通過發現事實，政治學研究開始進入全新視野，走向本土化道路。這個過程是一步步展開的，也是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第一，將居廟堂之高的政治學引入處江湖之遠的農村田野，過往不被重視的廣闊田野上的民眾生活及其政治行為成為政治學研究的對象。第二，要了解農民的政治行為，必須以實地調查為基本研究方法，強調“現場主義”。即與農民生活在一起，力圖從農民的角度而不是從研究者的角度研究農民的政治行為及其支配邏輯。第三，不斷深化調查，并形成調查自覺。即強調事實先于價值，在著力弄清“是什么”的基礎上探討“為什么”的問題。第四，在調查與研究中構建起學術分析視角與方法。方法論方面的底色決定特色、原點決定路徑、原型規制轉型。此外，還有研究范式方面的價值—制度范式、條件—形式范式。第五，在調查自覺中形成理論自覺。任何理論都基于事實，但任何理論都不可能窮盡事實。只有通過調查發現事實，才能在發現事實中構建原創性或獨創性理論。
田野政治學以田野調查為基礎并長期堅持。調查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并形成多類型多層次的調查方法。一是一般調查。一般調查是一種普遍性的調查。這種調查主要是對面上農村情況的了解，以獲得整體性認識。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差異性大，只有通過一般調查才能了解普遍性和差異性問題。二是典型調查。典塑調查是根據一定標準選擇若干村莊進行分類調查。這類調查的時間一般比較長，需要對一個點的情況進行全面了解。這種調查更深入，所獲得的知識信息和了解的問題更多一些。三是參與式調查。參與式調查是指調查者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調查村莊的事務，了解調查對象的具體運行過程。由于作為當事人，可以切實感到問題的存在，切身體會事物的運轉過程，并發現問題，特別是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比如“村治實驗”便運用了參與式調查方法。四是跟蹤調查。跟蹤調查是指對已調查的點進行長期跟蹤觀察，以了解其變化過程，并不斷發現新的問題和尋找回答問題的思路。五是深度調查。深度調查是指調查者根據調查目的對一個點進行深入的了解。這種調查要求調查者在調查點進行較長時間的調查，調查方式更加多樣化，目的是將一個村的情況了解透徹，從而獲得更多更深刻的認識。多類型多層次的調查使調查和研究從現實走向歷史，從表象走向深層，不斷提升對農村農民問題的認識。最終提出一些具有原創性的概念，產生一些有影響的成果，得益于調查方法的提升。
在田野調查中，我們不斷發現新的問題，不斷深化對問題的認識，使用的方法也越來越多，并有了方法論自覺。這種方法論自覺對于學術的原創性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田野調查不是為已有的理論提供一個注腳，而是為了獲得超越前人的基礎。田野政治學得以作為有特色的研究路徑，重要貢獻之一便是在問題研究中內生出自己的方法。這些方法盡管有學習和借鑒，但都經過了消化和吸收，轉換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
通過田野進行政治學研究已逐步成為共識。但是，田野研究所產生的成果質量與對田野的深度發掘相關。政治學要通過現象發現其背后的內在機理。這種內在機理掩藏在表象的深層。只有進入深層才能發現其事物的內在特性。·37·當下，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正在進行的“三百觀察”（百村觀察、百家社區觀察、百個司法所觀察）大型調查項目就是在已有基礎上對田野調查的進一步深化和擴展。徐勇強調，進入21世紀，中國不僅要完成農業文明國家向工業文明國家的轉變，而且要實現由一個地區性大國向世界性大國的變革，由此對農村調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在21世紀農村調查中，要加強基礎性、學理性、區域性、系統性、主體性、傳承性和比較性調查。
（三）產生田野學派的學派自覺
一個學派的形成，是一個由不自覺到自覺的長期接續努力的過程。華中師范大學的政治學從村民自治研究開始，成為將政治學由殿堂引入田野的先行者，且一直將實證調查作為基本方法，從未中斷，不斷深化。田野政治學一開始并沒有學派自覺，只是基于田野調查研究形成獨特風格。經歷了三十多年持續不斷的田野調查和研究，隨著近年來國家提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派自覺才得以萌生，政治學“田野學派”的雛形才開始顯現。
社會科學是對人的研究，對人的研究也有不同路徑。從政治學角度看，表現出兩種取向：一是以抽象的人民整體為對象的制度建構；二是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為對象的行為模式研究。政治學“田野學派”主要是后一種取向。在研究方法方面，該學派以田野調查為主要方法。方法服從于研究對象。要研究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及其行為模式，就要對具體的人及其處境進行實際考察，在大量調查基礎上形成觀點。
從根本上說，中國政治學的“田野學派”是生長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個研究學派，是相對于傳統政治學規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盡可能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去發現大量被遮蔽或迅速變化著的事實現象，去尋找事實現象之間的聯系，并通過這種聯系進一步深化人們對政治問題的認識。它與規范研究盡管在出發點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推進政治學科發展。它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將制度作為對人的研究的重要基點。
隨著政治學的恢復，政治學學者的視野開始從文本走了出來，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關注“是什么”的問題。而村民自治研究能夠持續地將政治學研究由文本帶向田野。村民自治是中國農村改革中出現的一種新型制度。與其他制度不同，這一制度的實施者是億萬農民，因而又是全新的政治實踐。對村民自治的研究，促使一些學者走出文本，深入農村田野。進入田野之后使得研究者發現大量與書本不一樣的事實。從田野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書本出發，極大地拓寬了政治學研究的視野。于是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為對象，從事實出發的政治學“田野學派”呼之欲出！
學派是學術興旺的標志，也是學術分工的要求。通過構建學派，可以在比較辨析中不斷深入推進學科發展，提高知識增量，開拓認識視角。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和專業化的社會。只有通過專業化分工，才能將一件事做精。學術發展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政治學起步較晚，在相當長時間里主要是搭建學科建設的基本框架，還未形成自己的學術自主性。大量豐富生動的政治事實為既有的理論所遮蔽。只有借助從事實出發的研究方法，才能在發現事實中形成自己的原創性理論，強化學術自主性。政治學“田野學派”的崛起，有助于中國政治學的發展。
當然，學派的形成是長期努力的過程。作為成熟的學派，至少有兩個標志。一是有源流。學派是對過往思想的傳承，總要從過往思想中汲取營養。任何學問都不可能憑空而來，自說自話，總是在前人基礎上有所前進、有所創造，這樣的學派才會延續下去。因為后人總是在前人的思想中汲取知識和智慧源泉。二是有自己的核心觀點和方法。學派具有相對性，總是相對某種理論或方法而言的。如經濟學的“奧地利學派”強調市場的功能，注重理論建構；“芝加哥學派”認為政府也不可或缺，注重經驗事實。學派不是幫派，也不是政治立場，而是以共同的學術觀點和方法為紐帶的學術共同體。只有建立在共同認可的價值和方法基礎上的學派才能延續，并獨樹一幟。
政治學“田野學派”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更關注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不是從整體的、一般的宏觀制度的角度研究政治問題，而是將政治問題置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特別重視馬克思主義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人為出發點，從自然歷史進程中考察國家、國家治理及其相應的政治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強調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從事實抽象理論，從事實的關聯性推導結論，而不是純粹的理論演繹。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汲取亞里士多德、孔德及行為主義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方法。
學術是天下共享的公器。學派只是學人基于學術分工，相對偏重，揚長避短，多方著力，共同推動學術發展的需要。因此，學派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同時也要并必須廣泛汲取各種思想營養。政治學“田野學派”關注“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但是以把握和了解“形而上”的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為前提。如果不能從整體上把握和了解國家的一般特征，就很難了解和把握國家整體之下的部分的特殊屬性。政治學“田野學派”強調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但不排斥價值與規范，相反要在充分了解價值與規范基礎上才能更好把握事實，認識事實，并通過掌握事實與既有理論對話。這樣的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研究才有價值，否則就只是事實的“搬運者”，從而大大弱化研究功效。這恰恰是與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學派追求的可靠性、可用性和準確性的目的背道而馳。
