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為例
摘要：實現農村社會有效治理，需要基層黨組織將黨建引領的組織優勢和群眾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以山東省S縣劉村的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為案例，研究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嵌入式動員”機制，其特征是通過黨組織建設、組織嵌入與組織動員三階段實現基層自治。首先，基層黨組織通過成員建設、制度建設以及愿景重塑，煥發組織活力；其次，基層黨組織運用身份嵌入、知識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四重嵌入的路徑機制將黨建融入地方社會，重塑黨群關系；最后，通過黨組織自身建設和組織嵌入之后的政治動員與社會動員，達成農村社會治理的綜合實踐，以取得良好的基層治理成效。
關鍵詞：黨建引領；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嵌入式動員；基層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農村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也是鄉村振興的基礎?，F階段，農村社會治理對象高度分散、治理事務繁雜且國家治理事務下沉密集，對農村基層治理帶來較大的挑戰。以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為例，其作為一項深入農民生活的系統性工程，困難多、任務重，以至于部分地區出現行政空轉、資源內卷、可持續性差等成本高而成效低的問題，造成基層治理負擔。以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為重點任務的治理模式雖然有“鄉村精英帶領型”“政府包攬型”“市場治理型”等多種類型的實踐經驗，但這些治理模式也呈現出碎片化、成本高、成效低和農民參與性不足等問題，其實質是基層治理機制不適應新階段治理任務，因此亟需改善和創新。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頒布并實施。其中提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增強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力為關鍵，以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和健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為重點，以改革創新和制度建設、能力建設為抓手”等指導思想，以及“堅持黨對基層治理的全面領導，把黨的領導貫穿基層治理全過程、各方面”“完善黨全面領導基層治理制度”等工作原則和具體目標?！兑庖姟繁砻鳎h建引領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機制創新問題，已經成為應對新時代基層治理任務的現實問題和學術問題，該研究具有緊迫的應用價值和學理價值。
目前，學界對黨建引領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大類：（1）從治理主體與治理效能方面來看，研究黨建引領是跳出固有的國家與社會二元分析框架，把“政黨”作為一個關鍵分析維度；黨建引領在社會治理創新、社會治理轉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結構性前提；新時期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對于廣大農民重新融入集體，實現黨、國家與廣大群眾在基層社會的有機協調，形成共生共強的格局，對于激活并重塑村莊的公共性，改變村莊治理的社會政治基礎具有重要意義。