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鎮化水平的不同情景模擬分析
摘要：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雙輪驅動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人口因素則是協調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基礎條件。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及相關數據，依托隊列要素法預測中國農村人口的發展態勢。研究結果表明：城鎮化對未來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的影響應一分為二地看待。一方面，“鄉－城”遷移將對2020－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規模縮減、勞動力外流和年齡結構老化起主導作用，貢獻比例均超過50%。按2050年80%的城鎮化水平測算，2050年中國農村的人口規模和勞動力規模將分別降至2.4億～2.6億和1.1億～1.3億，人口老齡化水平高達36%～40%，總撫養比升至100%左右。另一方面，即使不考慮城鎮化因素，人口自然負增長仍將成為未來中國農村人口發展的基本面。農村老年人口預計將于2040年達到1.1億～1.2億峰值后回落至0.9億～1億；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規模則將持續增長，至2050年人口規模逼近4000萬。本文認為，未來中國農村人口治理有三個關鍵詞：一是“求變”。遷移流動模式和城鎮化水平是影響未來農村人口系統特征的關鍵因素，生育和死亡因素難以從根本上扭轉農村人口發展趨勢。二是“適應”。未來中國農村極可能在人口負增長、勞動力外流、撫養比陡升及高齡化浪潮的約束下推進鄉村振興。這意味著，當前中國的合村并鎮、盤活土地資產、發展農村互助養老等工作絕不是臨時性的應景策略，必須從可持續發展角度設計。三是“創新”。創新性地認識人口系統結構及其功能：一方面有序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使其為協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重新認識老年人的經濟社會價值，保障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并積極發揮老年人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農村人口 鄉村振興 城鎮化 城鄉融合 社會主義現代化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人口的數量和結構特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抑制人口遷移流動的制度性壁壘逐步瓦解，中國農村人口在增長規模大幅降低的同時經歷著和平時期規模空前的空間移動。1978－2020年中國農村人口從7.9億減少至5.1億，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從82.1%降至36.1%。與此同時，農村人口“空心化”現象進一步凸顯（李玉紅和王皓，2020）。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測算，2020年“鄉－城”遷移流動人口規模達2.5億，約占全部流動人口的2/3。正如小田切德美（2009）所記錄的那樣，人口在“人”“地”“村”依次“空心化”的過程中起到先導性作用，即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空心化”最早出現，隨之帶來土地拋荒和宅基地閑置等問題，最終導致農村可持續發展陷入困境。因此，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人口對農村可持續發展而言無疑是一個具有長期性和全局性影響的變量。
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中，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同步推進。如何調和城鄉之間復雜的人口張力是新時期中國面臨的重大經濟社會課題。一方面，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社會總產值占全社會總產出的比重逐步降低是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以2021年為例，中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占比達到22.9%，而農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僅為7.3%。在農業產出效益較低的約束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全國人口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僅為19.2%，卻要支撐著占全國總人口35.7%的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顯然，要在農村人口比重較高、農業產出效益和農民收入水平較低的條件下實現“農民富”的目標，有序推動農村人口和勞動力轉移是必然選擇。因此，新型城鎮化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解安和林進龍，2023）。另一方面，2022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41175萬，比上年末減少85萬，自然增長率為-0.60‰，中國人口自1962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伴隨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蔡昉，2010），如果未來中國農村繼續析出大量勞動年齡人口，勢必會造成鄉村振興的人口基礎削弱。共同富裕目標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鄉村能否振興，而鄉村能否振興則與人口基礎條件息息相關，這就要求對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人口發展態勢做出認真研判。
