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傳統農業社會要素的農業農村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具有整體性，統稱為“三農”問題，同時它們又是相互區別、各有特點的問題。從時間序的角度看，現代化是由不同時間段構成的過程系統，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在不同的時間序列中的表現有所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方略加以解決。中國的現代化既有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中國特色。在中國現代化的早期，農民的生存和積極性成為突出問題，主要通過革命和改革加以解決。在現代化中期，城鄉發展不平衡和農村發展不充分成為突出問題，通過鄉村振興加以解決。在現代化后期，改造傳統農業成為突出問題，通過農業現代化加以解決。只有從時間序的角度，才能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如何表現的，以及是如何通過相應戰略依次解決的。
關鍵詞：時序性；“三農”問題；中國式現代化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一個整體，統稱為“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既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又是相互區別、各有特點的問題。現代化是一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分為不同階段，每個階段面臨的問題有所不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是在一個農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里開啟的，既有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中國特色。本文從時序性視角出發，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置于現代化的不同階段考察，發現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在不同階段處于不同位置。解決“三農”問題在不同的時間段各有重點，并以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為序依次破解。從時序性視角出發有助于更為精準地認識不同階段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不同表現，更好理解不同階段解決“三農”問題的重點思路和對策。
一、問題提出與分析視角
農業農村農民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物和核心要素。在傳統農業社會，有農業農村農民，但沒有構成“問題”。農業農村農民作為“問題”的產生和存在，是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化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變革過程。在這一歷史變革過程中，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產物的農業農村農民成為現代化需要面臨和解決的問題，解決的狀況直接關系到現代化進程。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重大問題，受到廣泛關注。但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一個整體統稱為“三農”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提出并沿襲至今的。在這之前，我國的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很少直接用“三農”問題，更多的是分別使用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
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分別展開考察，有重要認識價值。首先，農業、農村和農民是不同的詞語，有特定的涵義和指向。農業是人類與自然交換產生的產業。現代化進程開啟后，有了工業和服務業，農業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被稱為第一產業。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中，產生了傳統農業能否像其他產業一樣發展的經濟問題。農村是農業人口居住的地域，與現代化相伴隨的是城市化，農村人口向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轉移，產生了城鄉差別，傳統農村成為一個能否與城市一樣發展的社會問題。農民是從事農業生產和居住在農村的人群。現代化進程開啟后，產生了工人和市民等新興人群，產生了農民與其他群體之間的差別及利益關系，傳統農民成為一個能否與其他群眾一樣發展的政治問題。因此，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具有不同性質的問題。
其次，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具有不同性質的問題在現代化進程的不同時段的表現不一樣。我們可以通過領導人著作中“農業、農村、農民”三個詞出現的頻率來看（見圖1）。《毛澤東選集》第1—4卷和《鄧小平文選》第1卷為1965年之前的著作，《鄧小平文選》第2、3卷是1977—1992年的著作，《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4卷是2012年以后的著作，第一個時期的“農民”一詞出現的頻次最高，第二到第三個時期的“農村（鄉村）”一詞出現的頻次最高。領導人的著作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農業、農村、農民三個詞出現的頻次不同，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一定時期黨的工作重點。
最后，農業農村農民既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又相互區別、各有特點。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既要從整體上加以認識，又要適當區別，以把握不同時段“三農”問題的不同表現、特點和走向。毛澤東、鄧小平著作中，“農民”一詞的出現頻次較高，反映了中國現代化早期的農民問題特別突出。中國共產黨正是著力于以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解決農民問題，才獲得并鞏固了國家政權。在現代化正處于中期的當下，因城鄉差別而產生的農村問題特別突出，國家因此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而在現代化后期，農業問題仍然存在并有待破解。
