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學習運用“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經驗 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發布，也就是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第12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文件提出學習運用“千萬工程”蘊含的發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進機制，把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作為新時代新征程“三農”工作的總抓手。這一做好三農工作的重大部署，進一步明確了戰略要求、主攻方向和政策導向，是我們打好鄉村全面振興漂亮仗、繪就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新畫卷的重要遵循。
“千萬工程”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親自謀劃推動的。2003年6月，決定從全省選擇1萬個左右的行政村進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千村示范、萬村整治”應運而生。
“千萬工程”是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和共富工程
20多年來，“千萬工程”先后經歷了示范引領、整體推進、深化提升、轉型升級等四個階段，經歷了從溫飽型生存需求向小康型發展和共富型發展需求的演變，實現了從“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向“千村精品、萬村美麗”，再向“千村未來、萬村共富”的迭代升級。
20多年來，“千萬工程”貢獻巨大，意義深遠，不僅造就了浙江萬千美麗鄉村，而且造福了萬千農民群眾，取得了明顯成效。2018年9月26日，“千萬工程”榮獲聯合國“地球衛士獎”。2020年5月，浙江成為中國首個生態省。
經過20多年的實踐與迭代升級，“千萬工程”的內涵和意義已不斷深化和升華，“千萬工程”改變的已不僅僅是鄉村的人居環境，而且還深刻地改變了鄉村的發展理念、產業結構、公共服務、治理方式以及城鄉關系。
因此，“千萬工程”不僅是鄉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改善的鄉村建設工程，而且也是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和共富工程，是鄉村振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性、樞紐性工程。
20多年來，“千萬工程”為浙江的鄉村人居環境、公共服務、產業發展、農民收入等方面帶來了顯著的正向效應，其中給鄉村帶來最直接、最顯性的變化是人居環境的改善。隨著“千萬工程”的不斷迭代升級，鄉村的公共服務設施和服務能力大大提高，村莊文化禮堂的建立，不僅讓村民活動有穩定去處，而且也使鄉村文化與歷史有了承載和展示的空間，有的還成為農文旅產業的組成部分。
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了數字鄉村的快速發展，浙江鄉村數字化水平高于全國鄉村近30個百分點，不僅帶動了鄉村居民的數字消費，促進了鄉村一二三產的數字化發展，而且大大促進了鄉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體系的數字化、鄉村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共建與共享、村與村的聯盟化發展。
“千萬工程”改善了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實際上也改善了鄉村的營商環境，優化了鄉村產業發展空間。最明顯的是，經過20多年的“千萬工程”建設與深化，許多傳統的村莊演變成了宜居宜業宜游的發展空間，而不僅僅是村民居住的生存空間。這大大促進了浙江鄉村一二三產的融合發展、多功能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使許多美麗鄉村轉化為美麗經濟，使村莊既要建設、更需要經營的理念成為浙江鄉村發展的重要共識和趨勢。
浙江“千萬工程”在鄉村人居環境、公共服務、產業發展等方面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效應，反映在廣大鄉村居民身上，就是他們生活環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個人與家庭收入的不斷增長。2022年，浙江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7565元，連續38年居全國省區第一。
浙江正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盡管仍存在城鄉、地區、收入等方面的不平衡和差距，但是相對而言，這些差距并不是很大，這不能不說是與“千萬工程”所產生的多重效應有關。
邁向新征程，浙江不斷深化與提升“千萬工程”，以“千萬工程”為牽引和龍頭、美麗鄉村為底色、未來鄉村為愿景、共同富裕為追求，致力于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構建“千村向未來、萬村奔共富、全域呈和美”的鄉村發展新格局，全方位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加快走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省域實踐新路徑。
“千萬工程”是鄉村的建設工程
“千萬工程”意義深遠，從鄉村建設的視角看，“千萬工程”就是鄉村的“建設工程”，它給我們的啟示意義至少有四點。
