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來推進鄉村振興的創新實踐中，有一個時髦的名詞“鄉村CEO”開始引起政策界、學術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大學生當上鄉村CEO” “又土又潮的鄉村CEO”“鄉村CEO計劃”等字眼頻繁出現在各類媒體上。“CEO”，這個“洋氣”的、專屬于城市的現代概念被移植到傳統“落后”的鄉村，似乎這樣鄉村就不再落后。各地招聘鄉村CEO的廣告明言“高薪，五險一金”，杭州、溫州等地更是給鄉村CEO開出20萬左右的底薪。
被稱為鄉村CEO的農村/農業職業經理人，是在近年來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各地探索鄉村經濟社會轉型具體路徑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新詞。201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委發布了包括“農業經理人”在內的13個新職業以來，浙江、廣東、云南等地逐漸開始了招聘、培養鄉村CEO這一職業化群體的新實踐。由于實踐只有幾年的時間，還未能產生足夠多的成功案例。雖然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嘗試通過鄉村CEO彌補鄉村在現代產業經營方面的短板，倡導這一實踐的學者也試圖將這一浪漫的實踐視為在鄉村鏈接傳統和現代的“創新”，但對此新生事物也不乏冷靜的批評之聲。在一則中國農大-騰訊鄉村CEO計劃相關活動報道的留言中，有人寫道，“違背市場規律的主觀引導人才流動往往都難長久，現代經濟模式下，農村留不住優秀人才，完成工業化的鄉村已經不叫鄉村，沒多少農民需要扶持”。
筆者所在團隊在云南各地推動的培育鄉村CEO的實踐中，的確出現了這位評論者所說的“難長久”的現象。曾經被媒體作為鄉村CEO樣板的某村鄉村CEO近期已經申請辭職；一直跟蹤報道筆者團隊的媒體記者也禁不住提出了鄉村CEO職業前景如何的問題。當在田園般鄉村創業的浪漫想象開始遭遇城鄉差別的客觀現實的挑戰時，鄉村CEO似乎不過是對一些不了解中國鄉村的學者的天真臆想的炒作。因此，在思考鄉村CEO實踐的未來之前，有必要先梳理它產生背后的新語境、它的邏輯起點和生發路徑，分析它的政治經濟寓意及其遭遇的困境和相應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
鄉村CEO實踐的新語境
經典的現代化過程遵循著鄉村消失、鄉村經濟和社會不斷被壓縮的規律，與此相伴生的是人力資源的不斷流出。西歐的原發現代化國家大多是在城市化完成以后才出現逆城市化現象，逆城市化中人口向鄉村的回流，但回到的已不再是曾經的鄉村，而更多是城市化了的鄉村，或再鄉村化了的城市。這一經典的經濟社會轉型路徑表明，城市化和工業化一方面會導致鄉村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會推動鄉村經濟社會稀缺性和相對價值的不斷提升，這也正是中國在經濟社會轉型的語境下推動鄉村振興的基礎所在。
今天中國的城鄉轉型發生在不同于原發現代化國家轉型的語境下。鄉村人口基數大的現實和轉型的長期性，使得中國不能完全依靠轉型動力來化解鄉村衰落的問題。此外，“農本”文化傳統等條件又促使中國在繼續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同步思考如何應對鄉村衰落的問題。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正是中國一邊推動轉型一邊解決鄉村問題的具體實踐，城鄉融合發展則是這一策略的戰略呈現形態。