長期以來，“三農”問題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學術概念被使用時，人們對“三農”問題的差異性有所忽視。其重要原因是沒有將“三農”問題置于整個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階段加以考察。不同階段是時間維度，時間是物質運動變化的持續性、順序性的表現，包含時刻和時段兩個概念。時間是由過去、現在和未來構成的，人們通常以“時序性”表達時間在不同階段的特性。海德格爾從存在與時間的哲學角度闡述了時序性概念，他提出“時序性意指時間性，只要時序性自身作為存在領會和如此這般的存在論的可能性條件而被納入主題”，“只要時間性作為前存在論的存在領會和一般的存在論領會起作用，我們就把時間性命名為時序性”，“時序性就是如此這般的時間性的最源始的時間化”，“同時，海德格爾認為此在之時間性和存在之時序性都是域性的”。海德格爾對時間序的定義為我們提供了啟示：時間是一個過程和時段，此時間的存在與彼時間的存在有所不同。“時間序”將時間區分為不同的序列，通過排列組合，形成由不同時間單位根據一定序列構成的時間系統。在這一系統中，不同的時段具有不同的特性，人們在不同時段中面臨的問題有所不同并會依照時間順序依次解決。
“時間序”是一種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維度。通過這一維度，人們可以認識不同時間系統的總體趨勢和系統中不同時段的特性，認識不同時段內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采取相應對策。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圍繞“自由”和“秩序”，提出“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對于處于現代化初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首先要有秩序，其次才有自由。這是從“時間序”的維度闡述秩序與自由的關系，就是自由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特性。西方的自由是以個體為本位的個人主義自由。孫中山在論述中國人的自由時談到，中國首先爭取的應該是民族自由而非個人自由，因為在民族壓迫下不可能有個人自由。自由的內容和獲得也具有時序性。
現代化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現代化可以視為一個時間系統，這個系統由不同的時段構成，形成一定時間序列。在不同的時段，人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同，并會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決。“三農”問題是現代化時間系統的總體性問題，但在現代化進程的時間序列中，“三農”問題在各個時段的地位有所不同，人們會根據時間序列依次破解。
二、現代化早期：農民問題的破解
現代化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一個歷史進程。農業是人類與自然交換的產物。工業不是自然生成的，需要人為構建，如制造機器、修建工廠、建筑城市等，這需要相應的土地、資金、人力、技術的投入。因此，現代化早期必然面臨著原始積累，即為了開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積累需要的初始資源和創造條件。不同國家在進行原始積累時，必須要處理好與傳統農業社會要素的關系，特別是與作為傳統社會要素最主要組成部分的農民的關系。這時，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原始積累與傳統農民之間的關系，成為現代化早期的突出問題，即農民問題。產業形態落后造成的工農差別和資源占有不同造成的城鄉差別的不平等結果，最終要由作為農業農村主體的農民所承受，農民問題因此特別突出，其核心是作為基本生產資料的土地及其與國家的關系的問題。
起點決定路徑，原型規制轉型。不同國家所處的環境和原始積累方式不同，農民問題的表現也不一樣。
英國是最早啟動并推進現代化的國家。早在現代化之前，英國便開啟了農業商品化進程。通過“圈地運動”，英國一方面大大促進了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造成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同時，英國通過海外市場的開拓獲得大量財富，農民被納入現代化進程之中，大量失地農民為工業和城市所消化。盡管現代化造成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但農民問題并沒有成為一個危及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嚴重問題。這就是比較歷史學家摩爾所說的，現代化早期的英國有“一個相對強大而且獨立的議會，一個擁有自身經濟基礎的商業和工業利益群體，一個不算嚴重的農民問題”。對于在一個完全沒有傳統農業社會底色的“新大陸”上誕生的美國來說，“并不需要面臨那個棘手的問題，就是推翻一個錯綜復雜、根深蒂固的、封建或者官僚形式的農業社會”，“美國社會也從來沒有擁有過像歐洲和亞洲那樣龐大的農民基層”，也不存在所謂的農民問題。
從英國原始積累的方式來看，一是農業的商品化，二是海外市場和殖民地的開拓。這兩個條件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具備的。隨著世界體系的建立，海外市場和殖民地格局已形成，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農業落后、鄉村衰敗、農民困苦的問題難以有效地自我消解。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德國和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主義道路，與農民問題密切相關。“農民成為納粹所演繹的激進右翼意識形態中的關鍵人物。”“與德國一樣，在日本農民階級內部，偽激進的反資本主義傾向也曾獲得過很大一個立足點。”
在現代化起步較晚的國家中，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問題更為突出。這些國家不僅不能像德國和日本那樣通過拓展“空間”的侵略戰爭來化解矛盾，而且受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掠奪。農業的發展受到抑制，農村的發展受到擠壓，農民的發展更為艱難。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殖民主義體系崩潰，以農民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革命興起的重要原因。
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的農民問題特別嚴重，這源于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盡管中國內部很早便出現了一些現代因子，但長期受到皇權官僚制度的壓制，農業的商品化程度極低，更沒有形成新型工業社會。在摩爾看來，中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一步都沒能走出，“因此仍然保留著龐大的農民階層”。中國是在外國入侵下被迫進入現代化的，面臨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不僅不能像其他國家那樣拓展海外市場，而且自身淪為半殖民地。在中國現代化早期，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同時存在，其中農民問題最為突出，這是因為農民占中國人口大多數。一方面，工業和城市發展不足，難以消化大量農民；另一方面，工業和城市發展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特別是多重壓迫和剝削，造成農民生計困難，依靠農民的力量很難促進農業和農村的發展。
