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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孝德:鄉村振興是又一次回鄉趕考

[ 作者:張孝德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4-10-28 錄入:王惠敏 ]

內容提要: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面對鄉村全面振興這一重大課題。鄉村決定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明之根的鄉村,蘊藏著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決定了鄉村振興是新時代一次對中國共產黨的考試。如何認識鄉村、如何解決好鄉村問題,是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堅守本源的深刻檢驗,要堅決摒棄西式鄉村發展模式,轉而倡導農民返鄉創業、鄉賢反哺故土,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復興圖景。驅動鄉村全面振興最根本的動力源自富含情感溫度的良心,即全心全意服務于人民的根本宗旨。實現鄉村全面振興還要求智慧地把握并妥善處理道與術、實有與虛無、無為而治與有所作為之間的復雜關系,以此激活并引導鄉村振興的內在活力與創新潛力。

關鍵詞:鄉村振興  鄉村治理  土地資源  人民  智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的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出發進駐北平。在進京前,毛主席與周恩來有過一段對話,把當時進京看成是一次趕考。當時毛主席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到今天為止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通過了進城趕考。

70多年前進城趕考是考什么,考的是黨心。就是進城之后的中國共產黨,不能忘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進京之前的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出的兩個務必,就是為進城趕考出的考題。

如果說70年前的趕考,是從農村到進城的趕考,那么70多年后的今天,在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黨的二十大提出走中國式新文明之路的大背景下,時代為當今中國又出了一道挑戰性考題,這次趕考的考場,不在城市在鄉村,所以將其稱為下鄉趕考。

雖然時代變了,但是今天的中國所處的大環境與70多年前非常相似。7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進城,是經歷了28年的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巨大勝利、實現了中華民族獨立的時代背景下,毛主席以高瞻遠矚的大智慧和冷靜洞察力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向全黨提出了兩務必。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當今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當今中國成為世界上的制造業大國,是世界經濟總量第二大國,成為城市化率達到60%以上的現代化國家。如果說70多年前,奪取全國的勝利,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那么,取得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當代中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同樣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因為,黨的二十大提出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一條前無古人的創新之路。如果說毛澤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新中國的使命,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建立一個屹立于當今世界的富強的中國,那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啟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則是要建立一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為世界能夠做貢獻的文明的中國。

邁向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中國,就像當年進城中國共產黨一樣,同樣面臨著大變局、大轉型、重建新文明的挑戰與任務。在目前遇到的挑戰與考驗中,難度最大、困難最多而且對全局性影響最大的是鄉村發展。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講:“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

鄉村決定中國基本國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明之根,蘊藏著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力,所以說鄉村振興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又一場考試。

70多年前進城趕考,考的是黨心,今天的下鄉趕考考的仍然是黨心。具體來講,如何認識鄉村、如何解決好鄉村問題是新時代對我們的初心、良心、慧心的考試與考驗。

一 鄉村振興是新時代對不忘本初心的考驗

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就提出了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的教育。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發現,不忘初心的教育,絕不是坐辦公室和教室里接受的理論和概念教育。在當代中國,衡量初心是否未變的最大標志,是我們是否忘記了鄉村。

鄉村是中華文明之根、中國文化之源、是中國人的共同故鄉,是中國革命發源地,也是中國革命與中國改革策源地,面對這樣的鄉村,我們不得不講,忘記了鄉村是最大的忘本。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初步建立一個世界第二經濟體的經濟強國,實現了從一個鄉村主導的國家向城市主導的現代化國家轉變,但為此付出最大的代價,是千年文明鄉村面臨凋零、蕭條、甚至瀕臨消亡的危機。

正是基于如此嚴峻的問題,黨的十九大不僅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且將其定位于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什么是重中之重,就是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就是地方一把手要抓的大事,就是要成為每一個黨員干部日思夜想的事;就是眼見鄉村一天比一天凋零、瀕臨消亡的情景,就像我們看著父母重病在床,日不思食,夜不能眠。

