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二元結構轉換過程中的農業勞動力轉移
——基于劉易斯第二轉折點的驗證
一、引言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釋放了農村過剩勞動力。在市場化制度建設、戶籍制度放寬和開放型經濟發展等改革開放大背景推動下，我國城鄉間出現了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現象。隨著大規模的農村過剩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勞動力資源的城鄉和產業配置狀況得到了改善，人口紅利得到了極大地釋放，這成為驅動改革開放40余年我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勞動力的城鄉流動是串聯城鄉經濟的重要紐帶，但在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不完善和政策改革不夠深入的影響下，長期存在的城鄉勞動力的單向流動情況一直是制約我國城鄉產業均衡發展的重要阻礙，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現勞動力在城鄉自由流動成為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中迫在眉睫的任務?？傮w上看，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是打破城鄉二元發展狀態、實現城鄉產業協調融合發展進而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也是在經濟發展新階段新背景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長期目標的重要抓手。
目前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不健全是制度和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特別是，受城鄉二元體制下生產要素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重工業偏向的產業結構的影響，勞動者在城鄉產業中自由擇業存在一定的制度阻礙，這也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農民工”群體，這一群體在生活中兼具農民和市民兩種身份，并在生產中參與農業和非農產業兩種產業的生產活動，因而解決“農民工”群體身份和就業的二重性問題一直是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關鍵步驟?，F有的研究一般認為，農民工群體的出現是改革開放中體制改革不夠深入的結果，但單純從體制的角度去闡釋這一現象則不能解釋兩個關鍵的問題：第一，為什么在改革開放初期制度管控嚴格的情況下，農民工群體的規模仍不斷擴大；第二，為什么近年來在制度改革不斷深化的背景下，以常住人口城市化和戶籍人口城市化之差為衡量的農民工群體市民化進程仍相對緩慢?；卮疬@兩個問題，要理清城鄉二元結構轉換過程中的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市場邏輯。長期以來中國農業和非農產業之間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對比是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實現總體產出水平提升的原因和表現，也是勞動力在城鄉產業間流動的市場邏輯，而農業勞動力的城鄉轉移則反映了勞動者希望通過產業間轉移更好實現自身價值并獲得一致回報的過程。
從這個角度看，產業間勞動力創造產出的比較差異是勞動力流動的基礎邏輯，因此，在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建設中，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持續減少工業化對農業剩余的索取，縮小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生產率差距。而這要求打破目前城鄉產業二元化發展的局面，以此保證勞動者在城鄉產業勞動中能創造一致的價值并獲得等同的回報，即到達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中的第二轉折點狀態。事實上，解釋城鄉產業二元化發展的原因并提出實現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城鄉要素合理配置以實現城鄉產業均衡發展的可行舉措一直是經濟學研究中的重點。在眾多理論研究中，劉易斯及其后繼者費景漢和拉尼斯的城鄉二元經濟理論是最有影響力的理論之一，也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以勞動力流動牽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框架很好地契合了我國城鄉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并且這種強調城鄉產業間勞動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一致的發展思路與城鄉統一勞動力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市場邏輯不謀而合，為我國城鄉統一大市場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方向指引。該理論從勞動力的農業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角度分析城鄉產業關系演變，其以勞動力報酬水平變動為標準，認為農業生產的相對低效率和大量存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勞動力轉移的基礎和前提，而城鄉間勞動力轉移可以使農業和非農產業的勞動報酬率水平達到一個相對一致的狀態，即以農業定義的非資本主義部門和以非農產業定義的資本主義部門的勞動邊際收益相等時，勞動力在城鄉間流動的第二轉折點狀態出現。本文在劉易斯二元化理論的框架下，對勞動力流動以及農業部門實現資本深化的過程進行了數理化的推導，并從農業發展的角度對勞動力流動實現農業和非農產業勞動力生產水平達到一致的第二轉折點的現實條件進行了分析。
二、文獻評述
