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吹過，黃綠相間的田野抖出淡淡稻香。水稻即將收獲，“80后”新農人魏巧忍不住往田里跑。她預判今年的收成：“無人機撒肥提高了精準度，加上水肥一體化管理改善和天氣原因，估計能增產10％以上。”
很少人知道，現在這雙種地的手，原本是彈鋼琴的。
打小，母親就帶她學琴。小魏巧怎么也想不到，長大后沒走上母親希望的“藝術道路”，反倒與種地的父親“殊途同歸”。
她和丈夫孫振中一種就是2萬多畝。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這位“80后”新農人走進人民大會堂，講述自己“科技種大田”的故事。“2萬多畝，在南方面積是不小的。這樣機械可以施展，可以搞現代設施農業。”習近平總書記肯定道，“像魏巧這樣的同志到農村去，很好！”
6年前，魏巧和孫振中分別辭去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的工作，來到江蘇鎮江市鎮江新區，接過父親魏云烽的接力棒，轉型成為“田秀才”。
在江蘇鎮江市鎮江新區，魏巧夫婦流轉種植的萬畝農田即將迎來豐收。魏巧估計，今年能增產10％以上（2023年10月攝）。受訪者供圖
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據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研發現，在人均耕地不足1畝的江蘇，像魏巧這類新型經營主體耕種或耕種加服務“萬畝糧田”的案例，從蘇北到蘇中乃至蘇南的田野，正在不斷出現，成為值得高度關注的農業現代化新動向。
“萬畝糧田”的種植格局如何形成？怎么種？產量、效益如何？多大面積算是適度規模？大戶如何帶動小戶……帶著這些疑問，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在不同季節，下蘇南上蘇北進蘇中，踩田埂訪農戶看糧倉，探尋答案。
“萬畝糧田”不止一個點
近10萬畝農田由80個新型經營主體耕作
走進江蘇潤果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潤果）的種植基地，連片的稻田像平整的地毯。再過一陣，這片田就要迎來收割季。
鎮江新區社會發展局分管農業的副局長葛欣鵬介紹，潤果在當地流轉的1.8萬畝農田，原本分屬84個村民小組的1.8萬戶農民。
20世紀80年代起，蘇南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為農民提供大量非農就業崗位。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速，一些城郊出現農田拋荒現象。
2010年開始，鎮江新區試點“萬頃良田建設工程”，在尊重農民意愿前提下開展“雙置換”，即以“承包權換流轉費”“經營權換保障”等方式，鼓勵農民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給村集體。村集體統一委托給政府國資平臺公司后，像潤果這樣的農業經營主體再與平臺公司簽訂流轉合同。
魏巧的父親魏云烽就是那時候被招引到鎮江新區，成立潤果的。
潤果以每年每畝750元的租金簽訂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直至2028年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此外，潤果還在蘇州承包了5000畝農田種糧。
“如今，鎮江新區10萬畝耕地中，只有約1000畝土地由小農戶分散耕種，其余的由80個新型經營主體規模化經營。”葛欣鵬說，其中耕種面積最大的就是潤果。
在距離鎮江新區100多公里的南京市浦口區，眾鑫麗種植專業合作社（下稱眾鑫麗合作社）也耕種著上萬畝農田。和潤果不同的是，這些地是由32個成員“湊”成的。
其中4200多畝的蘭花塘高標準農田由眾鑫麗合作社4個成員共同經營。這里原本規劃是沿江工業園區，已經實施了征地拆遷。2021年，為了保障耕地面積、糧食安全和生態，浦口區政府“忍痛”將其復墾整理為高標準農田。
望著眼前這塊“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網、路相通、旱能灌、澇能排”的好田，眾鑫麗合作社理事長邵名文坦言，自己一度還看不上這塊地。