由于靜態人口調查有時不能完全反映動態的人口變化事實，故而對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的研究不能滿足于僅對歷史人口資料加以分析，還需要對未來人口趨勢做出提前預判，以期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前瞻性的認知基礎和參考。而只有統籌考慮人口遷移流動和城鎮化的影響，才能更加科學地預判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協同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鑒于此，本文首先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圍繞中國農村人口預測的可行性及難點展開理論探討，據此提出本文的人口建模與分析策略，其次對本文使用的人口預測模型、基礎數據和控制參數加以說明，進而估算不同城鎮化水平下的農村人口遷移流動參數，以此來分析和比較未來中國農村人口發展的可能態勢，最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時期（2020－2050年）為研究區間，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第二，辯證考察城鎮化對農村人口發展態勢的影響，進一步深化對城鄉融合發展意義的認識；第三，為前瞻性應對未來中國可能出現的農村人口問題提供科學預判。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策略
（一）文獻綜述
目前，中國尚未建立官方人口預測制度，人口趨勢預判主要參考聯合國官方人口預測結果。但聯合國缺少農村人口模塊的專門預測，而國內關于農村人口預測的專項研究也相對缺乏。胡英（1997）較早分城鄉預測了中國人口發展趨勢，但由于該研究是以“八五”時期（1991－1995年）的城鎮化速度預測1996－2050年農村人口發展趨勢，偏離了其后的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浪潮，故而與實際情況相差較遠。農業部課題組（2000）在預測2000－2015年農村就業人口及剩余勞動力時排除了人口遷移流動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得到的預測結果是2015年中國農村勞動年齡人口達6.21億。而2015年末中國農村人口總量實際只有5.90億。Liu et al.（2002）的一項預測研究顯示，2020年和2030年中國農村人口占比分別為49.9%和42.8%，這顯然也較大程度地低估了中國人口遷移流動的潛勢。中國人口的遷移流動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發展。即便到今天，學界仍然不能完全確鑿地判斷中國人口的遷移流動形態。2020年以前，中國人口遷移流動進入活性漸減的調整期幾乎成為學界的一個共識。基于2011年以來流動人口增長勢頭減緩和一些省份甚至出現流動人口規模絕對數量下降的情況（喬曉春，2019），有學者預判未來數年中國仍將延續這一趨勢（王桂新，2019）。但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的人戶分離人口規模和流動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學界對過去“鄉－城”人口遷移流動水平及其模式的一些判斷。
近年來，經濟、社會和制度環境的變化吸引了一些學者對農村人口預測問題的關注。比如，馬芒和吳石英（2017）基于生育政策調整影響出生人口的三種不同情形，估算了2014－2035年中國農村人口的規模和結構，但其對人口遷移流動水平及其模式的參數估算方法值得商榷。具體來說：其一，馬芒和吳石英（2017）使用單年人口資料（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的測算結果預判中長期人口遷移流動模式是否合理有待討論。其二，馬芒和吳石英（2017）使用年齡別的“鄉－城”流動人口規模（狀態指標）測算人口凈遷移流動水平（事件指標）。事實上，當前中國人口發展步入以遷移流動為主導的時期，與相對穩定的生育水平及其模式相比，遷移流動因素對農村人口發展的影響顯然更為關鍵。顏姜慧和朱舜（2017）根據城市治理理念轉變的現實，以長株潭城市群為例，基于對人口總量和城鎮化率兩個參數的預測，外推2016－2030年湖南省農村人口的轉移規模，分析了湖南省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趨勢及空間指向，闡釋了城市群在吸納農業轉移人口中的突出作用。但顏姜慧和朱舜（2017）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沒有納入死亡、生育和年齡別的遷移流動參數，故而無法反映人口流動對農村人口發展變化的影響。孟向京和姜凱迪（2018）利用2000年和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就“鄉－城”人口遷移對2010－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進行了測算，特別是在人口參數的修正方面做了較多努力，對本文的研究具有啟發意義，但同樣存在上文言及的部分局限。
此外，農村人口問題研究還包括對歷史人口資料的分析。比如，有學者基于官方的人口統計數據分析了1979－2003年農村人口“鄉－城”遷移規模的變化趨勢，發現農村人口流出規模隨著制度約束的減弱而逐年增加，“鄉－城”人口遷移已構成中國城鎮化的主要方式（盧向虎等，2006）。還有學者利用社會調查資料來探索農村勞動力資源稟賦特點：張永麗和金虎玲（2013）研究發現，2007－2012年農村人口的平均人力資本存量呈增加趨勢，但相比外出務工人口，農村留守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吳方衛和康姣姣（2020）研究發現，中國農村勞動力存在城鄉之間往返流動的現象，經濟因素是農村人口流出的主要動機，回流則主要出于照料老人和子女的需要。也有學者討論“城歸”人口補位鄉村振興主體的積極意義，但同時承認“逆城鎮化”尚不構成現階段人口遷移流動趨勢，且農村外流人口的回流規模有限，難以成為農村勞動力主體（何陽和婁成武，2021；李芳華和姬晨陽，2022）。
從現有文獻來看，中國農村人口預測結果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的主要原因是遷移流動參數估計存在一定偏誤。之所以出現這一問題，除受研究策略和預測技術的影響以外，還與基礎數據資料的準確性和人口外部環境的穩定性有關。而歷史人口資料分析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前和過去中國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情況，但不足以預判未來農村人口的發展態勢。
相比對農村人口的預測研究，對全國人口和城鎮人口的預測研究較為豐富。第一，在全國人口規模預測方面，盡管學界對未來中國人口的生育參數、死亡參數的變動趨勢存在不同判斷，而且使用的預測方法各不相同，但對全國人口峰值水平及達峰時間的預判總體接近。從預測結果看，由于當前中國人口的生育和死亡模式趨向穩定，故而，不同研究方案的預測結果較為穩健，大多預測中國人口峰值不會超過14.6億且將在2030年以前達到（見表1）。結合當前最新人口發展趨勢和先行研究基礎，可以預判2035年和2050年中國人口規模將為12億～14億，且2035年的人口規模稍高于2050年。
