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結構變遷的背景下，我國鄉村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鄉鎮企業、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農業規?；洜I、城鄉融合發展等不同路徑，發展的內生動力得到極大解放和提升。本文分析了這種內生動力及其生成條件的變化，也揭示了內生動力不足問題日益凸顯的態勢。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振興進入新階段，在繼續下大力氣培育內生動力的同時，也要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多反哺和外力支持，通過城鄉融合和一體化發展，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和治理體制。
鄉村振興是現階段學界和整個社會熱議的話題。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在鄉村”（習近平，2022：30-31）?！叭栽卩l村”的認識一方面是指在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振興鄉村成為一個難題由來已久，另一方面也是指鄉村振興的問題至今還沒有根本解決，城鄉發展的差距仍然較大，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的“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艱巨任務。
本文試圖根據鄉村發展研究學術史的考察和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發展的實踐經驗，來探討在我國振興鄉村的內生動力和路徑選擇。
一、現代化背景下探索鄉村發展路徑的已有研究回顧
從近百年中國鄉村研究的學術史看，我國學界很早就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難題是鄉村發展，但對如何改變鄉村的面貌卻存在很多的爭論。即便是從今天的標準看，有些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富有遠見的。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文化對延續了幾千年的中華文化產生巨大沖擊，也讓學界在現代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國貧窮落后的鄉村如何改變面貌的問題。圍繞鄉村發展內生動力問題，社會學界也產生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改變鄉村組織方式等不同的路徑選擇視角。
大約一百年前，當時金陵大學的農業經濟和鄉村社會學系在1922—1925年開展了一次對全國6省2370家普通農戶的調查，這是我國較早的大規模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該系的農業經濟學家和農村社會學家喬啟明根據該調查資料寫了《中國農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文。他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之所以極為困苦，其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機械化程度又低，農戶多為生產率低下的小農，而且農村交通不便，農產品銷售渠道不暢通，經常出現“谷賤傷農”。他還使用大量中美農業比較的數據來說明這些問題，比如那時中國農戶戶均耕地約18畝，而美國農戶戶均342畝；美國農戶種植1公頃棉花從種到收需要289小時的人工，而中國農戶則需要1620小時的人工。喬啟明還根據這些問題提出轉移農業勞動力、實行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率、暢通農產品流通渠道等解決辦法（喬啟明，1930：1-7、40-43）。我們今天倡導的很多鄉村振興的路徑，前輩們似乎也都思考過。
從不同方面對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思考并非喬啟明一個人的獨見，特別是把勞動力轉移作為解決農村人口過密化問題的途徑之一提出來，是當時學術界較為普遍的見解。李景漢在一篇題為《華北農村人口之結構與問題》的文章中，對人多地少問題的限制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都進行了非常細致的分析。他指出，在當時大致可以代表華北農村的定縣，由于人均土地只有4畝，人均全年所獲只有40元。所以，“總而言之，就許多農村的觀察，清楚的看出來，若人口繼續的任其增加，同時又沒有大量的增加生產，增加地畝，提倡實業，或移民他處的出路，則生活問題也要依隨的更加嚴重”（李景漢，1934：13）。
這些看法，基本上屬于從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出發，從如何提高農業生產率的視角來考慮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與此不同，也有的學者更加關注從鄉村組織的視角來思考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如梁漱溟認為，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后使中國舊的鄉村構造遭到破壞，中國社會更陷入散漫和無力的境地，所以要根本改造鄉村，其途徑就是建立新的鄉村組織（梁漱溟，1990/1937：148-272）。他甚至強調，我們是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構造，我們是要從鄉村培養新組織構造的基芽，整個社會制度都是它的發育（梁漱溟，1990/1937：389）。
費孝通也很早就認識到，蘇南鄉村要走出人多地少的困境，就要走鄉村工業化的路子，就有一個與鄉村社會組織相互適應的問題，“但至今沒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農村社會組織的同時，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費孝通，1986/1939：18）。而且，外來的現代工業力量也改變著中國傳統的鄉村組織和內生動力。因為“現代制絲業的先進生產技術引進日本、中國以后，鄉村絲業開始衰退。這一工業革命改變了國內鄉村手工業的命運”（費孝通，1986/1939：11）。