在中國現代化早期，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受到各方重視，各有側重的對策思路被提了出來。
一是以現代技術解決農業問題。來自美國的學者卜凱高度關注中國的農業問題。他通過調查發現，中國的貧困在于農業落后，必須改變過剩勞動替代資本的狀況，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南京國民政府根據這一論述，致力于改進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產出，解決農業問題。但是，農業技術的改進是一個長期過程，且需要大量投入。在現代化早期的中國，最缺乏的恰恰是資本和技術，更難以將其投入農業。依靠農業改造難以解決最為緊迫的農民生計問題。
二是以鄉村建設解決農村問題。隨著新興城市的崛起和鄉村衰敗，“救濟農村”“復興農村”“建設農村”的口號此起彼伏。一批知識分子更是身體力行推動鄉村建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漱溟先生帶領一批學生開展“鄉村建設運動”，目的是通過文化復興重建鄉村，通過鄉村重建改良中國。但“鄉村建設運動”未能取得實際成效，“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
三是以土地革命解決農民問題。早在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便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以解決最為緊迫的農民生存問題。中國共產黨從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角度，將農民問題置于特別重要的位置。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
解決農民問題，首先就要解決農民最迫切需要的土地問題。只有解決舊制度下土地資源占有不均衡的問題，農民的基本生存才有保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從一開始就明確為土地革命。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作家斯諾時說：“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1949年取得全國性政權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農民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地改革。杜潤生對此評價道：“農民取得土地，黨取得農民。”
新中國成立后，農民的生存條件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但隨著大規模現代化的開啟，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在相當程度上來自農村和農民。在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下，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和統購統銷政策，構建城鄉二元結構，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體制。這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下，農民的生活狀況長期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制約，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也受到制約。為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我國實行了以土地家庭承包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改革和開放是從經濟方面開始的，首先又是從農村開始的。為什么要從農村開始呢？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坦率地說，在沒有改革以前，大多數農民是處在非常貧困的狀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決定進行農村改革，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面貌就改變了。”③
農村改革之后，絕大多數農民都實現了溫飽，開始擺脫貧困狀況。在此基礎上，大規模現代化迅速推進，特別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呈現加速度。但與此相比，農業和農村發展相對滯后，農民務農的積極性受到影響。特別是農民負擔加重，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緊張。“三農”問題由此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概念被提了出來。
進入新世紀之后，黨著力推動“三農”問題的整體解決，但最重要的還是解決農民問題，重大舉措便是對農民多予少取，廢除農業稅，讓農民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農民的外部生存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農民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重要背景是我國的現代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大量農村人口向工業和城市轉移，國家戰略由“以農支工”轉向“以工支農”。在2004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在“以農支工”向“以工支農”轉變的歷史性進程中，農民成為受益者，農民對國家的依存度和向心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生存和發展困難造成的農民問題得到基本解決。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性問題。但是，在這一整體性問題中，三個問題的地位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需要從時序性的角度優先解決最為緊迫的問題。
從20世紀到21世紀初，中國處于現代化的早期階段。在這一階段，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起步和發展要依靠農業、農村和農民。農民是農業和農村的主體，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也是社會的主體部分，決定著國家政權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前農民受到多重壓迫和剝奪，只有通過革命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農民問題因此成為革命的基本問題。新中國成立后，農民承擔支持現代化的重任，農民的貧困狀況長期未能得到根本解決，農民問題成為現代化的基本問題。1979年，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強調：“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人口多，耕地少。現在全國人口有九億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正是充分考慮到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基本國情，將農民問題置于最為重要的位置加以破解，才極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為現代化建設創造了基本條件。