然而,在有些地方的現實是,感覺不到有這種情況存在,不要說重中之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心目中,連比較重要的位置都沒有。大家還是在忙于招商引資、城市發展、GDP等那些事。在媒體上,頻繁地看許多地方一把手,為了地方的招商引資發狠話:“誰動企業的位置,我就動他的位置”,聽到書記為房地產站臺,鼓勵農民進城買房。卻很難聽到這樣的狠話,“誰敢損壞農民的利益,我就動你的位置”,“誰敢拆掉鄉村,我就拆你的房子”。

不僅聽不到這樣的狠話,看到的現實卻是,目前各地出臺的“十四五”規劃中,其雄心勃勃的目標,仍然是如何提高城市化率。于此相對應的,鄉村學校繼續在拆并,雖然中央下令禁止拆并鄉村,但許多地方暗度陳倉,以鄉村整治、規劃為名仍在搞拆并。表面看起來轟轟烈烈的鄉村振興的背后,是片面的為我所用的思維,利用鄉村振興的政策,謀算鄉村的土地資源為城市化服務。利用鄉村振興,暗度陳倉謀算鄉村僅有的土地資源,不僅有地方政府,還有不同利益集團組合,這些利益集團組合有來主張私有化的專家學者提供理論支持、有逐利企業提供資本、有追求城市化率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三種力量合謀形成了一個“大力推進”鄉村振興的集團,打著鄉村振興的旗號,正在向鄉村進軍。

在這樣一種力量的作用下,鄉村振興正在演化為:幾個試點的鄉村振興;極少數能夠發展產業的鄉村振興;大部分鄉村可能會因為不具備振興條件,未來被視為自然死亡的鄉村,然后名正言順地被拆并。按照這個邏輯走下去,未來能夠留下的鄉村將會很少,大部分鄉村將會成為大部分農民回不去的鄉村。他們的村莊將會成為資本投資樂園、新地主莊園、現代化的大農場。

這樣的推理不是空穴來風,筆者頻繁地看到許多地方政府出臺的鄉村振興規劃中,對建設美麗鄉村的規劃,就是要把當地的鄉村建設成為莊園式鄉村、花園式鄉村、農場式鄉村。要知道,這樣的鄉村已經不是中國式鄉村,而是西方式鄉村。因為從古希臘、古羅馬一直到西歐中世紀的鄉村,不是農民的鄉村,而是奴隸的鄉村、農奴的鄉村,屬于貴族和大地主領地的莊園鄉村。所以從古希臘、古羅馬、到中世紀的鄉村叫莊園。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之后,莊園里的農奴才變成了自由的農民,但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的鄉村也不是農民的鄉村,而是逐步變成了資本控制的農場化鄉村。

今天看到在一些專家學者與官員心目中,未來中國鄉村的樣子不是中國式的田園風光的鄉村,詩意棲居的村莊,農民自治的家園,有中華民族共同信仰、共同精神家園的鄉村,而是美國式的農場化農村、西歐式的莊園式農村、荷蘭式的大花園的鄉村。按照這樣一種西方式鄉村樣式來搞鄉村振興,自然最需的不是鼓勵農民返鄉、鄉賢回鄉,而是資本下鄉,新地主回村。

這些現象離初心已經很遠。鄉村是考驗初心的試金石,如果在鄉村問題上,初心考試過不了關,鄉村振興就會向邪道上滑行,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失去的不僅僅是鄉村,更是中華文明之根,是黨心和民心。

二 鄉村振興的原動力是如何找回良心

初心源自良心。要找回初心,需要從找回良心開始。什么是良心,按照儒家經典,就是人性中本然具有的善良心性。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講:“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孟子講:“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良心就是來自人性同情之心、由此生發的孔子所講的仁愛之心。

在對待人性的問題,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人性論。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論,形成了中國古代的德治文明。于此相對應,西方從人性本惡出發,形成了西方的法治文明。中國傳統的德治,用道德與情理調節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親情關系,現代西方的法治,是用理性與法理調節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有距離的契約關系。

