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質生產力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動力。農業新質生產力既具有新質生產力一般特征，又兼具不平衡性?開發與保護的二重性?資源稟賦的先決性及創新主體多元性等特殊性。我國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具有一定基礎，但要素錯配?生產關系失調?人力資本不足?資源環境約束?觀念沖突束縛等因素對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形成挑戰。加快農業綠色轉型?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暢通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堅持技術研發與應用并重?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完善新質人才培養環節，有助于激發農業新質生產力潛能。
新質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同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與實踐成果，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理論武器。新質生產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我國農業大而不強，競爭力弱，全要素生產率有較大提升空間，通過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等激發新質生產力尤為迫切。與此同時，農業具有風險大?周期長?在地化生產的產業特征，加之“大國小農”?土地集體所有制?悠久的農耕歷史?國家安全戰略等現實情境，賦予我國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獨特的內涵。
一、農業新質生產力是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生產力是特定歷史條件下，通過勞動者與勞動工具改造自然，創造物質財富的能力。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創新。創新的實質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熊彼特將創新歸納為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以及組織創新。新質生產力是創新的集成式呈現，它突破傳統增長路徑，實現創新動能轉換，尤其關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創新與組織創新。農業新質生產力符合新質生產力的一般特征，它發軔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未來農業的轉型過程，以戰略新興產業?未來產業與細分農業領域交叉生成的嶄新業態為依托，通過科技應用?模式變革?產業融合升級等形式，實現農業由依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的集約化?綠色化?智能化轉型。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及其組合不同于一般工業生產的過程，農業生產表現出顯著的特異性，包括生產的季節性與生命性?勞動的非連續性與低迂回性等，這些決定了農業新質生產力具有一些特殊性。
第一，農業新質生產力具有不平衡性。我國用70多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兩三百年的工業化道路。這間接產生了一種現象，即幾次科技革命成果并不是線性地作用在我國產業發展中，而是呈現技術的跨期疊加。因此，農業新質生產力由幾次農業科技革命疊加并發生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迅速，制造門類涵蓋種植播種機器?田間管理機器?收獲機器?初加工機器?林果機器?畜禽養殖機器?水產養殖機器?設施農業等農業生產全領域，使用技術也從單純的機械傳動發展到電控?液控和智能算法控制。與此同時，我國的農業機械化率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尤其在山區丘陵地帶農業機械化短板或空白制約突出，適用小型農機裝備缺乏，研發推動適用小型農機裝備就是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
第二，農業新質生產力具有開發與保護二重性。設施裝備?無土栽培?人工智能等技術創新使農業生產對自然生態的依賴性逐漸降低，但在可預見的時間范圍內，農業仍是一個“靠天吃飯”的產業，逃脫不了自然生產要素的限制，故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挖掘需要建立在保護的基礎上。首先，農業新質生產力的要素配置與優化不能脫離土地要素，即地力及支撐土壤環境的生態系統。例如，東北的黑土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但經過幾十年的過度開采，黑土地面積減少了30%，土壤厚度降低了30%~50%，這對糧食安全造成了影響。其次，種質資源是動植物基因代際傳承的載體，是提升農業生產力不可或缺的本底資源。雜交水稻的關鍵就是發現了野生稻的雄性不育系。最后，農業本身就是生態系統，林?牧?漁業等以森林?濕地?草地?海洋等生態系統為資源環境支撐，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前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追求已成為農業發展的硬性約束，這將倒逼技術創新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使農業向綠色?可持續?低碳化轉型。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具有開發與保護的二重性，這意味著保護農業資源就是做生產力儲備，就是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