從根本上說，中國政治學的“田野學派”是生長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個研究學派，是相對于傳統政治學規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盡可能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去發現大量被遮蔽或迅速變化著的事實現象，去尋找事實現象之間的聯系，并通過這種聯系進一步深化人們對政治問題的認識。它與規范研究盡管在出發點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推進政治學科的發展，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它要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將制度作為人的研究的重要基點。
《政治學“田野學派”的崛起》一文是田野政治學進入自覺的標志。但人們對如何將田野與政治學關聯起來的認識有所不同。只是由于長時間的積累，田野政治學的路徑和身份已為學界所熟悉。20 20年8月2 6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頭版刊登題目為《基于田野實踐構建中國政治學理論》的長文，對于田野政治學的構建作了專門介紹。20 20年9月，為了進一步強化學術標識，“田野政治學”公眾號得以推出。這是“田野政治學”作為一種學術路徑和認同這一路徑的學術共同體的正式身份標識。為了使這一身份標識更為明確，相關人員經過討論達成“田野政治學”的幾項基本共識。
一是田野政治學要有明確的內涵和清晰的界定，簡而言之即“有學術關懷的田野調查，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原創性理論”。首先，田野調查為學術研究的基礎，這是一個基本共識。在這樣一個共識之下，田野政治學可以分為不同的分支和主題。其次，田野政治學強調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注意與實證政治學的關系。田野政治學更加強調田野的現場感和學術研究的田野思維，現場感提供學術研究的靈感，一手材料和田野思維，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在此要求下，田野政治學將是一個開放的學術共同體，并不局限于我們自己所做的調查及研究。最后，田野政治學一定不能忘記政治學的學科屬性。我們做了大量調查，比如家戶制，積累了數億字的家戶口述材料，如果不能提煉到國家形態的層面上，就沒有學科屬性，這一點恰恰是大有開拓余地的。我們要用政治學的概念做研究。
二是政治學“田野學派”強調理論的源頭在于田野，要從田野實踐中去發現和研究問題并建構理論。它要以事實現象為依據，同時又要善于發現事實現象背后具有普遍性的邏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超越一定事實現象的、具有共享性和普遍性的分析范式。下一步的研究重點是對調查材料進行深度挖掘，將調查材料理論化，從調查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論。由經驗到理論，將經驗與理論融為一體，中間存在多種聯結機制，需要足夠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對事實進行精細加工，并從事實中提煉理論。周平教授指出，田野政治學的學術自覺，不僅體現出獨特的學術視野和學術遠見，而且體現為農村問題研究柳暗花明又一村，實現了農村問題研究的升級換代，對構建中國政治學學術體系做出了恰當而有效的回應。這也是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新方向。
二、田野政治學的建構
田野政治學在發展過程中為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命題、理論和話語做出了積極貢獻，提出了一些為學界接受并產生重大影響的概念和理論，并通過話語建構形成了一些可以與西方政治學理論對話的學術命題。我們需要對田野政治學在學術建構方面所做的努力進行一個較為全面的分析，從而有助于人們更直觀地認識田野政治學為提升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主體性、學理性和原創性所做的努力。
（一）概念建構
在相當長時間里，田野政治學研究的表達方式與常規研究一樣，主要是敘事。其論著主要是敘述式的，即對研究對象的描述性表達。做田野政治學，需要去了解田野事實，但了解之后，對事實不能一個個地闡述，不能一直“講故事”，而是需要用概念進行闡釋和概括。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現事實，以事實發現既有理論的限度，這是必要的但也遠遠不夠。學術研究一方面要發現新的事實，另一方面更要對大量社會事實現象進行歸納總結，提煉出新的概念。因此，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以具體、豐富、鮮活的事實為依據，在與既有知識進行對話、反思既有認知的基礎上，通過知識再動員和邏輯再建構，提煉出新的概念，形成學理化的表達，是田野政治學的概念建構路徑”。
1.鄉政村治
在田野政治學發展的早期，“鄉政村治”是在田野調查基礎上提出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概念。“鄉政村治”最早由華中師范大學張厚安先生提出，他認為：“‘鄉政村治’，鄉政指鄉一級政權（包括鎮政權），是國家依法設在農村最基層一級的政權組織；村治指村民委員會是農村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鄉鎮政權和村民委員會的結合，就形成了當今有中國特色的農村政治模式。”在他看來，“‘鄉政村治’，乃是在治理鄉村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政治格局，它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并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鄉政’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權性；‘村治’則以村規民約、村民輿論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就村治對鄉政的作用而言，村治是鄉政的基石”。“鄉政村治”的提出大大提升了田野政治學學者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影響，也為田野政治學的概念建構奠定了基礎。同時，伴隨著時代發展，“鄉政村治”模式的局限性也更加明顯，于是又在實踐中形成了“鄉村民主自治”“村社協同”等模式。
2.農民理性擴張
在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家發展成“世界工廠”的進程中，農民工功不可沒。徐勇早在20世紀90年代便開始了對農民工的調查，發現農民工的生存邏輯與書本上的觀點有很大不同。他們主動要求加班加點，每天工作達1 6個小時，目的是多賺點錢。他們的行為不僅改變著自己，也改變著家庭的命運。支配他們行動的邏輯是長期農業社會形成的理念，這種理念因為在工業社會能夠獲得更大收益而形成理性的擴張。農民工這一稱呼本身就體現了兩種社會交替時期的要素疊加的特點。他們是“中國奇跡”的創造者，只是沒有人從理論上加以概括。徐勇通過“農民理性擴張”這一概念來概括農民工的創造及其行為邏輯。這也是田野政治學將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及其行為模式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自覺的起點。
3．“家戶制”與“家戶國家”
中國數千年來都是以一家一戶為基本單位。農村改革的核心內容便是包產到戶，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責任制。我們開展農村調查，用的是“進村入戶”方法。在這一過程中，徐勇用“家戶制”概念來概括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特性，以與西歐的莊園制、俄國和印度的村社制、非洲的部落制相區別。中國不僅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也創造了世界上特有的農村基礎制度。中國這個國家就是由無數個家戶組合而成的。鄧大才、任路、黃振華、陳明等人將家戶制這一概念延伸到政治學領域，提出了“家戶國家”的概念，將“家戶”作為國家治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
4.小農韌性與韌性國家
中國在歷史上長期是以家戶小農為基本單位的。小農既有規模小而產生的脆弱性，也有在艱難困苦環境下頑強生存發展的韌性，只是后者在理論上被遮蔽了。在大規模田野調查中感受和體驗了小農自強不息的堅韌性。之后，在深度田野調查基礎上陳軍亞提出了“韌性小農”的概念。這種堅韌性來自農民對自由的理解。近代西方強調自由即權利，是人應當擁有的。而傳統中國農民理解的自由是責任。只有履行對家庭、對祖先、對國家的責任才能達到自由狀態，強調的是付出與收獲的對等性。正是這種生生不息的責任支撐著一個大型文明體的延續，也形塑了中國的特性，即韌性國家。西方政治學學者用“威權韌性”來概括中國，不僅帶有極大的偏見，而且缺乏對韌性的進一步解釋，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國家韌性有深厚的歷史和社會根源。
5.祖賦人權與歷史權利