最近幾十年,我國學習引進了西方的法治,這無可非議,隨著中國從鄉村主導的熟人社會向城市主導陌生人社會的轉變,需要導入適應于現代社會的法治。問題是在學習西方法治的同時,走向了極端,逐漸扔掉了傳承幾千年的德治。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治理正陷入一個只認法理、不認情理,只認金錢,不講良心,只講權利、不講道德的缺乏親情溫度、越來越冷漠、自私無情的困境。在疫情防控中集中暴露的許多民眾抱怨的治理問題,就是值得反思的這種無情社會治理的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傳承千年、源自良心調節的社會治理與發展功能正在喪失。僅靠單極化的法治,傷害最大的是鄉村和農民。中國鄉村社會是一個基于人性本善的親情互助的社會。目前,鄉村流失的不僅僅是人,更是鄉村社會善治的良心道德,修復鄉村社會善治是鄉村振興的頭等大事。不僅是鄉村社會善治正在中斷流失,最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鄉村振興做法上,也嚴重缺乏基于良心的善治之心。也許有人認為不是這樣,最近十多年來,政府為農村修路、發展產業、扶貧做了這么多事,難道這不是政府的善舉嗎?

對此的回答是,從結果看是善舉,但從做這些事的初心看,不見得是善舉。因為,判斷善舉一個重要標準,是出于什么的心。最近十多年,為鄉村確實做了大量的事,但做些事,是出自一個自以為感覺越來越好、越來越現代化的理性化政府的心。最近幾十年搞市場經濟,學習西方法治,一個最大進步就是學習了西方的理性,不可否認正是來這種理性釋放的力量,將中國導向了現代化軌道。

但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政府越來越理性化的同時,越來越變成了缺乏溫度、缺乏情感,只懂法理、不懂情理,相信技術,不懂文化的政府。這樣一個理性化政府,對于建設法治社會、高效率發展是經濟是需要的。但對于鄉村振興而言卻遇到了許多障礙。這就是我一直講的,不要用治理城市的思維治理鄉村的原因所在。

由此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做了那么多事老百姓卻沒從心里買賬,為什么會出現吃著肉罵娘的現象。有一年,我到貴州講課,當地政府的一位官員就給我提出了問題。他說:張老師,扶貧工作為農村做了那么多事,發現老百姓并不感恩買賬,準備對農民開展感恩教育。我的回答是,群眾不感恩,不是群眾的問題,是在農村工作中,缺情、缺感恩之心造成的。教育群眾先要反思與教育自己:為農村做的大量工作,究竟是懷著對農民的反哺感恩之心,還是高高在上的傲慢之心;是出于為人民服務的真心,還是出于施舍之心?忘記了中國古人堅信的人心換心的規律,以無情的理性思維,像機器人一樣,為了完成考核政績、按照規定的動作、程序做鄉村工作,則老百姓回饋給你的也是理性的、無情的。

不要低看中國的農民,也許在你心目中,你認為是他們的父母官,但是作為中華文明創造者的中國農民,作為為中國革命和中國改革作出巨大貢獻的農民,他們心里像明鏡似的,他們知道他們才是我們的父母。所以毛主席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鄧小平同志講“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習近平主席講“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中國社會富有了,不缺錢、不缺技術,卻忘記了我們是人民的兒子,反而誤認為,這都是政府自己的功勞,高高在上,傲慢十足,官僚滋生。由此把扶貧變成了施舍,顛倒了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以如此之心,搞鄉村振興,無論有多少錢、做多少事,都很難感動農民。

今天值得反思的是,革命年代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得到了民心?要知道鄉村振興如何搞,先不要往國外跑、看西方人怎么搞,最需要的先看看的是,中國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是怎么動員了群眾、感動了群眾、讓農民為革命獻身的。在今天被物質主義格式化思維的時代,也許有人會認為,當年共產黨在農村做工作,也是通過物質的力量動員群眾的。不錯,中國共產黨所到一處,要做一件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如果物質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今天給與農民的物質比當年打土豪分田地要多得多,為了什么沒有把農民動員起來?其實,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做的不是一件單純的物質的事,其背后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的真心,正是這顆真心,感動了農民。才使得中國革命期間,從物質上給于農民的是“1”,而農民回饋給中國革命的是“10”。農民得到的是幾畝土地,但他們奉獻給革命是他們的全部、甚至是他們的生命。