原來，復墾整理前，這里是29個村莊所在地，其間還夾雜著不少廢溝呆塘，有的地方還豎著電線桿。
如今經過平整，零散田連成片，還新增2000余畝，引來邵名文和同伴以每年每畝1000元的價格，從浦口區橋林街道蘭花塘社區和濱江社區競標流轉了這塊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邵名文望著即將收割的成片水稻說，小田變大田，農機有了用武之地，才能談得上農業現代化。
事實上，當初競標時，眾鑫麗合作社出價并非最高。這位種地30多年的“老把式”透露，評審團隊看中的是他們愿意踏踏實實種地的“初心”。
浦口區農業農村局局長劉飛透露，全區3萬多畝水稻田目前主要靠5個合作社耕種。
與眾鑫麗合作社自己動手“合種”不同，位于蘇南常熟市海虞鎮的虞盛農產品專業合作社（下稱虞盛合作社），主要是開展重點環節的種植社會化服務，其覆蓋面積超過1.2萬畝耕地，既包括合作社自己的地，也包括其他種糧戶的。常熟人均耕地不多，土地分散，一些種糧意愿不高的農民把土地承包經營權以每年每畝900元的價格流轉給合作社。
在蘇北的宿遷，子民家庭農場（下稱子民農場）參與耕種了1萬畝農田，其中流轉了3000畝自種，為他人提供農機種植服務的有7000畝。
……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分析，江蘇城鎮化和工業化水平較高，非農就業機會多，農民可以就地進入二三產，對土地沒有太大的依賴，這為“萬畝糧田”種植現象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農場規模擴大在發達國家比較普遍。我國規模種植的形成，是一些小農戶耕種意愿不強烈、地方政府支持土地流轉、大型農業機械的應用等多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曉毅說。
田野上的生產力飛躍
過去1000個人干的農活，現在10個人就行
魏巧的手機里存著上千塊田的“農事檔案”。而過去潤果甚至連種了多少塊地都數不清。
“以前每個人數的結果都不同，甚至一塊田今天干了什么農活，明天需要安排做什么，有沒有重復，也是混亂的。”魏巧回憶。
如今，她種的每一塊田，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二維碼，精準記錄和追溯每塊田的農事作業。憑借二維碼背后的農田數字化技術，現在一個人已經可以管護300畝到500畝農田。“掃碼耕種”萬畝糧田已經成為現實。
這歸功于2017年底魏巧申報的國家級大型數字化農業建設試點項目，把自然地理信息技術應用到農田里。
她算了一筆賬：得益于數字化農場技術，和傳統種植相比，現在用工減少四成，農藥減少兩成，畝均效益反倒增加近三成。
在她看來，未來數字化農場建設要以應用場景為導向，科技落地農田要兼顧效益和效率，要讓老百姓輕松種田、節約成本，這樣的數字化農業才有推廣意義。
為此，她建議將基本土地平整度和適宜機械化程度作為高標準農田建設的考核指標，將智慧灌溉納入高標準農田建設范疇，為數字化農業進一步鋪平道路。
當選為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后，魏巧經常圍繞“科技解鎖現代農業新模式”與相關領域的行家交流技術應用。
她認為，農業科技應該采取“拿來主義”，把來自航天、電力、土壤、數字化等多個領域的科技成果整合轉化為農業生產力。“我們閉門造車的成果，在行家看來可能連敲門磚算不上。”
為了引進更多科技落地，她把潤果的農田變成各大科研院所的實驗基地。
在蘭花塘高標準農田，遠程蟲情情報系統和遠程氣象監測站，看起來雖不起眼，采集到的數據卻讓邵名文和合作伙伴有了“天眼”，能預知天氣，監測土壤墑情和蟲害信息。
邵名文告訴記者，這得益于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春江團隊的無人農場技術。趙院士還通過北斗衛星導航定位技術和智能化的農機監控終端，研發了全流程集成式智慧農業系統，農機在田里作業時，位置、數量、效率，在手機上一目了然。
蘭花塘高標準農田緊挨著有“農業硅谷”之稱的南京國家現代農業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在此開展研究的趙春江、張洪程和沈其榮三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各展其能為這塊復墾的“生地”注入“黑科技”，蘭花塘高標準農田現代化耕作有了源源不斷的科技支持。