第三，農業新質生產力強調資源稟賦的先決性。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對農業尤為重要。“宜林則林?宜糧則糧?宜牧則牧?宜漁則漁”是農業發展的基本原則，農村資源稟賦類型?豐裕度?組合和質量決定了農村產業發展的方向和競爭力。例如，海南五指山以南區域地處熱帶，冬季氣溫超16攝氏度，為現代農業育種提供了“天然大溫室”，我國在這里建立了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資源稟賦的先決性并不等同于傳統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種觀念強調自然資源稟賦的“宿命論”。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要善于挖掘本地域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用新模式?新方法?新技術拓展農業發展邊界，提升整體競爭優勢，而不是“坐吃山空”或者“身處寶山不識寶”。
第四，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創新主體具有多元性。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經營主體，是創新的中堅力量，企業本質是資源配置機制。企業決策是在給定資本?技術?勞動等約束條件下實現利潤最大化，伴隨著通過對技術?人力資本投資，不斷試錯創新，擴大熊彼特租金空間。而農業領域性質各異的經營主體進行決策時情況則不同，由于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市場能力不同，會產生資源稟賦?信息獲取?抉擇響應的差異，從而造成經營的邊際成本與風險偏好迥異，表現出對新技術?新方法?新模式的接受意愿與應用程度的分化。
二、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是歷史性與實踐性的統一
人類歷史演進與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息息相關。傳統農業持續數千年，從簡單的人力到人畜結合，從石器?青銅器到鐵器的應用，生產效率雖逐漸提升，但始終處于較低水平。舒爾茨將傳統農業概括為農業技術狀況保持不變?獲得和持有收入的來源與動機長期穩定?生產要素供求實現均衡三大特征[7]。傳統農業時期，人類與饑荒的斗爭從不停歇，農業發展水平無法支撐呈幾何指數增長的人口規模，經濟社會發展受制于“馬爾薩斯陷阱”。工業革命以后，隨著工業革命技術成果延伸應用，農業生產技術實現了迭代。每一次農業技術升級迭代，如機械化?化學化?信息化?智能化，都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躍升，使農業生產效率顯著提高。當下，以基因技術?量子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虛擬現實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不斷突破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約束，激發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潛力，勢必催生出農業領域生產力的新革命，深刻變革勞動資料?勞動力與勞動對象之間的關系。從農業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脈絡看，農業新質生產力伴隨著歷次科技?產業革命的推動，并持續生成未來農業的圖景。
中國近代發展的中心議題是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現代化道路的路徑選擇。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國農業生產總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六成，農村人口占比接近九成，是典型的傳統農業社會。1954年，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四個現代化建設任務，其中農業現代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一階段，政府試圖通過集體規模化與機械化結合的路徑實現社會化大生產，提升農業生產效率，但由于限制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并通過行政命令配置資源，扭曲了各種要素產品價格，造成農業發展不充分。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賦予農民自主權極大調動了生產積極性，改革所致的生產率變化貢獻了產出增長的48.64%。與此同時，化肥?農藥等生產力的引進，通過增加生產要素數量，顯著提升了農業效率和效益。20世紀90年代，肥料和農藥使用的增長速度開始下降，依賴農業生產資料數量投入增加糧食供給已不可持續，農業生產力亟需變革。2005年，我國開始由以農補工向工業反哺農業轉變，伴隨著農業育種產業不斷發展，良種化率穩步提升，農業的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電氣化協同推進，農業增長效益持續改進。但這一階段農業與現代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擴大，農業領域人力資本要素加速外流，資本不斷從農村市場析出，農業弱質地位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業農村步入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時期。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由“三通一平”到“五通一平”，農業農村鏈接了新的物流體系?網絡通信技術?生產技術，銷售場景發生了巨大變化;另一方面，生態文明上升為國家戰略，“綠水青山”等環境要素成為新的生產力，直接表現為鄉村旅游?森林康養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此同時，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與聯合為紐帶?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立體式復合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加速形成。
我國農業農村70多年的建設實踐，詮釋了不斷對傳統農業改造，不斷通過新技術?生產要素的創新組合形成新的生產力，不斷深化體制改革?經營體系嬗變形成新的生產關系，激發農業發展潛能的歷史過程。
