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長期以來存在的短板，需有切實可靠的辦法與措施予以解決。在高度重視新鄉賢的今天，應注意為其減負，強化其文化功能，進行賦能與價值再造。這主要包括:加強新鄉賢文化建設，讓新鄉賢成為鄉土文化建設的主體和引領者、地域文化的傳承者與創造者、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與發展者、現代文化的開拓者和發揚者。新鄉賢再造還需要處理好開放、創新、優勢、人才等問題。
在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被置于重要位置，它是作為國家戰略發展目標被確定下來的。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堅持鄉村全面振興，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不過，如何實現鄉村文化振興，這是一個難題，也是令學術界困擾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說，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五大振興中最困難的。筆者認為，近年來為人們廣泛重視的新鄉賢應發揮重要主體作用，這就牽扯到如何理解新鄉賢，如何對新鄉賢角色進行重塑的問題。
一、鄉村文化振興的價值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然而，由于“文化”具有寬泛性、模糊性的特點，不像政治、經濟、制度、法律那樣具體，往往較難為人理解，也不容易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與此相關的是，“鄉村文化”更為復雜多樣，又處于不斷演進的過程中，很難給它下一個確切定義，其受到普遍忽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如何理解鄉村文化振興的價值，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鄉村文化是國家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基礎性工程，這就決定了鄉村文化振興的全局性國家戰略意義。從表面看來，鄉村文化具有地方性、邊緣性、非正式性特點，處于整體國家文化的基層或底層;然而，它是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基礎和地基，沒有鄉村文化振興，國家文化就不會穩定，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發展，更不要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前，鄉村文化雖然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其滯后性、隨意性、邊緣性也是存在的，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國家文化發展的速度與安全，是一個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的重大問題。以某些鄉村的腐敗現象、安全風險、荒蕪化、空心化為例，這與其說是政治和社會問題，不如說是文化問題，是鄉村道德、精神、信仰出現危機所導致的結果。另外，對于整個中國廣大鄉村而言，不論其地域覆蓋面積，還是人口比例，抑或是文化素養水平和程度，都是對國家文化發展大局不可忽略的存在，因為鄉村文化振興難度大、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一直得不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它決不可能通過敲鑼打鼓輕輕松松得以實現。可以說，鄉村文化振興與否直接決定國家文化軟實力水平，也關涉中國式現代化偉大目標的實現。
鄉村文化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和內動力，沒有鄉村文化作為底氣，鄉村振興就是一句空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不可能實現。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受制于對中國城鎮化發展道路的片面理解，不重視鄉村特別是“去鄉村化”成為不少鄉村的價值觀念，于是，鄉村敗落、荒蕪、消失的情況并不是個別現象。這就導致在城鄉二元對立觀念下的短見與盲目，直接威脅甚至干擾國家的城鄉統籌發展。自從國家提出“鄉村振興”這一戰略構想后，鄉村治理與鄉村善治成為深入人心的理念，也確實從根本上抑制了去鄉村化逆流。不過，也應該承認，不少地方將鄉村振興重點放在經濟發展、組織建設等方面，鄉村文化被置于次要甚至可有可無的位置，導致鄉村振興的外在化、功利化、短期行為。其實，鄉村振興的內在發展動能是鄉村文化，是那些短期不易見到成效、需要長期做深入細致工作的文化因子。這就需要處理好鄉村振興的內與外、長期與短期、眼前與長遠利益等的關系，也要突出鄉村文化振興的功能作用。事實上，從全國廣大鄉村來看，在鄉村振興過程中，真正有眼光、魄力、執行力推進鄉村文化發展的并不多見。