“趙院士為我們實現農業信息化，張院士通過看天、看地、看苗就能精準診斷苗情，沈院士為我們精準提供配方肥。”邵名文笑著說，一田三院士，使這塊復墾田第一年就獲得好收成。水稻畝產從過去的平均450公斤，漲到如今的650公斤以上。去年的一塊田，甚至最高畝產達707公斤。
“蘭花塘處于長江沿江圩區，一怕澇二怕旱，如今有了科技支撐，在手機上就能精準操作農田的灌溉和排水。”這樣的場景，邵名文過去想都不敢想。
他回憶，土地集中成片之前，機耕道很窄，兩邊還種了樹，農機下不了田，很多農活還是只能靠肩挑背抬，經常誤了農時。
“現在小田變大田，經過高標準農田改造，旱能灌澇能排，旱澇保收。過去十個人半個月干的活兒，現在四五個人兩天就干完了，效率大幅提高。”如今，邵名文自家的10臺農機都能在大田里“大展拳腳”。
“農業現代化就是過去1000個人干的活，現在10個人就能干完。”邵名文這樣回答記者“什么是農業現代化”的提問。在他心目中，蘭花塘高標準農田已經是農業現代化的模樣。
與一般合作社不同，眾鑫麗合作社是大戶之間的“強強聯合”，不同成員負責不同的生產環節，或出農機或出服務，社員要優先完成合作社內的農事。
為合作社成員育秧的邵名文“炫耀”自己的技術：“和過去在水田里育秧不同，我們的流水線設備和硬地化育秧技術能夠在水泥地上育秧。合作社1萬畝所需的秧苗，3條流水線半個月就能育好。”
從育苗、插秧、管理，到收割、烘干和倉儲，田野上正在發生一場農業生產力飛躍。如今農田里，彎腰勞作的身影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忙碌的農機和無人機。邵名文介紹，合作社一對“90后”“飛手”夫妻，光為社員提供無人機施肥服務，每年收入50萬元。
“開著小車到田間，穿著皮鞋去種田。”在蘭花塘高標準農田采訪時，邵名文的兒子邵立昌插話，“荷鋤牽牛的赤腳莊稼漢在我們這里已經是過去式。”
讓這位“90后”印象深刻的是，收割下來的新稻還沒脫粒，就儲存進了空調房。“我在外面曬得黑乎乎的，日子過得不如新稻。”邵立昌開玩笑說。
“農業沒有這些冷鏈設施，就像高速公路沒有服務區，誰也不敢上。”劉飛形象地比喻，“冷鏈不僅能保障農產品質量、延長保質期，還能錯峰銷售增加附加值。”
大規模種植往往需要大型機械設備投入，而這些大型機械因為使用時間短，單位使用時間的成本高，江蘇的許多農業經營主體在購買大型農機時，得到了政府的補貼支持。
農業現代化后繼有人
從“初出茅廬”的新農人到“樂在其中”的“興”農人
早在2014年底，魏巧和丈夫就接到父親的電話：“希望你們能回來接我的班，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過了3年，兩口子才下決心“改科從農”。
“我們過去在農村調研時就發現，農村老齡化問題突出，未來誰來種地成為問題。”作為家里的獨生女，每次看到年邁的父親在田里開拖拉機，魏巧心里不是滋味。
初出實驗室的夫妻倆本想給農民做示范，沒想到第一個農忙季就把自己累得夠嗆。最初被嘲笑是“紙上談兵”的兩人，虛心向“老把式”們學習從種到收的田間管理技術后，開始琢磨在農田里用上無人駕駛、遙感數據等現代化技術，改經驗種田為科技種田，把過去的苦差事變成坐在辦公室點鼠標的輕松活。
邵立昌最初也覺得種田太苦，沒想到如今也子承父業。這位皮膚黝黑的年輕人，原本是南京一家酒店的營銷總監，時尚的發型、筆挺的西裝曾是日常標配。
兩年前，收入銳減的邵立昌靠業余幫父親賣米，一個月就掙了過去一年的工資。再后來，嘗到甜頭的他索性辭去酒店工作，成為一名會種田、能賣米的新農人。
“過去開著拖拉機賣米，一年最多賣2萬斤。現在有了品牌和固定銷售渠道，賣的量是過去的100倍，今年可能要變成200倍。”在合作社負責電商銷售的邵立昌自信滿滿。
1000斤水稻可加工成700斤大米，水稻一斤賣1.3元左右，而大米每斤賣5元到6元。邵立昌賣的“名文大米”有15個系列，最貴的每斤28元。
他對比說，現在賣米收入是過去賣稻的3倍左右。接下來，父子倆打算提高賣米的比例，逐步實現“不賣一粒稻谷”。
“未來還可以多開發一些附加值更高的稻米衍生產品，比如米線、米糕、炒米、壽司大米等。”劉飛告訴記者，蘭花塘高標準農田還在發展農旅融合，打造水稻公園、都市田園，通過“賣生態”提高種糧人的收益。
像邵氏父子這樣“舉家”投身農業的在江蘇有不少。在浦口，南京麗銘農業生態發展有限公司負責人趙有志的四個孩子都辭去城里的工作，跟著父親種田；
在鎮江新區，周勝利農業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周勝利的兩個女兒和女婿，畢業后也加入了合作社；