在南方農村調查時我們發現大量地方還保留著祠堂，一個村的人圍繞祠堂而生存，所有村民都是同姓。他們憑借著與同一祖宗的聯系而獲得相應的資格、權利、地位和責任。這種現象是近代西方政治學流行的“天賦人權”這一概念無法概括的。為此，徐勇用“祖賦人權”這一概念加以概括。這一概念強調人的權利不是建構的，而是歷史形成的。人是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人，人的權利與歷史有極強的關聯。“祖賦人權”意味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聯結。只有對歷史做出貢獻才能取得相應的資格和權利。這種權利是歷史權利，也是集體權利；是個人權利，也是個人責任。
田野政治學對本土概念的挖掘進一步堅定了徐勇“用中國事實定義中國政治”的決心。田野政治學在概念建構方面已經走出了堅實的步伐，利用田野調查獲得的原汁原味的中國經驗提出了若干已經在學界產生重要影響的概念，并形成了概念建構的自覺。景躍進教授指出，徐勇教授系統建構的田野政治學概念能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現在尚不能做出最終判斷。不管結果如何，其概念建構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郭忠華教授認為，從中國事實出發，從本土政治概念與政治學的概念之樹的關系角度衡量，田野政治學盡管完全立足于本土事實，但它為后者開辟了一個新的知識領域，使政治學的概念之樹上生長出一個基于田野經驗的概念分支。這一分支的果實盡管最初主要來自中國，但也可以為其他國家的田野政治提供啟示，并為它們所補充和更新。從這一角度而言，它不僅有助于促進本土政治學概念體系的構建，增強中國政治學的自主性，而且有助于國際社會更好地理解中國。
（二）理論建構
理論是以特定概念、命題、原理和價值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一種抽象的知識體系。田野政治學在實現了由“殿堂”到“田野”的同時，也需要從“田野”走向“殿堂”，將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因此，田野政治學不僅要關注“是什么”，更要解釋“為什么”。要貢獻出中國自己的學術理論，必須要根據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突破固有的思維方式、研究范式和話語體系，進行政治學研究范式的創新。田野政治學從中國事實出發建構了一系列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理論，從而極大地提升了該研究路徑在國內學術界的影響。
1.“草根民主”理論
如果說市民改變了西方國家，那么，農民則改變了當代中國；在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構成的基層社會的推動下，超越了農民政治行為的經典模式，形成了特有的創造性政治。這是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對人類政治發展進程的重要貢獻，同時也需要創造新的理論，特別是對新的分析范式加以概括和解釋。
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在農村基層實行什么樣的治理體制存在爭議。一種思路是加強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另一種思路是強化村民自治。后者以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為代表。在彭真看來，10億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權利，當家作主，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其最基本的兩個方面是：一方面，10億人民通過他們選出的代表組成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另一方面，在基層實行群眾自治，群眾自己的事情由群眾自己依法去辦，由群眾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由于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能夠較為充分地體現民主化、制度化的基本精神，一經出現便顯示出生命力，便成為國家法律制度安排和群眾自主參與、上下結合的民主實踐活動。在深入考察村民自治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的基礎上，徐勇提出了“草根民主”的理論。之所以將村民自治定義為“草根民主”，就在于它有根基，是內在于中國社會土壤的民主。它植根于社會經濟和心理結構之中，使民主的理念得以深入廣大的農村民眾。村民自治只是社會形態的民主，而不是國家形態的民主。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應遠遠大于其實質性。
實際上，村民自治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在民主化進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規則和程序，并通過形式化民主訓練民眾，使民眾得以運用民主方式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從而不斷賦予民主以真實內容。一旦儀式固化為習慣，成為日常的生活方式，民主才是真正不可逆轉的。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民主化的外部條件日趨成熟，民主化進程便可以順利實現由形式到實體的轉換。進入21世紀之后，徐勇及其研究團隊對村民自治在內的基層民主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出版了《基層民主發展的途徑與機制》《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研究》《鄉村治理的中國根基與變遷》等著作，發表了大量論文，不斷深化了村民自治研究。
作為一種民主形式的村民自治生不逢時，其成長過程正是中國“三農”問題最為突出的時期，村民自治的弱小性和粗糙性暴露無遺，選舉導向的“草根民主”遭遇挫折，甚至水土不服。民主的話語讓位于治理的話語，村民自治的話語讓位于鄉村治理的話語。強調治理，但無須將民主與治理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中國的治理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是體現人民主體地位。人民中心不過是民主的另一種表述。離開了人民主體和人民中心的治理并不是理想的治理，甚至可能是“惡治”。因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要“找回自治”并“回歸自治”，不斷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建構多層次、多類型、多樣式的村民自治體系。實際上，對于村民自治而言，民主與治理并不是分離和對立的。無論是基層民主，還是有效治理，最終都要體現為廣大村民根本利益的實現，都要求作為政治主體的廣大村民的積極參與。
在中國，市場化進程容易，民主化進程艱難，后者的制約因素更多，且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實現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仍然是一個有待探索的課題，村民自治只是一個小小的實驗，但其中內蘊的基本價值則具有穿越時空的意義。
2.“農民性”理論
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迅速崛起，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要理解“中國奇跡”，必須理解中國農民；要理解農民，必須理解“農民性”。基于田野調查的資料，徐勇提出了“農民性”理論。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徐勇首先提出了“社會化小農”的概念。農戶是認識農業、農村、農民的鑰匙，是理解和分析小農社會的基礎。當今中國農村和農民處于一個社會化程度高、經營規模相對較小，且將長期存在的“社會化小農”時期，它有別于傳統小農、商品小農和理性小農。這一時期是農戶內部急劇變化，農民打破思維定式、突破身份歧視、沖破地域束縛演化成為社會化、公民化的國民體系成員，獲取國民待遇的關鍵時期。“社會化小農”的性質、時期、形態定位，將為政府對農民國民待遇的制度安排、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等政策選擇提供充分的理論依據。
與此同時，隨著田野調查的深入，逐漸發現傳統社會中的理性小農也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發生了轉變，于是徐勇提出“農民理性擴張”這一概念來進行分析。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主要是農業社會。農民理性與農業社會是相匹配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主要適應于生存的需要，或者說是生存理性。改革開放后，中國走向工商業社會，二元經濟結構不僅更為明顯，更重要的是處于結構性開放狀態，農民可以自由跨越經濟結構，向非農領域流動。農民面對的工商業社會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在別國已成熟的工商業社會及其理性原則，對于中國農民則十分陌生。而農民闖入或者卷入這一陌生世界之時，仍然會按照其在農業社會形成的理性行事。農民理性的優質因素與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優質因素的有機結合，會釋放出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商業社會都未有的巨大能量，產生“疊加優勢”。農民理性正是在這一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得以擴張，由生存理性擴展為發展理性，從而成就了“中國奇跡”。由此，農民這一具體的行為主體與國家進程被聯系起來。