第二，關于城鎮化水平的預測文獻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文獻是基于官方的歷史人口統計資料推導未來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此類研究集中見于人口學和統計學，但其早期應用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超高的人口遷移流動水平及超快的遷移流動模式轉變超出了研究者（胡英，1997；Liu et al.，2002）的預期，其后的人口與經濟發展進程促使學界對預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使相關預測（王金營和戈艷霞，2016；孟向京和姜凱迪，2018）的準確性得到了明顯改進。另一類文獻則是基于國際經驗和政策目標預測城鎮化水平。此類研究集中見于經濟學和城市規劃學。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策略能較大程度地擺脫時代的局限性和正規統計制度的滯后性影響。比如，李善同（2001）預測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58.7%，胡鞍鋼（2003）預測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3%～57%，王大用（2005）、簡新華和黃錕（2010）對2020年城鎮化率的預測分別是67%、60%。同基于歷史人口統計資料的早期預測研究相比，此類預測結果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更為吻合。關于未來中國的城鎮化率，多數學者預測能達到80%甚至更高水平。比如，李善同等（2017）認為2040年和205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將分別達到75.4%和81.6%，喬文怡等（2018）認為2035年和2050年中國城鎮化率最高可分別達到73%和79%，陳鵬和魏來（2020）則認為中國遠景城鎮化水平為80%～85%。這些研究雖然不是針對農村人口開展的，但為本文預測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積累了研究經驗并提供了參數基礎。
（二）研究策略
從研究進展來看，中國農村人口預測的難點在于如何估算未來一段時期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態勢。對此，主要有兩種思路：其一，以歷史時期的農村人口遷移流動參數代表未來；其二，估算未來中國人口總體規模和城鎮化水平，以此推算未來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參數。現有文獻主要采取第一種思路。但以歷史人口資料推導未來人口參數，要求人口變動模式總體穩定。而從過去數十年中國人口遷移流動態勢來看，這一要求較難得到滿足。隨著未來中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態勢也將隨之發生變化。基于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權衡取舍，本文認為第二種估算思路更符合中國人口發展實際。理由包括以下幾點。第一，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中國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水平正處于一個快速調整、急劇變化的階段，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世界經濟復蘇面臨諸多風險、新冠疫情影響廣泛深遠等因素進一步加大了對中國農村人口遷移流動規律的預測難度。第二，筆者通過預設未來時點的全國人口規模和城鎮化水平，對2021－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參數做出相應估算，以此推導農村人口發展態勢，其合理性在于：首先，由于中國的國際凈遷移流動水平很低，故可以將全國人口看作一個封閉人口系統，且生育和死亡水平及其模式趨向穩定，可以較好地把握全國人口規模的變動態勢；其次，相比其他人口參數，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對人口遷移流動能動性的影響更為突顯，比如戶籍制度改革、城鄉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等的推進及相關政策的實施對城鎮化的進程均會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最后，既有研究對未來中國人口總體規模和城鎮化水平的預測為第二種估算思路奠定了很好的經驗基礎。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以2035年和2050年的全國人口規模與城鎮化水平作為中國農村人口預測的基礎參數。這種操作方式不僅有利于更加科學合理地預測未來中國農村人口狀況，而且能夠比較不同城鎮化水平下的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
三、預測模型與控制參數
（一）預測模型
本文以隊列要素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作為人口預測的基礎模型。隊列要素法是歷史最為悠久、應用最為廣泛的人口預測方法之一，其基本思想是基于人口平衡方程，利用隊列移算方法不斷迭代基期人口數據來計算預測年份的人口規模和結構特征。本文對農村女性人口預測模型設定如下：
（二）基礎數據
本文使用的基礎數據來自2010年和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同時使用更早的全國人口普查、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歷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以及相關的統計公報和學術文獻作為補充數據來源。本文先以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進行人口推移，得到2020年末農村基礎人口數據，以此作為基期人口；再分別估算2021－2050年農村人口的死亡水平及其模式、生育水平及其模式、出生性別比和遷移流動水平及其模式。由于現階段中國農村人口的死亡和生育水平及其模式相對來說比較穩定，而遷移流動水平及其模式的不確定性較大，故而在本研究中，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參數是重點關注的參數，其余參數則是預測模型的控制參數。本文研究的數據口徑均為常住人口。
（三）起始人口與控制參數
1.起始人口規模結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反映的是普查標準時點（2020年11月1日零時）的人口情況，在進行人口預測之前需要將基準人口推移至2021年1月1日零時。本文采取的人口推移方法是以普查時點的農村分年齡別和分性別人口數為基準，已知2020年末的農村常住人口規模，假定人口平滑運動，以此進行人口推移。簡單起見，起始人口最高年齡設置為80歲及以上。推移結果顯示，2020年末，中國農村人口規模為50992萬。其中，0～14歲少兒人口占比為19.3%，高于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7.7%），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到63.0%，老年撫養比高達28.1%。這表明當前中國農村社會處于中度老齡化階段，同時少兒人口體量較大，勞動力儲備相對充足。總體來看，農村男性人口偏多，農村人口性別比為107.9。但是，農村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的性別比僅為72.7，說明農村高齡人口中女性偏多。2020年末中國農村人口金字塔如圖1所示。