當然也有少數學者對培育鄉村內生動力持不同看法，認為中國鄉村發展必須有外力的推動。吳景超受美國“芝加哥學派”人文區位學思想的影響，在1937年根據人口密度和職業兩個維度將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分為四種：一是以英國、德國為代表的人口密度高但靠農業謀生人口比例低的國家；二是以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為代表的人口密度低、農業人口比例也低的國家；三是以蘇俄為代表的人口密度低但從事農業生產人口比例較高的國家；四是以中國、印度以及東歐國家為代表的人口密度高、靠農業謀生人口比例也高的國家。而屬于第四類國家的中國，由于農村人口太多，發展的內生動力太弱，所以必須轉移農業勞動力，發展工業救濟農業，“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吳景超，1936）。
當然，圍繞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也產生了很多爭論和持不同觀點的學派。薛暮橋在一篇總結性的文章中批評了把農村破產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人口過?！焙汀案夭蛔恪钡纫蛩氐淖匀粭l件論、歸結為農業人工成本高和勞動產出低的生產技術論、歸結為“高度地租”和“高利借貸”的封建剝削論、歸結為農產品過度商品化的農業恐慌論，認為中國解決農村破產問題的出路是進行農村土地關系和生產關系的變革（薛暮橋，1984/1934：1-6）。
改革開放以后，關于中國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研究也基本上仍然是圍繞著如何突破人多地少的困境和如何重新組織鄉村經濟社會生活這兩條線索展開。所不同的是，由于時代的變化和改革開放釋放的巨大能量，人們更加關注宏觀經濟社會變遷對鄉村發展的影響。如有的學者在回眸百年中國農村發展時特別強調，在關注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的巨大結構變遷對鄉村發展的影響的同時，也要特別關注制度創新和變革的視角，以便更深入地理解這種創新和變革對推動農村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意義（陸益龍，2021）。也有學者更加突出強調“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特色”鄉村振興路徑，強調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筑牢鄉村產業興旺的基礎，走出鄉村人口加速流失的困境，避免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而產生的鄉村衰落的全球普遍性現象（王曉毅、阿妮爾，2022）。
社會學界通常關注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強調農民在鄉村發展中的行動主體性（王春光，2021），同時也更加關注中國特色的宏觀影響因素，特別是中國大規模減貧脫貧的實踐促使學者們在這方面深入反思。有的學者指出，農村減貧之所以有了顯著效果，除國家具有很強的主體性外，社會文化主體性是不可忽視的力量（王春光，2019）。有的研究發現，脫貧攻堅充分展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與農民關系形態，這種形態不是西方“國家—社會”關系理論視角下利益主體的互動和博弈，而是立國為家、化家為國的“家國一體”（周飛舟，2021）。
鄉村發展動力的階段性變化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張曉山在總結改革開放40年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時，用了四個標識性的概念來劃分發展階段：即“大包干”及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農民工、城鄉融合發展（張曉山，2018）。他的分析中蘊含著這樣一個主題，就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農村發展過程中，看起來在不同的階段主要動力表現有別，但改革釋放的巨大能量和農民的偉大創造是最根本、最深刻的動力：“大包干”是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和激勵機制的根本性變革，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農民工帶來的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強勁驅動力，而城鄉融合發展則是打破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壁壘的宏觀體制機制改革。
從以上我們對現代化背景下中國鄉村發展研究近百年學術探索的梳理來看，我們今天所探索的很多發展路徑，似乎前人也都已經對其有所認識，但在不同時期實踐結果卻大為不同，因此更需要對實踐的經驗進行深入的總結。
本文中所說的鄉村發展內生動力，主要是指在鄉村發展和變遷中，農民作為行動主體是主要的驅動力，當然這也有賴于某些外部條件的變化，比如通過宏觀層面的改革和發展戰略的調整來促使這種驅動力的作用成為現實，但農民作為行動主體的選擇是發展和變遷的主因。其實在鄉村發展的研究中，國際學界長期以來也一直存在著內生發展模式（endogenous development)和外生發展模式（exogenous development)的爭論（Gkartzios & Scott，2014）。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鄉村發展，外生發展模式曾一度成為全球農村發展的思想主流，但20世紀80年代之后，內生發展模式逐漸成為替代性的理論主流趨向，主張農村和農民作為發展主體的回歸。不過，此后世界范圍內鄉村發展的實踐證明，單一模式很難成為一種普遍有效的發展模式，由此促使在理論上出現試圖打破鄉村內生發展和外生發展二元對立的新內生發展模式（Georgios et al., 2021）。這些討論對我國鄉村發展動力的思考也很有啟發意義。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振興鄉村走過的路徑和內生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發展和振興已經探索了多種路徑。按照發展的時間順序，我們可以大體將其概括為五種路徑，也可說是不同的階段。在不同階段，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的構成和外部條件也有所變化。但這些探索和發展普遍存著一個問題，就是伴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各種資源向城市集中，從鄉村形成的發展貢獻多數都因為資源自由流動規則而流入城市，盡管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農民也轉化為市民，但相當一部分鄉村始終難以擺脫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一）第一種路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多種經營