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將會改變經典的經濟社會轉型中先通過城市化發展城市、再通過逆城市化發展鄉村的路徑，為創造現代的新農村提供政治經濟資源供給。在此語境下，鄉村將有可能被賦能，并逐步成為具有多種功能的社會經濟新空間。這是中國避免鄉村消失的新的前景，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打造未來鄉村的實踐中，發揮鄉村新的經濟功能既不能完全依靠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也不能讓城市人口到鄉村取代鄉村人口，而應該在賦能小農的同時，引入鄉村缺失的現代組織和管理資源，逐漸建立起能在鄉村扎根的現代組織和管理機制，進而推動鄉村現代產業的經營以及與現代市場的對接。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是新語境對轉型的具體要求：鄉村轉型必須以農民為中心，而非排除農民的參與，更不能將農民的主體利益邊緣化。鄉村CEO的實踐恰恰誕生在這一特殊的語境下。不同于具有資金和管理優勢的市場主體所雇用的職業經理人，鄉村CEO的本質內涵是，由處于弱勢的農民建立起代表自己的市場主體（可以是合作社等村集體經濟組織形式，也可以是農民股份公司、農民個體戶企業等），吸納掌握現代管理技能的人力資源為農民和鄉村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CEO不應被簡單地視為來自相對發達地區的政府以及一批實踐型學者的浪漫想象，而應該被視為中國城鄉關系發展中的新敘事。
鄉村CEO實踐的邏輯起點
鄉村CEO應該說是中國城鄉關系進入重視鄉村時代后，試圖填補鄉村現代知識和管理“洼地”的一個實踐探索。2017年，筆者團隊在云南省勐臘縣河邊村與村里的年輕人討論未來誰來管理村里的新產業時曾提出“鄉村CEO”的說法：城里公司的總經理都叫CEO，為何村里合作社的經理不能叫CEO？把鄉村經營活動的管理者稱為CEO，可以改變人們對村莊“落后”的刻板印象。
河邊村是云南勐臘縣的一個瑤族村寨，筆者團隊自2015年起一直在此駐村扶貧，展開鄉村建設，推動了所謂的“河邊村實驗”。團隊借助熱帶雨林和瑤族民族文化的條件，利用脫貧攻堅的資源，支持村莊打造了以“瑤族媽媽的客房”為名片的集休閑、小型會議和研學等為一體的新產業。當越來越多的外來客人進入村莊，河邊村開始面臨誰來幫助農民管理和經營圍繞客房的一系列新業態的問題。客人入住要錄入個人信息，開具發票，還需要維護和更新各類設備和耗材，組織民族文化活動，更重要的工作還有與外部市場的對接。這些事靠村干部顯然不現實，一是他們不太會干這些事，二是村里本身事務繁多，加上個人家里還要干農活，很難再抽出時間做新業態的經營管理。一些外來的公司到村里考察一眼就看到了商機，表示可以承包經營。但我們很快發現，承包經營至少要切走50%的營業收入。
“河邊村實驗”的首要目標是打造一個可以大幅度提升農民收入的新產業，幫助農民越過“收入性貧困陷阱”的“關鍵性門檻”。河邊村村民過去賴以生存的傳統產業（如甘蔗種植等）無法帶來足夠高的收入，以幫助他們應對日益增長且呈現剛性的日常消費，政府的轉移支付也不足以彌補支出缺口，這就導致村民陷入“收入性貧困陷阱”。將建成的“瑤族媽媽的客房”的新產業承包給外來的市場主體，則意味著新產業收益的大幅流出，就會出現扶貧以后農戶的增收仍然不足以幫助他們越過走出貧困陷阱的收入門檻的問題。這就迫使我們考慮如何在解決村里管理技能不足問題的同時，不會造成村民和村莊收益流失的方案。
這既是河邊村面臨的特殊問題，也是經營鄉村的普遍性問題。在很多相對發達的地區，村民的收入已經不再依靠鄉村內部的資源，如土地、房屋等。在這種情況下，將這些閑置的資產出租經營，不會和農民爭奪利益，反倒可以盤活資產，給農民增加收入。但是，河邊村農戶的生計仍然很大程度上依靠村莊內部的資源。因此，河邊村的經營必須建立利益主要留在鄉村的機制。這樣的機制需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農民要有自己的市場主體，如很多鄉村的合作社或者村集體和農民入股的各種公司；二是要有為這些農民的市場主體服務的職業經理人，即鄉村CEO。因為即使有了合作社，由于農民自己不會經營，很多合作社還得找一個外部公司做替代經營。這就是為什么很多地方采用合作社+公司+農戶的機制來經營產業。為了確保村民的利益，河邊村成立了“雨林瑤家”合作社，但問題是鄉村CEO不好找。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使支付固定的工資，也很難找到愿意在邊遠山區長期工作的經營人才。