當年中國共產黨與農民的關系,不是一種單純的物質交換關系,而是心與心的相應釋放出巨大精神能量,變成了物質力量,才打敗了國民黨。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打天下的秘訣。這才是當年人民戰爭的秘訣,需要今天重新學習。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鄉村振興需要一批懂農業、愛農民、愛農村的“三農”工作者。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忘記了這句話的重要性。自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以來,出臺了許多鄉村振興政策,各地也召開了各種各樣的鄉村振興培訓班,還有各路專家學者蜂擁而至搞鄉村研究。在如此眾多舉措中,很少看到有關于鄉村振興需要什么初心、良心的內容。出臺的很多東西大多是產業、技術、資本等物質層面的東西。

今天搞鄉村振興缺情、缺溫度、缺心,出現這種情況,不是誰故意要以惡意害農民,其深層原因是價值觀發生了變化,思維方式發生了變化、接受了人性本惡的西方人性論、不相信中國幾千年前提出的人性本善,所以相信治惡的法理,不相信源自良心的情理。

這顆被物質化而缺情和溫度的心,使得對資本和市場力量的相信,超過了對農民和鄉村自組織力量的相信。忘記了鄉村是一個基于熟人社會的親情社會,農民作為中國文化的守護人,他們等待是尊重他們、感動他們的心,而有些人卻把鄉村看成愚昧落后的地方,走了相反的道路,基于文化下鄉,法治下鄉、資本下鄉的思維來改造鄉村。

鄉村才是中國人的故鄉。今天在追求西方現代化時,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沒有把鄉村當成自己要回去的家園來建設,而是把鄉村變成另一個創造GDP的地方來對待。如此開展鄉村振興,無法生發出對鄉村的感恩之心、懺悔之心。鄉村振興的最大原動力是有情感、有溫度的良心,這里的良心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心,這是民心對我們出的考題,下鄉趕考要合格,就要感動民心。

三 鄉村振興需要激活我們的慧心

鄉村振興另一個重大的挑戰與考題,就是如何激活我們的慧心。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智慧”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但對智慧的認識存在很大的誤區。如目前頻繁使用的智慧城市、智慧農業、智慧校園、智慧園區等,把智慧看成了利用現代數字化技術提供的解決方案而已。按照這個邏輯,西方人比中國人更有智慧,因為數字化技術源自西方、西方更有優勢;按照這個邏輯,現代人比中國古圣賢更有智慧,因為古人沒有現代化數字技術;按照這個邏輯,城市人比農村人更有智慧,因為城市是數字化技術的創新之地。

大家都在大講智慧,卻不知道智慧是什么,導致了今天在對智慧一詞的濫用中,反而離智慧更遠。什么是智慧?智慧是中華民族獨特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這是一種探究萬物本源、從根上尋找解決方案的系統性、整體性、辯證性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也被稱為中國式求道、悟道、得道的悟性思維。智慧求的是道,不是術。當今最大誤區恰恰是,把術當成道,失道而術邪。導致在求智慧路上,迷路盲求,偏道而行,反而離道更遠。

《道德經》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華民族智慧,源自古老農耕生產方式,中國古老的農耕就道法自然的農耕。中華民族的智慧源自自然,自然才是智慧的老師。作為中國智慧結晶的《易經》《道德經》、儒家經典、《黃帝內經》等經典,都源自天地人的太極思維方式。而天地人正是農耕生產所需要的三大要素。所以,古老的農耕生產,不僅是生計之源,也是中國智慧之源。

之所以生活在知識過剩而智慧缺失時代,就是因為在天人對立的自然觀下,人與自然的聯系被隔斷了,使探索智慧之路受阻。與此同時,為征服自然形成的知識與技術,使得現實逆天道而行,離智慧越來越遠。鄉村作為離自然最近的地方,作為中國智慧的發源地,決定了21世紀中華民族尋求的智慧之路,就是回鄉的趕考之路。鄉村振興是一件需要用智慧做的事,同時也是找回智慧、傳承激活中國智慧的過程。