由農村“大包干”改革形成的制度化成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開放初期推動農村發展的最重要動力。農民當時描述的諺語是：“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是對這種體制機制的生動寫照。這種責任制使農民獲得生產和經營的自主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帶動釋放的改革紅利令人驚奇。改革開放前農民沒有農業經營選擇的自由，占人口總量80%以上的農民生產糧食還不得溫飽，1978年還有一億多農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1991：487）。農村改革后短短幾年，糧食產量快速增長，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1982年全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1984年糧食總產量超過4億噸，年均增長近9%，到1989年的幾年間，雖然有波動，但基本穩定在4億噸左右，全國總體上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黃少安，2018：6）。1984年鄉政府的普遍成立實際上代表著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廢除。到1993年，代表我國短缺經濟的票證供給制度徹底終結，一個短缺時代結束了。
在這個階段，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主要表現為在改革的激勵下農民種糧積極性的極大提高，以及多種經營放開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產生是來自農民求生存、求發展的主體行動，但宏觀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撐條件。然而，由于中國人多地少，絕大多數農民都屬于傳統小農，完全依靠土地的農業產出難以普遍富裕起來。1985年之后，農民增收的瓶頸更加凸顯，農業增產不增收的情況經常出現，這也倒逼農民在農業之外尋求富裕之路。
（二）第二種路徑：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
農村改革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從事非農產業，推動了鄉村工業的發展。鄉鎮企業雖然是以集體企業為主，但卻作為當時“體制外”的經濟占據了市場機制的先機，迅速發展壯大起來，與“體制內”仍處于“大鍋飯”機制的國有企業普遍經營困難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達到880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半壁江山（50.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1991：495）。鄧小平在1987年曾評價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異軍突起”（鄧小平，1993/1987：238）。提出中國小農經濟“內卷化”邏輯的黃宗智也曾驚嘆，改革以后長江三角洲的農村通過發展鄉鎮企業，改變了農業內卷這一運行了幾百年的邏輯（黃宗智，1993）。
鄉鎮企業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從20世紀30年代的《江村經濟》到80年代的《小城鎮 大問題》，費孝通先生一直認為，鄉村工業是一種迫于人多地少的壓力內生的發展，走發展鄉村工業的道路是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本道路。而“所謂離土不離鄉的遍地開花的社隊小工廠，就植根于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費孝通，1992/1983：9-44）。從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83年底，中國的鄉村工業一般稱為“社隊工業”。國家統計部門從1984年3月開始把原來的“社隊工業”改為“鄉鎮企業”。在鄉鎮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還產生了一些聞名遐邇的鄉鎮企業區域發展模式，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其實不同的模式只是說明農村辦工廠的啟動資金是如何積聚起來的，如“蘇南模式”是在公社制度下的社隊工業中啟動的，啟動資金來自農民的集體積累；“溫州模式”是在家庭個體經營中啟動的，啟動資金來自個體商業和家庭手工業；“珠江模式”是在對外開放中啟動的，啟動資金來自對外加工經營和“前店后廠”，等等（費孝通，1992/1991：575-592）。
這一階段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主要體現為鄉村工業化帶來的巨大收益以及由此給農村和農民帶來的巨大變化，但城市經濟改革滯后和鄉鎮企業搶占市場化先機也是當時的特定條件。然而，由于城市經濟改革全面展開后鄉鎮企業失去比較優勢，鄉鎮政府不再有信貸權，再加上國家開始征用土地辦各種工業園區、農村企業缺乏資金技術和人才、農村環境保護成為緊約束等種種原因，多數鄉鎮企業逐步衰落了。20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頒布后，“鄉鎮企業”這個曾經有專門的法律規定、有管理機構、有行業統計的概念也逐步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此前，學界對農村發展的關注點其實已從鄉鎮企業轉向了進城農民工。