在中國現代化早期，以現代技術解決農業問題，以鄉村建設解決農村問題，并非不重要，而是缺乏相應條件，從時序性上看不是這一時段最為緊迫的問題。現代技術需要大量投入，這恰恰是現代化早期最為缺乏的。鄉村建設要重建農本，但中國已步入現代化，農民最為緊迫的是生計，最需要的是解決生計的土地。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推動現代化，另一方面將農民問題視為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通過圍繞土地問題展開革命和改革，通過國家政策調整和支持，既有效地破解了農民問題，也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形成了破解現代化早期農民問題的中國路徑。在這一路徑中，農民為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現代化的建設者，也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受益者，龐大而嚴重的農民問題得到了自我消解，轉換為現代化的積極要素，開創了現代化早期破解農民問題的新形態。
因此，只有從時序性角度出發，我們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在現代化早期將農民問題置于特別重要的位置并加以破解的特殊意義。
三、現代化中期：農村問題的破解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對于最先啟動現代化的國家來說，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大量農民轉移到城市，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大致被同步破解。但對于絕大多數國家來說，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城市化并不同步。特別是現代化早期，工業化、城市化的初始積累來自農村，造成本來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難以共同發展，農民問題特別突出。這正是許多國家通過戰爭或革命的方式破解農民問題的重要原因。
當然，無論是先發還是后發的現代化國家，農民向城市轉移是一種趨勢。許多國家不是以戰爭或革命的方式破解農民問題的重要原因便是農民大量向城市流動，從而大大緩和了農民與土地關系造成的矛盾。只是隨著農民流動，農民在城市的境遇及農村的狀況在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如印度、巴西、南非等農民大國，大量農民流向城市出現了“貧民窟”，農村狀況未能改善，城鄉差別突出。
在中國，通過革命、改革和現代化建設，農民問題得到基本破解，但現代化進程中由城鄉差別造成的農村問題十分突出。首先，在中國的歷史上，城市是統治者居住的地方，農村是被統治者居住的地方，城鄉呈對立狀況。其次，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造成城市畸形發展和鄉村衰敗。最后，新中國成立后，工業和城市優先發展和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村發展受到限制。農村改革后，農民的積極性得到極大調動，農民貧困狀況得到很大改善，大大緩解了農民問題。在此基礎上，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發展，城鄉差別造成的農村問題日益突出。
現代化進程中，工業化、城市化促成農民流動，堆積在土地上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這有助于緩解農民問題，但并不能自動帶來農村的發展，相反還會拉大城鄉差別。這是因為，盡管傳統社會也存在城鄉差別，但政治性城市并不能為農民提供更多的生存發展機會，農民安土重遷，以農為本。現代化引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農民有了更多的選擇，離土而去，造成所謂的農村“空心化”。農村問題的核心是生產方式和資源占有不均造成的城鄉差別，這是現代化進入中期階段的特有現象。
現代化中期的重要特點是工業的經濟比重大于農業，城市的經濟比重超過農村，特別是工業和城市可以自我發展，甚至加速發展。這是因為，現代化是一個資本和財富向工業和城市集中的過程。處于分散狀態的農村不僅難以集聚資本和財富，其優質要素反而會向工業和城市集聚。更重要的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僅僅有工業和城市，還存在農業和農村。只是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不再是傳統社會里人們與生俱來的生產、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而是人們愿意生產、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是一種新型的現代農村。而新型的現代農村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建成的。因此，在現代化中期，由城鄉差別造成的農村問題成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中的主要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所指出的：“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隨著現代化的推進，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針對新時代主要矛盾，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
鄉村振興戰略是在現代化中期城鄉差別突出的背景下提出來的。為了縮小并消除城鄉差別，實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通過城鄉融合發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是相對城市而言的，鄉村振興包括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解決，但最重要的是要解決農村問題，即通過鄉村振興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和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從城鄉關系的角度看，鄉村振興與近百年前的“鄉村建設”有相同之處，都是基于城鄉差別提出來的。但鄉村振興不是回到鄉村建設主張的“農本主義”，而是以農業農村現代化為導向。鄉村振興是新世紀初廢除農業稅建設新農村舉措的延續，但強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鄉村振興不是簡單地消除城鄉差別，而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鄉村振興是現代化中期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總抓手。我們從鄉村振興提出的背景、實施的方略和路徑看，它既將“三農”問題作為總體進行一體化考慮，也著重于農村發展的特點。如果說，解決農民問題的重點是廣大農民的生計及其與國家的關系，那么，解決農村問題的重點則是發展，通過發展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和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從時間序來看，在全國人民生活普遍達到小康水平的現代化中期，城鄉發展不平衡和農村發展不充分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點，鄉村振興戰略應運而生。