（2）從黨群關系方面來看，基層黨組織通過一定機制建設深入到群眾中去，能夠增強黨的領導能力、組織能力、凝聚能力以及回應能力，發揮黨組織的戰斗保壘作用，實現黨對行政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多層次有機整合，逐漸成為化解農村治理難題的重要方法；當前基層黨建創新迫切需要回歸群眾路線的簡約傳統，避免邁入集權的陷阱。（3）從基層社會的組織與動員方面來看，有學者提出“大黨建”的概念，認為基層黨建的核心是組織動員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為集體合作強化橫向關系網絡；黨的政治優勢可以應對基層的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閉化和治理等級化等問題并完成政治整合和社會整合，形成一種強調政黨引領的“超行政治理”模式和“去懸浮化”結構。也有學者從社會資本的視角研究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面臨的現實困境及其化解路徑。
綜上所述，大部分研究者具有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尤其是農村基層治理這一中國經驗的問題研究意識，在相關的理論內涵與學理邏輯、實踐機制與現實邏輯方面均對后續研究有借鑒作用。但其局限性在于探討黨組織與基層社會之間內在運作機制的研究較少，表現在：既有研究多就黨建與基層社會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做出回應，有的偏重宏觀政策的闡釋或理論建構，也有的偏向于微觀經驗的具體描述，缺乏基于扎實經驗基礎上對黨建引領的路徑和機制的提升性研討。尤其對于鄉村建設重點領域——人居環境治理等非土地、財產性糾紛治理的研究，仍然需要總結更多的案例經驗，以更符合實際的視角，對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路徑特點做出有效的解釋。
基于此，本研究以山東省S縣農村人居環境治理實踐為地域場景，呈現一個豐富的農村基層治理案例，以“嵌入式動員”為核心解釋，對黨建引領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機制進行探討。具體聚焦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基層黨組織自身的能力和制度建設潛力如何得到發掘從而使其內在活力被激活？其次，基層黨組織如何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基礎上，將黨建全過程“嵌入式”地融入村莊，融入地方社會，重塑黨群關系？最后，以多重方式“嵌入”村莊社會內部的黨組織，是如何發揮其引領村民集體行動的組織力，進行有效的政治動員與社會動員，從而在人居環境整治任務領域取得良好的鄉村治理成效？
二、研究框架與田野案例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提出“嵌入式動員”的概念、視角及相關框架，以山東省S縣劉村為田野案例，來闡釋以人居環境整治等為新階段任務、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實現機制。
（一）“嵌入式動員”的研究框架
1.理論依據。
學術概念“嵌入”一詞由卡爾·波蘭尼提出，意指“社會關系被嵌入在經濟體系中”，其后發展出結構嵌入和關系嵌入、環境嵌入、認知嵌入和文化嵌入等理論概念。從嵌入性視角進一步梳理相關文獻發現，在基層黨建與基層社會之間的融合關系上，嵌入概念應用較為廣泛，不僅有組織嵌入、制度嵌入、文化嵌入，還有身份和責任嵌入、功能和行動嵌入、制度和關系嵌入。根據既往理論研究，本文提出“嵌入式動員”的分析概念與框架，將S縣劉村人居環境治理作為基層黨建引領的著力點，將“嵌入”與“動員”作為基層黨建引領的關鍵概念和具體機制。
2.具體內容。