（三）第三種路徑：規模最龐大的勞動力流動——農民工進城
從1984年開始，國家放寬了對農民進城的限制，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城市落戶，從此拉開了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經商的序幕。但在1990年之前，所謂“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在鄉鎮企業工作的農民工仍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此后，情況發生了逆轉，“離土離鄉”的進城農民工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逐步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李培林，1996：3）。從那時起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2022年我國農民工總量近3億人（29562萬人），其中年末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達到1.3億人（國家統計局，202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有各種促成條件，但數以億計的幾代農民工的辛苦勞作和奉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們作為工人階級的新生力量，大約占到我國全部工人隊伍的60%（李培林等，2018：3），支撐起我國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的城鎮化進程和“世界工廠”的稱號。
農民工的非農就業在經濟上改善了農民家庭的生活狀況，農民工打工的工資性收入已占全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左右（國家統計局編，2021：184）。在一些農村，農民工的打工收入甚至成為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不僅如此，通過進城打工謀生，一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農民工開闊了眼界，學習了新的職業知識，把偏僻的鄉村與外部世界緊密聯系起來。曾經有一個時期，春節期間各大城市火車站數萬農民工返鄉，人頭攢動的景象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在這個階段，農民工進城所形成的大規模勞動力轉移不僅大大提高了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也成為推動農村自身發展的強大內生動力。對農民工來說，這相當于一場現代生活和市場經濟的洗禮，雖然他們的經濟活動主要在城市，但他們與鄉村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給我國鄉村，特別是長期以來封閉和落后的鄉村帶來的巨大變化是極其深刻的。當然，這一現象的產生與城鄉管理制度的調整、城市大規?；A設施建設的展開以及“世界工廠”產業鏈的形成等外部條件都是分不開的。這種世界現代化過程中所罕見的大規模勞動力轉移也帶來了一系列農村社會問題，比如農村里的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問題、農業勞動力高齡化問題、多年打工收入積累建起的農村住宅樓房閑置問題、鄉村空心化問題，等等。最為關鍵的是，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深刻變化，勞動年齡人口以年均幾百萬人的速度減少，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體的農民工的增長態勢也已經大大減弱，接近了峰值。雖然在理論測算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由于農業勞動力的高齡化，他們已經很難再成為非農產業勞動者的后備軍（王慶芳、郭金興，2021）。從未來發展趨勢看，作為農村發展振興內生動力的進城農民工的推動力量已經進入了一個遞減的過程。
（四）第四種路徑：土地流轉和農業規模化經營
近20年來，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平得到極大提高，從播種到收割已經完全告別牛犁和鐮刀的時代。但基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從耕作面積來看，絕大多數農民仍然屬于傳統小農。全國有2.3億農戶、19億畝耕地，戶均耕地只有約0.6公頃，盡管單位面積產出并不低，但難以取得規?；找?，絕大多數靠務農為生的農民還難以擺脫低收入的狀況。2020年，我國農村常住人口還占全國總人口的36%，約5億多人；農業從業人員還占就業總人數的23.6%，約1.8億人；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只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絕大多數農民屬于低收入群體（國家統計局編，2021：36、120、181、184）。
在這種情況下，耕地的規?；洜I成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必然要求。但由于政策上的限制，土地流轉實際上是進入21世紀以后才全面推開的。2002年我國頒布《農村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農民承包的土地在不改變用途的情況下可以流轉”，極大地推動了土地流轉。到2022年，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5.32億畝，占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34.08%，占全國19億畝耕地的28%?！巴恋亓鬓D”包括轉包、出租、轉讓、互換、入股等形式，轉包或出租是主要形式，轉包費根據農業產出收益而定，現階段從幾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耕地的規模化經營伴隨的是鄉村內部的人地關系的重組，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從這方面來說，也可以說是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但這種內生動力表現形式已經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有了很大的不同。對大部分土地流轉的農戶來說，這似乎并非來自他們自身的發展沖動，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并沒有完全使他們擺脫未來發展的困境。而且，我國耕地流轉的增長速度近幾年已經開始放緩，存在的瓶頸問題是相當一部分農村地區耕地具有“小、散、坡、碎”等特點，難以規模化經營?；炯Z田不得改變用途的規定，以及農業“靠天吃飯”和“谷賤傷農”的風險，也讓一些農業投資者望而卻步。