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鄉村治理能夠行穩致遠、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與鄉村振興相比，鄉村治理更具有規范性、知識性、選擇性，這就決定了其文化維度與價值尺度的重要性。可以設想，當治理主體沒有知識、文化、思想、道德、精神、信仰甚至智慧時，他們是無法獲得鄉村治理的價值訴求和理性自覺的，也不可能獲得現代科學技術與文化軟實力的支撐。在某種程度上說，鄉村文化振興更需要在知識與文化的基礎上進入思想智力、人生智慧的層面，甚至與人類命運發展相得益彰。以鄉村治理現代化為例，如果只跟從西方的競選原則和完全自治邏輯，那就會導致否定黨的領導和政府引導，不僅難以達成鄉村善治，甚至會導致鄉村失序混亂。這就牽扯到鄉村文化與鄉村治理的關系，也關系到對鄉村文化的理解問題。因此，如果不重視鄉村文化，特別是對于鄉村文化的價值觀、倫理觀、歷史觀、世界觀缺乏清醒的認識，所謂的鄉村治理是很難達到的，甚至會走向理想的反面。
鄉村文化振興直接決定鄉村人才隊伍的成長，有時甚至影響鄉村人才的穩定發展及其未來。目前，中國鄉村人才隊伍處于緊缺狀態，特別是年輕干部人才更是青黃不接，有不少地方甚至難以為繼。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鄉村文化貧乏與空乏，社會道德與審美風氣變得世俗化。有研究者提出這一問題:當前，廣大鄉村面臨著“官鄉賢”“富鄉賢”盛行、“文鄉賢”缺乏的狀況，因為人們因功利化和世俗化而看不到“文化”，眼里只有權與錢。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小學教師不安心于鄉村教育，不是紛紛逃離到城市工作，就是在城里買房，做城鄉之間的漂泊者。可見，鄉村文化振興表面看來是一個與待遇低、社會環境差相關的問題，實則與鄉村人才直接相關。換言之，如果沒有優良的鄉村文化作為人文背景，即使有良好的自然生態，也無法留住人才，更不要說人才振興了。當然，在中國廣大鄉村，文化振興與人才振興是辯證統一的，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但無論怎么說，鄉村文化振興之于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壓艙石和定海神針的功能和作用。若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看，這一點就一目了然了。從生活、工作、環境等方面來說，北京與上海都存在巨大壓力，但為什么仍是人才濟濟?恐怕最重要的是文化人文環境，是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氣息內在地吸引各式人才。
其實，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離不開文化人文精神。因此，包括廣大鄉村在內的全國上下都應確立這一觀念，鄉村文化振興具有根本的地位和作用。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局部決定全局、以小見大的國家戰略發展問題。絕不能因為鄉村文化偏于鄉村，就忽略難以確定的鄉村“文化”。否則，即使經濟發展得再好，為人民群眾辦的實事再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再快，也都是暫時的，缺乏長遠可持續發展。這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何以反復強調鄉村文化振興的價值意義之所在。
二、新鄉賢的文化功能與作用
在鄉村治理中，“文化”一直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比如，以村民自治為例，早在1987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中第一條即明確規定:“為了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由村民群眾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促進農村基層社會主義民主和農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在此，“精神文明”顯然是文化的核心內容。后來，民政部《關于在全國農村開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動的通知》中對制定“村規民約”提出明確要求。《福建省村民自治達標村評分標準》將“精神文明建設，樹立良好社會風氣”作為一項重要指標。這里的“精神文明”比較籠統，主要集中在環境衛生、反封建迷信和賭博斗毆、喜事與喪事簡辦、五好家庭等方面，是一種“表面”的文化內容。這種對于文化的簡單理解與鄉村社會人們的整體文化水平直接相關。而要改變這一狀況，真正理解文化的內在精神，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新鄉賢的角色作用不可忽略，其強大的文化功能在鄉村治理中應得到充分挖掘與有效發揮。