然而要理解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單靠農民理性是難以解釋的，于是在田野調查基礎上又提出了“韌性小農”“家戶小農”等概念。小農戶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但更有頑強的生命活力，表現為一種有內在發展動力，能夠靈活適應外部環境，不斷吸納外部能量，從而實現再生和延續的韌性，是一種“韌性小農”。同時在家戶制傳統下，也形成了家戶小農的特點，具有韌性特質的家戶小農，為國家形態的演進提供了延續和穩定的機制，包括小規模生產的適應機制、對國家政權低度依賴所形成的自組織機制、基于血緣延續的穩定機制等。
實際上，田野調查基礎上提出的“社會化小農”“韌性小農”“家戶小農”“農民理性的擴張”等概念歸根結底其實都是對“農民性”某一方面的表達。整個20世紀，可以說是一個國家改造農民社會的世紀。現代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整合，從根本上說是對“農民性”的改造，以使具有深厚歷史根基地分散農民能夠與現代社會連為一體，成為現代國家組織體系的成員。鄉村整合既是國家意志的產物，也包括農民的反應，是國家與農民的互動過程。首先，農民作為具體的人，受生存理性的支配；其次，來自農民經驗的悠久鄉村傳統具有強大支配力；再次，現代化的社會動員賦予農民的主體性和反抗權利；最后，市場化和社會化催生了農民的現代性。因此，在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農民的國家化和國家的農民性是一個雙向和變動的過程。理解了中國在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的“農民性”，才能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有一個更加準確的把握。
3．“國家化”理論
國家化的概念出于現代國家理論，具有鮮明的現代取向。徐勇試圖通過這一概念來解釋和理解20世紀以來的國家形態轉變，并將“三農”問題的解決和鄉村治理的轉變置于這一框架之中，從而建立起田野基層與國家上層的關聯。在概念建構的過程中，也形成了田野政治學中的“國家化”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大規模現代化進程之中。現代化在政治領域的反映，便是現代國家的建構。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中處于領先地位，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現代國家理論。隨著對外開放，現代國家理論也傳入中國學界。這一理論對于理解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政治具有啟發意義，但也存在一定限度。早在2003年發表的《現代國家建構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一文中，徐勇就提出了“國家化”的概念。文章指出：在現代政治共同體中，國家無疑居于中心地位。這是由現代化造成的。以往，人們理解現代化僅僅是從時間上度量，很少關注空間因素。其實，現代化不僅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而且是由一個分散、互不聯系的地方性社會走向現代整體國家的過程，這就是國家化，或者說國家的一體化。國家化作為一個過程，標志著國家整體和代表國家主權的中央權威日益深入地滲透于主權國家領域，并支配整體社會。
從田野中觀察國家，使我們發現傳統國家在各個地方的表現有很大的差異性，有的直接受到國家權力的支配，還有相當多的地方，國家權力若有若無。中國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國家建構，其路徑和方式有很大差異。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與西歐有很大差別：一是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之前，已存在完整的國家形態，國家權力機器發達。而西歐的現代國家建構是建立在封建社會的“空地”上，權力主要散落在封建領主莊園中。現代國家建構就是將分散的權力集中于國家之手。二是中國很早就有了地域遼闊的政治統一體，國家通過中心權力對其他地域進行滲透和整合。從國家一出現，便開始了這一過程。而西歐只是隨著封建社會的替代才建立起統一的國家，并有了國家權力向社會的滲透。從比較分析的維度來看，不僅根據西歐經驗形成的現代國家建構理論不適用于中國實際，而且之前基于現代國家建構理論形成的“國家化”概念也存在缺陷。
于是，對原有的“國家化”理論加以擴展，這就是“國家化”不僅存在于現代國家建構時期，而且存在于自國家產生之后。當氏族社會為國家所替代，便開始了將不同于民族性的國家性擴展到國家地域的進程。在《國家化、民族性與區域治理——基于歷史中國經驗的分析框架》一文中，徐勇對“國家化”做了新的界定：“國家化是人們超越血緣氏族組織，設立國家政權并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推動組成社會的人們獲得國家性的過程。包括人們由一般的社會成員成為國家居民的過程和人們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獲得其地位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為國家整合或者國家的一體化，即將異質化的人群整合到國家體系中，并獲得國家的統一性。國家化是一個歷史過程概念，有助于認識國家演化的過程性、層次性和類型性。它包括兩個不可分離的過程：一是人們從社會走向國家，以國家形態存在的過程；二是國家政權將人們整合到國家體系中的過程。國家化是對國家性的過程概括。”將與現代國家建構相提并論的“國家化”擴展到國家一產生便開始有了“國家化”，更具有包容性，也更能解釋中國的國家進程。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是在一個農民人口占多數的社會基礎上開啟的，這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具有自身的特點，如何處理與農民的關系成為最突出的任務之一，并構成了復雜的政治過程。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一書中。
“國家化”如今已經成為田野政治學的一種理論與方法。“‘國家化’理論作為以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歷程為對象的田野政治學研究，形成對現代國家理論的反思，同時，‘國家化’理論建立起國家與農村關系研究的基本維度和路徑方法，對當前農村研究有著啟發意義。”通過這一理論與方法有助于從政治學的學理上回應現代化與農村農民關系的課題，研究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傳統農村農民，如何轉變為國家形態下的現代農村農民，其間有哪些機制和方式，會產生什么反應，由此可以進一步開拓和豐富現代國家建構理論。畢竟豐富的中國事實和經驗是原有的理論所沒有和難以概括的。基于中國事實和經驗，可以對原有理論進行原創性開拓。
４．“家戶”理論
農民特性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永遠不變的，它是歷史與社會關系的產物。而特定的歷史和社會關系會以相應的組織形態表現出來。中國農民的創造性、理性、韌性來源于家戶制度。田野政治學以“包產到戶”為線索，在理論爭論的背景下進行實地調查，將“一家一戶”問題學理化，建構起家戶制這一農村本體制度。通過“家戶制”這一鑰匙，可以深度理解農民行為，理解中國農村社會，進而理解中國的國家特性和進程。田野政治學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創建了“家戶制”這一學術概念，并將其帶入中國的文明和國家進程研究，進行理論表達。“家戶”理論是田野政治學理論構建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其理論基礎是中國在傳統社會中形成的家戶傳統，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家戶小農和家戶國家。
在東方國家的本源型傳統中，不同于俄國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國是家戶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獨特的中國農村發展道路。在中國農村發展進程中，盡管家戶制一度被拋棄，但仍構成當下及未來農村發展的制度底色。在當下及未來的中國農村發展中，需要高度重視和深入挖掘這一基礎性制度和本源型傳統，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建立起必要的關聯，才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家戶制”的提出不僅是農村研究基礎理論領域的一個重要進展，更重要的是將家戶帶入中國國家進程的研究，從而將田野與政治學直接聯系起來。
2015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中專門設計了以家戶為單位的調查，并在深度田野調查的基礎上豐富了“家戶”理論。任路的研究認為，與西方國家基于“莊園制”的國家橫向治理結構原型及其演化邏輯不同，中國的國家治理表現為縱橫治理結構，這種結構原型來自本源性的“家戶制”。在此基礎上，任路提出了“家戶國家”的概念，他認為與“郡縣國家”側重于宏觀制度框架相比，“家戶國家”突出中國傳統社會的國家治理結構來自小農社會的底色，將“家”與“戶”兩個不同性質的單元合為一體，形成以“家”為基點的國家橫向治理結構和以“戶”為基點的國家縱向治理結構，構成傳統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社會根基。近代以后，隨著個體主義的興起和政府權力的介入，典型意義上的家戶國家趨于消解。然而，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模式或制度“基因”，“家戶制”并不會被完全取代，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延續，并成為影響中國國家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因素。從傳統中國的社會根基來看，中國的歷史也是在家戶小農的社會基礎上長期演化發展而來的。作為基本政治社會單位的家戶小農，國家韌性也是從小農韌性中生長出來的。而“家戶國家”和“家戶小農”也構成了“家戶”理論中的重要分析概念。