2.死亡水平及其模式。平均預期壽命可綜合反映假想隊列人口的死亡水平。為估算2021－2050年農村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本文首先收集（或估算）1982－2015年全國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以及農村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水平，其次擬合二者之間的函數關系（見表2），并根據函數關系以2019年全國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水平估算同年農村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水平，最后利用雙邏輯斯蒂函數（double-logistic function）來擬合2020－2050年的農村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double-logistic模型要求設定平均預期壽命增長的“慢”“較慢”“中等”“較快”“快”五種模式。綜合參考《“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設定的2025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目標（78.3歲）、相關研究關于2000－2070年全國人口和農村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估算結果（參見王金營和戈艷霞，2016；UN DESA，2019）以及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歷史數據，本文認為，設定男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增長“快”、女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增長“較快”模式符合2020－2050年農村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發展態勢。2020－2050年中國農村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估算結果如圖2所示。
由于中國死亡數據存在嬰幼兒和高齡人口漏報以及年齡堆積問題，故而關于死亡模式的參數設定，可以選取模型生命表來修勻質量欠佳的死亡數據。國內學者一般采用寇爾－德曼（Coale-Demeny）區域模型生命表的“西區模式”，本文同樣采取這一做法。
3.生育水平及其模式。關于總和生育率的參數設定，本文先參考2000－2015年修正前后的全國育齡婦女和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再對2020－2050年參數設定做出經驗判斷。由于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是一個待解之謎，學界對此進行了不少修正研究（例如陳衛和楊勝慧，2014；顧寶昌等，2020），修正結論趨于一致。根據筆者經驗，基于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或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對總和生育率水平的修正不會影響對生育水平城鄉差異和趨勢變化的基本研判。一方面，自2000年以來，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水平比全國高出0.2左右；另一方面，隨著農村現代化的加速推進，城鄉人口生育意愿逐漸趨同，未來城鄉人口的生育水平差異將逐漸縮小。為使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在預測期內平滑轉變，假定2025年及以前的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水平比全國高出0.2，2035年二者差異縮小至0.1，此后一直維持在0.1的差異水平。此外，本文設定如下情景：隨著新冠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經濟社會恢復正常運轉，且生育刺激政策取得一定效果，2025年全國育齡婦女生育水平恢復到2015年的水平，此后全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60附近。因此，本文設定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水平分別為：2025年1.80、2035年1.70、2050年1.70，其余年份通過線性插值得到（見表3）。
生育模式可通過預測期內年齡別生育率分布特征和估算的總和生育率聯合估計得到。參考聯合國的估算方法（盛亦男和顧大男，2020；UN DESA，2019），對經過Logit變換后的生育模式進行插補，得到預測期內各年的生育模式，將其與假定不變的生育模式數值進行加權平均，以此作為最終估算的生育模式結果。2020－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生育模式估算結果如圖3所示。通過比對歷史水平，可以發現，聯合國的估算方法對中國農村人口生育模式估算具有較好的適用性。總體來看，未來中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模式趨向穩定。
4.出生性別比。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2020年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從119.9下降至111.3。假定農村人口出生性別比具有趨同的下降趨勢，可以估算2020年農村人口出生性別比大約為112，且未來還將進一步下降。UN DESA（2019）的預測顯示，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將在2035年前后降至107，直至21世紀末一直維持在這一水平。Chao et al.（2021）的預測表明，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將在2045－2050年降至106左右。考慮到學界一般將中國正常的出生性別比假定為106（例如Zeng et al.，1993；姜全保等，2019），且中國社會文化氛圍正在由有性別偏好向無性別偏好轉變（侯佳偉等，2018），本文假定農村人口出生性別比將在2035年降至107，到2050年進一步下降到106。
四、農村人口遷移流動參數估計
（一）2011－2020年農村凈遷移人口估算