所謂“鄉賢”，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在唐代已出現，如“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矜其鄉賢，美其邦族”，就是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明清之后，鄉賢范圍進一步擴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鄉賢”開始產生，并成為一支不可代替的文化力量。不過，真正將“新鄉賢”作為一種文化，特別是提出“新鄉賢文化”是新時代的事情，2015年后中央連續4年出臺的“一號文件”、2016年《“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均提到“新鄉賢文化”。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鄉賢文化，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2018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積極發揮新鄉賢作用”。顯然，此時的新鄉賢與新鄉賢文化已被賦予時代新內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及改革開放初期的新鄉賢有了較大差異。概括起來，這種“新”主要表現在:“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受思想觀念的轉變、國家政策的引導、現代治理理念的引入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人們對于新鄉賢這一群體有了新的認識。”也有人認為，新鄉賢的“新”，體現在新環境、新背景、新要求等方面。還有人認為，新鄉賢的“新”主要體現在:第一，“新”的空間分布，傳統鄉賢產生于較為封閉靜止的鄉土社會，具有很強的地緣性，新鄉賢突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并不一定是鄉村的本地人，為“在土”“離土”“舶來”者;第二，“新”的評價標準，傳統鄉賢一般是平民之上的中間層級，有較強的道德威嚴以及政治素養，新鄉賢更偏向平民化;第三，“新”的價值引領，傳統鄉賢以儒家的價值理念為導向，教化村民，凈化鄉風，新鄉賢則是與時俱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導，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顯然，這種“新”既與舊鄉賢有異，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較長時間內的新鄉賢有別。問題在于，目前學術界尚較少有人從歷史發展角度動態理解新鄉賢、新鄉賢文化的內在機制變化，其看法也是比較籠統的。
需要強調的是，新鄉賢、新鄉賢文化已在地方政府和基層的實踐中得以重視、推進及發展。如浙江省印發《關于發揮新鄉賢在助推鄉村振興戰略中積極作用的指導意見》，河南省開封市出臺《關于在全市開展新鄉賢行動助力鄉村振興的工作方案》，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區出臺《關于實施新鄉賢助力鄉村振興工作的意見》，湖北省大悟縣出臺《實施新鄉賢培育計劃十條措施》，山西省柳林縣出臺《關于進一步強化新鄉賢文化建設的建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市出臺《關于培育發展新鄉賢文化的實施方案》，如此等等。這充分說明，新鄉賢、新鄉賢文化已在鄉村治理中產生較大影響，也有了一定的廣泛性和發展前景。另如湖南郴州市北湖區在鄉鎮設立鄉賢聯絡站、鄉賢館(亭)，搭建協商議事平臺，把鄉賢治理精準化、項目化，組建“1名首席專家+1個專業團隊+若干個鄉村主體”的“1+1+N”專家幫扶團入駐鄉村服務，建立了村級治理、黨員教育、集體經濟發展謀劃、農業種植養殖技術幫扶、村風文明建設等方面的鄉賢組織，在環境治理、安全保障、群眾自我教育、推動矛盾糾紛調解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作用。在此，“村風文明”與“文化”有關，但仍是從表面理解，未能顯示鄉村新鄉賢文化的精髓，更不要說其間包含諸如經濟、環保、調解等多種功能。