當然，“家戶制”是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產生，并發生變化的。中國農村社會組織制度經歷了傳統家戶制、公社制、家庭承包制的依次變遷。這三種制度的公平與效率的表現形式不一，分別表現為“有效率缺公平”“強公平弱效率”“強效率弱公平”，由此導致農村社會持續不斷又環環相扣的制度變遷。伴隨現代化進程，需要在歷史延續性基礎上建立現代家戶制，以“提效率增公平”。與此同時，家戶制傳統同當前中國農村市場化進程很好地嵌入在一起，呈現出明顯的家戶主義形態，形塑著當前中國農村治理與政治實踐，具體表現為：在當代農村社會中，農民的基本行動與認同單位仍然是家戶，其行為動機是追求家戶利益，奉行家戶利益至上，在形態上表現為家戶主義；這種家戶主義邏輯，形塑了當代中國農村治理與政治的基本形態。
“家戶制”的提出不僅是農村研究基礎理論領域的一個重要進展，更重要的是將家戶帶入中國國家進程的研究，從而將田野與政治學直接聯系起來。“家戶”理論是理解中國文明和國家進程的一把鑰匙，可以通過家戶制發現中國特性。
5.“關系”理論
田野調查要求研究者進入田野現場，并理解田野現場中的人。農民經常使用“找關系”“有關系”“關系好”，重要原因在于關系即權力，權力在關系中。這類現象可歸納為“關系權”。血緣關系和農業文明是中國歷史進程的基本底色。從實證調查看，傳統農民并非孤立地存在。其生產生活必須借助關系而進行，由此形成“關系社會”，并孕育出“關系政治”。私人領域的人際關系與公共領域的社會關系相互重合和延伸，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點，以至于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借助特殊關系獲得特殊權力的現象。“關系權”的重要特點是主體并不直接占有，而是借助關系獲得權力資源，因此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權力，猶如“話語權”。將“關系權”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可以理解權力在不同社會形態中的運行過程和互動關系。
隨著田野調查的深入，我們發現農民生活在由各種關系疊加的社會之中。農民社會簡直是一個“關系社會”。中國村莊的名字大多是由姓和地構成，體現的是血緣關系與地域關系。這是農民生活的基本關系。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關系形態。古老的血緣和地域關系與不斷擴展的社會關系交織在一起，成為農民行為的支配性因素。正是基于此，徐勇提出了“關系疊加”理論。
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已有的學術資源，對關系理論進行了自我構建。關系主要是基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結。個人只有在與他人的聯結中才能形成關系。隨著聯結的擴大，關系日益豐富。人類最初，甚至是唯一的社會關系是血緣關系，產生的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民族組織。這是人類社會的出發點。之后，因為地域相近而產生的交往，將不同的血緣關系的人聯結起來，并形成地域關系。利益的分化一方面造成氏族組織的解體；另一方面產生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形成用于調節社會沖突的國家。在共同的相近的地域內生活著不同的民族人群，并形成民族關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人們生活在互不聯系的地方，國家只是地域性國家。只有到了近代，人類進入互相聯系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從而產生了世界關系。國家存在于世界整體之中。但是，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人與歷史的關系仍然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存在和延續。
正是基于不同的關系會產生不同的國家形態，徐勇提出了“關系決定國家”的命題，“正是在關系決定國家以及國家創造和處理關系的過程中，形成了關系與國家的互動”。中國的國家成長是在其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下內生演化出來的。血緣關系與地域關系的疊加，使得中國的國家成長不是在舊的關系形態被“炸毀”的形態下進行，而是舊的社會關系與新的社會要素相互糾纏。為了代替舊的辦法，經歷了頑強而長久的斗爭，從而實現了中國國家成長的三次大突破。
“關系疊加”使得社會關系不是一種新關系替代一種舊關系，而是新的關系與舊的關系相互疊加，此消彼長。由社會聯結構成的關系、因為社會聯結的擴展造成的關系擴展、在關系擴展中出現的關系疊加，這是我們提出的一種關系理論，并運用這一理論解釋國家的演化，多卷本的《關系中的國家》就是對該理論的集中論述。多卷本的《關系中的國家》旨在運用關系理論來解釋中國國家演化。這一理論汲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及客觀的現實關系決定國家政權的思想，但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發展，形成了由關系、關系擴展和關系疊加等核心元素構成的一個關系理論體系。
（三）話語建構
任何一個學科，都必然要用自己的學術語言加以表達。只有通過話語表達，才能讓人們學習、接受、理解表達者的意思，并產生具有引導性、規范性的影響。田野政治學通過概念建構和理論建構的過程也逐漸形成了話語建構的自覺。尤其是在概念和理論建構的過程中，注重用中國的事實建構中國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與西方政治話語進行對話。面對中國實際和經驗，從中國實際和經驗中建構概念，使得田野政治學的知識體系中具有愈來愈多的“中國性”，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我們在政治學話語建構中“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被動局面。
1.以“家戶制”對話“村社制”
不同的基本單元決定了不同的社會組織方式，并形成特定的基礎性社會制度。由于歷史社會條件的差異和時空的變換，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不同的基礎性組織制度，典型的包括俄國和印度的“村社制”、西歐中世紀的“莊園制”、游牧民族的“部落制”以及中國的“家戶制”等。根據田野調查和歷史研究，徐勇提出了“家戶制”，即以家戶為基本組織單位的制度。這一概念具有相對性，是相對于“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等概念而言的。在東方國家的本源型傳統中，不同于俄國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國是“家戶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獨特的農村發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戶經營為基礎的農業經營組織，家戶內部農工商結合基礎上的農工商互補經濟，家戶互助合作基礎上的農村合作形式，家國共治基礎上的農村治理體系。通過“家戶制”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釋中國農村社會的本體制度和本源傳統。
中國特有的“家戶制”傳統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傳統和國家治理。鄧大才指出，家戶是中國社會的細胞、國家治理的基石。中國社會具有家戶底色，家戶的底色決定和影響著國家治理。國家與家戶在社會功能上有分工，也有合作。也就是說，與“村社制”“莊園制”“部落制”等不同，中國在小農社會的底色之下經過長期發展形成本源性的“家戶制”，是社會與政治單元的統一體。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編戶則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單元，國家的“編戶”建立在家庭基礎之上，由此將國家治理體系與社會組織方式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逐步形成國家治理結構的基礎。正因如此，家戶不但沒有因為其傳統性成為當代中國國家現代化的阻力，反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變革中，成為當代中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并演化為當代中國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內生優勢。
2.以“韌性國家”對話“威權韌性”
“威權韌性”是西方政治學對于當代中國政治的定義，是威權主義的延伸。比如楊光斌指出：“西方人特別愛貼標簽，認為毛澤東是威權主義，鄧小平是威權主義，現在還是威權主義。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無論政治、經濟、社會等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在他們眼里都是威權主義。現在，加了個韌性或者叫彈性威權主義，意思就是中國這個政權的生命力還很強。也可以說，這是對合法性理論的一個退讓，但是再用這個理論看中國，中國不但沒有出現合法性危機，反而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威權主義”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為本位的定義，這一定義對中國政治具有標簽化的效應。