關于凈遷移人口的估算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直接估算法，即估算遷入人口與遷出人口之差；另一種是間接估算法，即利用人口平衡方程和其他人口變量估算凈遷移流動量。考慮到人口的遷移流動統計在中國人口普查資料中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事件指標，而是更接近于狀態指標。雖然可以利用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估算“鄉－城”流動人口和“城－鄉”流動人口之差，但無法以此直接估算某一年度農村人口的凈遷移流動量，因為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公布的城鎮與農村之間的人口遷移流動狀態并不一定是發生在某一年度的。利用人口平衡方程間接估算農村人口的凈遷移流動量是一個可行方案，也是本文采取的做法。但問題在于，不應拿2011－2019年的年度人口抽樣調查與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二者公布的人戶分離人口數據直接比較。例如，根據未經修訂的年度人口抽樣調查資料，2018年全國人戶分離人口規模為2.86億，2019年降至2.80億，同比下降2.10%。但是，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2020年全國人戶分離人口規模為4.92億，反而比2019年增長75.71%。在現有數據資源和技術手段約束下，基于對2010年和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準確性的判斷，本文假定人口發展軌跡呈平滑運動態勢，以第三部分估算的2015年農村人口的生育和死亡水平外推人口凈遷移流動水平。測算結果表明：2011－2020年中國農村平均每年男性人口死亡數為316萬、女性人口死亡數為299萬，每年出生人口723萬。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2010年和2020年農村人口分別為67113萬和50992萬。由此可知，2011－2020年全國農村人口的凈遷出規模總計為17201萬，相當于農村平均每年凈遷出人口約1720萬。這一數值明顯高于“九五”時期（1996－2000年）農村每年800萬～1000萬凈遷出人口的估算水平（胡英，1997），也高于2001－2010年農村每年凈遷出人口1553萬、2011－2020年農村每年凈遷出人口1585萬的估算水平（王金營和原新，2007）。
（二）2021－2050年農村人口遷移流動的情景設定
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水平及其模式是本文重點關注的人口變量。可以確定，2021－2050年中國農村不可能繼續保持年均遷出人口1720萬的水平。原因有二：其一，“鄉－城”流動人口主體為勞動年齡人口。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受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影響，人口遷移流動規模將趨于下降。其二，即便不考慮年齡結構影響，每年1720萬的人口遷出規模也將在21世紀中葉“掏空”農村人口。這顯然既不符合人口發展規律，也不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因此，須另行估算未來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水平。本文采取的估算策略是：第一，基于封閉人口假定，利用隊列要素法，根據生育、死亡因素計算封閉條件下農村人口規模的理論水平；第二，將開放條件下農村人口規模（歷史值或者估算值）與之比較，將二者差異歸因于計算期內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因素。
1.2021－2050年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水平。筆者先對2035年和2050年兩個時點的全國人口規模和農村常住人口比例加以估算，以此推導預測期內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水平。在全國人口規模方面，筆者結合先行研究結論和自身研究經驗，設定2035年和2050年全國人口規模分別達到13.5億和12.5億。而問題在于，農村人口占比水平多高？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從城鎮化角度加以考量并參考國際經驗。圖4所示的1960－2020年全球部分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可以為預判中國未來城鎮化水平提供一定的參考。
由圖4可知：第一，后人口紅利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從70%提升到75%和80%大約分別花費20年和40年時間，中高收入國家城市化水平從60%提升到70%大約需要花費15年時間；第二，中國當前的城鎮化速度明顯快于后人口紅利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全球平均水平；第三，從后人口紅利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已達到的城市化水平來看，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仍將持續較長時期；第四，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化速度有所差異，在城市化率達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化速度將會放緩；第五，80%的城市化率是多數國家城市化步入高水平穩態的重要界限。
對中國來說，2050年城鎮化水平大概率要超過70%。2022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就已達到65.2%，且仍然保持較快發展勢頭。基于以上信息，本文設定以下兩種情景。
方案一：設定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將于2035年和2050年分別達到75%和80%。根據UN DESA（2018）預測，2050年前后中國城鎮化水平達到80%，并在2035年前后達到75%。國內多數學者也持中國城鎮化水平將于21世紀中葉達到80%的判斷（例如李善同等，2017；喬文怡等，2018；陳鵬和魏來，2020）。方案二：設定中國城鎮化水平將于2035年和2050年分別達到70%和75%。顧朝林等（2017）的預測結果支持了方案二的思路。
根據以上參數設定，計算得到：在方案一情景下，2021－2035年和2036－2050年農村人口年均凈遷出水平分別為834萬和229萬；在方案二情景下，相應的年均凈遷出水平分別為415萬和291萬。
2.2021－2050年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模式。筆者先估算2011－2020年分性別農村人口的年齡別的遷移流動率，再以此推算預測期內不同性別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模式。具體來說：