當前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重要表現和重要原因就是城鄉間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而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產業融合發展就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從解釋目前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原因并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思路看，現有的研究可以粗略地劃分為制度經濟學范疇和新古典經濟學范疇兩個流派，前者認為目前國內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之所以出現是由于政府的體制改革不夠深入，因此要進一步推動行政體制改革，消除制度上的就業和社會保障歧視以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融合；而后者則堅持以馬歇爾、庇古、?？怂沟葹榇淼男鹿诺渲髁x經濟學家的觀點，認為市場在決定勞動者工資水平、勞動力資源區域以及產業配置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長期以來的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是經濟發展不充分和市場制度建設不完全的結果，是資源的初始配置不均衡和經濟發展低水平的重要表現。事實上，這兩種觀點是對立統一的，制度供給短缺是造成中國城鄉關系長期非均衡發展的重要原因，因而實現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建設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努力，這就要求在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邏輯上，通過深化改革破除行政體制中與勞動力階段性特點和與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發展不符的制度障礙，并在遵循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規律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減少由要素市場扭曲帶來的生產效率損失。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是從勞動力城鄉產業流動的角度去闡釋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和標準的，“工業部門的無限擴張和農業部門內部勞動力的持續流出”最終會使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收入達到均衡，即達到勞動力流動的“第二轉折點”，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配置的一體化，這與城鄉統一勞動力大市場建設的基本市場邏輯、實現途徑和愿景不謀而合。事實上，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在描述勞動力流動實現城鄉融合的過程中提出了兩個轉折點——農業剩余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有限供給且轉移勞動力工資水平開始上升的第一轉折點和農業和非農產業邊際報酬率水平達到一致的第二轉折點——的概念，并據此劃分了勞動力在城鄉產業流動的三個階段，在第一轉折點前后的勞動力流動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以及在第二轉折點后的第三階段，前兩個階段的差異主要在于城鄉間勞動力工資水平的不同。相較于勞動力轉移的第一轉折點，第二轉折點的實現才是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核心，其原因在于，勞動力轉移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主要是描述以勞動力轉移為紐帶、以產業關系為表現的城鄉關系演進過程，而跨越了第二轉折點的第三階段將實現農業和非農產業勞動力邊際產出達到一致，驅動勞動力在城鄉間自由流動，最終實現城鄉產業乃至整體融合。但是，劉易斯理論的側重點是非農產業的發展，對農業部門發展的忽視也是其理論研究的主要不足，盡管在分析中劉易斯理論多次暗示了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農業產出增加，但其仍未系統描述轉移過程中農業發展的過程。費景漢和拉尼斯的研究對劉易斯理論進行了補充，認為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非農業部門也會出現勞動生產效率上升的情況。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由于勞動力轉移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對非農產業的供給由無限變為有限進而變得稀缺，此時農業內部也因勞動力轉移實現了要素投入結構的優化，從而使轉出勞動力的產出水平得到提升，但其側重于對這一過程的描述，而沒有從要素投入和生產過程的角度對這一過程出現的原因進行分析。
綜合既有研究，本文的主要創新點如下：第一，從理論研究的角度，通過建立生產函數，采用數理推導的方式刻畫了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中資本積累的過程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完善了劉易斯及費景漢和拉尼斯理論中農業發展過程的相關論述；第二，從經濟現實的角度，考慮了以勞動力生產效率為標準的第二轉折點實現所需的其他要素投入，彌補了劉易斯理論研究中對技術和政府政策因素不夠重視所帶來的與現實發展存在一定程度脫節的問題，總結得出第二轉折點的實現不但要依靠農業和非農產業自身發展，更要注重相關外部要素投入的結論；第三，從政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建立國內統一大市場中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基礎經濟邏輯，并將其與劉易斯第二轉折點的理論研究相結合，明晰了通過實現城鄉勞動生產效率一致以達到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建設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市場邏輯。