其實，目前的新鄉賢功能角色定位過于復雜沉重，離“文化”特別是文化精神較遠，這在許多先進探索單位也普遍存在，成為制約新鄉賢文化發展的瓶頸問題。如有學者認為，江蘇省徐州市梁寨鎮探索創新“新鄉賢制度”，在全國產生較大影響，但也存在明顯的問題，即不但“要求”新鄉賢工作室履行推進依法治村、調解鄰里糾紛、促進經濟發展、倡導文明新風等職能，還賦予其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改善黨群關系、優化黨的形象的期望。從理論上講，這種“全能”設計理念無可厚非，但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并不容易，不但增加了對新鄉賢工作評比和管理等相關工作，能否真正做到“全能”，值得商榷。這是對新鄉賢角色定位的反思，也是對全能性新鄉賢的質疑。如從鄉賢理事會角度看，它與鄉鎮村兩委組織應有功能分工，至少要有所側重，讓非管理式主體實施管理的職責，這本身就是疊床架屋，結果什么職能都做不好。作為新鄉賢，當然可發揮多種功能與作用，但最主要的還是“文化”性，即新鄉賢的文化特性，這是由鄉賢和新鄉賢的內涵與性質所決定的。有學者指出:“鄉村建設的重點是文化建設，當前農村問題的根本不在于經濟方面而在文化方面，農村的破產是文化的破產。”作為以新鄉賢文化為重點的新鄉賢的主要功能與作用，當然更應將重點放在文化建設上。
與中國古代鄉賢相比，新鄉賢更廣泛、更開放、更趨于平民化，更強調“人民性”立場，其所承載的功能也會進一步放大。但不能因此而忽略鄉賢的文化功能與作用，應更多地承擔道德、思想、文化、精神的引領性，否則就會陷入新鄉賢的泛化狀態，若過于世俗化地理解其內涵，將導致偏離新鄉賢和新鄉賢文化之主旨。如不少人將新鄉賢理解為在地化、外地化鄉賢，也有人將鄉鎮村干部包括在新鄉賢之內，還有地方將新鄉賢無限擴大。如紹興實行新鄉賢的“萬人計劃”，即“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通過星級評定進行民間人才選拔，包括文體藝術、生產生活技術、經營管理服務、特色產業四大類。于是，紹興市舉行“新鄉賢”比武活動1017場，評出民間人才36．5萬人，發放證書7．58萬張，掛牌2．78萬戶，獎勵資金110多萬元，創業信貸667萬元，選拔986名民間人才作為入黨積極分子，2422名列為村級后備干部培養對象。甚至連包粽子、做唐裝與旗袍盤扣的能人也包括在內。這是一種具有草根性、廣泛性、非官方性的新鄉賢人才選拔賽。從鄉村治理角度看，吸納更多民間人才無疑是對的，但將新鄉賢無限增容，必然影響其文化含金量，影響新鄉賢文化的提升。
三、新鄉賢再造的內在邏輯
既然新鄉賢的主要價值體現在文化建設方面，基于當前對新鄉賢的普遍誤解及其功能的超載，有必要再造新鄉賢，使其更好地發揮鄉村文化振興作用。因此，需要從以下方面進行調整和變動:
一是鄉土文化的建設者和引領者。古人云:“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風俗通義》亦言:“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后來有“十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甚至“一山不同族，一地多民族”的說法。在中國古代，同一河的兩岸人有時竟然說著不一樣的方言，彼此難以溝通，亦不鮮見。這充分說明，鄉土社會廣大復雜，其文化特點各異，由于風俗習慣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鄉土文化。因此，新鄉賢再造就要以鄉土文化的整理、宣傳、弘揚、轉換為己任，并將之作為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的文化資源。這些鄉土文化資源包括地理風貌、民俗風情、名人事跡、傳說故事、古老遺存、村規民約、家族族譜、傳統技藝、古木名禽等。通過鄉土文化的繼承、轉換、發展，可正民風鄉俗，增加鄉土社會凝聚力，強化文化積淀，發展特色產業，提高村民的道德修養、思想情操、精神氣質。以家譜、村史、鄉情、縣志為例，在中國古代它們是相當完備、系統、發達的。然而，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許多村莊以加速度消亡，家譜與村史也就無從談起，這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也是鄉土文明的劫難。今天，有一些鄉村注重鄉土文化，通過鄉賢做一些亡羊補牢的工作，其成功經驗值得總結。如山西省運城市鄉村陸續建起以村落文化為主題的村史館，僅萬榮縣就有52個。這些村史館有的展示舊時生產生活用具，有的展示當地特色傳統手工技藝，還有的收集鄉賢名人、村規民約等，讓本村歷史和文化熏陶后代。浙江省蒼南縣實施“鄉賢—文化塑魂工程”，搭建“鄉賢之家”“黃傳會書屋”與“雁過藻溪”文化客廳，成為當地文化品牌。陜西省藍田縣以建設“人文山水藍田，絲路生態慢城”為目標，通過啟動新鄉約研究，大力弘揚鄉賢文化，倡導文明鄉風，滋養社會主流價值觀，提升縣域文化軟實力，找到了破解“三農”問題的“金鑰匙”。還有人提出通過文化新鄉賢推進非遺傳承工作，因為“文化新鄉賢具備豐富的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在鄉村擁有一定的社會聲望和文化權威，更容易獲得民眾的認可和信賴。