在“嵌入式動員”的機制下，黨建引領集體行動進行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與村民自治能力建設。首先，黨建引領需要以切實有效的手段從成員建設、制度建設和愿景重塑等多維度、立體而全面地加強基層黨組織的“內涵”建設；其次，需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外延”功效，通過身份嵌入、知識嵌入、文化嵌入、制度嵌入四重嵌入機制，融入到基層鄉村社會關系和文化網絡中；緊接著，經過“內涵”建設和“外延”嵌入的基層黨組織，發揮其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優勢，激活和引領村民自治，破解村民在人居環境整治過程中的集體行動困境，形成環境整治的真實成效（見圖1）。據此得出，通過改善黨群關系實現對農民群眾的充分動員，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等生態性治理階段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必由之路。
圖1 “嵌入式動員”研究框架圖
（二）田野案例
本研究采用實證研究法，田野案例來源于筆者團隊2021年10月于山東省S縣劉村為期20天的調研。劉村下轄4個自然村，耕地面積3240畝，共有13個村民小組，現有613戶，戶籍人口1856人。村莊常住人口700人左右，大多在60歲以上。目前有黨員59名。該村屬于典型的傳統農區留守型村莊，村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年輕一代趨向外地務工，年長一代以本地務工、在村務農為主。
劉村在人居環境治理過程中所出現的困境主要有兩方面：第一，農民非標準化的日常生活與精準治理之間的矛盾。自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以來，國家資源下沉、項目進村、城鄉聯結互動、村莊利益聯動等都要求指標化、精準化和規則化。劉村屬于傳統農業型村莊，村民日常生產生活碎片化、彌散化、無規則化，與政策實施要求的指標化、精準化和規則化相背離，由此導致不同于其他治理事務的實施問題：一是垃圾分類、廁所改造、公共空間整治和庭院環境改善等治理任務要聯結適應非同一性的村民，涉及面廣，反復性高。二是弱利益聯結關系帶來責任主體和危害的隱蔽性。環境治理屬于私人生活治理，權責劃分困難，責任主體隱蔽，后續危害測算困難；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同，公共環境服務難以形成與所有村民的利益捆綁與連帶，村莊公共利益表現不顯著。第二，環境治理存在“干部干、群眾看”的難題。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落地并轉化為村莊生態環境發展的內生動力離不開本地村民的積極參與。但現實中，經濟刺激形塑的分化型村莊結構與“權小、責大”的基層治理濫觴，導致農民缺乏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的積極性。2018年，S縣環境衛生整治的主要任務是村莊“清四堆”（垃圾堆、磚瓦堆、柴草堆和糞堆），并規定對各鄉鎮進行年終檢查，作為考核績效的一部分納入鄉鎮總體考核中。然而，受到傳統生活慣習的影響，留守村民在最初并未形成生態環境治理責任共同體意識。村內養殖戶將家畜家禽糞尿隨意傾倒在房前屋后空地處，村民亂扔亂放習慣難改，村內空地“四堆”成山。2018年底，劉村在鄉鎮抽檢中未合格，導致其所在鄉鎮年終考核倒數第一。為此，鄉鎮黨委書記對村支書進行了嚴厲批評。據現已61歲，在劉村做了近20年的村支書講，這是他第一次被鎮黨委書記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評。
面對兩大困境，劉村的應對策略是：首先，以農村新時代文明實踐建設為契機，將環境整治任務作為提升村莊治理水平的切入點。當地主抓新時代文明實踐的縣委宣傳部部長認為，鄉村治理必須與農民群眾需要相結合，而環境整治是聯系分散農民，介入農民家庭生活的重要手段。為搞好環境治理，縣委相關部門在全縣范圍挑選了部分村支書和黨員代表外出考察學習，劉村村支書和黨員代表名列其中。其次，縣委宣傳部作為結對幫扶單位對劉村進行人員駐派與資源投放。黨政管理部門負責文明實踐與環境整治的工作人員被派駐到劉村，在長期與農民互動交流中形成干部與群眾的情感關聯和責任傳遞?？h委宣傳部選派干部到劉村任第一書記；宣傳部部長經常會到該村走訪，與當地村民一起撿拾垃圾。再次，劉村將外面先進經驗與本村實際情況相結合，摸索出一整套環境治理方式，為基層黨建探索出了具體內容和建設載體。具體包括：黨員集中義務勞動、細化責任落實到人、形成街長制等正式制度，保證村容村貌整潔，改變農民垃圾處理習慣；定期舉辦孝善餃子宴、鄉村夜話，營造了村莊共同體意識，培養保護環境的意識并形成長期性的環境治理規則；以文明積分制等創新舉措降低村莊環境治理成本。