第一，基于2011－2020年中國農村人口參數條件，利用隊列要素法估算封閉人口假定下2020年分性別、年齡的農村人口規模，并與實際人口情況比對，估算得到2011－2020年農村人口的年均凈遷移量為-1777萬。這與基于歷史修正數據估算的年均凈遷移量-1720萬十分接近，估算偏誤較小，可以認為模型的擬合和預測效果較好。二者之間誤差按平滑擬合方式進行修正。根據分性別、年齡的凈遷移流動規模來計算2011－2020年的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模式如圖5所示。與王金營（2004）測算的1990－2000年、孟向京和姜凱迪（2018）測算的2000－2010年分性別“鄉－城”人口遷移流動模式對比可以發現，1990－2020年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模式總體穩定。
第二，對于2021－2035年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模式的推算，也是先估算封閉人口條件下2035年分性別、年齡的農村人口規模，再以2011－2020年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模式為基礎，估算各年齡組人口的凈遷移流動規模，并與方案一、方案二估算的2035年農村人口規模比較，完成“打靶”推算，以確定預測期內的遷移流動模式。2036－2050年遷移流動模式估算原理相同。2021—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模式估算結果如圖6所示。
五、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
（一）不同情景預測結果
1.人口規模及其變化趨勢。2020－2050年農村人口規模及其變化趨勢如表4所示。在方案一情景下，中國農村人口將于2030年跌破4億，并在2040年后跌破3億，至21世紀中葉降至2.5億左右，屆時農村人口將不足2020年的一半。在方案二情景下，農村人口規模縮減進度約比方案一延后10年，大約在2050年后跌破3億。方案一和方案二唯一的人口參數區別為城鎮化水平及其變化速度差異。從表4可看出，城鎮化水平更高、速度更快的經濟社會環境，對農村人口縮減的規模和速度影響更大。
2.人口年齡結構及其變化趨勢。2020－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趨勢如圖7所示。就0～14歲少兒人口變化趨勢而言，方案一、方案二的估算結果顯示，0～14歲少兒人口占比均遵循先下降、后回升的發展態勢，所占比重基本維持在10%～15%的水平。未來農村人口年齡結構的顯著變化主要體現在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身上。
202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17%，仍然低于0～14歲少兒人口占比，同時遠低于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人口老齡化的持續加深，2025年中國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就將達到20%，正式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根據本文預測，中國農村老年人口占比遲則2040年、早則2035年就將達到1/3，屆時農村人口大約每3個人中就有1個是老年人。
城鎮化對未來農村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論2035年中國城鎮化水平是75%抑或是70%，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都不會超過60%；不論205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是80%抑或是75%，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都不會超過55%。
總體而言，農村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主要體現在2020－2040年，2040年以后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趨于穩定，并在21世紀中葉形成“50－35－15”（50%的勞動年齡人口、35%的老年人口、15%的少兒人口）的基本格局。
3.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及其結構。2020－2050年中國農村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及其變化趨勢如表5所示。一方面，2020年中國農村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超過3.2億。如果遵循方案一設定的城鎮化水平及其速度，那么，2035年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將跌破2億，2050年將進一步降至約1.2億，30年間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下降將超過60%。即使遵循方案二的城鎮化水平設定，2050年75%的城鎮化水平也僅對應約1.7億的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另一方面，對比表4和表5的人口變化速度不難看出，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速度明顯高于農村人口規模的縮減速度，說明農村凈遷出人口主要是勞動年齡人口。這也可以從圖6所示的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模式得到印證。
2020－2050年中國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趨勢如圖8所示。如果以15～29歲、30～44歲和45～64歲分別定義勞動年齡人口的低齡組、中齡組和高齡組，那么，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將從2020年的“二三五”結構快速轉變為2035年的“三二五”結構再到2050年的“二四四”結構。這說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內部的年齡結構并不是線性思維預判的“加速老化”。這意味著：在21世紀中葉以前，中國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問題突出表現為規模問題而不是結構問題。