所以，我們只能寄望于培養有一定文化的、在外打過工回到村莊的年輕人。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團隊的老師是河邊村事實上的鄉村CEO，因為一開始村里承擔CEO工作的年輕人很難勝任對接市場的工作。河邊村的CEO團隊在幾年實踐中經歷了反反復復的解體和重組后逐步開始發揮作用。從2017年開始試運行到現在，河邊村累計產生了超過300萬元的收入，這些收入全部留在了鄉村，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
河邊村的經驗是筆者團隊推動鄉村CEO工作的邏輯起點。這一經驗顯示，分散的小農戶即使擁有在市場上能夠產生收益的資產，但由于缺乏屬于自己的市場主體，這些資產很難進入市場為他們帶來實際收益；即使小農戶有了自己的市場主體，由于缺乏現代管理技能，需要替代經營，其進入市場所產生的收益也極易流失。市場機制天然地存在著不利于窮人的缺陷。相對于城市現代部門而言，鄉村是現代信息、管理、知識、組織資源的“洼地”，這也是經典現代化過程難以避免的結果。從理論上講，要確保鄉村資產產生的收益主要留在鄉村，就需要填平洼地，把農民培養成“現代人”，但從原發現代化國家的經驗看，這是一個極為漫長的過程。
在現代化過程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歐洲國家一直都有國家支持的農業推廣服務體系。在過去十多年中，德國取消了大學的農業推廣學教授，荷蘭也取消了國家農業推廣體系。這意味著農民基本上實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化，但這一現代化過程非常漫長，經歷了上百年。即便如此，在發達國家的家庭農場日益企業化甚至全球化的過程中，很多經濟效益好的家庭農業企業都會雇用職業經理人。對于中國而言，鄉村缺乏現代性要素，農民遠遠不能有效地進入市場。補上農民現代知識和管理的短板，一方面需要逐步推動農民成為“現代人”，另一方面更需要為農民提供一個額外的現代知識和管理的資源，鄉村CEO正是這一資源的載體。
基于河邊村的實踐經驗，從2019年開始，筆者團隊在云南昆明選擇了六個村展開“昆明都市驅動型鄉村振興實驗”。這一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盤活閑置的鄉村資產，打造能夠產生收入的各種鄉村新業態，如咖啡店、親子教育農園、餐廳和民宿等。與此同時，在每個村組建以農民為中心的市場主體，如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由村民選出理事會和理事長，并招聘鄉村CEO來經營鄉村新業態。為了避免在村內招聘的局限性，實驗采取了向全社會公開招聘鄉村CEO的做法。從2022年起，筆者團隊繼續將這一模式推廣到云南昭通的三個村和曲靖的六個村，并繼而推廣到重慶、廣西、四川等地。
河邊村和云南其他地方的實踐表明，鄉村CEO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與在城市企業不同的是，鄉村經營既需要面對國家的戰略政策，也需要面對復雜的鄉村社會，還需要直面在鄉村連接城市的市場需求和供應鏈的諸多挑戰。這給鄉村CEO們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即便是大學畢業生都很難勝任。隨著鄉村建設工作的推進，越來越多的村莊都開始面臨經營問題，鄉村CEO的系統化供給需求日益迫切。云南某地在全省范圍招聘鄉村CEO，報名上百人，但符合要求者寥寥無幾。實際上，如何經營鄉村的知識和技能并非缺乏，但呈現碎片化的狀態，沒有專門的教育培訓機構對其進行整合和開發。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與騰訊為村實驗室共同于2021年底發起了鄉村CEO培養計劃。希望在三年時間里，以每年集中培訓50~100名鄉村CEO骨干為基礎，開發出一套鄉村CEO的培養體系。經過近兩年的實踐，圍繞著知識、技能和能力三大內容，包括講授、實踐、陪伴式在崗指導與深造引導的全過程培養體系基本形成。這一高校提供思想和智力資源，企業開展思想識別并提供社會實踐資源的模式，或可被視為鄉村CEO實踐中的一類重要創新。