環境治理作為劉村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重要實踐改變了村莊環境面貌，也加強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收到顯著的成效。表現為：劉村人居環境臟、亂、差情況得到了徹底改善。以前，村莊到處是垃圾堆，村內池塘漂浮物遍布，蚊蟲滋生，路域狀況差。2019年后，村民自覺有序地從源頭進行垃圾分類，基本形成垃圾分類的習慣，保潔員分類回收村民垃圾，村莊環境衛生逐漸獲得改善。村民衛生清潔意識被塑造起來，每日自覺打掃村莊路面，路域環境保持良好，至今已經持續近三年。房前屋后私搭亂建、亂扔亂放現象也得到了徹底整治。劉村環境面貌得到極大改善的同時，村莊輿論風氣、村民共同體意識、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三、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嵌入式動員”機制
基層黨建工作驅動村莊治理工作實現創新的過程特點是，融入鄉土社會關系與文化網絡中，從而形成社區黨建的“社會化”以及“黨與社會的鏈接”。劉村黨支部以“組織建設-組織嵌入-組織動員”三階段的發展路徑機制，融入到村莊的鄉土社會關系與文化網絡中，強化了村民之間的共同利益聯結紐帶，重塑了村莊共同體和村莊社會的公共性。
（一）組織建設：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先決條件
組織建設是基層黨組織實現嵌入與動員的先決條件。發揮黨組織作為基層戰斗堡壘作用的基礎性工作，需要以組織成員建設、組織制度建設、組織愿景重塑推動基層黨組織能力的提升和創新。
在組織成員建設方面，各級黨政部門積極對村莊黨支部成員賦智、賦能、賦權，提高村黨支部成員和先進黨員引領村莊環境治理的覺悟和創造力。2018年11月，縣委宣傳部和鎮黨委、鎮政府選派劉村黨支部成員和部分黨員代表赴河南省開封市西姜寨村和信陽市郝堂村學習其村莊環境整治和垃圾分類先進經驗。外出學習提高了劉村黨員們的思想認識和黨性覺悟，一位黨員學習后說“別的村都能那么好，為啥我們村不能？一定要向好的村子學習！”回村以后村支書召集黨員開會討論村莊環境建設問題，確定了具體的行動方案和負責人員，并對表現積極的黨員進行授權性賦能。授權性賦能一般包括授予權力、賦予責任、強化決策和分享信息等，其關鍵在于通過權力讓渡實現激勵成員的目的，并以擴大參與來實現管理和服務質量的有效把握。為提高黨員在人居環境整治過程中的參與度，村支部采取街長制的“土辦法”，將全村細分為14條街，選派黨員代表擔任街長，給予街長在環境整治工作中正式身份，向其賦權。劉村的每條街設1名義務街長負責管理街道衛生，并對本街巷的農戶垃圾分類實施情況進行監督和檢查。街長制成為村黨支部治理功能的延伸組織，成為一批具有治理能力的先進黨員起示范帶頭作用的平臺。
在組織制度建設方面，由基層黨組織帶領黨員重新組織起黨會制度。以前，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剛性約束，劉村并沒有嚴格執行“三會一課”制度。外出考察后，自2019年起，劉村黨支部開始正規地堅持組織召開黨支部會議、黨小組會議、黨員大會。將具體的環境衛生事務賦予其政治意涵，視為一種政治活動和黨內活動來完成，并動員一批黨員認真執行。因為一些重大決策都是以黨員大會集體決議的方式通過的，這樣就能帶動集體（包括一些心里不大認可的黨員和群眾）參與。一名老黨員認為，后期即使有人仍然有異議，也會因為前期會議通過的制度性規定而沒有人敢反對，并在行動上沒有人做不服從組織的“出頭鳥”，這樣就做到了政令而行。
在組織愿景重塑方面，劉村建立了“一切為了村莊發展更好”的共同愿景和利益目標，來重塑黨員群體的身份責任意識。在各種大小會議上，村支書反復強調和宣講環境衛生整治的重要性，“村里搞好了，咱們臉上也有面子，不然別的村、鄉里、縣里都看不起咱”，激發了黨員們的責任意識和榮譽意識。在村莊環境衛生評比會和表彰會上，對于表現突出的黨員，為其披紅戴花，由縣鄉領導為其頒發榮譽獎牌，從而激發黨員的參與熱情，也對其他黨員形成示范帶動作用。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黨員而言，獲得組織認同是一種榮譽和面子。這種激勵機制，都在潛移默化中塑造起共同利益目標——搞好本村的人居環境衛生。