為此，文化新鄉賢可以依靠自身具有的價值引領、示范和導向作用，廣泛傳播當地的非遺項目，以喜聞樂見方式向民眾講述非遺的基本知識、起源與發展以及傳承現狀等，增強民眾的情感歸屬，形成保護非遺的文化自覺。同時，還可以幫助民眾提高對非遺重要性的認識，鼓勵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保護非遺，以實際行動自覺加入非遺傳承行列。這樣不僅能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助推鄉村文化建設，營造文明鄉風，也有利于在全社會形成保護非遺的濃厚文化氛圍，提高非遺的影響力、生命力和創造力”。更有人主張，讓新鄉賢在民間民俗文化中發揮作用，保護、活化、利用“巷道”組織、社火組織、廟會組織、“三十值年”與“講茶會”等。湖南省沅陵縣儺文化研究者金承乾一直致力于家鄉儺文化傳承，經他收集整理的辰州(今沅陵)儺文化資料有近百萬字、實物近百件，退休后他依然潛心研究、傳播和傳承儺文化，為守護辰州儺文化作出了突出貢獻。不過，在全國范圍，鄉土文化研究還相當有限，不論是鄉賢人員還是成果數量和質量都是如此，需要更多新鄉賢作大量艱苦與切實有效的工作。這是一項寂寞無聞，但意義重大深遠的系統工程。
二是地域文化的傳承者與創造者。與鄉土文化、民間文化相比，地域文化往往范疇更大，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更加密切，其文化特征也更加鮮明，具有范式作用。如東北黑土地文化、燕趙文化、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晉商文化、閩南文化、齊魯文化、秦川文化等都屬于地域文化。雖然由于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地域文化出現明顯的交融滲透，許多地方特色并不能絕緣分開，但很難完全失去各自的特色。所謂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即是對地域文化鮮明特征的概括。同理，新鄉賢及新鄉賢文化離不開地域文化的影響，也與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息息相關。比如，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發生在吉林省梨樹縣的“海選”，原是由當地村民自發生成的“海撈子”，即在更大范圍實行不計名投票，這種直接選舉相比以往的間接選舉是一次巨大的進步。因此，“海撈子”“海選”就帶有東北文化粗獷豪爽的地域文化特點。基于此，“新鄉賢”就可由此發掘地域文化對鄉村治理的影響，分析其充滿生機活力與精神關聯的原因。又如，山東省不少地方特別重視村規民約，以村民自治的建章立制見長。1991年，山東省章丘市埠西村產生第一部《村民自治章程》，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具有“母章程”屬性。據一般性理解，這可能純屬偶然，但若站在齊魯文化重視規矩、禮儀、家庭、家族的角度來看，這樣系統、完備、細致的“章程”(母章程)就具有內在的邏輯合理性。再如，不少鄉村治理的制度創新多發生在南方，尤以廣東、浙江、福建等地為主，這與其地域的“領風氣之先”“敢于第一個吃螃蟹”的堅硬文化性格有關。有人研究魯迅與浙江文化的關系，認為“由越文化圈走出的魯迅，其文化人格中有最鮮明的浙東人的‘硬氣’，由此可以演繹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經典性論斷”;“基于獨特的‘硬氣’人格力量，魯迅文學創作所顯示的也是堅硬的‘土性’特色，這從又一個側面證明浙東這塊文化沃土孕育一位偉大文學家的深刻意義，由此也可以深入把握魯迅文化人格之所由形成的某些深層次原因”。以這樣的地域文化特征審視浙江鄉村治理，就可以理解“民主懇談”，以及浙江溫州開發全市知名新鄉賢掌上APP，通過世界溫州人“云社區”新媒體平臺，推動海內外鄉賢信息互通與資源共享。這是一個既大膽又包容性很強的新舉措，也是借新媒體技術發揮想象力的創新辦法，其中透出浙江的地域文化性格。因此，全國各地應發揮地域文化優勢吸納新鄉賢，也應通過新鄉賢顯示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色及魅力。