從鄉村發展和振興的視角看，土地流轉和實行規?；洜I后，農業產出大大提高了，但經營流轉土地的農業大戶或公司又似乎并沒有普遍帶動起鄉村的農戶主體。要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也還需要探索其他的途徑。
（五）第五種路徑：城鄉、產業融合與一體化發展
城鄉、產業融合與一體化發展是當前我國鄉村發展和振興的主流趨勢，這也是未來農村發展的一個大方向。
在我國農村，除去規?；洜I的農業大戶或農業公司，一般農民從其現在的收入構成上看，實際上可以分成“純農戶”“兼業戶”“非農戶”三類。這三種類型農戶的收入水平在常規情況下也呈現為遞增的態勢。不同類型農戶之間的差別有時甚至不亞于我們常說的城鄉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們把浙江農民視為普遍的“兼業戶”，把吉林農民視為普遍的耕地稍多并且土地肥沃的“純農戶”，把甘肅農民視為普遍的耕地較少并且土地產出較低的“純農戶”，那么從2020年看，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是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的1.8倍，是吉林農民16067元的近2倍，是甘肅農民10344元的3倍（國家統計局編，2021：205）。所以，對于一般的鄉村來說，產業的融合發展和農民的非農兼業是提高農民收入的主要方式。
在一些地區，適應農村產業融合的需要，分散的農戶在新形勢下也出現了再組織的趨勢，“公司+農民合作社+農戶”成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相當普遍的形式。全國農民合作社發展迅猛，截至2022年5月底，全國登記在冊的農民合作社數量達到222.7萬個。
隨著鄉村交通的便利化以及互聯網對鄉村的覆蓋，出現了一些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趨勢：鄉村休閑旅游使鄉村民宿經濟興起；城里人到鄉村異地居住和康養的現象越來越多；進城農民工、中高等院校畢業生、退役士兵以及科技人員等返鄉下鄉創業和就業，推動了鄉村的農業與非農產業的融合發展；類似“淘寶村”的農產品電商活動在一些鄉村活躍起來。這些鄉村發展的新趨勢也使得連接城鄉的縣域經濟和社會在城鄉一體化發展中扮演了更為關鍵的角色，成為鄉村發展動力新的源泉。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也為激發鄉村發展內生活力提供了新的路徑。
如果我們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鄉鎮企業、農民工進城、耕地規?；洜I、城鄉融合發展這五種路徑也視為時間序列上的五個發展階段，那么我們會發現，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到農民工進城，是一個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的過程；此后的耕地規?；洜I和城鄉融合發展則似乎表現出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弱化和不足，而與此同時，從新農村建設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政策和外力對鄉村發展的推動在不斷增強。
以上對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發展的路徑和過程的分析告訴我們，其實我們不必在理論上困擾于鄉村發展動力的“內生”和“外生”、“造血”和“輸血”之爭，關鍵是能夠在實踐中把來自不同血源的血液融合成鄉村持續發展的活力，形成一種能夠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的機制。在現階段，踐行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路徑仍然需要繼續激發鄉村本身的內生動力，但外來的助力已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量。
三、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和外來推力
從農村發展和振興走過的幾條路徑來看，農業勞動力轉移、土地流轉和規?；洜I、多種經營和兼業、城鄉和產業融合發展，表明鄉村發展和振興有多種路子，都有利于促進和培育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但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鄉村發展內生動力呈現減弱態勢，當前鄉村振興面臨著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三農”問題專家陸學藝教授早在1993年就深刻認識到這一問題，提出要“反彈琵琶”“跳出鄉村看鄉村”，要通過改革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分治體制、加快城鎮化進程來提供農村農業發展的外力，彌補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陸學藝，1993）。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發展的經驗來看，這種外來的推力并非只是對鄉村發展的資金和財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能夠激發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宏觀政策和體制改革的助力。以下幾個方面有助于我們深化這方面的認識。