鄉村CEO田園般職業喜悅的寓意
浙江杭州余杭區永安村的鄉村CEO劉松說，以前村里人是開車進城上班，現在他和他的團隊是開車進村上班。村里有明亮的辦公室，有咖啡店，有鄉村特色的餐廳，載著客人游園的小火車穿行在智慧水稻田之間。在這樣的地方工作要比擠在城里寫字樓的小格子間里舒服多了。云南彝良大苗寨招聘鄉村CEO時，通過初試的幾個年輕人說，之所以愿意來就是看到了大苗寨的照片和央視的節目。他們發現村里的咖啡店和公共衛生間都像博物館，辦公室和會議室都比原先他們在縣城的工作單位要好。
大苗寨的鄉村CEO團隊有明確的分工，包括財務主管、客房主管、餐飲主管等。每天早上所有成員都準時在云中咖啡店門口集體早練，他們排成一隊，用普通話反復練習“歡迎到云中苗寨”；然后，鄉村CEO柏令安排一天的工作。此外，團隊也有明確的經營目標和獎勵政策。一位游客看到鄉村CEO團隊早練時說，這里不像農村，像公司。
經營鄉村正在成為通過市場機制推動鄉村發展的中國特色的實踐創新。浙江杭州的永安村和云南彝良的大苗寨是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村莊。永安村是發達地區的村莊。村民都有自己的產業，鄉村的資源閑置。村里成立了強村公司，村支書說村干部一不會經營，二沒有時間，專業的事要找專業的人做。他們高薪招聘了劉松，其團隊僅用兩年時間就把強村公司的年營收做到了500萬。大苗寨曾經是烏蒙山區的一個深度貧困村，為了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政府投入資金建設了村莊，開發了各種休閑旅游業態。與永安村一樣，村里人不會經營這些新業態，干部雖然可以帶著村民干，但干部不能永遠待在村里，所以只能招聘職業經理人。在柏令的帶領下，大苗寨一年營收200多萬。
經營鄉村本身并不難，很多地方的鄉村產業做得很好。成功的經營大多是兩種類型。一是村里的“能人”承包村里或農戶的閑置資產搞經營，實際上就是個體企業。這種類型的經營產權和激勵明晰，利益分配機制到位，所以經營效果好。但問題是，不是所有村莊都有這樣的能人，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集體或農戶資產可獲得一定租金以外，村集體和能人大戶以外的農戶收益有限。二是外來的市場主體采用公司＋農戶或公司＋集體的形式。很多地方的鄉村都采用這種方式，效益也很好，但常常會演化為“公司拿大頭，集體拿小頭，農民拿零頭”的模式。永安村和大苗寨的鄉村經營不同于這兩種模式。首先，永安村和大苗寨的公司既不是村里的個體，也不是外來的市場主體，而是屬于全體村民組成的集體；其次，最大的差別在于，除去管理人員費、資產租用費等成本以后，經營鄉村的利潤全部留在了村里。
要想把經營鄉村的好處主要留在鄉村，關鍵是要補上鄉村面向市場的短板。這顯然不能依靠引入外來企業承包，因為在這種模式下利潤無法留在鄉村。經營鄉村不僅僅是追求效益的經濟問題，其背后是如何在第一次分配中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經濟問題。鄉村CEO則是這個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能動者。鄉村CEO不僅推動鄉村經營問題的解決，還補上了農民的管理短板，讓經營鄉村資源收益真正留在了鄉村。當我們習慣了結構主義的視角，總是從城鄉二元劃分的角度看待鄉村的時候，我們自然會認為鄉村CEO與把鄉村建設成新的經濟空間只不過是一些浪漫的臆想。但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應對挑戰的方略。看似簡單的鄉村CEO職業的出現，實際上包含著豐富的政治經濟寓意。
鄉村CEO的實踐困境
大苗寨初期聘任的三位鄉村CEO，有兩位早已離職。在現實中，無論鄉村多么田園風光、詩情畫意，鄉村依然還是鄉村。不久前在一個中美農業發展對話會上，筆者就美國農民收入、鄉村的吸引力，問美國艾奧瓦州一位曾當過副州長的農場主。她直截了當地說，“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美國鄉村的醫療和互聯網服務都很差”。筆者團隊曾去日本的鄉村考察，其間留宿一個建設得很好的山村，民宿的經營者是一位得到日本農林省鄉村振興計劃支持的返鄉創業的年輕人。村里的人很少，來住宿的人也不多。這一景觀與東京的繁華反差巨大。