2020－2050年中國農村總撫養比變化趨勢如圖9所示。總撫養比可以用來衡量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經濟社會的活力狀況。由于設定2020－2025年農村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2025－2050年的這一指標，故而這一階段農村總撫養比略微下降。但總體來看，未來中國農村總撫養比將不斷攀升，說明“鄉－城”人口遷移對農村總撫養比的影響十分顯著。在方案一情景下，2035年和2050年中國農村總撫養比分別達到73%和100%，比方案二分別高出約6個和14個百分點。這表明，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水平也呈上升趨勢。
4.老年人口規模和老齡化趨勢。2020－2050年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及其變化趨勢如表6所示。在方案一情景下，未來中國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將經歷一個先增后降的過程，到21世紀中葉其規模約為9000萬，與2020年的規模相當。考慮到未來農村總人口規模將步入下行通道，因此，盡管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可能不會經歷“爆炸式”增長，但在農村總人口中的占比將不斷上升，估計到2050年這一占比將達到約36%。方案二情景揭示了類似的規律，農村老年人口約在21世紀中葉達到1億左右的規模，占比約32%。這說明，城鎮化進程不會改變農村老年人口規模的基本走勢，但確實會使農村人口老齡化在某個時期（2020－2035年）加速。不論何種情景，農村老年人口規模都將在2040年達到峰值。但在此之后，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將出現下降、老齡化水平基本穩定，屆時農村人口老齡化態勢將趨于平緩。這也表明，應客觀和辯證地看待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人口老齡化現象。
2020－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高齡化態勢如圖10所示。與表6所示的農村老年人口先增后降的趨勢不同，未來中國農村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規模將經歷“爆炸式”增長過程。相比2020年的1668萬，2050年農村高齡人口規模在方案一和方案二情景下將分別達到3718萬和3943萬，相當于30年間翻了一番以上。因此，雖然未來中國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增長幅度趨緩，但內部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令人擔憂。大約在21世紀中葉農村每100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40個是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人。這說明，未來農村人口的高齡化趨勢可能帶來比人口老齡化更為嚴峻的經濟社會問題。此外，從圖10還可以看出，城鎮化的推進不是農村人口高齡化加劇的主要因素。盡管較低方案的城鎮化率（方案二）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人口高齡化水平的上升，但仍無法逆轉農村老年人口高齡化的態勢。
（二）“鄉－城”人口遷移對農村人口發展態勢的影響
比較封閉人口和開放人口兩種情景下的農村人口發展態勢，可以進一步分析遷移流動因素對農村人口發展的凈影響，亦即考察在剔除人口自然增長因素之后遷移流動對農村人口規模及其結構變化的解釋力。由表7可知：第一，在封閉人口情景下，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規模為4.3億。其中，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老年人口規模分別為2.5億和1.1億，老年人口占比和總撫養比分別達到26.5%和72.3%。這說明，即使不考慮“鄉－城”人口遷移因素，未來中國農村也將面臨人口規模縮減、人口結構老化和人口負擔加劇等問題。第二，盡管自然變動因素對農村人口的整體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但大多數情況下遷移流動才是人口變動的主導因素。即使按2035年70%、2050年75%的城鎮化水平測算，遷移流動因素對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農村的總人口規模、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總撫養比變化的貢獻比例也要超過50%。第三，就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及其占比的走勢而言，遷移流動因素發揮的作用相對復雜。“鄉－城”人口遷移有利于緩解農村老年人口規模的絕對增長，但也會加劇農村老年人口規模的相對增長。這是由“鄉－城”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不平衡（流動人口年齡結構偏年輕）導致的。
六、進一步分析
筆者通過調整控制參數的水平來進一步討論預測結果的穩健性，參數設置如下。首先，生育變動情景：以如表3所示的2021－2050年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變動為一般情景，參考聯合國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的習慣做法，分別設置±0.25個單位的差異，作為較高和較低生育水平情景下的總和生育率參數值，即生育變動情景1和情景2。其次，預期壽命變動情景：假定2050年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分別比如圖2所示的水平高出1.5歲和1歲，其余年份進行相應修正。再次，死亡模式變動情景：參考趙夢晗和楊凡（2013）對2010年中國人口死亡模式的評價結果，以寇爾－德曼區域模型生命表的“北區模式”作為死亡模式。最后，總人口變動情景：其一，設定2035年和2050年中國人口規模分別為13億和12億；其二，設定2035年和2050年中國人口規模分別為14億和13億，即總人口變動情景1和情景2。
如表8所示的2020－2050年不同情景方案下的農村人口發展態勢的估計結果表明：第一，本文的預測結果是穩健的；第二，未來真正影響中國農村人口系統反饋回路的參數是如表7所示的人口遷移流動因素和城鎮化水平，生育參數、死亡參數和全國人口規模的變動難以根本扭轉中國農村人口發展的系統性趨勢。