在宿遷丁嘴鎮莫莊村，種糧大戶莫安寧正在把一身的種糧本領手把手傳給女婿；
……
這些返鄉新農人中，不少人都經歷了思想觀念的轉變。
“作為女孩子，誰一開始就愿意回鄉種糧？”39歲的黃玲玲回憶起自己“棄工從農”的經歷：“過去育秧要3個人干一天，累得第二天下不來床。幸虧我爸愛動腦筋，改進了育秧流水線和育秧機械臂。現在育秧只要一個人在旁邊看管就可以。”
原本學數控機床的黃玲玲，如今成長為常州市武進區洛陽鎮金種子農業服務專業合作社負責人，是位種了十年糧的“老把式”。
體面的收入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新農人隊伍。在虞盛合作社，會計主管朱珂蔚拿的工資比總經理竇祥龍還高。
2012年朱珂蔚大專畢業入職時，合作社只有6臺烘干機、10名員工，現在已經拓展到47臺烘干機、36名員工，其中7名是大專以上學歷。
這位“90后”還考了農產品經紀人、新型職業農民、農產品加工工程師等證書，成為一名農業多面手。
“只要政策好，前景有奔頭，加上科技的廣泛運用，不愁沒人來種田。”朱珂蔚肯定地說，“農業現代化后繼有人。”
大戶這樣帶小戶
一個電話，菜單式種田服務送到家
潤果的農機庫里，拖拉機、收割機、育秧機等幾十臺機械設備整齊列隊。這些大塊頭，不僅在潤果的農田里“大顯身手”，還到周邊田地“施展拳腳”。
“農忙季，甚至有外地農戶找我們預約服務。”魏巧舉例說，潤果的103臺烘干機每年可以服務5萬畝農田，育秧可以服務2萬畝地。
一直以來，不少人對規模化經營之后，小農戶會不會被排斥在農業生產之外，如何確保小農戶不掉隊等問題有所擔憂。
記者在江蘇調查發現，憑借自有農機設備和專業知識，為農戶提供從育秧、種植、收割到倉儲和銷售等社會化服務，是目前魏巧這類規模化經營大戶帶小戶的主要方式。
在常熟，作為當地種植規模最大的農民合作社，虞盛合作社卻不養專業的農機隊。
虞盛合作社把中間的耕、種、管、收等服務讓給當地農機合作社，自己則主要為農民提供選種育秧、烘干加工和銷售三個環節的服務。
“我們一天能烘干1200畝田的糧食。目前合作社烘干機可服務2萬畝地。”竇祥龍說，合作社還與當地一家商超合作，每年銷售200萬斤大米，貢獻600萬元收入。
“合作社收購大米，每斤價格高于國家收購價0.1元到0.2元。而社員購買大米時，每斤價格又低于市價0.2元。”朱珂蔚說，這相當于給社員提供福利。
虞盛合作社由鎮政府投入近5000萬元占股80％，村民只需交100元即可入社享受每年的農機服務和兩年一次的實物分紅。
“合作社為周邊的小農戶提供菜單式服務，提高作業效率，減輕農業勞動強度。”在常熟市副市長俞翔看來，以社會化服務幫助小農護實現農業現代化，符合我國國情。
今年江蘇省農業農村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農民合作社聯合社、大型涉農企業等承建運營農民合作社服務中心，支持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開展農業專業化社會化服務。
“從育苗、定植、施肥、防治、收割、烘干到入倉，全程托管給我們都沒問題。”在宿遷，牽頭創辦安寧植保專業合作社的莫安寧說，自己4年前就開始為周邊農戶提供“保姆式”農業托管服務，目前已有200多農戶把3000畝土地托管給了合作社。
“托管之后，他們可以騰出時間去外地打工，搞別的產業，增加收入。”莫安寧說。
目前，安寧植保專業合作社擁有大小農機50臺，實現種田全流程機械化。早在2016年，莫安寧就買了第一臺植保機，“一臺機子頂過去70個噴灑農藥工人的工作量”，這讓他早早意識到機械化是農業必由之路。
莫安寧還為其他農民提供農機服務。“只要一個電話，服務就到家門口。”
他還手把手培訓了十幾名農機手。植保無人機機手鐘金倫介紹：“植保無人機一天打藥1000畝左右。除了自己農場用之外，還可以服務別的農戶，每畝只需5塊錢。”
“農機手是農業緊缺的人才。”魏巧認為，讓職業農機手有錢掙，留得下來，才能解決農業社會化服務“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她建議，把農業院校中有責任、有擔當的學生引導到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中來。
在她暢想的未來中，依靠農機手流動，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范圍可以更廣。幾年前，潤果的插秧機甚至跑到東北服務。