由“韌性小農”擴展而來的韌性國家，試圖從韌性國家的歷史社會根基的角度把握中國的政治特性，且這一特性是以中國內在演化為本位的。陳軍亞認為，作為基本政治社會單位的家戶小農，國家韌性也是從小農韌性中生長出來的。家戶小農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上，克服各種困難生存和發展，形成一種韌性，并通過社會化的過程，內化為一種社會成員共同的心理意識或精神，從而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對國家的長期延續產生可見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可以認為中國是一個韌性國家：依靠自我生存發展能力，不斷適應環境，克服壓力，并獲得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國家。
3.以“東方自由主義”對話“東方專制主義”
自由與專制是政治學的核心概念。政治學產生并發展于西方國家。長時間以來，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形成了“西方自由東方專制”的話語定論。德國學者魏特夫以“東方專制主義”概括東方國家的政治，并將東方專制論的來源歸于馬克思的論述，因而更具欺騙性。長期以來，在西方話語體系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被奴役性、停滯性的“東方專制主義”所定格。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崛起的事實，不斷挑戰這一“千古傳奇”和“歷史定論”。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并不是源自西方自由主義的進入，而是源自長期被思想界所遮蔽的東方自由主義傳統。
田野調查所展現的中國事實，進一步證明了“東方專制論”的理論與歷史限度，對于中國，不可以“東方專制主義”一言蔽之，也不可再因為“東方”而自我對號入座。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基于關系疊加的視角，徐勇提出了傳統中國的“帝制國家”特性，同時，傳統中國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帝制國家，而有其特殊性，因此，中國盡管是一個地域國家，但血緣關系仍然在國家形態中延續下來，形成了以地域關系為主導但同時受血緣關系所支配的“家族帝制國家”。郝亞光基于“深度中國調查”案例強調傳統中國的治水社會所具有的內生性、自治性和主動性。傳統中國并非國家主導的治水社會，而是以社會為主體的治水社會。社會自我治水的過程，既塑造了中國的社會性，又形塑了中國特有的社會治理形式與結構。
４.以“祖賦人權”對話“天賦人權”
在不同時空里會產生不同的經驗性概念，如基于西方宗教經驗的“天賦人權”的建構權利；基于中國宗族經驗的“祖賦人權”的歷史權利。兩者產生于不同地域，是對特定的歷史事實經驗的概括。“天賦人權”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來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精神。“‘天賦人權’這類規范性概念，也有其歷史局限性。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們愈來愈意識到此類概念的有限性。”這一概念很難解釋宗族村莊里社會成員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血緣差等現象及其背后的依據，由此產生出“祖賦人權”的概念。這一概念相對于但又不同于“天賦人權”。田野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在近代，西方宗教傳入中國農村，為一部分宗族共同體的邊緣人群，如青年和女性所接受，但受到宗族共同體主體人群，如老人和男性的抵制。這在于宗族是具有差等性的共同體。“天賦人權”蘊含的個體平等權利意識會瓦解宗族共同體，用“祖賦人權”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釋血緣宗族社會的特性。
事實上，比“天賦人權”這一建構理性更為古老的是自然形成的血緣理性。“原先，最好的權威是祖傳的，或者說一切權威的來源都是祖傳的。”中國是一個農業民族，其思維具有經驗性。中國人以直觀性視角，認定人的生命及其生命活動來源于與自己具有血緣關系的祖先，是祖先賦予了自己生命及其存在的正當性。從血緣關系看，作為血緣起始者的祖先就具有本源性、本體性和終極性。“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血緣決定了成員資格、身份、責任、權利和活動。”祖先是血緣關系的人格化。而由祖先賦予其生命的具體的“人”，是處于血緣繼替關系中的后人。祖先賦予后人以存在資格和地位是不言自明的，由此所產生的祖先“權威”也是不言而喻、自然天成的，無須也不可能由后人與祖先簽訂契約，經由“同意”而獲得權威。因此，“祖賦人權”是基于人類最古老最原初的血緣理性而生成的，也是血緣理性的最高本體原則。
5.以“長周期政治”對話“線性史觀”
長周期指事物在一定條件下長期運行并由于內在規律發生周期性變化的狀態。它包括以下三個要素：構成長周期的時間段及給定條件；長周期內有規律的周期性變化；造成周期性變化的機理。“長周期”是一種歷史觀，是一種對歷史進程的看法。過往的歷史觀，如“長時段”“超穩定”“大歷史”“循環論”等，有兩個特點：一是從現代觀歷史；二是對歷史進程的擴展性和疊加性缺乏解釋力。田野調查發現，中國農村的社會關系既有不斷豐富的擴展性，又有新舊共存的疊加性。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家戶制”率先從宗族村社制中脫穎而出，具有堅韌性和脆弱性的雙重屬性，并呈周期性變化。運用“長周期”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釋這種長時段中的周期性變化。徐勇認為，中國發展在“持久性變革”主旋律之外，也有不可忽視的“周期式變動”的副線。其深刻的根源同樣隱藏在農耕國家的內在基因中，包括制度黏性、官僚惰性和權力任性等。歷史延續性為近代以來中國的創新性革命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并由此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盡管這一道路仍然是未了的接力過程。
“長周期”是為了探索中國“家戶制”及其衍生的政治現象反復發生和周期性變化而建構的一種歷史認識論。在建構這一認識論之前，存在著諸如長時段、超穩定、大歷史等歷史觀。以上歷史觀有共同特性：這便是以現代觀歷史，容易出現對歷史傳統的簡單否定。“長周期”的歷史觀力圖將歷史存在的現象置于歷史過程中認識，發現其存在的依據。這一歷史觀有助于將“家戶制”“祖賦人權”置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考察，從而使其獲得堅實的歷史認識論基礎。
基于上述分析，有必要對田野政治學進行一個基本界定：田野是一種場域。它包括農村而不限于農村，是實地、實際、實踐、實驗的指代。相對于書本文獻而言，田野是一種方法，主張以現場主義、客觀主義、科學主義的方法從實地、實際、實踐、實驗獲取材料、靈感。田野非常強調現場感。就如地質學必須到野外考察一樣。田野政治學屬于實證政治學的范疇，都強調理論來自經驗事實，而不是讓事實經驗與先在的理論接軌。但田野政治學比實證政治學的范圍又小一些，特別強調個人的實地調查經驗。田野政治學的特性：有學術關懷的田野調查，以調查為基礎的原創理論。總的來說，田野政治學是以田野為對象，以田野調查為方法，對政治現象和政治規律的研究。從田野政治學的建構過程來看，田野政治學一方面表現為“走向田野”的政治學，即政治學學者將田野調查方法引入政治學研究領域，并自覺和廣泛地運用田野調查方法的過程；另一方面，田野政治學也是一種“超越田野”的政治學，即在田野調查基礎上建構中國理論。由于以建構中國理論為目標，田野政治學不僅要“走向田野”，更要“超越田野”，而這又反過來對田野調查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田野政治學的價值
學術研究的主體是學者，并要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系。田野政治學作為政治學的一種研究路徑和學術共同體，其重要特點之一便是在田野中生成和不。斷強化主體意識，廣泛吸收各種學術資源，但以我為主；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并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產生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成果。主體性、學理性和原創性是田野政治學的生命活力所在，也是其特色所在，從而賦予田野政治學在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一）強化了政治學研究的主體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學學者在確立學科自主性和本土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效。這是因為，中國政治學必須要結合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研究。這一研究過程本身就體現了中國政治學的自主性和本土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引入外來概念并根據中國實際進行加工，從而實現創造性轉換。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治理”和“國家治理”的概念。中國本身有豐富的治理實踐，但沒能成為一個學術概念。20世紀90年代，“治理”作為聯合國文件中使用的概念，進入中國。中國學者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學理性闡釋，賦予其中國意義。這一概念在中國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從“鄉村治理”“社會治理”，一直擴展到“國家治理”。其二，在實際生活中，學者們發現許多事實現象無法用現成概念進行表述時，就會尋找新的概念加以概括和解釋。葉娟麗等人認為，概念創新對于理論建構具有重要作用，在主要以舶來的理論與概念作為支撐的政治學研究領域，進行本土化概念創新，尤其艱難，也更加難能可貴，田野政治學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田野政治學是在解決中國農民問題中生長的，是一門內生于己、內生于自我對問題研究的學問。只有始終扎根中國大地，面對社會大眾，才有不竭的源泉。張厚安先生在進入農村研究之初便提出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即“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這一方向仍然是田野政治學構建的基礎。田野政治學之所以能夠產生一些成果，根本原因就是扎根中國大地，從中國大地上汲取理論的源泉。為了更好地推動田野政治學的發展，就是要堅持政治學研究的主體性，汲取各方面的資源為我所用。