鄉村建設既要堅持政府主導，又要重視引入市場力量。大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資金需求量很大，單純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在加大政府對鄉村建設投入的同時，創新鄉村建設思路，發揮政府財政金融政策“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引入市場機制、建構利益機制，吸引企業、社會、村集體和村民多元主體共同投資和參與鄉村建設，這將是解決鄉村建設供給不足、資金短缺問題的重要路徑。
鄉村建設既要實現有效供給，又要實現有效管護。實踐中，鄉村社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于發展需要，不僅與供給乏力有關，而且與這些項目設施的營運與管護不力有關。因此，必須解決好誰來營運與管護鄉村社區公共性基礎設施的問題。基本的思路是：明確相關公共設施的產權歸屬及其管護主體；強化公共設施規制及其監督監管；發揮鄉村社區治理體系中的自治功能；在鄉村公共基礎設施營運管護中導入市場機制。
鄉村建設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率配置。也就是說，鄉村建設不僅要防止脫離鄉村自然與文化特點，防止侵犯農民權益的大拆大建，也要避免忽視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具有的空間效應與規模效應特征，避免守成不變的低效配置。這意味著，往村覆蓋、往戶延伸的鄉村建設并不是靜態的過程，而是動態的過程，是在鄉村規劃先導下，體現鄉村人口相對集聚、空間布局不斷優化、公共服務效率不斷提升的過程。
鄉村建設既要注重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又要注重發展性。鄉村建設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體現鄉村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在溫飽社會階段，鄉村建設主要著眼于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的生存型鄉村建設，但到了小康社會乃至更高社會階段，鄉村建設應體現發展型特點。我國現階段的鄉村建設，大部分地區重視體現鄉村的多功能發展，鄉村建設要與鄉村的產業、生態、文化、治理以及公共服務相結合，促進鄉村價值的轉化與提升，實現鄉村更快更好發展。浙江“千萬工程”經驗表明，與鄉村發展階段和鄉村發展功能有機結合的鄉村建設，能包容多元建設主體和多種運行機制，是有效解決鄉村建設供給乏力、管護不力、形態單一、活力不足的重要路徑。
“千萬工程”也是鄉村的治理工程
從鄉村建設的治理視角看，“千萬工程”也是“治理工程”。20多年來，浙江在“千萬工程”實踐過程中充分發揮多種治理制度的功效，探索建立了“四位一體”的治理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與應用價值。
“黨政合一”的科層治理。浙江“千萬工程”之所以能一以貫之、一抓到底，關鍵在于發揮“黨政合一”垂直治理的制度功能。首先，堅持“一把手”親自抓。堅持把“千萬工程”列為“書記工程”，落實“一把手”責任制，建立各級黨政主要領導聯系一個村制度，形成“五級書記”共抓共管的推進機制。其次，堅持各方協同和分級負責抓。各級均成立“千萬工程”領導小組，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職能部門實施、多方共同參與的工作推進機制和落實機制。
“智治合一”的精準治理。在“千萬工程”的實施過程中，針對公共產品管理雖有規制措施但規制主體職責不清和不到位的難題，探索了將壓實地方責任和數字化、信息化相互匹配的規制辦法。先后探索出了河長制、道長制、所長制、林長制、田長制等可參照的“簡約化”制度選擇與安排。農業農村領域數字經濟“一號工程”的全面推廣，將數字與信息技術同“千萬工程”責任制相匹配，實現“智治合一”的精準問責和精準治理。
“調動群眾”的柔性治理。群眾不僅要發動和帶動，更要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來激勵，其中德治與自治是關鍵。首先是深化村民自治。建立村民互助會、議事會、鄉賢促進會等相關自治組織，推動鄉村公共事務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服務。其次是增強法治保障。引導干部群眾形成自覺守法、全民懂法、遇事找法的鄉村法治秩序。再次是激發德治活力。將鄉風文明與治理結合，發揮優秀傳統文化等對村民行為的引導，用崇德向善的力量，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
“激勵相容”的市場治理。市場機制是最能體現激勵約束相融的制度，不僅在非公共性領域，而且在公共性領域，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也能發揮高效作用。浙江在“千萬工程”建設中，積極引入市場機制，賦予相關主體（農民、企業）生態資源利用和公共設施建設（或管護）的使用權與經營權，不斷豐富鄉村人居環境內涵，提高人居環境水平，激活人居環境市場，將鄉村公共產品轉化為市場產品，促進“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同時轉變相關主體的公共行為。這一系列安排不僅促進了鄉村各類休閑產業、高效生態農業的發展以及城鄉要素的互通和融合發展，而且也實現了鄉村自然生態環境、人居環境設施保護、綠色經濟發展、公共服務提質的相互促進。
浙江“千萬工程”“四位一體”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充分體現了鄉村社區公共事務和公共產品治理中黨政領導和群眾參與的相互協同、科層制度與市場制度的功能互補、他治與自治的合理匹配、法治與德治的相互融合、數智與治理的有效結合，為鄉村建設中社區公共品的有效供給和營運管護，提供了既有理論創新又契合中國特色與實踐的治理模式，很值得借鑒。
（作者系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2024中央一號文件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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