三、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農業實踐活動取得的成果基礎，例如技術儲備?組織準備?產業預備都為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創造了有利條件與新機遇。而現實條件的約束?各種要素的錯配則導致由“量”向“質”轉化過程的不同步與非均質，對新質生產力的涌現形成制約。
(一)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現實基礎
當前，我國現代農業發展進程中技術不斷進步，產業融合不斷深化，新模式?新業態加速形成，呈現由依靠傳統要素投入的累加式增長轉向高質量要素投入與科技驅動的乘數式增長趨勢。農業發展“由大到強”已初具現實基礎，農業生產力發展處在由“量”向“質”的突變階段。
1.農業新科技是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原動力
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由2000年的35%升至2022的62.4%，農業科技創新整體水平已邁入世界第一方陣。其中，良種對糧食增產?畜牧業發展的貢獻率分別為45%?40%。農業自主科技能力增強，主要表現在: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超過95%，畜種主要核心種源自給率超過75%;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由2012年的57%提升到2022年的超過73%，三大主糧小麥?玉米?水稻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分別超過97%?90%和85%。在基礎研究方面，2018年至2022年，我國農業科技論文發表30多萬篇，申請發明專利數達到57.67萬件，均位居世界第一;動物營養與飼料?作物有害生物防控以及生物農藥三個領域競爭力排名世界第一。我國建成了海南?甘肅?四川三大國家級育種基地，南京?太谷?成都?廣州?武漢五個現代農業產業科技創新中心，這些有效緩解了農業“卡脖子”問題，增強了農業自主研發能力。我國農業發展方式已實現由要素依賴型向科技驅動型轉變。
2.農業新模式是創新要素組合催生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具體表現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續推進，承包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的“三權分置”，為建立土地流轉要素市場，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創造了基本條件。農業組織方式加速演變，催生了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截至2023年10月，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達到221.6萬家，組建聯合社1.5萬家，家庭農場名錄系統填報數量超過400萬家。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發展迅速，截至2023年末，全國從事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組織數量超過107萬個，服務面積超過19.7億畝次，覆蓋小農戶超過9100萬戶，實現了高效?便捷?全程化服務。
3.產業升級融合形成新業態是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
智能化的機器人?物聯網?自動化裝備?大數據技術等新型勞動工具相繼應用，持續推動農業改造升級。“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數據要素兼具乘數效應與網絡經濟效應，能有效激發新質生產力帶動農業農村發展的潛力。在生產端，北斗衛星系統?高分辨率“高分六號”衛星投入使用，支持農業遠程操控?無人化作業?農業物聯網?精準農業投入等技術在農業生產過程的普及應用。全國安裝北斗終端農機已達220萬臺，植保無人機總量近20萬架，年作業面積突破21億畝次，作業效率和精度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先進設施農業技術的應用，突破了作物生長中的自然環境約束，推動傳統農業作業方式加速迭代。在消費端，互聯網電商在農村領域快速鋪開，為農副產品開辟新的銷售渠道。新的生產要素打通了農業產業鏈，開辟了生產力發展由累加式向乘數式躍遷的通道，使得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2023年，我國新建了40個特色優勢產業集群?50個國家級現代農業產業園?200個農業產業強鎮，創建了100個農業現代化示范區。
4.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標志
1979—2017年，我國農業全要素平均生產率為2.52%，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農業總產值的增長貢獻率達47.54%。具體來看，傳統要素中，土地投入?勞動投入貢獻下降，資本投入貢獻保持平衡，技術進步?規模效應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貢獻有所提高。過去40多年，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3%左右，其中技術進步占2%。我國農業已由傳統要素投入轉向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發展新路徑。
(二)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面臨的挑戰
我國農業存在結構性矛盾?要素錯配較嚴重?新型農業生產關系尚不匹配?農業人力資本不足?環境資源約束加強以及舊有觀念束縛等問題，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升，對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形成挑戰。
1.結構性矛盾與要素錯配雜糅
