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由人構成，有效的社會治理基于對人的理解。10多年前，我們參與了華南地域的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當近年來這一創新范式進入到湖北地區后，我們也參與其中，從中發現這一創新范式在兩地表現的差異性。為了理解這種差異性，我們試圖尋找其歷史底色及其底色中的人。
人是歷史與環境的產物，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們常以“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指稱湖北人?！昂崩小笔侨绾紊傻哪?？這又要從一方水土說起。
2010年，我們參與廣東北部的地方研究。在農村調查時，我們驚訝地發現，在號稱最為發達的廣東，竟然還保留人類學家摩爾根說過的古老的宗族血緣社會形態的殘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于其深層次的社會底色不同；中國的不同區域之所以不同，也在于其深層次的社會底色不同。2015年，由我發起的“深度中國調查”計劃得以啟動。該計劃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將中國分為七大區域進行村莊傳統調查，相當于社會形態“考古”。七大區域我都走到了，對不同區域傳統社會的歷史底色有了相當了解。
在進行長江區域的調查中，湖北是主要省份。從湖北西部到東部的實地考察，使我發現了湖北省這一方水土的典型特征。
湖北省屬于長江流域，長江穿省而過，人們生活形態最為典型的特征是因水而生，依水而居。歷史上的社會形態表現為“小、分、散、流”的特點。
“小”是指生產規模小。湖北省以種植水稻為主。稻田的地塊面積小。一塊十畝的地已算較大面積了。而不種植水稻的山區，地塊更小。這與黃河平原一塊地能夠有上萬畝的情形形成強烈對比。
“分”是指分戶經營。由于生產規模小，不需要生產者更大規模的相互合作，生產方式主要是分戶經營，以家庭為單位的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特別發達。這種生產方式不斷生產和再生產“分”的理念?！?/span>
“散”是指居住分散。人們因水而生，依水而居，居住形態分散。湖北的自然村的村名大多是一個姓加上一個地方的特征，如林彪的故居為林家大灣，我所在學校的地名分別為陳家灣和楊家灣。自然村聚落的規模普遍不大，在平原地帶，也就數十戶；丘陵地帶十多戶；山區有的只有三、五戶。而北方的自然村落規模普遍較大。我調查的陜西的一個村，人口竟然達到上萬人。
“流”是指人口的流動性強。湖北省長期以來是移民大省。如經常所說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華南地區盡管也是稻作居，但聚族而居，祖宗是不能脫離故土的老根。后代圍繞老根共同居住，形成一個個相對穩定的宗族村莊。湖北省的移民較多，他們猶如一棵大樹掉落的碎葉，四處飄散，缺乏長期穩定的共同根脈。
正是這一方水土，塑造了湖北人的某些秉性。最為突出的特征是“靈”，包括靈巧、靈敏、機靈、靈活等，主要是指會動腦筋，聰明?！疤煜戮蓬^鳥，地下湖北佬”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善于動腦筋打仗的林彪便是代表之一。動腦筋是一種個體性行為，這種個體性行為表明人的獨立性，楚國人“不服周”便是這種獨立性的反映。但是，個體性和獨立性如果超過一定限度，便難以達成人與人之間的一致和默契，形成自組織的共同體和內生的社會秩序。
從我對全國分區域的田野調查經驗看，湖北所在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內生組織和秩序是最弱的。在華南宗族村莊，與生俱來的血緣關系將同宗同族的人聚合在一起，人們根據內在的血緣關系規則決定自己的行為，再聰明的人也受制于血緣規則。在東南區域，發達的商品經濟內生著人們的交往秩序，經濟契約規范著人們的行為，不同利益的人也可以結合成基于規則的經濟共同體，再聰明的人也要服膺于經濟規則。在黃河流域，集中居住的生活形態要求人們服從相應的生活規則。這種規則甚至以某種強制性為基礎。我曾經在一個集體化程度比較高的村莊訪問，在當地人看來，要維護統一的集體，可以訴諸暴力。這對于我這個出自長江流域的人來說，很難理解。而在西南地域的“村寨”，其隱性領袖則是長期歷史沿襲的“寨老”，并圍繞“寨老”自我生成村寨秩序。
正是因為缺乏內在的組織和秩序，長江流域的社會治理主要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將分散的個體化的農民統合起來。這種外部性統合與內生的個體化和獨立性之間存在巨大張力，并給社會治理帶來困難。在華南宗族村莊，外部性的行政權威與內生的宗族權威處于二元狀態，各有邊界。在東南區域，基于商品經濟而生成的權威和秩序已深入人心，即便是行政權威也要受到限制。在黃河流域，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權威與內生的集體意識是一致的。在長江流域，一方面要依靠外部的行政權威將人們統合起來，另一方面，高度個體化和獨立性的個人又對行政權威具有很強的疏離性。歸納起來就是，自己組織不起來，又不愿接受他組織；每個人都是權威，難以形成更大權威力量。
社會治理要了解社會，社會是歷史的產物。長期歷史形成的社會底色及其底色當中的人對當下的社會治理有著深刻的影響。來自“民主故鄉”的托克維爾在故鄉沒有找到民主，后到美國考察，寫下煌煌巨著《論美國的民主》。在托翁看來，美國的民主得以實現并得到維持的三個最主要條件是：民情、制度和地理環境。他還強調：“地理環境、法制和民情按照貢獻度分級，自然環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美國民主制度得以維持的獨特因素就是民情。”當然，當年的托翁只是基于國別比較，沒有做國家內部的區域比較?！?/span>
2015年啟動“深度中國調查”時，對于這一調查的現實價值尚沒有深刻認識。隨著基于特定區域形態生成的社會治理范式進入到另一區域時產生的困難，或者說有一些“水土不服”，我們愈來愈深切感受到當年所做，現在還在補的區域村莊傳統形態調查的價值?！昂崩小笔菤v史的產物，但他并沒有成為歷史。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政治學部部長，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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