三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與發展者。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特別是建基于農業文明的天人合一、熟人社會、鄰里互助、相互守望等理念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在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中，真正能承擔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者，新鄉賢責無旁貸。因為他們作為知識精英更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對鄉村文化與民風世情更為熟悉，在鄉村社會的道德、思想、文化、精神上可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就整體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道家、釋家為核心，以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酒令燈謎為特長，以節日慶典為標志，帶有非常優雅快樂的詩性氣質，是有助于生活、人生、人性、生命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傳統文化流布于鄉土社會，浸潤于人們的日常生活，沉淀為一種人生哲學和生命哲學，千年百代發揮著重要作用。像孝道、寫春聯、獅舞會、賽龍舟、武術比賽、元宵節、端午節、九九重陽節等，都是鄉村文化的傳統保留項目。目前，這些傳統文化確實有式微的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社會的穩固安寧、快樂祥和，但在不少地方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的有力支撐。如浙江省臨海市東塍鎮東溪單村成立了中國首家村級孝心基金，建立鄉賢會和鄉賢館，通過弘揚慈孝文化、轉型“綠富美”、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等各種探索，充分發揮鄉賢在傳統文化傳承中的作用。近年來，山東各地著力弘揚孝善文化，以建設道德講堂、成立“德孝基金”等為抓手，倡導孝老、敬老、愛老、助老的傳統美德，推動形成孝老愛親的文明風尚。其中，泗水縣依托鄉村儒學講堂、圣源公益國學大講堂、廣場儒學講堂“三個講堂”，積極打造“儒風孝道之鄉”;臨沂市蘭陵縣開展農村孝善紅黃榜評選活動，以紅榜為引領，將黃榜作為警示。總之，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優秀部分如何在繼承中實現轉換和創新，這是擺在新鄉賢面前的一副沉重的擔子。
四是現代文化的開拓者和發揚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傳統”相比，“五四”開辟的現代文化是“小傳統”，這是新鄉賢和新鄉賢文化得以延續發展的關鍵。換言之，沒有現代新文化，就不可能有鄉賢與鄉賢文化之“新”，也是在此意義上，至今不少所謂的“鄉賢治村”只是簡單地回到傳統，缺乏現代意義上的生命活水。這既與不少鄉賢的年歲偏大、知識結構簡單、思想傳統保守有關，也與他們沒有真正經過現代思想啟蒙有關。魯迅是中國現代啟蒙思想家，他一方面受到傳統文化特別是浙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又通過現代性進行了創新性發展。這是魯迅超越傳統先賢的高明之處。正如有學者所言:“我有時在想，魯迅以浙東人的脾氣，在顛覆著浙東的一種傳統。而且以現代的眼光，賦予了浙東文化另一種隱含。古老的遺風如果停留在時間的斷代上，也許就死掉了。魯迅的出現，是發現了這些遺風，而且清洗了那些混濁的存在。他在打量這些地域風情的時候，有著很強的力量感。思想飛升在天幕上，俯瞰著自己熟悉的存在，卻又不屬于它們。可是，我們想想，他真的不屬于它們么?為什么到了浙東的土地，總讓我們想起這個矮個子的作家?如果不是他，紹興的色調，還會有如此深遠的被普照的余味嗎?”這就是魯迅用現代思想超越傳統文化的獨到之處。今天，中國進入新時代，已跨越了魯迅所處的時代，這就對新鄉賢和新鄉賢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讓黨的領導、紅色革命文化、現代高科技意識成為精髓。以這樣的高標準嚴要求，新鄉賢再造和新鄉賢文化建設就變得更加急迫及重要，也需要以全新的面貌進行構想和推進。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鮮明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這為鄉村文化振興和新鄉賢再造提供了普遍遵循。在這方面，有的鄉村作出了探索、努力和創新。以山西運城的“鄉風文明”建設為例，其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礎上，以文化大禮堂為平臺、新鄉賢為引領，深入挖掘和闡發河東人類遠古文化、農耕源頭文化、黃河根祖文化、河東民俗文化、紅色革命文化等文化品牌，并不斷進行創新。其中，“一約七會”制度很有新意，“一約”是指“村規民約”，“七會”是指村民議事會、紅白理事會、老年協會、新鄉賢理事會、道德評議會、禁賭禁毒協會、民調理事會，它們與傳統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成為掃除陋習的“橋頭堡”。