要讓鄉村振興回歸到智慧之道上,目前亟須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道與術的關系

鄉村振興最需要的是道,然后才是術。搞城市建設需要的是理性、知識、技術與資本。這些東西大部分是近代以來從西方學習到的東西。迷道而術邪,村有村的道,城有城的路,如果按照建設城市的思維搞鄉村振興之道就會走偏。目前恰恰最需要反思就是,不能用建設城市的術思維,搞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最需要文化、智慧與教育,然后才是知識、技術與資本。中華五千年文明留下的文化遺產在鄉村,所以,文化是鄉村的魂,也是鄉村振興急需活化的最大資源。保護、活化傳承鄉土文化,是鄉村振興之道,偏離文化的鄉村振興是失道的振興。承擔著中國文化傳承與修德開慧功能的鄉村教育,是一個承載多重功能的教育體系。中國幾千年的形成的鄉村教育體系,包括修德做人的禮樂教化、文化傳承的信仰教育、天地合一的智慧教育、修心齊家的耕讀教育、文化知識的私塾教育、道法自然的農耕技術教育、手工藝傳承教育等。正是這樣一種系統而完善的鄉村教育體系,承擔了中華文明與文化永續傳承的重大使命。這是一種世界上少有、最具中國特色教育體系。

然而,目前面臨的現狀是,傳承幾千年的鄉村教育體系瀕臨崩潰。如何修復與振興鄉村教育,應該是鄉村振興第一大事,是衡量鄉村振興是否上道的大事。然而,現實是,鄉村教育振興不僅未被列入鄉村振興之中,而且許多地方的撤點并校還在以各種方式進行。如何處理道與術的關系,也關系道著中國未來農業發展走什么道的大問題。西方式的現代化農業,是基于天人對立自然觀,運用工業化技發展的現代化農業。這是一種市場化、資本化、私有化的農業,這樣一種農業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去鄉村化、排斥勞動、土地集中、生物多樣化遭到破壞的過程。如果未來中國現代化農業也要走這條路,那么這將是一條徹底切斷人與勞動,人與自然鏈接的農業,也是讓中國文化與智慧斷根、中國鄉村走向名存實亡的農業。我們所需要的中國式現代化農業,一定是基于重新修復人類與自然的聯系的這個大道,找回中國智慧的農業,而不是脫離這個大道,以單純技術為最優的現代化農業。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在道上錯了,技術越優,則偏道越遠。

(二)無與有的關系

目前流行價值觀與認識,認為是有形的東西比無型的更重要。按照這種價值觀,自然認為滿的城市比空的鄉村更有價值,技術創新的城市比蘊藏著文化的鄉村更有價值等。在這種價值觀的作用下,在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中,我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認為,產業、經濟、技術、資本、土地等有形的要素看的更有價值,對鄉村文化、教育、歷史、傳統等無形的東西不上心,甚至還在毀壞。然而,不能忘記有生于無、無形的東西更有價值是中華民族一直恪守的價值觀。《道德經》講的也是無中生有的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也是指鄉村在文化、歷史、精神等無形價值方面的貢獻和作用。從目前流行的有比無更有價值的思維看城市與鄉村,就會認為空的鄉村就是沒有用的鄉村,那個滿的城市才有價值的城市。用中國有無的辯證智慧看,恰恰是滿的城市才面臨滿則虧的諸多危機與風險,而空的鄉村恰恰是蘊藏著妙有的鄉村,是否極泰來的鄉村。今天從單純的物質思維和經濟主義出發,看到的是許多空心村、一個個沒有價值的鄉村,其實,從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和精神信仰看,空心村并不空。那里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記載著中華千年文明的記憶,蘊藏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密碼、能量和動力。鄉村蘊藏著城市沒有的、決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如果說城市經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經濟基礎,而鄉村蘊藏的文化與精神則決定著中國式文明的高度。總之,如果不能以無中生的智慧搞鄉村振興,那么鄉村振興就會嚴重走偏。