（二）組織嵌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主要路徑
組織嵌入是指因嵌入地域社會結構、文化體系、行為規范而在組織模式和治理結構上呈現適應、融合和改造等現象的黨組織變化形態。基于“嵌入式”視角，可觀察基層黨組織適應、融入、改造地方性規則或地域知識的過程，即基層黨組織進入村民日常生活領域重塑村莊公共性和公共規則的過程。作為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主要路徑或方式，組織嵌入主要有如下四重表現。
1.身份嵌入。
身份嵌入是指黨組織內部成員作為政治主體，將其黨員身份嵌入到社會身份中，嵌入到村莊社會文化網絡之中。黨員的先進性和代表性只有在接觸群眾和動員群眾的過程中才能顯化，而群眾則需要黨員的帶動才能超越狹隘的私人性，成為鄉村治理的堅強后盾。對于生活和生產都在村莊的農村留守人群而言，生活在極具“人情味”的熟人社會中，社會結構形成的一張張微觀權力關系網，成為了鄉村社會文化網絡的整合方式，其中占據重要節點位置的人對村莊社會其他人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和支配力。通過黨員的身份嵌入，使黨員群體占據了村莊社會文化關系網絡的重要節點，通過這些重要節點，行動者以黨員身份進行的言行影響和帶動，使得基層黨組織具有了組織動員村民的政治效力。在S縣農村，“問事人”1由于掌握著村民婚喪嫁娶的儀式性知識和積年累月形成的豐富經驗而成為村民眼中要“尊敬好”的對象，他們獲得了村民的信任，承擔著調解村民的鄰里糾紛、家庭矛盾、向上級組織反映村民的實際困難等等寄托。由于這部分群體熱心村莊公共事務，多數在年輕時就被發展為黨員。將承擔村莊“問事人”身份的黨員給予街長身份，就是將黨組織的動員任務嵌入到村莊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之中，從而使得諸如垃圾分類等環境整治任務能夠落實到普通群眾中。
案例1：Y，男性，65歲，1980年入黨，做“問事人”近四年。因在家威信極高，也是村里有名的公道人和熱心人。劉村自2018年年底實施環境整治至2019年初，這項工作一直處于一種“干部干，群眾看”的階段，普通群眾并沒有參與進去。為扭轉該局面，村支書與村民代表制定了街長制，當時Y被選為街長，他每天早晨5點多起來打掃街道，白天不斷檢查垃圾分類情況，逐漸帶動起鄰里群眾和他一起行動，使農戶從完全依賴別人打掃衛生轉變為每天主動各掃門前衛生，主動進行垃圾分類。
2.知識嵌入。
知識嵌入是指把國家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規則和術語融入到村民的日常實踐中，將國家性、現代性的知識轉化為地域性、傳統性的知識，融入地方規則和地方文化中。人居環境整治的困境實際上是知識懸浮的外在展現。從治理知識的視角看，“知識懸浮”是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困境的邏輯起點，知識嵌入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路徑。首先，規則制定簡單易行、貼合生活需求，可以有效規避因為規則門檻過高而導致的執行偏差問題。垃圾分類作為一種國家意志和新的行為準則知識，從進入農民生活并使其親身實踐運用，需要進行轉換和調適。其次，領導干部需要以正式、正確的認知方式動員群眾、說服群眾、教育群眾。在村莊社會內嵌入黨的認知圖式，讓基層黨組織的工作被普通群眾所理解和內化，進而降低政策宣講和執行難度。再次，組織村民定期學習，并給予村民少量的物質利益刺激。劉村定期召開垃圾分類學習會，并給參與學習會的村民積分文明鈔票，這些文明鈔票可以到村里定點超市兌換饅頭。這樣一來，接受新知識能力較差的老年人為了領“饅頭票”也愿意來參會學習，參會人數最多時達到300余人。
案例2：在劉村實行的特色垃圾分類上呈現出新的特點。首先，在分類標準制定上，將垃圾分為“可漚垃圾”和“不可漚垃圾”，符合當地種植西瓜需要養分回田的農業生產實際情況。其次，在知識傳播方面，重要的是如何讓村里留守老人和婦女習得規則。2019年每月逢六開垃圾分類學習會議，專門挑選了村莊中的一位聲音洪亮、有號召力的村民講解垃圾分類，講述內容生動形象，豐富具體，講解人會自己拿一些垃圾給村民示范兩類垃圾的區別。然后再由村支書抽查提問，讓平時怯于在公開場合出頭亮相的村民們起來講垃圾分類知識，不會講的村民就唱歌，以此刺激和強化村民對垃圾分類的認識。