有的新鄉賢創作《紅白事三字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系列口袋書》《新二十四孝》等眾多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漫畫詩歌作品，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創新意識。有的新鄉賢為村莊聯歡會制作10分鐘的宣傳片視頻。當然，從全國新鄉賢的情況來看，他們大多數缺乏現代文化意識，對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容易作表面化理解，如何做到有知識、有文化、有道德、有境界、有品質、有精神、有智慧，并將之運用于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新時代對新鄉賢進行文化重塑，一定要突破表層文化束縛，比如好像唱唱歌、跳跳舞、練練書畫、彈彈琴甚至進行所謂的“文化下鄉”就可達成。應從深層文化即影響整個鄉村風俗、價值、品質、精神、境界的高度，為新鄉賢和新鄉賢文化賦能，只有這樣，才能推動改變鄉村道德的大滑坡、文化荒漠狀態。與其他方面的功能相比，新鄉賢的深層文化培育和提升更為重要，也更有價值。
四、新鄉賢再造應注意的問題
在鄉村文化振興背景下進行新鄉賢再造，是目前的主要思路。這有助于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也出現了諸多棘手問題。基于此，應從以下維度對新鄉賢再造，以打通鄉村文化振興與新鄉賢文化建設的“腸梗阻”。
關于人才問題。眾所周知，“人才”與“人的現代化”是一切工作的重心，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得以實現的關鍵。否則，其他任何方面的努力都是外在化和靠不住的。當前，在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中，通過新鄉賢擴大人才隊伍，從內外兩方面發掘潛能，確實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對鄉村人才缺乏是很好的補充與擴容。有的地方實行“人人可為新鄉賢、人人能當新鄉賢”的選拔賽，于是，一大批有一技之長者成為新鄉賢。但從鄉村文化振興來看，這些新鄉賢的狀況令人堪憂:一是整體文化程度低，偏于農村技術技能，有賺錢經商頭腦，注重為家鄉捐款投資;二是真正能成為文化新鄉賢的較少，無法擔當新鄉賢文化建設的使命。例如，2016年，在江西省贛州市的農村人口中，小學和初中學歷者為88．7%，高中或中專學歷者占6%，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只有0．7%，沒上過學的多于4．50%。江蘇省徐州市梁寨鎮的新鄉賢選拔比較嚴格，入選者只有100多人。其中，60歲左右的居多，年齡最大的超過80歲，初中及以下學歷者高達50%。“鄉賢工作室”指導委員會有11名成員，平均年齡約70歲。這種年齡與文化結構是不可能滿足新鄉賢文化的高標準和嚴要求的。如何解決這一難題呢?一是進行內在提升，即通過培訓、學習快速提升“在地”文化鄉賢的文化思想能力和水平。有的地方建立鄉鎮培訓學院，根據本地實際進行文化教育提高;有的自建夜校，在互幫互學中提高自我知識水平。一些具有技術性的鄉村文化工作，諸如整理家譜、村史等，“在地”文化鄉賢比較容易做到。二是大量吸引“在外”鄉賢，讓那些高學歷、高素質的外地文化鄉賢投身家鄉文化教育及思想精神引領。目前，也有一些地方注重引進“在外”鄉賢，但主要看重“官鄉賢”與“錢鄉賢”，很不重視“文鄉賢”，這是由地方官員的功利化與世俗化決定的。在此，要讓退休的在外“文鄉賢”回鄉，鼓勵在職的在外“文鄉賢”助家鄉一臂之力。三是努力吸引更多高學歷的年輕人到鄉村任職，成為外籍在本地的“新鄉賢”。因為這些年輕的“文鄉賢”的知識和文化結構較合理，又有現代意識和科學理念，是長遠發展的生力軍。總之，新鄉賢人才隊伍建設應著力于“文鄉賢”，特別是讓年輕有為、文化程度高、有精神高度的知識精英投身鄉村文化振興，這是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可靠保證。
關于優勢問題。鄉村治理與鄉村振興的優勢何在?怎樣才能真正吸引人才?與城市相比，其優勢地位何在?不少人認為，好山好水好風光是鄉村的魅力所在;也有人認為，要用好的制度留人，通過親情、友情、鄉情留人，讓“能人”能在鄉村找到歸屬感。這當然可以，但筆者認為最大的優勢還在于鄉村文化，這是鄉村的獨特性所在，是包括城市在內的許多地方所不能代替的。就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不少人只強調“青山綠水”和“鄉愁”，而忽略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另外幾點，即“鄉土味道”“鄉村風貌”“農村特點”“農村實際”，總之曰“鄉風文化”。這是新鄉賢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平易自然、親切熟悉、純樸淡定、逍遙有趣、和諧豐美之所在。如果將城市文化比作一個離開土地、高高在上的獨立的個體意識存在，那么鄉村文化就是天地人心的自然和諧共生體。