三)無為與有為

無為而無不為,是老子留給中國人治國智慧。《道德經》主張無為而治之道,是基于天道的原理。中國古圣賢發現,天地是一個無主宰的、生生不息的自組織運行體系。正因為天地對萬物采取了不主宰、任憑萬物自我生息的無為之道,才使萬物能夠生生不息。對于遵循天道的無為而治,孔子也有同樣的觀點,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認為,天沒有發號施令,四季運行循環不已,而百物生長不息。幾千來中國古代社會對鄉村社會的治理,采取的是皇權不下鄉的無為治理之道。就是因為鄉村社會是一個自組織社會。鄉村社會就像生長在大地上的植物一樣,是一個物質與精神自足的多樣化、分布式的社會組織。而城市,特別是現代化城市,則是利用現代技術,標準化、規范化生產出來的無生命產品。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對待鄉村治理,決不能以治理城市、建設城市的思維搞鄉村振興。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今天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上,有些地方反而采取比管理城市更有為的治理。因為我們把鄉村看得比城市低,認為鄉村比城市更需要改造,更需要為鄉村輸入現代化治理。在這種思維的作用下,自從十九大以來各地出臺的一系列鄉村振興方案與舉措,均屬于強勢政府的有為之舉。

我們對外生的政府、市場、資本的力量的依賴與相信程度,遠大于鄉村的自組織、農民的主體性、文化凝聚力的依賴和相信。我們寄希望于政府管控、市場的調節、資本的投資這些外在的力量實現鄉村振興。而將激活鄉村文化、修復鄉村教育、尊重農民的主體性、相信鄉村的自組織能力等內生的東西,放在了次要的位置,甚至是以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把這些東西作為概念,寫在文件中,掛在嘴上,而真正落地實施的,還是那些外生的東西。我們出臺的許多政策,缺乏調研,一廂情愿、不接地氣、不合實際、不入民心,使許多投資到鄉村的資金、實施的政策大打折扣。由于道走偏了,用力越大則偏頗越大。

無為而治,不是絕對不管理,而是需要像農民種莊稼一樣的園丁智慧。農民的任務是為糧食生長創造外部條件,包括耕地、除草。糧食生長是植物自己的事,農民既不能握苗助長,也不能不管。要做的就是按照節氣進行春種、夏長、秋收、冬藏,去做有為的事。鄉村振興急需我們以農民種地的思維來管理鄉村,而不要用現在的管理工廠的方式,用標準化、全流程、全控制思維來管理鄉村。

四 初心、良心、慧心匯集起來就是全心全意

無論是初心、良心還是慧心,合起來就是一個心,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心。人民至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是概念,不只是寫在文件上、講在嘴上的東西。鄉村振興這個難題,是新時代對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命的一次考驗和考試,這個考場就是鄉村,這個考卷的出題者就是人民中的農民。

鄉村有乾坤,事關天下事。鄉村趕考,解決的不是單純的鄉村問題。鄉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讀懂了鄉村,才能讀懂中國。鄉村振興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自我革命。在城市不僅生發不出自我革命的動力,幾十年的城市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反而使我們在這里容易迷失初心、丟掉良心、失去慧心。

失道求諸野。道在低處,道在鄉野。鄉村振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尋道、入道、悟道、得道的大事。自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戰略,已經再度將中國導入正道。但是在如何悟道、入道踐行的層面上,由于受幾十年來甚至是近百年來西方式思維的影響,存在巨大慣性,我們容易在原來的道上滑行而不知。

讓鄉村振興上道,是對近百年來追趕西方現代化形成的慣性思維的挑戰,是對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形成的西化思維的挑戰。鄉村振興是中國又一次改革的新起點,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再度覺醒的思維方式革命,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再度回到鄉村的自我革命,是一次下鄉趕考。這次考試,不是知識考試,是讓心覺醒、讓智慧激活的考試。

 

(作者單位:張孝德,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部;鄉村發現轉自:《鄉村治理評論》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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