一是學術研究必須持開放態度，充分吸取有益學術資源。田野政治學進入田野，主要研究基層問題，所需要的學術資源似乎不多，甚至沒有受到專業訓練的地方干部也可以發表論著，且有真知灼見。但要將田野問題提升到更高的理論層面，使之具有學科性并建構起學術理論大廈，就必須充分汲取有益學術資源。我們學習接受“治理”理論才得以開發出“鄉村治理”的理論；學習接受現代國家建構理論，才得以開發出“國家化”的概念；沒有對“東方專制主義”的了解，我們就難以開發“東方自由主義”概念；沒有對“村社制”的了解，就難以建構“家戶制”理論；“關系中的國家”更是學習和借鑒了眾多過往的研究成果。
二是在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無疑是最重要的。在中國大地上從事政治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無疑是最重要的學術資源。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基本理論與方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從事田野政治學研究，進入和深入田野，一是要了解國家宏觀政治和政策，具有政治高度；二是要以中國的田野大地為基礎，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成果的指導下進行原創性研究。我們將“治理”賦予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轉換為“鄉村治理”，運用到中國田野調查和研究。我們受馬克思主義關于“村社制”思想的啟發，將“家戶制”作為一種社會基礎性制度加以定義。我們將田野調查中獲得的“關系”現象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論斷結合，建構“關系中的國家”的理論。
三是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的目的是為我所用。我們是政治學學者，是研究主體。從事政治學研究，首先必須學習，而且要永遠學習，汲取各種學術資源。但學習的目的是使用，是為了更好地解釋田野問題，產生新的研究成果，一切要以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為主。在村民自治研究中，我們吸收“治理”理論，是因為“治理”的概念包容量更大，可以將其轉換為“鄉村治理”的概念，更好地理解中國的鄉村政治。我們汲取現代國家建構理論，是因為通過這一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下鄉”活動。而在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的過程中，所汲取的資源已發生了創造性的轉換。如我們將現代國家建構理論轉換為“國家化”，特別強調國家化是一個過程，是一個互動過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的國家化的對象是廣大農民，而農民是積極的行動者而不是消極的存在。國家化必然遭遇與作為積極行動者的農民的互動。
四是在汲取學術資源時要有所選擇，以我為主。必須承認，中國的政治學恢復重建不久，要大量學習和汲取外來的學術資源，即使中國政治學有了長足發展也要繼續學習和汲取各種學術資源。但是這種學習和汲取，一定是有選擇性的，要以我們所從事的研究為主，需要什么學習什么，學術發展是一條歷史長河，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成果，最新的不一定是我們最需要的。
總體來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政治學在學科本土化方面還缺乏充分自覺，特別是在構建自主性概念方面還有欠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實踐創造了豐富經驗，卻缺乏相應的概念對其加以概括和解釋，存在“概念赤字”現象。“中國之治”與“中國之理”之間嚴重不對稱。大量的研究只是一種敘事表達，而不是由獨創性概念構成的學理表達，造成“有理說不出”的困境。田野政治學的興起及其在理論建構方面所做的努力，強化了政治學研究的主體性，田野政治學學者形成了從中國事實出發建構中國理論的自覺。從根本上來說，“建構中國理論要致力于學術話語表達；要強化理論思維，實現由經驗思維向理論思維的轉化，創造具有標志性的概念；要‘正本清源’，在融通各種理論資源的基礎上推進自主性知識生產，形成累積性的知識生產線”。正是由于田野政治學在強化政治學研究主體性方面的貢獻，房寧認為田野政治學對當代中國政治學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提升了政治學研究的學理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要“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田野政治學得以提出具有標識意義的原創性概念，重要原因是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既有的理論出發，能夠基于田野調查經驗進行理論創造。這種理論創造是從政治學的學科知識入手，經過田野調查有所發現，再進行理論加工并提升到政治學的學科層面。它是基于田野而不是基于書本的政治學，并由于田野發現和創造，而具有田野政治學的屬性。當然，基于書本同樣也會有創造，甚至有重大創造，只是創造的路徑有所不同。在政治學已有的理論知識大量堆積的條件下，基于田野調查的政治學研究，是一種能夠產生原創性研究的重要路徑。田野政治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建構本土化政治學理論的自覺，為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做出了新貢獻。
一是將具體的人帶入國家研究。人是社會科學的出發點。社會科學都是圍繞人展開的，政治學也是如此。政治學說史上的重要概念命題都與人有關。如亞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盧梭的“人生而平等”，亨廷頓的“人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等。但是，以上所說的人都是整體的抽象的人。在相當長時間，中國政治學研究涉及人時，主要是“以人民的名義”。人民是整體概念，對具體的人的行動關注較少。田野政治學進入田野現場，接觸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這些人的行為是在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發生的。正是這些處于一定歷史和社會關系中的人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也鑄造出一個國家的品性。如從“農民理性的擴張”了解到中國奇跡的發生，從“韌性小農”延伸到“韌性國家”。
二是將家戶帶入國家研究。由于社會分化產生不同階級，由于階級沖突產生國家。階級是國家研究的基本單位。但是，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特別漫長和發達的社會。家戶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并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國家進程。“家”是社會學概念。田野政治學將“家”與“戶”聯結起來，使之成為一個政治學概念。因為“戶”是國家建構的。“家戶”由此進入國家研究的視野，并成為研究中國國家演化和治理的重要基點。
三是將關系帶入國家研究。階級是利益分化的結果。階級關系是利益關系的產物。利益關系成為政治學研究的基點。田野政治學通過田野調查發現，人是通過各種關系聯結起來的。利益關系盡管是核心關系，但并不是唯一關系。從組織的角度看，人是通過各種社會關系聯結起來的，并構成一個國家。國家的生成和演化為多種社會關系所支配，這種關系既有擴展性又有疊加性。這一關系特性對于中國的國家演化和國家治理具有特殊的解釋力。盡管從制度看，中國早已進入現代國家進程，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還會存在著與古老的血緣地緣關系相聯系的政治現象。
四是將歷史帶入國家研究。政治學是伴隨現代化產生的。而在現代化發生前的中國是一個歷史特別悠久的國家，中國的政治與歷史有著特別緊密的聯系。歷史賦予特有的“中國性”。但在相當長時間，對歷史傳統的態度主要是否定的，其未能進入政治學研究的視野。田野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具有強烈傳統性的農民，并在研究中發現“家戶制”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由此重新評估傳統，強調“歷史的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并力圖從歷史政治學的角度理解和解釋中國的國家演化。之后進一步開發出“長周期政治”的研究視角，用于解釋中國的國家治亂興衰的規律和機制。