三、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實現的可行性
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框架中，農業中資本積累和資本深化對實現第二轉折點有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農業部門的困頓是來自于資本的相對不足，但同時，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升了農業部門的勞均資本水平，這可以從勞均資本計算公式，即資本存量除以勞動力數量的角度去進行解釋。從分子上看，資本存量的增長是農業勞動力創造的產出大于其自身消費的結果，在農業的初始階段，農業創造的總產出僅能維持農業勞動力的消費，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來自劉易斯理論中定義的農業內部存在大量邊際產出為零甚至為負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創造的產出不足以彌補其自身消費，因而價值創造能力更高的個體的產出被迫平均，但當這些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業中消費水平高于價值創造的個體數量就會減少，由此出現了農業整體中的資本積累過程；從分母上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出將使分母減少。綜上，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勞均資本提升及資本深化是一個正向反饋的循環過程，為更好地刻畫這一過程，本文分別構建了農民個體和農業整體資本積累過程的生產函數，分析了單個農民和農業總體的收入支配行為，并結合生產函數從農業生產中要素分配的角度解釋劉易斯理論中提及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農業邊際產出提升的現象。
具體地，劉易斯描述了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流向非農產業部門工作崗位的現象。伴隨勞動力不斷轉移，邊際生產率曲線將會向上移動，就業量也將持續地增加，但事實上這一資本積累過程并不能為每個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這隱含了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但劉易斯理論并未對其進行系統描述，因此，本文通過引入符合邊際回報遞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使其表現為現代理論的形式。
(一)農民個體的資本積累過程
農業生產中資本投入面臨總量和結構兩方面問題，一方面，相較于農業勞動力總量，農業資本總量相對不足，不能滿足每一個農民在生產中的需求，另一方面，在總量不足的基礎上，資本在農民間分配非均衡，即不一定相同，這意味著單個農民分配到的資本數量可能為0。在堅持勞動者的勞動過程具有同質性的前提下，因為農業生產中資本總量不足，故農業勞動力需要轉移到非農產業部門，并且因為農業中資本在不同勞動者間分配的非均衡，導致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存在差異，所以具有較少資本即生產效率較低的勞動者會進行產業轉移，這同時也帶來了農業生產中勞動力邊際生產能力的提升。
當單個農民的收入不足以掩蓋消費，該農民不能實現生產中的資本積累，甚至需要消耗前期積累的資本。對勞動力的產出按從大到小進行排序，定義產出最低的勞動力為邊際勞動力，則可以發現，當產出最低的勞動力的產出不足彌補當期消費時，其會消耗一定的資本積累，進而影響下一期的資本生產，即劉易斯理論中定義的，勞動力過?？赡軐е聞趧恿ιa的邊際效益可能為0甚至為負。
(二)農業整體的資本深化過程
從農業整體角度對資本積累的過程進行分析，當勞動力創造的產出超過勞動力消費時，資本積累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了，同時，邊際收益較低勞動力的存在阻礙了農業資本積累的進程，而這些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會加速農業資本積累的進程。
(三)存在農民工的情況下農業資本深化過程
劉易斯理論中的隱含條件是勞動者產業的轉移和身份的轉移是同時發生的。在這個前提假設下，農村作為勞動力流出地，其產業中剩余勞動力不斷釋放，這改善了生產中的勞資關系，進而使農村產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正向反饋的循環過程。但該理論在解釋我國城鄉經濟發展的應用中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制度因素、社會文化因素、經濟因素等影響下，我國部分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離鄉不離土”，即在這部分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其將土地作為最后保障，由此存在身份和產業的雙重特征，形成了極具特色的農民工群體，在這種雙重特征的影響下，農業的資本積累過程表現出與劉易斯理論不同的特點。這種身份和產業二元特征的勞動者的存在使農業資本積累過程不局限于職業農民的勞動報酬和自身消費的比較關系，由于外出務工人員的工資成為農村資本積累的重要渠道，使農業中資本積累的來源趨于多元化。
四、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實現的現實條件分析
(一)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效果和貢獻
第一，從農民個體數據看，改革開放初期，在戶籍制度等各種管制政策的影響下，我國農村存在大量的勞動力冗余，1982年農村人口達8億人，同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270元，人均儲蓄和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僅分別為49元和25元，并且直到1995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儲蓄和固定資產投資都表現為一個非常緩慢的波動上升趨勢。在此期間，農業生產中長期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效率和資本積累進程。1996年后，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開始減少，同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儲蓄和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出現了22％、32％和28％的高速增長。特別是2005年后，農村人口數量進入加速下降通道，以人均計量的農村居民收入消費和投資都進入加速上升周期，這反映了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投入數量的優化對農業生產效率和資本積累進程的重要影響。