（一）實施保障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增收的再平衡
我國農業和農村曾經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通過“剪刀差”為我國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提供資本積累。現在，雖然早就全面免除了農業稅，但農村和農民依然為保證18億畝耕地紅線和國家的糧食安全肩負著重要責任。這種責任和貢獻實際上與農民增收和普遍富裕起來是存在某種內在張力的，需要城市對鄉村振興給予更多的反哺來進行利益再平衡。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農耕歷史的國家，但在“靠天吃飯”的歷史條件下，經常因自然災害而發生較大規模的饑荒，出現所謂“餓殍遍野”。歷史上也有治國理政古訓：“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司馬遷，2014:3264）。1958年，我國第一次提出“四個現代化”時，也首次提出“以糧為綱”的農業發展目標，但隨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饑餓記憶。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耕地減少的情況比較突出。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2006年“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18億畝耕地的保護紅線，這是綜合經濟發展、人口狀況、糧食單產等因素測算劃定的?？紤]到復種指數，18億畝耕地對應每年的農作物播種面積約為24億畝，其中糧食播種面積約17億畝。我國糧食畝均單產不到800斤，以17億畝的播種面積計算，對應產量是1.3萬億斤以上，這正是目前我國糧食產量所達到的水平。況且，現在每年都要大量進口糧食，以進口量最大的大豆為例，2021年進口9652萬噸，如國內生產，以畝產130公斤計算，需要7億多畝播種面積。因此，18億畝耕地紅線實際上已經沒有退路。隨著現代化水平的提高，人均糧食需求還會增加。
2022年，我國糧食產量68653萬噸，人均糧食占有量486公斤，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標準線。但保持這樣的水平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從農業產出來說，糧食成為某種“非經濟作物”。而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也存在著某種把農地改為非農用地的發展沖動。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的比較收益較低，所以農業大縣往往也是經濟弱縣和財政困難縣。那些農民收入較高的傳統產糧大?。ㄈ鐝V東、浙江），產糧貢獻越來越?。欢鴮Z食安全承擔起重任的人均產糧較高的省區（如黑龍江、河南、吉林、內蒙古等），農民收入水平反而較低。因此，必須實行保證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的再平衡政策，把糧食人均產出作為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依據之一，大力發展高質量農業和糧食生產，幫助糧食主產區的農民獲得兼業收入，促進糧食主產區的農民增收。
（二）繼續大力推進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的變革
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往往成為走向現代化的最大軟肋，這也是我國目前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振興中所遇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得到跨越式發展，在1980年至2020年的40年間，按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從不足20%上升到近64%。在此期間，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農業（第一產業）就業者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例從68.7%下降到23.6%（國家統計局編，2021：31、120）。但是，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跟不上這種結構性的變化，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遠低于這一水平，有相當一部分“城里人”的身份和戶籍還是“鄉下人”。
城鄉分治的二元體制不僅表現在戶籍管理上，而且在基礎設施建設、各種公共服務供給（如教育、就業、醫療和社會保障）等諸多領域都有所體現。在近年來的城鄉一體化發展中，這些方面的城鄉差距有所縮小，但道路還很漫長，需要持續推進。
如果用現代化的指標來衡量鄉村振興，或者說從我國社會結構與發達國家社會結構的比較來看，恐怕最關鍵的是要繼續轉移農村勞動力和減少農業從業者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例，只有這樣才能普遍地解決農民收入偏低的問題。但這需要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而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難度已經越來越大了。
（三）通過轉移農村勞動力剩余勞動時間推動農民兼業、農民增收
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通過外出打工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空間已經較小了，與此同時，隨著農業勞動快速的機械化替代，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增多。在一些地方，所謂“一個月過年、三個月種田、八個月賦閑”是一些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農民兼業是為市場消費而工作，而市場消費的主體是城里人，所以農民兼業的機會也往往與城鄉聯系的密度成正比。在大城市郊區、發達地區的農村或擁有旅游資源的農村，農民兼業的機會也更多一些。高速公路的快速發展和網上銷售渠道的暢通把過去偏遠的鄉村與外部世界聯系起來，大大增加了農村的兼業機會。