3.文化嵌入。
文化嵌入是指基層黨組織將國家對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新文化和新觀念傳遞給人民群眾，形成環境改造的價值觀念，并改造群眾生活慣習。從社會人類學視角來看，社會行動者不僅僅是物質需求和經濟利益需求的產物，而更多地受到特定文化意義之網的影響，即受到鄉村歷史記憶、生活慣習與本土關系網絡交織而成的文化空間的影響。文化嵌入機制首先表現在價值引領和內化方面。村莊利益共同體與情感共同體的塑造，需要以柔性的文化手段傳遞到村民心中，內化為村莊善治和集體行動的價值意識。其次，存在著把區域性、地域性的文化行動變成社會治理的自覺行動的轉換過程。這需要引導村民有序參與鄉村善治實踐的過程來激活和創造共同體文化意識。村黨支部每月初九舉辦“孝善敬老餃子宴”，在宴席上會宣傳“吃餃子不僅是吃餃子，吃的是文化”“這個村是祖祖輩輩生息的地方，敬老也要把村里的事情做好，把村里發展好就是孝順”，而環境整治正是村莊發展的第一步。黨組織把孝道文化進行重新定義和具象化表達，降低了孝道文化的實踐成本和實施門檻，將愛護環境、熱心打掃、干凈衛生的現代文明要素與傳統孝道文化一同內化為村莊的新文化。截止2021年底，劉村的餃子宴已經舉辦了27期，有效凝聚了村民，宣傳了新文化。
4.制度嵌入。
制度嵌入是指黨組織把村民民主協商制等創新性制度嵌入到村民的日常行為規范中。劉村通過開展鄉村夜話會，凝聚和整合村民共識，形成規訓村民生活行為的制度化表達與實踐。2019年3月份在縣鄉黨政部門的指導和建議下，村黨支部開始在村里定期召開鄉村夜話會。鄉村夜話的制度設置實現了基層黨組織擴大基層民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第一，夜話會讓村莊對環境整治的積極分子、中間分子、消極分子等普通群眾都擁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通過行使權利增強了村民的“集體中的我”的村社認同感，體驗到被重視的感覺。第二，通過各級黨政部門及時的政策回應，自上而下的回應村民需求與自下而上的反饋問題相結合的方式，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增強干群關系。第三，對于在村里生活的老年人來講，參加夜話會是村民之間及村民與干部進行面對面互動的情感交流的機會，增加了村民之間以及村民與村干部的情感交流和利益溝通，為之后的治理工作奠定情感基礎和協商基礎。第四，夜話會上全體村民均可以參與，如果有村民提出不利于集體發展、損傷村民利益的要求，也會受到村民的集體輿論壓力，這能夠將原本彌散在村莊社會內部的集體壓力進行在場化消解，從而降低了溝通成本和治理成本。
案例3：劉村的夜話會采用自愿參加的形式，其內容涵蓋了宣傳垃圾分類、街長制、上級治理任務的通知下達及村莊基礎設施建設、下鄉項目的利益糾紛化解等問題。S縣領導偶爾也會來參加鄉村夜話。2020年初，當地市委書記參加了劉村鄉村夜話，村民提出希望政府能夠把田間地頭的機耕路進行維修，書記同意后縣里采用整合資金的方式修繕了機耕道。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需要上級資金撥付的問題和需要上級領導正面回答的問題，有些能夠在鄉村夜話上得到解決，因此夜話會的村民參與范圍越來越廣。
基層黨組織的四重嵌入路徑或方式，改變了黨建“懸浮”于基層社會和群眾生活的局面，有效宣傳、活化和落實了黨和政府的相關政策；團結和凝聚了一批先進的積極村民，切實改善了干群關系，使村黨支部這樣的基層黨組織的生命力因深植群眾而煥發活力。
（三）組織動員：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綜合實踐及其成效
“組織動員”是指圍繞治理目標，對資源、利益、權力等治理要素進行整合，對多元社會主體進行統籌，構建集體行動的一種協作治理方式。在環境治理任務下沉農村的過程中，在各級黨政部門指導、扶持和監管下，基層黨組織經由三層提升的“內涵”建設和四重嵌入的“外延”建設，終于有條件、有能力以多種途徑對村民進行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
1.政治動員。