第二，從農業整體數據看，1982—2020年，我國農業就業人員數量從3.09億人減少至1.77億人，下降了44.68％，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年完成額從198.53億元增加至8365.13億元，提高了47倍。觀察我國農業從業人員與資本投入規模變動情況可以看出，2004—2014年是我國農業從業人員數量下降最快的10年，同時也是農業資本積累增速最快的10年。非農產業的擴張將農業剩余勞動力掏干，使農業勞動力變得稀缺，加快了農業發展中機械投入的進程。
第三，從存在農民工情況下的數據看，1995—2020年，我國農民工工資與農業生產中勞均投資額表現為一個近乎完全一致的變動關系。1995—2003年，農民工工資和農業年勞均投資額的總量和變動幅度都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2004—2014年，農民工工資增速超過10％，這使2005年后農業生產中年勞均資本投入額以20％左右的增速增長。總體上看，2004—2014年在農民工工資快速增長的影響下，農業生產中的勞均資本投入保持著一個較高的水平；2014—2020年，農民工工資增速下降至10％以下，這使2015年以后的農業生產中勞均資本投入增速下降至一個較低的水平。2020年，我國農民工月平均收入4072元，同比增長2.78％，勞均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為4722.06元，同比下降6.29％。這種農業生產勞均投資額和農民工工資變動的相關關系即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民工群體對于加速我國農業生產中的資本積累進程具有重要影響。
(二)第二轉折點尚未實現的原因
如前所述，長期的城鄉勞動力流動加速了我國的農業資本積累進程，但令人遺憾的是，從基于比較勞動生產率的計算結果看，我國農業和非農產業卻未能同劉易斯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實現勞動生產效率上的趨同。1980—2019年，我國農業部門與非農產業部門間勞動生產率相對比一直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這意味單位非農產業勞動力創造的產出是農業勞動力的5倍左右，直到2020年我國農業與非農產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比才首次下降至3.96?？梢姡洑v了40年經濟發展和體制的結構調整，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特別是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間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距仍然十分顯著，這反映了以比較勞動生產率為衡量的城鄉產業結構二元化特征日益鞏固的經濟事實。
這種與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相抵牾的農業資本深化下產業間勞動效率不收斂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是其理論的基本前提與經濟現實的差距和現實中各種非市場因素的存在。值得關注的是，劉易斯理論的前提和基礎是考慮勞動力和資本的情況下，堅持技術的產業中性并忽視政府的作用，但在經濟現實中，首先，技術的發展往往不是產業中性的，技術往往是從非農產業產生并在非農該產業部門大規模應用；其次，政府的宏觀調控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以政府財政為支撐的差異化產業政策是影響技術創新及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最后，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行政性的制度安排也會影響勞動力的產業流動活動，而這些內容在劉易斯理論中均未涉及。
事實上，世界經濟大危機特別是二戰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府都加強了對經濟的干預，特別是在財政資金和行政力量的雙向支持下，政府通過制定有產業和行業差異性的政策影響了宏觀經濟運行，形成了對市場機制的有效補充，同時對城鄉產業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達到第二轉折點狀態的國際比較與經驗借鑒
從尚未實現第二轉折點的原因分析中也可得出，當農業和第二三產業間不存在明顯的技術和政府產業政策差異時，其單位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第二三產業應該是可以保持一致的水平的，這一結論可以在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等發達國家實現農業和非農業產業間勞動生產效率趨同的經驗中得到驗證。1997—2018年，美國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對比穩定在1.29左右、加拿大為1.00、俄羅斯則為1.99。特別是，1990年前后，這些國家人均國民收入(GNI)均已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而當人均收入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很高水平時，其持續的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效益便開始發揮，由此出現了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趨同現象。然而，反觀我國三次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變化和相對現狀，由于長期以來的非農產業政策偏向與技術發展及應用非產業中性，1997—2018年，我國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對比約為5.41，在2001—2007年，其相對比甚至超過了6.27，與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相比差異明顯。