毫無疑問，不斷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讓鄉村的相對價值凸顯，這為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這一新格局的確正在推動鄉村成為一個經濟社會的新空間。迅速興起的鄉村旅游，各種各樣的一村一品產業，“新鄉賢”“新村民”等，都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典型案例。比較而言，曾經處于同一城鄉發展水平的原發工業化國家并未出現類似的社會經濟現象。但當我們面對越來越多的和美鄉村，看到像大苗寨的柏令那樣的年輕人在鄉村服務的時候，我們同樣也面對著很多像云南昆明麥地沖村那樣曾經被廣泛宣傳，但已經解散的鄉村CEO團隊。與依靠政治動員和行政手段帶動年輕人回流鄉村不同，鄉村CEO希望依靠市場機制。從這個意義上看，這一實踐的確具有生命力。但是，田園般的鄉村加上可觀的薪資待遇等，只是吸引人才的必要條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幾年來，全國各地鄉村CEO實踐所遭遇的尷尬，顯示出這一實踐的客觀困境。
杭州余杭區永安村以及浙江其他地方鄉村CEO的實踐無疑是成功的。田園般的鄉村環境、現代乃至后現代的辦公條件和吸引人的高薪，是劉松等人努力工作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獲得鄉村工作的綜合性收益的同時，仍然可以享受城市生活、子女教育以及相應的城市社會福利，則是這些鄉村CEO熱心鄉村工作的充分條件。余杭區另一個鄉村CEO說，開車只要不到一個小時進村上班，比在城里從一個區到另一個區的通勤還方便。但問他是否愿意把家都搬過來，他也直言如果住在鄉村，孩子上學的問題不好解決。鄉村的基礎設施建好了，也有比城里更好的咖啡店、餐廳、辦公室，但社會公共服務的差別依然是一道難以迅速跨越的鴻溝。今天，隨著中國鄉村的人口越來越少，優質的教育和醫療資源很難再優先分配到鄉村。雖然有了電商，在鄉村購物方便了很多，但豐富的現代社交娛樂恰恰是城市虹吸效應的社會機制。年輕人是趨現代性的，鄉村晚間的寂寞與城市通宵喧嘩的反差，常常會讓年輕人在鄉村田園美景之前也不得不止步。
如果說永安村的劉松覺得他的工作更像公司CEO的話，那么昆明晉寧福安村的鄉村CEO慧敏則更像村干部的助理。發達地區的鄉村，人雖然住在鄉村，但是已經“退出”了鄉村。永安村的強村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和城市里的公司一樣，鄉村CEO主要是對公司的董事長（村書記）負責，劉松甚至和村民并不熟悉。這樣的CEO工作在一個“契約社會”里。而在相對不發達地區工作的鄉村CEO，如福安村的慧敏和麥地沖的潘云瑞，表面上看是職業經理人，工作內容是鄉村新業態的經營管理，但實際上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鄉村社會。慧敏是外面招聘來的大學生，非常能干。村里本來治理資源和能力就不足，慧敏一進村就承擔了村委會大量的行政工作，如寫報告、搞接待等。昆明宜良麥地沖的村書記算是個能人，但搞新業態需要新鮮血液，村里新業態的打理只能靠幾個有過在外打工經歷的鄉村CEO。村書記也是村里的長輩，對CEO團隊年輕人的工作經常毫無保留地訓斥，年輕人表面上服從，背后卻都在“吐槽”。從文本上看，CEO是按照業績核定的契約員工，但在實際操作上，他們更像是被父輩管教的孩子。這些年輕人一遇到動員農民打掃衛生等集體活動，還會遭遇村里其他長輩的各種抵制。身在鄉村社會熟人網絡中的鄉村CEO遭遇關系和契約的張力，導致他們一個一個接連離職，一個網紅打卡的明星村一度陷入了無人運營的尷尬境地。如果說村里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作為職業經理人遭遇的困境，與鄉村社會熟人關系的特點有關的話，那么外來的鄉村CEO遭遇的難題，卻往往與難以融入鄉村社會有關。大苗寨的村民一開始不接受柏令，說他不是我們村里的人，也不是苗族人，我們干嗎要聽他的。