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呈現結構性特征，主要表現為地區間利益矛盾與供求關系失衡。地區間利益矛盾，一方面表現為南北矛盾，北方是我國主要產糧區，耕地面積占全國的64%，人口占比40.4%，水資源僅占比19%，南北之間農業資源配置失衡。另一方面表現為產糧省份與調糧省份利益矛盾，產糧大省承擔著糧食保障義務卻很難從中獲益，土地用途制約了經濟發展。供求關系失衡方面，截至2023年，我國已經實現糧食二十連豐，總產量達13908億斤，但是，人均主糧的消費量卻在下降，我國城鄉居民基本實現了從“吃飽”到“吃好”的轉變，部分人群營養過剩，肥胖發生率上升，居民食物需求正轉向“吃健康”的新階段。與此同時，許多剛脫貧山區居民仍長期營養攝入不足，肉蛋奶消費仍處于較低水平。生產端也存在供求失衡。例如，我國農機生產整體過剩，導致農機企業惡性競爭，但是山區丘陵“無機可用”矛盾仍十分突出。資源錯配造成的全要素生產率損失是我國農業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2021年，我國農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為24%，農業勞動力產出僅占GDP的6%，而美國以1.4%的農業勞動力產出總GDP的5%。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戶均經營規模7.8畝，僅相當于世界銀行定義的“小土地所有者”規模(30畝)的約四分之一，小農戶占農業經營主體的比重超過98%。無論是農村土地流轉市場，還是農業勞動力市場，高全要素生產率農戶無法有效獲取勞動力和土地，仍不足以適應規模效應要求，這導致在資本替代勞動過程中出現資本報酬遞減，進一步阻礙農業發展內生動力的形成。
2.農業經營體系與現代農業發展失調
自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以來，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龍頭企業?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等為補充的農業經營格局。但新型經營體系與現代農業發展尚不匹配，制約著農業新質生產力增效。首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市場競爭與風險承壓能力不強。以家庭農場為例，根據農業農村部最新的數據，我國共有種糧家庭農場176.5萬個，場均種糧面積148.8畝。家庭農場整體上經營規模仍較小，采用先進農業技術機會成本較高，新質生產潛力釋放阻滯。管理方面，家庭農場?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普遍沿用傳統粗放式的農業經營管理方式，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經營要求。與此同時，隨著極端天氣頻發，農產品價格波動加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抵御自然?經濟風險的能力不足也顯露出來。且由于農業生產的特點，涉農資產交易市場不健全，金融機構對從事農業的新型業經營主體融資擔保活動缺乏積極性，進一步加重了新型經營主體應對風險的壓力。其次，以農業合作社?農業供銷社為代表的集體經濟組織的作用發揮不充分。在實踐中，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往往“分”的職能發揮較充分，“統”的職能發揮不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功能弱化。小農戶?家庭農場等經營主體在生產環節?銷售環節面對大型經濟組織缺乏議價能力，面臨雙向擠壓，農產品利潤空間持續萎縮，使其很難有效融入統一大市場。最后，經營性服務與公共性服務發展不平衡。農業社會化經營性服務在農地增產?經營增效?農戶增收方面貢獻顯著，市場參與提供服務以及經營主體購買服務的熱情都比較高。農業生產活動具有公共屬性，諸如自然災害預防?病蟲害防治等領域，服務的供給?需求都略顯匱乏，使得一方面公共服務較難轉化為經營收益，另一方面面對災害風險的可能性威脅，經營主體積極應對的主動性偏低。
3.人口老齡化與人力資本不足交織
我國已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農村老齡化程度更加嚴重。相關研究表明，耕地棄耕與農村人口老齡化有關，人口老齡化使全國平均農地規模減少約4%。人力資本不足還體現在勞動力素質不高。“七普”數據顯示，我國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占比為17.21%?大學及以上教育占比僅為6.22%。農業勞動力質量不僅與農業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距，與城市勞動力質量差距也在進一步拉大。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匹配高素質的勞動者，農業農村面臨著人力資本數量與質量的雙重困境，使得勞動者缺乏創新意識與管理思維，先進技術接受度低?適應性差，限制新質生產力支撐農業發展的潛能釋放，進而使得農業生產效益降低，高素質勞動力加速從農業農村流出，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影響農民職業化?農業專業化進程。
4.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與減碳壓力疊加
高質量發展要求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農業的集約化?減量化?可持續性發展是重要環節。我國水資源匱乏，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農業是用水大戶，農業用水占總用水量的60%以上。農業生產具有環境負外部性，我國谷物氮肥利用率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20%~30%，單位面積化學農藥的平均使用量比世界平均使用量高2.5~5倍。與此同時，規模化養殖產生的畜禽糞污?病死畜禽污染土壤?水體，損害居民健康，農業面源污染已成為我國最主要的水體污染源。《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農業污染源的化學需氧量?總氮?總磷分別占總污染源的49.77%?46.52%?67.22%，在水體污染排放源中均居于首位。“大肥大水”“大進大出”的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業新質生產力要求背道而馳。此外，農業還是重要碳源，盡管我國農業領域碳排放不到總碳排的10%，但是農業碳排放總量占全球的30%，如果從農業食物系統看碳排放的占比則會更高。隨著“碳達峰?碳中和”成為經濟發展的硬約束，農業系統“碳中和”任務艱巨，農業低碳轉型迫在眉睫。
5.農業發展中新舊觀念沖突加劇