上述國家的農業發展經驗可以為我國縮小農業與非農產業差距，破解城鄉二元化格局并實現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建設提供重要的借鑒。以美國為例，自1972年后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1997年，伴隨全國人均GNI上漲至31260美元，其農業行業實際增加值增長至1390億美元，與此同時，農業部門雇員報酬已上升至181.38億美元，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對比下降至1.27。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以占全國不足1％的人口實現了農業規?；洜I和現代化發展，在其技術變革從自動化到智能化的過程中，農業部門資本深化不斷推進，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對比一直穩定在較合理的區間。具體看，除卻優越的自然條件外，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應用和創新以及政府產業政策是美國農業部門實現資本深化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原因。在現代化技術應用方面，為了能及時了解不同地區的農業實際狀況，美國農業科技公司廣泛應用物聯網、大數據等前沿技術，基于公開的農業基礎數據信息，借助“智慧農業”帶動產業鏈條實現了全新變革，目前技術因素對美國農業產出的貢獻率大于75％，農業科技成果推廣率超過80％。在產業政策扶持方面，美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發展的財政支農惠農政策和法律法規。通過先后出臺的多部法律和政策文件支持中小農場、農村小企業、創業期農場發展，美國農業產業的市場競爭力不斷提升，最終實現了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趨同的劉易斯第二轉折點狀態。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經濟的發展是以尊重“人”自由選擇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最終追求的，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保證勞動者在不同產業勞動都能創造相同的價值并獲得一致的回報，而這恰恰與劉易斯第二轉折點的標準和追求相吻合。當前，在市場制度建設不完善和行政體制改革不完全的影響下，除勞動力要素外，我國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也面臨著較多的顯性和隱性壁壘，造成城鄉間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二元格局不斷加劇?；诖耍瑧M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設，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通過加快新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應用、優化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規模和落實農業發展扶持政策加速農業生產中資本深化進程，為勞動者的勞動過程提供生產條件支持。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現代化農村推動城鄉產業協調發展，營造有利于要素在城鄉間流動的自由環境，切實降低生產要素自由流動面臨的各種障礙，最終通過滿足勞動者“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城鄉關系達到“個人全面發展生產力的增長、集體財富源泉充分涌流”并實現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建設。
(一)加強對農業技術要素的政策傾斜和財政補貼，降低農業經營者參與生產的交易成本，推動農業實現規?；洜I，提升農業的生產率水平
推動建立農業財政投入穩定增長機制，繼續把農業發展作為一般公共預算優先保障領域，在充分考慮農業發展空間特征的前提下，持續加大政府財政轉移支付支持農業發展特別是農業技術要素推廣及應用的政策傾斜和財政補貼力度。
(二)進一步深化改革，破除行政體制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和阻礙，保障農業轉移人口相關權益，采取行政激勵舉措鼓勵城鄉勞動力雙向流動
加快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以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城鄉壁壘為重點進一步深化改革，消除城鄉間勞動力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促使勞動力在城鄉間雙向自由流動。
(三)在國內統一大市場統籌建設過程中堅持要素優化配置的生產率原則，進一步提升市場配置資源的效果，以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推動城鄉協調發展
以勞動力要素為主線合理統籌城鄉間的要素配置，在建設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技術和數據市場、能源市場、生態環境市場的過程中對各要素的城鄉流動進行重點關注，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作者馬曉河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楊祥雪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3年第1期，全文有刪減，完整版請在中國知網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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