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農業產業是鄉村的基本組成要素，符合鄉村內在特征的“振興”離不開農業產業的振興。為了厘清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五大鄉村振興總要求之間的內在聯系，構建機理清晰、行動規劃明確的產業發展路徑以帶動鄉村全面振興，本文基于經濟社會學中的“公約理論”，引入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視角，從市場、工業化、內部性、公共性、綠色、聲望、靈感等多元食品質量價值規則分析鄉村振興五大要求的內在聯系。根據不同的食品價值規則和相應的食品生產消費組織模式，將現有食品系統分為大生產模式、食品認證模式、食品網絡模式，分析不同模式下產業興旺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路徑，探討政府在不同治理路徑中的一般性和針對性角色。
關鍵詞：食品質量多元屬性 產業興旺 鄉村振興 公約理論 食品生產消費模式
一、引言
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現行標準下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三農政策和鄉村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農業強是國家發展的內在要求，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2019年《國務院關于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產業興旺……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前提”。同年，農業農村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國家質量興農戰略規劃（2018-2022）》，提出“實施質量興農戰略，實現農業由總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農業高質量發展成為農業發展的核心議題。
農業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生產科技創新、綠色高效、因地制宜、產業多元，農產品供給提質增效。農產品質量提升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如何認識農產品質量，并在此基礎上完善農業生產過程提升農產品質量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問題，也是以產業振興帶動鄉村振興必須深刻探討的主題。在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檢索學術期刊中以“食品質量”為主題進行檢索，截止2024年10月10日，共搜素到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2288篇文獻。其中，主題“食品安全”、“食品質量安全”、“質量安全”發文量位于前三位，發文量排名前30的主題中與“食品安全”相關的主題達到11個，可見在主流認識中食品安全是食品質量的核心關注點。
但是在食品生產和消費實踐中，隨著食品生產和消費行為的復雜化，食品質量屬性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大眾在食品消費時關注的食品質量屬性不斷增多，不僅包括食品本身的外觀、營養、味道等，還包括食品生產過程相關的環境保護、綠色生產、公平交易、動物保護等。現有研究認為食品消費行為是消費者對食品質量屬性的選擇過程，其結果不僅滿足消費者的個人需求，還會對食品生產者及其社區、食品系統產生廣泛影響。消費者不切實際地追求“價廉物美”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食品賣相好質量低問題，甚至使得食品安全風險產品充斥市場。相反，城市消費者對健康食品、綠色消費的追求可以有效地將農村生態資源轉化為農民收入，同時促進農業農村生態可持續發展。
可見，多元化的食品質量屬性認知和相應的生產消費行為是食品系統演化的重要動力，是促進農業產業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將綠色發展、農戶收入等生態、社會要素納入食品質量屬性認知范疇，有助于生產者、消費者、鄉村發展管理者全面認識農業生產在鄉村振興中的引領作用，更好地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為了全面認識當前食品生產消費系統中食品質量屬性的多元內涵，以及相應的食品生產消費系統變革對鄉村全面振興的引領性作用，本文將引入公約理論(convention theory)討論食品質量的多元屬性及其與鄉村振興總要求的內在聯系，分析當前食品生產消費子系統類型，分析不同生產消費模式下產業興旺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路徑，探討政府在不同治理路徑中的一般性和針對性角色。
二、食品質量多元屬性及其與鄉村振興五個要求的內在聯系
（一）公約理論多元價值規則與食品質量多元屬性