解放思想才能解放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更新思想觀念。農業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新舊觀念的沖突，許多觀念已不適應新時代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需要。一是農民政治與職業身份的沖突。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農業生產力發展要求更加專業化?職業化的勞動力隊伍。此外，社會的分化使得農民身份難以獲得應有的尊重，這不利于人才要素向農業領域集聚。二是對農業先進技術的誤讀。這集中體現在轉基因技術的論戰，諸多有關轉基因技術的陰謀論，阻礙了相關技術應用。誠然，轉基因技術可能會損害生物多樣性，但“兩害相權取其輕”，現代生物育種越來越離不開以轉基因為代表的生物技術。三是資本有害論甚囂塵上。“資本下鄉”總會關聯關于土地兼并的歷史。當代中國相較古代，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內部條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現代經濟中資本作為重要資源對農業農村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問題的關鍵并不是資本下鄉，而是資本如何下鄉，誰來牽頭下鄉，資本與農民如何形成利益共同體，忽視關鍵問題，情緒化泛談，只會“固步自封”，錯失農業發展機遇。此外，其他觀點沖突諸如“唯GDP”的政績觀與新發展理念的沖突?新舊農民代際觀念差異?農業發展長期主義與短期利益權衡等。
四、提升農業新質生產力的路徑
新質生產力需要匹配新的生產關系。202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強化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加大核心技術攻關力度，完善‘三農’工作體制機制，為農業現代化增動力?添活力”。科技驅動對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驅動則關注生產關系對新質生產力的反作用，要從思想轉變?體制深化?科技應用?經營完善?人才培養五個方面提升農業新質生產力。
(一)踐行“大農業觀”“大食物觀”，加快形成綠色生產力
加快形成農業新質生產力，需要先進思想引領。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這為發展現代化大農業提供了根本遵循。“大農業觀”立足農業整體性?系統性，涵蓋農林牧漁業，著眼于貫穿從農業種養到農產品初加工?深加工的全鏈條，重視從科技創新?技術應用到產業運營?營銷管理的全流程，在突出農業基礎性的同時，凸顯農業發展“接二連三”的特性。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是讓有利于農業發展的要素充分流通，不斷打破傳統農業產業邊界?地理區隔。未來“大農業”將延伸到營養健康?醫學和公共衛生?文化傳承等領域，形成支撐農業“由大到強”的發展新模塊。“大食物觀”立足人民群眾對農副產品多元化的健康美味新訴求，呼應農業供給側結構調整，筑牢糧食安全之基。“要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設施農業要食物，同時要從傳統農作物和畜禽資源向更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發展生物科技?生物產業，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大農業觀”立足于現代農業的產業發展，“大食物觀”則立足于人的現實需要，根本支撐是“大生態觀”。這就要求農業發展應加快轉型升級，形成綠色生產力。
農業綠色發展通常經歷三個階段:農業生產過程的清潔化?產地綠色化和產品優質化?綠色成為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具體來說:一方面要提升高標準農田建設質量，擴大規模，完善東北黑土地保護利用機制，形成土壤污染?水污染綜合管控等舉措，提升農作物秸稈?畜禽糞便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應積極探索設施農業?節水農業?精準農業?信息農業?智慧農業相關技術的應用路徑，構筑都市農業?循環農業?低碳農業等新的發展模式。
(二)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
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應在鞏固“三權分置”改革成果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制度，鼓勵適度規模經營，將土地?資本要素向“想種糧，種好糧”的經營主體集中。把激活農村沉沒資產，保障并探索農民?村集體資產受益機制作為改革重點。針對留村農民，積極總結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典型案例，歸納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有效增值的方法。針對進城農民，探索宅基地有償使用制度?自愿有償退出機制，適度放活農民的宅基地和房屋財產權益。要加強農業基礎研究和農村政策引導，不斷優化農業補貼政策，提高補貼的策略性?精準度。
我國正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外雙循環新格局。國內市場方面，要全國一盤棋統籌農業規劃，加快構建統一的農業大市場，打通省際?區域間不利于要素流通的“堵點”，探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機制?區域糧食和生態補償機制，平衡糧食生產?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間利益。國際市場方面，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前提下，要加大農業領域對外開放力度，對于非戰略性?非“卡脖子”領域，積極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進口優質農產品，豐富人民群眾餐桌;鼓勵農企?農技出海，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農業“積貧積弱”現狀，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貢獻中國力量。