政治動員主要指向黨組織隊伍內部的動員。經過“內涵”與“外延”重新建設的基層黨組織，其組織自有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加強，因而具備生成綜合實踐的黨內動員優勢。第一，黨支部以制度化方式重塑黨員價值觀。村黨支部長期性、制度化地召開黨員大會與黨小組會議。每次黨員大會上，村支書會不斷強調環境衛生的重要性，反復說“把環境打掃好了，咱們村才能有更大的發展，村里發展了大家的日子都會好過”。用積極向上、參與奉獻的價值觀激勵從干部黨員到普通黨員的日常實際行為。第二，絕大部分會議遵從事務民主協商原則。對于每個項目和事務，都做到先問黨員、黨員再聯系群眾實際進行討論，堅決落實黨內民主和群眾路線。第三，對于落后黨員的教育要講究技巧。在會議上采取不直接點名批評的方式進行黨員行為評議；在集體大會上表彰先進的黨員，“表揚先進等于批判落后”，既不至于傷害黨員自尊心又能激發其積極向上的意識。第四，在人居環境集中整治階段，黨員身份的嵌入是環境整治工作的有效抓手。村干部先通過義務掃街和深入群眾的多種方式，識別出具有實干精神、處于重要社會網絡關系節點的黨員，賦予其“街長”身份來示范帶動其他街長的工作。這些積極性高的黨員日復一日地帶頭打掃街道衛生，其黨員身份嵌入和凸顯行動，會對其家屬中的晚輩、對左鄰右舍產生感染和帶動作用。第五，村干部也會采取情感關懷、利益讓渡等方式感化、吸引和團結普通黨員和困難黨員。比如，老黨員J雖家境困難但做事積極，于是村支部決定讓他來做保潔員，每月400元工資。后來把維持公園衛生的工作也交給他，每月工資300元。
總之，以上五點基層黨組織建設中的政治動員途徑，體現了以制度建設、身份嵌入等抓手激活普通黨員、困難黨員的黨性及行動的綜合效應。基層黨組織通過價值觀重塑、情感動員、利益讓渡等政治動員策略，強化、內化了黨員對于環境整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而且黨員們能夠言傳身教地帶動、引領其家屬或親屬的跟從行為，從而影響帶動更多的群眾，形成政治動員的附加效應、疊加效應。
2.社會動員。
社會動員指基層黨組織對其外部的群眾動員。經過“內涵”與“外延”重新建設的基層黨組織，其對社會群眾的組織力增強了，因而具備生成綜合實踐的社會動員優勢。第一，運用村黨支部會議宣傳和村莊大街小巷空間宣傳的知識嵌入，鄉村夜話的制度嵌入以及孝善敬老餃子宴的文化嵌入，形成了人居環境治理任務的規訓力和輿論力。第二，采用責任到戶、利益連帶的知識嵌入和制度嵌入。對日常垃圾分類實行“每五家發一個大桶，一家一個小桶”的家戶、鄰里相互約束制度和責任共擔意識，形成了低成本、高實效的垃圾分類經驗。第三，運用身份、知識、文化、制度等綜合的嵌入路徑或方式，重合、疊加使用，形成了相對系統的從精神滿足到物質滿足的多重實踐方法。
案例4：普通村民在村莊積極從事打掃衛生等身體力行的環境整治工作，可以獲得的不僅是社會榮譽、面子等社會性回饋，而且還有日常消費的物質獎勵。L村村民每天掃一次街道給予5分的文明鈔票，每月由街長匯總積分并在鄉村夜話上公布，每季度根據積分數量進行抽獎。村委會設置了一、二、三等獎，一等獎是5斤油、1袋面粉，二等獎是1斤油、1袋面粉，三等獎是1包洗衣粉或者肥皂，并且規定積分夠400分以上才可以參與抽獎。年終，村里根據年度積分進行一次榮譽評比，評出十幾位“榮譽富豪”，在全體村民參與的評比大會上披紅戴花進行表彰，并給他們發米、面、油作為獎品。
村黨支部采用“文明鈔票”的制度嵌入，進行著精神（表彰等）和物質（米面油等）雙回饋，連帶著相關的簡單易行的知識嵌入（積分、抽獎、評比等），形成了黨員帶動的身份嵌入（“榮譽富豪”等），使廣大村民逐漸養成打掃衛生、垃圾分類和環境清潔的好習慣。
案例5：對于那些少數不合作的村民，村黨支部的工作也頗有策略。如針對村里一個愛罵街的老年婦女不愿積極配合環境整治的現象，劉村黨支部專門開會討論出應對方式。先是村干部只要見到這位老人家就指導教育她，讓其配合環境整治工作；街長則從事理上對其進行規勸，從街坊鄰居責任連帶角度給其施以壓力。在生活上送溫暖，村支書專門上門做工作，告訴她在生活中要做到垃圾分類；在精神上多關愛，每次餃子宴、開夜話時都專門請她到場。這一系列做法不知不覺提高了她的大局意識，同時在這位婦女參與感逐漸增強的同時，利用其嗓門大優勢鼓勵其積極唱紅歌。于是，她慢慢地變化了，既主動地搞好垃圾分類，也將自身融入集體之中。
對于那些少數不合作的村民，基層黨組織轉變其態度和行為的工作則需要多重嵌入一并使用。用相關道理、情理等知識嵌入式地說教批評，用鄉村夜話等制度嵌入式疏通引導，用孝善敬老餃子宴的文化嵌入式感化明理，多種方式相結合，從而轉變村民不合作行為。