因此，新鄉賢和新鄉賢文化就應該從此入手，振興鄉村文化，這是克服城市人孤獨寂寞的靈丹妙藥，這樣的“梧桐樹”才能招得“鳳凰”來。中共紹興市委書記錢建民說:“今天，從鄉村走出去的精英成為典范，在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之后，在城市無所事事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如果他們能回到鄉村，對鄉村社會影響巨大，哪怕什么也不做，他們身上發散出來的文化道德力量對鄉民都能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呼喚鄉賢回鄉，對重構鄉村文化意義重大。”在此，錢建民雖未對新鄉賢與新鄉賢文化的特色優勢作詳細闡釋，但“散發出的文化道德力量”一語點到了穴位，指出了鄉村文化振興的關鍵。顯然，通過新鄉賢提升鄉村文化精神品質，是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的要義所在。
關于開放問題。與以往相比，不少鄉村開始大膽吸納“在外”鄉賢活動，其力度也是相當大的，政策也變得開放有力。不過，更多地方還沒有啟動，更沒有進入全面開放階段。即使一些先進典型單位，往往在開放性上也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這主要包括:一是擔心外來新鄉賢挑戰鄉鎮村干部的權威，所以更注重“在地化”新鄉賢，導致新鄉賢來源單一、能力特別是文化水平不高。二是對于新鄉賢的經濟功能、調解功能、服務功能等給予更多關注，功利化與世俗化傾向導致對其文化功能重視不夠，文化功能的弱化必然使新鄉賢文化多停留在唱歌、跳舞、彈琴、書畫等文體活動上。三是新鄉賢年齡偏大，退休或在職的鄉鎮干部比例較大，不重視年輕有為的“文鄉賢”，官本位思想和保守意識較重，缺乏開闊的胸襟和提攜年輕人的魄力。四是“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意識不強，這使得新鄉賢在現代化能力水平特別是文化判斷力和審美力上無法得到快速提升。特別是在新媒體時代，如何讓新鄉賢在充分利用互聯網、線上培訓教育、數字化鄉村治理中發揮文化軟實力作用，是急需補上的短板。五是要打破新鄉賢“各自為戰”的局限，加強整體溝通協作，在不同村、鄉鎮、縣、市、省以及全國形成新鄉賢、新鄉賢文化網絡交互平臺，突破信息和治理的孤島狀態。只有這樣，建立在新鄉賢、新鄉賢文化基礎上的鄉村文化振興才能充滿希望和值得期待。
關于創新問題。創新、創新思維、創新性發展成為當下的高頻率詞，說明了其重要性和未來向度。新鄉賢與新鄉賢文化都是創新性思維的結果，其間也有不少新意;但也要承認，如何在國家戰略發展布局和頂層設計下實現創新，在繼承中國傳統的同時又有所突破，在學習、借鑒外來經驗模式中有自己的鮮明個性與特點，特別是如何結合國情、鄉情、人情實現創造性開拓發展，這是橫亙于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換言之，在全國范圍內，對新鄉賢、新鄉賢文化的一般化和表層化理解較多，真正做到出新亮眼則并非易事。這與鄉村文化的整體狀況、新鄉賢的素質能力水平、對于新鄉賢和新鄉賢文化的理解定位以及對文化軟實力的認知都有關系。在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最難，其創新更難，沒有深厚的古今中外文化積淀，沒有現代思想文化意識，沒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支撐，幾乎是不可能的。還有，文化創造更離不開較高的理論素養、深透的人生智慧、創造性思維能力，這就需要更高層次的文化精英的介入和指導。以四川成都南新村的“鄉村夢”為例，其調動各方特別是新鄉賢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構筑了一個由田園夢、安居夢、文明夢、健康夢、和諧夢、富裕夢組成的“南新六夢”體系，這是一個“六夢同心”的夢想鄉村，頗有中國特色。不過，這樣的創新構想還有類同化、概念化、外在化的不足，更為具體的鄉村文化獨特性尚需進一步挖掘和深化。
總之，鄉村善治應在鄉村的五大振興中凸顯“文化振興”。而這個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新鄉賢與新鄉賢文化。其間，如何由表層文化進入深層文化，特別是對鄉村文化的個性特色給予系統、準確、細致、深入的理解，這是擺在學術界的一大難題，需要在探索中不斷突破既有觀念，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思維觀念變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二級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學刊》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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