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富礦中，中國8億多人消除絕對貧困的經驗成為國際社會首要關注點之一。國際上在此領域有著普遍共識，但來自中國減貧經驗分享的長期微觀實踐也表明，要想提高中國對外分享減貧經驗的有效性，提高我國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的知識貢獻力，如下三個方面仍然亟待關注：
第一，關注中國減貧與發展經驗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敘事。當前，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減貧的卓越成效是有共識的，但對如何解讀中國減貧經驗卻有分歧。早年國際社會比較強調市場機制的發育和有效運轉，近年來越來越重視政黨和政府的減貧意愿、統籌規劃能力；有的研究則注重利貧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能力，尤其是將宏觀規劃轉化為微觀實踐并產生實質性結果的能力等；還有一些研究尤其關注中國減貧經驗中對于國際發展知識與中國現實相結合從而進行本土化創新的集體學習能力等；再有就是特別關注某一特定技術要素，比如數字技術在精準扶貧中的貢獻等。
總而言之，在對待中國減貧經驗這個問題上，國家治理模式、政府行政管理體系、市場效率、社會共識、文化傳統以及國際合作等不同要素均成為中國減貧經驗的具體表達，但這些要素之間關系如何？它們是如何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進減貧進程的？在不同階段是否存在不同要素組合的模式和機制等？這些均需動態而系統的研究與開放的對話，需要因地、因時制宜地增強中國減貧經驗表述的多元性、豐富性和創造性，并在多元敘事中提煉其一致性，從而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普遍性，增強中國減貧經驗對于國際社會的黏性。
第二，注重從他者視角審視中國減貧與發展的經驗。當前，從中國視角出發總結中國減貧經驗的成果已積累眾多，體現了中國學者在減貧知識生產上的主動擔當，但同時，也容易因此忽略從他者視角對于減貧經驗的揀選。比如筆者在中非農業發展和減貧合作的微觀實踐中獲知，我們國內注重水稻高產的科技轉移模式在落地非洲“小農大田”時卻面臨挑戰，坦桑尼亞當地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和飲食習慣決定了水稻的香氣是影響當地農民是否采用該項技術的關鍵因素；再比如，我們在分享中國發展和減貧經驗時往往假設當地也具有同樣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黨體制和行政能力，但在實踐中往往遭遇挫折。
由此可見，在分享中國減貧經驗的過程中，如果簡單將受援國看作另一個或從前的自己，而忽視他者視角，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的即時反饋，往往容易陷入低效甚至無效交流與合作的泥潭。這就要求我們在國際減貧交流合作中多做需求分析，加強對于全球不同區域國別發展和減貧現狀的研究；同時打開大門，邀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政界、學界、實踐者和民眾等以更豐富的視角參與到中國減貧和發展經驗的多元敘事中，并使中國減貧故事的講述本身成為國際社會多方共識構建的過程。
第三，注重共享發展與減貧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實踐機制。中國在減貧經驗分享和發展合作中一直秉承不干預他國內政、不附加政治條件并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與原則。這些原則為全球共享減貧和發展知識體系的創建奠定了基礎，即超越懸置性發展知識，通過在地的合作互動，通過雙方合寫劇本，不設嚴格的項目邏輯框架，而是在雙方大的合作框架下根據雙方當時當地的情境，拓寬即時表達和聯合行動的空間，從而塑造出共享減貧知識要素，該要素既混合了中國減貧經驗，也吸納了合作國當地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要素，同時也傳承吸收了國際社會原來積累的進步因素，是新時期的一種新型減貧知識體系。
比如筆者課題組在坦桑尼亞十多年的減貧合作實踐中發現，其中多項成果都是多方合作互動的結果，可見的包括村公所的設計、項目合同文書的格式和內容，不可見的還包括在合作雙方中流動的有關發展和減貧的意識和觀念以及具象化的管理機制等。由此可見，中國減貧經驗的傳遞不是強勢文化的單向輸入，而是中國與合作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重主體相互磨合適應的過程，中國經驗在被分享的同時也不斷被重塑。這樣的經驗分享有助于推動受援國認知自我的“主體性”位置，打破“自我”與“他者”之間緊張對立的二元分割關系，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人類發展文明新形態。
（作者徐秀麗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田小卉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球時報》2023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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