(三)堅持技術研發與應用并舉，支撐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
新質生產力以科技研發為基礎，強調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我國人工智能?大數據?基因編輯等新興技術領域優勢明顯，這對我國農業發展是一次重大機遇。要加大對生物基礎學科?農業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加大關鍵技術攻關，積極部署包括“AI+農業”?“6G+農業”?農業生命科學產業，適度進行產業政策補貼，搶占農業科技產業前沿高地。科技創新向生產力的轉化，應以實踐應用為依歸。這就要求，除面向國家戰略需求?面向未來的農業技術儲備，更多的農業技術創新應當以農業生產?經營的現實需求為導向。例如，針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加劇趨勢，需要加快農業技術裝備適老化改造。盡管我國農業高水平論文?專利申請數已雙雙躍居世界第一，但農業技術成果轉化率只有30%~40%的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轉化水平。
為進一步提升我國農業技術轉化水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農業科技創新信息交流平臺，使農業科技創新信息交流平臺成為輔助涉農科研院所?高校?農企開展自主創新?技術研發的關鍵信息工具。二是積極營造容忍“試錯”的社會氛圍，可根據農業科技企業發展特征構建試錯容錯的風險預警機制，結合相關金融?財稅政策扶持創新主體，為農業經營主體充分調動內外部創新要素助力農業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三是打造農業產學研用協同創新聯盟，探索合理的科技成果轉化利益分配機制，形成“政府+企業+高校+農業經營主體”的利益共同體。同時，通過規模化的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切實將論文寫在農田里，把科技成果應用在產業上，將發展利益惠及農民，發揮農業新質生產力“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戰略支撐作用。
(四)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加速匹配新型生產關系
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以適配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回答“誰來種地”“如何種好地”等問題的關鍵。“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關系有利于穩定農業經營主體預期，是提升農業經營體系可持續性的基礎。要以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整省試點為契機，試點地區為示范，加快形成好的工作思路與方法，并積極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落地。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強調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的綜合特征，以提高農業經營效率與效益為目的。不同經營主體之間應加強合作，建立利益聯結機制，尤其要注重小規模經營主體與規模經營主體的銜接，通過縱向?橫向聯合提升小規模經營主體的市場競爭與風險抵御力。針對經營性服務與公共性服務不平衡問題，要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揮主導作用。一方面，在既有的生產服務基礎上，激發集體經濟組織活力，將規模化的經營服務拓展到其他經營環節。另一方面，探索以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核心的聯防聯控體系，精準對接政府補貼?政策，提升公共性服務供給水平。
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構建還有賴于金融保障制度的支持。建立金融機構與村集體經濟組織對接平臺，借助“互聯網+大數據”“AI+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完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信用畫像”，創新土地經營權?農民住房財產權?生態資源資產等抵押方式，探索金融機構與村集體經濟組織風險共擔?信息共享機制，進一步簡化優化融資?擔保程序，形成貫穿農業經營全過程，經營主體全生命周期的配套保障，提升金融支農的力度與成效。
(五)完善人才培養環節，筑好新質勞動力“蓄水池”
創新活動中，人才是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新質生產力需要新型勞動者，關鍵在于暢通教育?科技?人才通道，形成源源不斷的人才“造血”“輸血”系統。新型勞動者可分為三大類:一是以科研院所?高校研究人員以及企業研發人員為代表的創新型人才;二是以農業企業家?村干部?致富帶頭人為代表的管理型人才;三是以返鄉農民工?大學生以及廣大農民群體在內的實干型人才。面對農業領域的生產力深刻變革，要根據不同人才的需求和特征分類施策?因材施教，提升勞動力綜合素質。創新型人才方面，要探索符合不同地區農業發展需求的人才考評體系，完善人才激勵制度，優化科研經費使用?管理方式和科技成果評價標準。科技成果不僅要關注前瞻性，更應聚焦實用性，強調學科交叉。鼓勵科技人員走出“校園”了解市場?對接企業?服務農民，拓展科技支撐農業發展的規模與效益。管理型人才是農業領域的“關鍵少數”，在農業發展中扮演“火車頭”角色，這類人才培養應當注重組織?領導?協調等綜合能力，加強他們對國家農業政策與新發展理念的理解，激發他們的干事熱情，鍛造他們的創新思維。實干型人才方面，要破除鄉村引進人才的制度壁壘，暢通城鄉間人才要素流動，賦予他們更多的經營自主權。與此同時，完善農業人才職業教育培訓體系，推動農業專業化?農民職業化發展。總之，通過創新型人才?管理型人才?實干型人才的“三結合”形成新質人才梯隊，塑造人才綜合競爭優勢，筑好農業農村新質勞動力“蓄水池”。
作者簡介:張海鵬，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王智晨，男，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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