從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高度看，要像重視就業問題那樣重視農民的就業不足和兼業機會的問題，像重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那樣重視轉移農村勞動力剩余勞動時間，因為這是普通農民增收的有效路徑。增加農民的兼業不能完全依靠農民自身的爭取，也需要外力的推動。東亞人多地少的地方和一些鄉村推行“一鎮一業、一村一品”幫助農民增加兼業機會，也都需要加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力度。
（四）通過盤活農村資源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城鄉一體化發展需要實現城鄉之間雙向的社會流動。從國際經驗來看，一部分城市人口由于城市的房價高企、交通擁擠、空氣污染等因素向鄉村遷移居住，有助于盤活農村資源，使鄉村生活重新活躍起來。但在我國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束縛下，不僅農民進城安家落戶面臨各種制度障礙，城里人想下鄉生活也同樣面臨各種制度障礙。中國在歷史上一直都有“告老還鄉”“解甲歸田”的說法，但現在的鄉村也往往成為回不去的鄉村。
在我國的一些發達地區，農民進城買房的現象已經比較普遍，農村青年結婚要在縣城有婚房似乎也成為約定俗成的條件，同時發達地區的農民住宅因農民進城、遷居、過世等原因造成的閑置情況也比較突出，這種情況隨著未來的發展還會加劇。
因此，要從制度上盤活農村資源，特別是農民的閑置住宅，吸引更多的城市人才和人員向鄉村遷移，也使農民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使鄉村生活重新活躍起來。
（五）動員全國各行各業幫助鄉村振興
我國鄉村發展最偉大、最難得的一個成果，就是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到2020年全部消除現行標準下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這從全世界來看都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取得和鞏固這一成果的偉大工程中，有一條很重要也很有效的經驗就是全國動員，實行全國各省市、各行業、各單位對口支援農村貧困地區的脫貧事業。這種舉國一致的要求為農村的脫貧攻堅提供了強大的外力推動，這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是很難落實的。
這條寶貴的經驗也同樣適用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村的脫貧攻堅不是終點而是新起點，要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要繼續實施全國動員支援和幫助鄉村振興的舉措，并且把這種支援和幫助更加集中到培育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上來。
綜上所述，在我國城鄉統籌和一體化發展的新階段，農村發展仍然存在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因此需要城市給予鄉村更多的反哺和支援。當然，這也取決于我們國民經濟整體的健康發展，取決于城市經濟的實力和輻射能力，取決于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能力。
四、結論和討論
由于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中國的城鄉發展差距的形成由來已久。解決這一問題，讓農民也能夠普遍富裕起來，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最艱巨的任務。從社會學的學術發展史來看，學術界很早就對這個問題有了清醒的認識，并為探索鄉村發展的路徑付出艱辛的努力。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結構變遷為鄉村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我國農村的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和提升，農村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鄉鎮企業、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農業規?；洜I、城鄉融合發展等不同的路徑，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得到了釋放和培育。
然而，在這種農村的發展和變遷中，農村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也日益凸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振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繼續下大力氣培育內生動力的同時，也要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多的外力支持，實施保障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增收的再平衡，繼續大力推進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的變革，通過轉移農村勞動力剩余勞動時間推動農民兼業、農民增收，通過盤活農村資源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動員全國各行各業幫助鄉村振興。