七、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基于不同城鎮化情景設定，本文利用隊列要素法預測2020－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得到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對未來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具有重要影響：第一，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村人口規模縮減和勞動年齡人口流失加劇。即使在2050年75%的城鎮化水平預設情景下，21世紀中葉農村人口規模也將降至3.0億～3.2億，其中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僅有1.6億～1.8億。而在當前學界普遍預設的80%的城鎮化水平下，2050年中國農村人口規模和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僅分別為2.4億～2.6億和1.1億～1.3億。這比封閉人口情景下估計的相應規模分別下降40%和50%左右。第二，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加劇。以80%的城鎮化水平預設情景為例，2050年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將達到36%～40%，總撫養比將升至100%左右。屆時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負擔水平將大大提高。第三，2050年之前，“鄉－城”人口遷移對中國農村人口規模、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勞動年齡人口負擔水平變動的貢獻比例始終超過50%，說明未來一個時期中國農村人口變動將持續處于以遷移流動為主導的發展期。這也意味著，國家對于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宏觀調控與政策引導將對未來中國農村人口發展態勢具有較強的能動作用。
另一方面，不論未來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如何調整，農村人口變動的一些態勢是可以基本確定的：第一，即使不考慮“鄉－城”人口遷移因素，未來中國農村人口規模也將處于快速的下行通道，即自然負增長將成為未來農村人口發展的基本面。第二，盡管城鎮化會加速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老化，但由于老年人口不是農村遷移流動的主體人口，故而未來中國農村老年人口規模的基本走勢仍由人口自然變動過程決定。可以預見，未來中國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將經歷一個先增后降的過程，并在2040年達到峰值（1.1億～1.2億），此后于2050年回落至與2020年規模相當的水平（0.9億～1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規模將持續增長，至2050年人口規模逼近4000萬，約占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40%，將對農村養老資源和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提出重大挑戰。
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市民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萬廣華等，2022），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本文的研究結論同樣證實城鄉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人口張力。考慮到人口是一個長周期、強慣性變量，未來中國農村極可能在人口負增長、勞動力外流、撫養比陡升以及高齡化浪潮的約束下推進鄉村振興。而能否把上述約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將取決于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適應農村人口發展態勢。基于本文研究結論和對人口建模具有重要影響的參數變量，筆者提出以下三條應對思路：
第一，改變人口發展軌跡的思路，即通過調控敏感的參數變量來優化未來農村人口的發展態勢。其一是推動農村人口遷移流動模式轉型。對城鎮來說，只關注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就地市民化是不夠的，還必須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幫助農村老年人口隨遷并為其提供靈活就業機會，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其二是應更加注重高質量發展，推動城鎮化行穩致遠。對中國來說，不論是75%還是80%的城鎮化水平都是可能實現的。但政府更應考慮如何推動形成科學合理的城鎮化水平。盲目追求城鎮規模擴張，不僅有悖于高質量發展理念，也不利于實現城鄉融合的共同富裕目標。
第二，適應人口發展軌跡的思路，即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更好地與農村人口發展態勢相適應。其一是有序推進合村并鎮，嚴控“空心村”形式主義的盲目建設，以動態適應農村人口規模縮減過程；其二是盤活農村土地的“沉睡資產”，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轉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其三是以人為核心，逐步推動公共服務資源下沉，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農村互助養老道路，以緩解農村養老資源供需不平衡的巨大壓力。
第三，創新性地認識人口系統結構及其功能的思路。其一，有序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在人口負增長的背景下，要破除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人口持續縮減和老齡化程度加深的負面影響，就必須加快打造城鄉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新格局，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以縣城為聯結城鄉的關鍵節點，發揮縣城連接城市、服務鄉村作用，從而為協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其二，重新認識老年人的經濟社會價值，積極完善農村老年人健康支撐體系，保障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并積極發揮老年人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解安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清華大學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研究中心副主任；林進龍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 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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