“農機手可以坐著高鐵、飛機去種田，農機由農業經營主體提供，實現全國性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她舉例說，插秧時，機手從東北一路向南；而收獲時，收割機手就從四川開始，再到湖南、湖北和江蘇……
“萬畝糧田”種植者們的呼喚
破解融資、土地流轉等瓶頸，進一步釋放規模化經營生產力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步推進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也常有參觀者問魏巧，多大的種植規模才叫適度？
“考慮到我們農業經營模式、農業科技投入、農機裝備運轉以及人才隊伍成本，沒有一萬畝很難施展和經營。”魏巧認為，“大田、精品農業、園藝等不同的農業類型，以及不同的經營主體和地形，有不同的適度規模。我們的模式在全國其他地方并不一定可以復制推廣。”
江蘇省農業農村廳政策與改革處處長杜海蓉告訴記者，目前，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并沒有具體的標準，以各經營主體最佳經濟效益為考量。
作為“萬畝糧田”耕種者，大規模種植帶給魏巧的煩惱也不少。每年5月底6月初是她最繁忙最緊張的時候。這時地里收上來的麥子還沒往外賣，水稻秧苗等著往地里插，還要采購新農資，“里外都要花錢，而融資一直是頭疼的問題”。
她舉例說，拿1000萬元的農機向銀行抵押，封頂只能貸到10％。工業企業可以拿廠房、土地抵押貸款，而目前金融系統對農業仍沒有一個非常好的支持方案。
“目前的金融體系與國有土地上的工業廠房和設備相匹配，而建立在農村集體土地上的農業廠房和設備，雖然具備資產屬性，在金融體系內卻不具備抵押變現能力。”江蘇省泗洪縣委農辦主任、縣農業農村局局長楊召德坦言。
泗陽縣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管委會主任王趙軍也對農業融資難深有體會：“園區內有一家農業企業實際投資評估有5000萬元，銀行只愿意放貸1000萬元。再想多貸，還得要我們園區做擔保。”
除了農業金融之外，流轉合同期限與土壤質量等問題也成為“萬畝糧田”耕種者的顧慮。
2028年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之后，自己能否繼續流轉經營是不少農業經營主體心里的疙瘩。“中央政策提出，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我們盼望能夠再簽30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以利于長遠經營。”魏巧說。
此外，她還提醒，未來影響糧食產量的關鍵因素可能是土壤。“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前提是土壤好。如果長期依賴化肥，導致土壤板結，再好的種子也難豐產。”
數據顯示，作為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省，江蘇實現了“口糧自給、略有盈余”。全省糧食總產連續9年穩定在700億斤以上，去年更是首次突破750億斤。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要求江蘇在“推進農業現代化上走在前”，建設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新時代魚米之鄉。
“風起于青萍之末。”生產方式的變革，在起初階段總以苗頭顯示其動向。江蘇“萬畝糧田”現象所包含的種植規模，并不拘泥于“萬畝”，可能是一兩萬畝，也可能是幾千畝，其本質是明顯超越了小面積分散種植的傳統種植格局，折射了土地規模經營在探索演變、農業現代化在蓬勃向前的趨勢。
目前，這種現象還只處于萌芽階段，未來這一新動向會怎樣演變發展，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承擔什么樣的角色，需要哪些引導和支持？廣袤深沉的田野，正在殷切呼喚著答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華每日電訊》2023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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