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中國和鄉村振興是一個宏大命題、一個歷史命題，也是一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新征程的重大命題。我國鄉村治理的根本取向究竟是什么？當前鄉村治理的核心議題有哪些？如何認識我國鄉村治理的根本取向？概括起來，從戰略導向和問題導向來看，我國的鄉村治理必須以現代化為根本取向。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目標和總命題，這一命題是從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意義上提出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不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意義上提出，而且在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意義上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也就是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僅是四個全面當中的全面深化改革，而且是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
當前，我國的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中央適時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包含多方面內容，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看，是鄉村發展和鄉村治理的有機統一，是鄉村組織、制度、文化的傳承和創新的有機結合。因此，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鄉村社會的治理，鄉村組織、制度、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構成了鄉村振興多方面的辯證關系。習總書記指出，要實現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的全面振興。這種振興應該是發展與治理的有機結合，是傳承與創新的有機結合。在這當中，發展是根本，治理是關鍵。有效的鄉村治理，會有力促進鄉村發展和振興，有效地傳承鄉村優秀文化，并且在現代化進程中創造出新的鄉村文化，賦予鄉愁以現代化取向的新內涵。
因此，從國家戰略來講，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的總體導向，是現代化的導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二個百年，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歷史階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該更加明確其中國式現代化取向。這就是說，我們的鄉村振興和治理，不是要回到自然經濟形態下的小農經濟，而是應該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上推進和發展。在現代化發展意義上留住鄉愁、弘揚鄉愁、創新鄉愁，構建現代文明的新形態。由此可見，鄉村治理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需要，也是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趨勢。
同時，我國鄉村治理發展也來自于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實踐需求。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鄉村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農村社會結構正在急劇變動。鄉村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城鄉的身份結構都產生了很大變化，農村出現了空心化和人口的老齡化。鄉村土地和人、生產要素與人的結合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和職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變化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村莊作為治理單元的傳統組織，正面臨著結構性重組的沖擊。其二，農村治理體系受到新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不斷的開放、改革，治理體系也在不斷的提升和優化。同時，農村的流動性正在加大。原有的鄉村社會熟人關系和基于熟人社會的治理規則受到強烈沖擊。傳統的治理主體、制度體系和流程技術，難以適應新的鄉村結構性變化的新情況。其三，農民思想觀念發生顯著變化。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和人口流動的條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變化，農民的傳統觀念正在為新的、現代的、開放的觀念所代替。市場的平等、自主和契約觀念逐漸取代傳統的鄉土意識和鄉土觀念，新的市場倫理逐步取代傳統的倫理。面對這種情況，鄉村治理的思想、意識和心理，或者換言之，鄉村治理的社會資本的更新和建設，已經成為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的重要命題，而鄉村治理的現代化，則是這一命題的取向答案。
由此可見，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取向，一方面產生于國家戰略和政策導向，另一方面形成于改革開放40年來鄉村社會結構、治理體系和社會資本變化的現實需求。
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已經取得了相當成就。在特定意義上可以講，沒有鄉村治理制度的變革，就談不到鄉村治理能力的變革；沒有鄉村治理制度和能力的變革，就談不到鄉村的改革發展；沒有鄉村的改革發展，就談不到鄉村振興甚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鄉村治理現代化取向的改革和發展，對于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決定性和基礎性。在鄉村振興和鄉村發展中，可以用鄉村治理現代化作為標尺來衡量，當然，形成治理和鄉村振興也可以采用其他多方面指標來衡量，不過，鄉村治理現代化應該是所有指標中的基礎性指標。
面對新階段新形勢，在現代化發展取向上，我國的鄉村治理面臨如下核心議題。
第一，組織建設問題。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事業。在這其中，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講，要進行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推進中國式的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首要的問題也是核心問題是鄉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問題。十八大以來，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十九大以來，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但是，也應該看到，當前鄉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還存在著弱化、虛化和邊緣化的問題。如何提升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領導力、組織力和治理能力，是進行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制度建設問題。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屆四中全會，國家治理現代化戰略命題包括“兩個現代化”，一個是治理體系現代化，一個是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鄉村來講，治理體系現代化，就是鄉村治理制度建設和完善問題，它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之間相輔相成。不過，國家治理能力，實際講的是國家治理體系和制度的執行能力，它不是孤立的能力，也不僅僅是治理主體的素質測量，實際是治理主體對于國家治理制度的執行力。因此，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根本上是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鄉村治理制度執行力建設問題。
那么，如何適應鄉村振興戰略，立足于發展與治理的有效結合來進行鄉村制度建設，這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發展中要思考的突出問題。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雖然鄉村經歷了長期的制度改革，其中很多制度改革甚至構成了中國改革的起點和基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要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我國的鄉村仍然存在著大量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的制度。比如說，農村的土地所有制與市場經濟機制的兼容問題；村民自治制度怎樣實現全過程民主的問題；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怎樣更加深化改革的問題；鄉鎮級政權組織和村級自治組織怎樣有效對接的問題；鄉村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制度，與鄉村其他治理主體之間聯系和互動的機制如何優化的問題，都是制度建設的問題。
第三，鄉村文化建設問題。傳統的中國農民是個體農民。建國以后，國家主要是通過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和集體化，實現了農村經營組織和制度改革，把農民組織起來。在這其中，首先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實行。改革開放以后，實行村民自治，農民進入到自治組織當中，以自治組織的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市場經營主體，其個人權利意識得到增強，公共意識相對淡漠。面對我國農民思想意識急劇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行為變化，鄉村公共治理和社會矛盾的化解、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和方式的改革優化，是需要關注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四，利益分配和共同富裕問題。鄉村實現全面小康的背景下，需要積極推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目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鄉村發展和鄉村治理的核心命題。共同富裕必須建立在富裕的基礎上，當前，實現農民脫貧以后，更加需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升發展質量。與此同時，如何立足于鄉村振興，通過三次分配機制，實現鄉村共同富裕，需要鄉村治理的制度設計和創新。這就對鄉村治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對這些議題，鄉村治理應該采取什么路徑？
第一，在鄉村振興中加強和優化黨的領導。在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中，需要進一步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優化黨的組織建設，提升黨的政治建設和紀律建設。在鄉村振興和治理的總體格局中強化和優化黨的領導，要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構建多方協調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和機制。
第二，在新階段推進和完善鄉村自治。在新時代新階段推進和完善鄉村自治，需要在黨的領導下，完善和深化村民自治體系，將村民自治與黨和政府對于鄉村的有效治理有機結合起來。鄉村振興實現鄉村的高質量發展，鄉村自治也要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高質量的治理。
實現高質量的治理，要強化法治保障。國家的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治理戰略轉化為鄉村治理效能，尤其要通過法治的途徑；通過法律制度有效實施，將鄉村治理納入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總體戰略，使得鄉村治理法治化、制度化和規范化。
實現高質量的治理，也要提升鄉村的德治水平。這就包括：發揮道德引領作用；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優秀要素；培養趨向于現代新的鄉風；提升村民的道德素養，健全道德獎懲機制等等，使得現代道德規范能夠得到有效實施，不良風氣能夠得到有效遏制；進一步調整和完善農村治理制度，優化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務機制；構建進一步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分配制度和機制，實現城鄉人民共同富裕。
總體來講，在新時代新階段，在黨的領導下，鄉村治理要走中國特色的鄉村善治之路。“三治融合”體現的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在鄉村治理中的“三統一”，以此來建設我們美麗、和諧、富裕的新鄉村。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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