需強調的是，被組織建設和組織嵌入賦能的基層黨組織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也會反過來不斷豐富黨組織建設的“內涵”，拓展四重嵌入的“外延”，從而形成相對良性互動的基層治理局面。2019年之前，村干部、黨員與村民之間利益關系弱、干群關系和黨群關系松散，極少開展黨小組會、黨員大會。近三年來，劉村形成了以街長制為主的垃圾清理和環境衛生維護制度，開展了垃圾分類學習會、鄉村夜話等活動，舉辦孝善敬老餃子宴活動，為村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滿足老年人精神生活，創造性地運用文明鈔票積分制方式，開展“資金互助”的敬老項目，激發了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的主動性，轉變了村莊輿論風氣，凝聚村莊共同體意識，提高了村民的利益聯結度。劉村以環境治理為起點打造鄉村振興示范亮點，2022年獲得“全國文明村”“省級美麗鄉村”等榮譽。
四、結語
國家高度重視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將其作為基層政府工作的一大重點，這可以被視作是國家引領農村社會變革的一個方面。然而，面對鄉村熟人社會的逐漸解體，村社公共秩序不斷衰退，鄉村人才大量外流等鄉土社會現實，需要深入探討治理方式如何銜接國家意志與農民生活相結合的制度條件和實踐機制。
山東省S縣劉村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采用嵌入式動員的基層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模式，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堅強戰斗堡壘作用，發揮其政治功能和組織力，以黨員的先進帶頭作用，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低成本地實現了村莊環境整潔和生活宜居的總體要求。在實踐過程中，基層黨組織首先通過成員、制度、愿景等“內涵”建設實現了組織提升。其次，以之為先決條件，基層黨組織通過四重嵌入的“外延”建設探索其治理路徑。以身份嵌入實現治理任務本土化，以知識嵌入實現現代知識在地化，以文化嵌入實現公共事務傳統化，以制度嵌入實現民主生活日?；?，把黨建引領與基層社會主體發揮相融合。最后，以之為主要路徑機制，基層黨組織在一定程度上開展了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的綜合實踐，取得了明顯的治理成效。劉村的實踐證明，在傳統農區留守型村莊內，要有效實現黨建引領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需要具有使村黨組織有效進行成員建設、制度建設和愿景重塑的機會、條件和資源，這樣才能助推其探索出更多行之有效的身份嵌入、知識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的路徑方法。比如，在區域化內推行城鄉基層黨組織聯建共建，組織黨員干部下沉村莊連帶賦智賦能賦權的各種資源以加強農村基層治理能力建設；再比如借用數字化治理技術加強基層智慧治理能力建設等。
誠然，以劉村這一欠發達傳統農區村莊的治理實踐，概述我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難免存在“管中窺豹”的局限性。我國區域性社會構成復雜，各類農村基層治理工作如何取得實效，仍需因地制宜做進一步討論。此外，本文聚焦于村級黨組織建設，而僅把鄉鎮級當成背景，這是以后研究所要彌補的。
（作者何慧麗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許珍珍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第43-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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