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振興的可能未來，也應是既有各國鄉村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法國著名農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農民的終結》一書，那時法國的城市化率在65%左右，與今天的中國差不多。到1984年該書再版時他又寫了《二十年之后》，而那時法國的農業從業人員占全國從業人口的比重已經下降到7%以下，這大致相當于我國未來實現現代化時可能達到的水平。孟德拉斯當時描述的法國農村的巨變，也許對我們今天展望鄉村現代化可能的未來有某種參照意義：農業人口的外流仍在繼續，同時鄉村人口的外流卻放緩了；通信和交通的發展反而使鄉村社會的規模擴展了，以城鎮和小城市為中心形成了新的鄉村系統；農業重新趨于多樣化，分化出一些專門從事手工藝經營的新式農民經營主體；與已有的預測相反，從事多種就業活動的家庭經營者數量成倍地增長，占到全部經營者的一半左右；農業勞動者在鄉村成為少數，閑暇和退休時間的延長引起城里人向鄉村和小城市遷移，第二住宅興起；鄉下人享有了城市的一切物質條件和舒適，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孟德拉斯，1991：300-301）。
我們可以參照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并根據自身國情來判斷中國鄉村未來發展可能的趨勢，這有助于我們從長時段來認識鄉村發展動力的變化。
鄉村人口和農業勞動者將會繼續減少。中國鄉村現代化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2022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65%，如果以2010—2020年10年間城鎮化率年均增長約1.4個百分點推測（國家統計局編，2021:31），到2035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將突破80%的天花板。但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率超過80%以后可能就不再是發展程度的指標，而只是生活和居住方式選擇的指標。中國鄉村現代化差距較大的指標是農業勞動者的占比。2022年在中國約7.5億就業人員中，農業就業人員約占22%，這個指標與目前發達國家通常占比在3%以下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而以2010—2020年10年間農業勞動者的占比年均減少1個多百分點推測（國家統計局編，2021:119），中國2035年這一指標將減少到10%。當然這種簡單的外推法也可能造成誤判，實際速度可能比預想的慢，城市化和非農化達到一定程度會出現徘徊和瓶頸，但這個大的趨勢不會變。
村莊的數量也仍然會繼續減少。這個態勢還會持續較長時間，我們當然不能為了提高土地收益再搞大拆大建，特別是要注意保護古村落，但也并不是要保留每一個村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東亞一些人多地少的國家和地區鄉村居住人口的相對集中也是鄉村現代化的前提和大趨勢。也許未來的某種逆城鎮化會解決部分村落的凋敝和“空心化”問題，但不可能解決所有鄉村在這方面的問題。所以，不能把鄉村振興視為要振興每一個村落，關鍵是要逐步消除城鄉之間生活的差距。
農民普遍富裕起來的途徑將是兼業和多業并舉。雖然土地的集中耕作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率，但只能解決少數農耕者富裕起來的問題，多數農戶靠全國農戶戶均0.6公頃（9畝）耕地和每畝耕地一年幾百元或上千元的收益難以擺脫低收入狀態。多年來，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打工的工資性收入已經超過了農業經營凈收入。而隨著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外出農民工的總量也已接近峰值，未來普通農民增加收入更多地要依靠兼業和多業并舉。
居住在鄉村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農民也成為一種職業選擇。當然，這種未來的可能性還取決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我國鄉村振興的未來，在供水、供電、供氣、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城鄉之間的制度化差別將逐步縮小，鄉村相對貧困的代際傳遞在制度上被基本阻斷，是否在鄉村生活也不再受到戶籍、職業等的限制，農民的住宅像城市人的住宅一樣具有完整的產權，很多在鄉村居住的人也不再是農民，他們只是為了逃避城市生活的喧鬧、擁擠、空氣污染和高房價而選擇在鄉村居住。職業農民將成為農業勞動者的主體，從事農業生產不再是祖祖輩輩的命運，而是職業的選擇。
農業作為一種文明將長期存在，并不會因為工業文明的興起而消失。農業在未來仍然具有保護糧食安全的基礎性、戰略性地位，農業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是留住鄉愁和保存田園風光的重要載體?？傊?，在鄉村振興的未來，鄉村生活是一種可選擇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體驗，農村在我們的文明中不再與貧窮、落后、缺文化、低效率相聯系。
要為一部分村落的空心化、老齡化做好制度上、心理上和治理上的準備。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城鄉生活水平已經沒有根本性差異的發達國家，一部分鄉村的空心化、老齡化過程仍然沒有結束。盡管我國人口密度較大，但由于城鄉之間在生活機會、受教育機會、就業機會等方面的差異仍將長期存在，一部分村落的空心化、老齡化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是必然的趨勢，我們必須在制度上、心理上、治理上為此做好充分的準備。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改變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城鄉二元結構，走出一條實現鄉村振興的新路，成為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重中之重。無論從國際經驗還是我國鄉村發展的實踐來看，鄉村振興都需要在注重培育內生動力的同時，不斷加大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力度。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特聘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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