五是將實證方法帶入政治學研究。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政治學是一門價值規范性很強的學科，“現代性”根深蒂固。田野政治學走向田野，從實際和事實出發理解農民，理解農民行為，并從價值中立的角度進行研究，建構概念，從而將實證方法帶入中國的政治學研究。田野政治學建構的概念引起一些爭議，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研究方法引發的。面對爭議，田野政治學對其研究方法做出了進一步的說明。這就是：事實先于價值，從事實出發；理解先于評價，以解釋為重；他我先于自我，歷史是過程。
（三）促進了政治學研究的原創性
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是從外國引進的。西方由于率先現代化，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發源地。我國不向外學習，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都難以建立起來。政治學于1980年開始恢復重建的過程，便是不斷向外學習和接受的過程。這種學習和接受之初，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客體，還缺乏主體性的自我意識，也難以產生體現主體性的原創性成果。但是，任何一種學說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概括所有事實，更不可能窮盡一切真理。特別是政治學具有內在的價值性，外國學說中不可避免地包含著一定程度的偏見。隨著政治學的發展，政治學研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從所要研究的問題出發而不是從既定的理論出發，通過對問題的發現、理解和分析，產生出具有獨創性的成果，從而推動政治學研究的發展。當然，隨著知識的積累，原創性和獨創性越來越困難，重復性和模仿性相對容易。但是，獨創性有大有小，即使是一個很小的進步，都比重復性研究更有價值。
進行原創性研究的重要路徑便是從實際出發，從實踐發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著眼，為人們認識現實貢獻新的知識。周光輝教授指出：“所謂原創性研究是指針對原發性問題，利用原始性材料，采用可檢驗的方法并得出創新性結論的研究活動”，“政治學研究需要在引進學習、跟蹤研究的基礎上，注重加強原創性研究，從而推動政治學研究整體上邁上一個更高的水平”。中國有著豐富的政治實踐，但政治學原創性研究還很不夠。習近平總書記說：“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如果不加分析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準繩，那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如果用國外的方法得出與國外同樣的結論，那也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世界中國與歷史中國相互疊加，有大量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研究。這些問題沒有現成答案，只能從我國實際出發，以政治學的自主、自為的探索，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形成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沒有獨創性，也就沒有中國特色政治學。從實際出發，有助于找到原創性理論的源泉。
田野政治學是基于田野調查進行原創性研究的一種學術路徑。這一路徑的天然要求是面對實際生活，從實際出發去研究問題，由此建立起研究者的主體性。隨著自主和自為研究的推進，政治學研究進一步有了建構新概念、提出新觀點的直覺和自覺，并取得具有一定獨創性的成果。田野政治學提出的概念、命題、理論具有一定的原創性，在一些方面顛覆了曾經長期為人所接受的理論學說。田野政治學研究中提出的某些觀點盡管不一定成熟，甚至存在一些爭議，但反映了學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通過學術爭鳴和討論才能促進學術創新，從不同路徑、以不同方式共同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大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堅持和發揚學術民主，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不同風格學派相互切磋、平等討論。”
從實際出發去研究問題，這就需要走出書本，尋找理論的源泉。持續不斷的田野調查給我們帶來的重要好處就是引導我們將視野投向大地，投向活生生的實踐。沒有第一手資料，就難有原創性成果。人們常說“中國農村研究在美國”，就是因為美國學者利用了日本人對中國農村調查的原始資料。后來，我們下決心翻譯日本滿鐵農村調查資料，并開展“深度中國調查”，就是為了改變理論研究的被動局面。田野政治學通過轉換視角、重塑主體、開拓方法，有助于立足中國大地，從田野上汲取理論智慧，從中國本體和底色出發，與既有理論對話，進行原創性研究。
田野大地為田野政治學的獨創性、原創性提供了豐富的源泉，但是田野不能自動產生政治學。政治學人走向田野，不是為了將自己變成一個農民，而是為了推動政治學研究。這是田野政治學的初心。張厚安先生提出“理論務農”，并于20 10年強調：“當我們重視深入實際，重視實證研究的時候，一定要防止‘忽視理論’的傾向。希望我們的年輕朋友，不要滿足于發表幾篇實證調查報告、論文或出版一些著作，還要重視讀書、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重視把深入實際研究的成果進行理論升華，要在自己研究的領域形成系統觀點，要創立學派。”
田野政治學從田野中汲取源泉，提出了一些理論，但還不夠，還要通過廣泛吸收各種學術資源，推進學理化研究。在這一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論的原創性，是基于事實經驗內生出來的，而不是將現有理論與事實經驗進行簡單的嫁接。理論一定原生于田野，否則就不是田野政治學了。在理論研究中，勢必學習國外學術成果，但這種學習一定是以我為主，學什么不學什么，應該有主體性。沒有獨創性、原創性，也就沒有田野政治學。如果以外國學術為準繩，就不是田野政治學而是其他政治學了。
數十年的田野調查，為我們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但我們不能僅僅將自己視為“挖礦的”，讓外國人利用資料加工再轉內銷。這就需要有“煉金術”，那是對資料進行加工提煉的理論及工具。美國學者斯科特在深入的人類學調查基礎上，進行了高度的理論概括，撰寫了諸如《弱者的武器》等多部有影響的重要著作。我們在調查方面正在超越前人。如非常有影響的日本滿鐵農村慣行調查，僅僅是對華北六個村的調查，而我們的深度調查涉及全國數百個村莊。但我們的開發和基于事實材料的原創性研究還剛起步，與國際學界還有距離。但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確立方向，堅持不懈，必有收獲。
四、結語
中國實踐正在不斷產生中國經驗，中國經驗也將不斷豐富中國理論。要貢獻出中國自己的學術理論，必須根據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突破固有的思維模式、研究范式和話語體系，進行政治學研究范式的創新。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中國人是最有發言權的。只有扎根中國大地，才能回應時代的呼聲，產生原創性理論，其檢驗標準內在于對問題的創新性解決。中國學術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解決中國問題，從中國內在的邏輯說明中國問題。因此，田野政治學為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學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和理論體系提供了有效路徑。
田野政治學是一種基于田野的政治學研究路徑。進入田野時，政治學學者的大腦不是“白板”（洛克），已有相關的政治學理論。只是田野政治學不是以已有的政治學理論去剪裁田野，恰恰相反，是通過田野調查回應和拓展已有的政治學理論。下得了實地田野，還需上得了理論“殿堂”。田野政治學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在田野中獲得新的問題、新的知識、新的經驗、新的靈感，由此激活原有的政治學知識，進行再加工再認識，豐富既有的政治學理論體系。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不斷有理論的提升和總結，這樣才有可能形成中國自己的政治學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一直存在有理說不清、說了不為人信的被動狀態。要不斷提升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層次和水平，一條重要的路徑是以中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推動原創性和學理性研究，通過理論創新構建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當然，田野政治學還很年輕。田野政治學作為政治學研究的一種路徑、一門有特色的學問，還要著力構建。偉大變革時代呼喚中國學術理論建構，在“理論殿堂”與“田野調查”之間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還有待全體政治學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徐勇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漆程成系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政治學評論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