在大多數不發達的鄉村，鄉村CEO的工作既是在經營一個鄉村的企業，也是在做鄉村工作。這對于多數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而言難度很大。首先，雖然鄉村建起了新的業態，但村里沒有相應的產業供應鏈，出現問題無法像城市那樣快速處理，快遞也不能到村。其次，鄉村打造的各種業態多為農戶的閑置資產，與發達地區不同，像大苗寨這樣的貧困鄉村仍然依賴這些資產為他們帶來收入，一看到很多人來消費，很容易對商定好的收益分配比例出爾反爾甚至坐地起價。雖然很多鄉村CEO都出身農村，但他們從小在外上學，對鄉村社會并不了解，很難面對這一復雜的格局。最后，在幾乎所有的村莊，鄉村經營和鄉村工作都是無法分割的。統計數據、村民教育、人居環境衛生、低保救助等各個部門名目繁多的工作，都會落到鄉村，在鄉村行政人員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很多大學生鄉村CEO實際上成了村干部的助手。柏令白天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為外來的政府考察團講解，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和團隊開始討論經營工作。
討論
福安村的慧敏在村里工作已經兩年多了，老支書離不開她，她的團隊策劃的節日經濟日收益達到近20萬。陸良荷花里的楊雪嬌開了一家咖啡店，同時擔任村里的CEO，她說這里的工作太有意思了。這些CEO同樣遭遇過上述挑戰和困境，但是鄉村把她們粘住了。與此同時，昆明雁塔村的CEO辭職了，也還會有其他的鄉村CEO離職。實際上，創造人才的雙向流動，恰恰是城鄉互動發展的良性循環。職業經理人是流動的知識和現代管理的載體，鄉村的價值也正是在這一流動的動態中逐漸得以呈現。我們需要在田園美景的職業誘惑與經營鄉村的實踐困境的雙重語境下，將最近幾年開始流行的鄉村CEO實踐帶到中國式現代化復雜而艱難的歷程中加以檢驗與升華。
一方面，鄉村CEO的實踐寓意著中國城鄉關系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在一個高度壓縮的時空中實現現代化，必然有很多不同于原發性現代化國家的實踐模式。通過社會創新將現代的知識和管理帶入鄉村，在農民在場的條件下建設新鄉村，培養新農民，打造鄉村新經濟，鄉村CEO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催化劑。隨著更多和美鄉村的出現，經營鄉村的需求越發迫切，對經營鄉村人才的需求也會越來越大。這也為針對鄉村的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鄉村CEO的實踐意義遠遠超過了經營鄉村產業本身，它是中國城鄉關系變化的一個縮影。
另一方面，鄉村CEO在實踐中面臨的困境，不僅僅是青年人的個人工作選擇問題。很多留在鄉村的CEO通過能動地逐步適應鄉村社會，融入鄉村社會，粘在了鄉村。但這并不意味著鄉村問題的解決。城鄉差距既是現代化進程的普遍問題，也是中國現代化的特殊問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結構性張力將會長期存在。這一張力一方面會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而緩解，另一方面也會在新的時代伴隨著創新而發生路徑轉換。互聯網等新技術革命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CEO可以被視為一個制造現代的社會創新實踐。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鄉村發現轉自：《文化縱橫》2023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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