因此，只有從時間序的視角，我們才能深刻認識到，21世紀初，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鄉村振興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戰略，農業農村發展被置于優先發展的位置。
四、中國政治知識的安全挑戰與政治知識生產中的安全評估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是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如果說21世紀初至2035年是中國現代化的中期，那么之后便是現代化后期。隨著2020年全國人民普遍實現小康，農民問題得到基本解決；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城鄉發展不平衡和農村發展不充分的農村問題基本得到解決；2035年后的現代化后期，重點將是解決農業問題，即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中國將由傳統農業大國變為現代農業強國。
將農業問題作為現代化后期的關鍵問題，不是說農業問題不重要，恰恰相反，在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中，農業問題被置于首要位置。這是因為，現代化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總根源是農業屬于傳統農業的范疇，因為資源稟賦和產業屬性，難以與工業等新興產業一同發展，農村農民問題相應產生。要解決農村農民問題，必須首先解決農業問題，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當我國進入現代化，改造傳統農業便被提了出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致力于農業發展。1975年，國家提出在20世紀實現“四個現代化”，其中之一便是農業現代化。之后，黨和國家致力于農業發展，特別是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但是，我國農業問題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決，農業現代化的目標也未能完全實現。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三農”問題的解決是從農民問題到農村問題，再到農業問題，這與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點、進程和特點相關。
中國是被迫卷入現代化的世界中的。在這之前，中國是農業文明大國，但只是傳統農業文明大國，傳統社會提供的現代農業因子太少。進入現代化之后，農民的生計問題成為最為緊迫的問題，這一問題只有被納入總體社會的變革才能得到解決。而農民因為人數多成為總體社會變革的主力軍，農民問題因此成為基本問題。只有優先解決農民問題才能為現代化掃除制度性障礙，激發和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因素的農民的積極性，為農業農村發展奠定制度與人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推進工業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工業化、城市化迅速發展，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創造了物質基礎。但工業和城市的優先和快速發展，造成城鄉差距擴大，城鄉發展嚴重失衡，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優質人口大量外流。為此，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重點解決城鄉發展失衡問題。
解決農民和農村問題也包括解決農業問題。現代化進程中，農業問題不僅僅是農業穩定問題，更重要的是農業發展問題，即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使農業成為與其他產業一同發展并有吸引力的產業。這一轉變更為艱難，需要投入大量現代要素，包括農業生產者的更新。在現代化的早期和中期，進入農業生產領域的現代要素相對較少，傳統農業生產人員也有一個轉變過程。正因為如此，我國的農業現代化還未實現，我國已成為工業強國，是“世界工廠”，但還不是農業強國，不是“世界農場”。
中國式現代化的歷程說明，在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中，農業問題是首要問題，但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將成為現代化后期的突出問題。說這一問題將成為現代化后期的突出問題，不是說只有到了現代化后期才著手解決這一問題，而是強調這一問題的艱難性。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一直將農業問題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只是限于各種條件，這一問題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決，農業還遠遠未能成為像其他產業一樣有吸引力的產業。只有隨著現代化的推進，這一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只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才能完全實現，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才會作為一個歷史性名詞進入歷史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沒有農業強國就沒有整個現代化強國；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不全面的。”黨的二十大在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同時，提出了“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目標。
引入時序性的視角，有助于我們將現代化作為一個時間系統，將其分為若干階段，發現不同階段的特性，找到不同階段面臨的突出問題，從而理解不同階段國家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
參考文獻 略
（作者徐勇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鄒照斌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博士。來源：《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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