公約理論（convention theory）是20世紀70年代由法國學者提出的經濟社會學理論，在食品系統、組織理論等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其理論貢獻之一在于不僅僅從價格、數量等定量標準，而是從性質的角度分析經濟產品和經濟制度，引入“公約”概念來探討生產行為的合理性，避免將利潤最大化作為市場運行的唯一理性原則。公約（convention）是指各主體共同認可的一系列價值觀念、規范和制度，是參與經濟活動的行動者所依賴的社會文化框架，推動行動者在生產、分配和消費過程中就經濟活動的目標、行動內容和共同意圖達成共識。
公約理論認為人們在經濟社會活動中關注一系列的價值（worth），為人們對經濟活動中涉及的產品、組織和人進行重要程度評價提供了規則（order）。Boltanski 等人提出六個價值規則（order of worth），分別是市場（market）、工業化（industrial）、公共性（civic）、內部性（domestic）、靈感（inspired）和聲望（renown）。
多位學者將公約理論及其價值規則引入食品系統研究，提出在食品系統中，價值規則具體體現為食品質量的不同屬性，食品質量不僅包含了食品的外觀、口感等要素，還包含了對食品生產過程中食品安全、外部環境和勞動力使用、消費過程等要素的考量，而且具體的食品質量價值規則和屬性也會隨著社會觀念的變遷發生改變。國外很多學者應用這一框架分析不同地區的食品系統中生產者、消費者等主體所關注的食品質量價值規則與屬性，并不斷豐富這一框架的內容。表1展示了本文采納的食品質量屬性和價值規則，以及相應的食品質量屬性判斷規則與協調組織模式。
表1 公約理論中的價值規則與食品質量屬性
（二）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與鄉村振興的內在聯接
本文認為食品質量多元屬性為我們全面認識農業產業振興在鄉村振興中的引領作用提供了新的價值理念視角，并為制定產業興旺帶動鄉村全面振興提供了具體工具。從價值理念看，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視角能拓展公共政策中農產品質量的內涵，建立農業生產與鄉村振興五大要求之間的直接聯系（見圖1）。2022年，農業農村部《關于拓展農業多種功能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在確保糧食安全和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基礎上，以生態農業為基、田園風光為韻、村落民宅為形、農耕文化為魂，貫通產加銷、融合農文旅，……，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在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視角下，農業生產過程涉及的生態、經濟、社會要素都可以內化為食品質量屬性，最終產出質量屬性豐富多元的農產品，從而帶動鄉村全面振興，具體聯系體現為：
第一，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通過“綠色”、“內部性”維度與“工業化”維度中的地理標識建立聯系。鄉村生態建設的實質是逐步實現生產生活中邊際投入產出零差異，綠色/有機農業、保護傳統農業動植物品種、合理利用農林漁業資源等都是減少農業外部投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手段。
第二，產業興旺與“鄉風文明”通過“內部性”維度建立聯系。鄉風文明內涵豐富，傳統農耕文化、互助傳統、誠信交往都是其有機組成部分。
第三、產業興旺與“治理有效”通過“內部性”、“公共性”維度建立聯系。治理有效需要鄉村內外多主體良性互動，以實現鄉村以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農業生產中的內部合作網絡、生產者與消費者互動、以及消費扶貧和公平貿易機制的建立都是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第四，產業興旺與“生活富裕”通過“公共性”維度建立聯系。生活富裕不僅是經濟收入提高，還需要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農產品獲得合理價格（消費扶貧、公平貿易）是提升農戶務農價值感的重要途徑，農業收入增加能夠促進家庭團聚，進而有助于提升農民幸福感。因此，在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視角下，農業產業興旺不僅能提高農民收入，還是促進農村生態、文化和治理協調發展的重要基礎。
從農產品生產消費系統看，農產品作為城鄉溝通的物質載體，其內含的多元食品質量屬性是農產品增值的價值基礎，城市居民消費行為可以有效轉化為對鄉村振興的物質性認可和支持。農產品與食品是農業生產最終物質化體現，將多元價值規則融入食品質量有助于將農業生產過程中涉及的生態、經濟、社會等一系列社會要素物化為產品。在現代食品系統中，農產品不僅為消費者提供食物，還能夠作為城市和鄉村溝通的物質橋梁，讓城市消費者通過食品了解鄉村的自然環境、社會生活和生產過程，并理解和認可其價值。以公平貿易為例，公平貿易標識組織為得到組織認證的咖啡豆生產者設定最低保護價，讓咖啡豆價格不僅覆蓋直接生產成本，還能夠保障生產者家庭和社區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包括家庭基本教育、醫療支出、合作社運作經費等，組織還將這一理念傳遞給咖啡消費者。在歐美與非洲的咖啡公平貿易中，最低保護價為農戶帶來高于市場價8%左右的收入。在美國獲得有機認證的農產品會獲得7%到60%的溢價，在我國有機食品價格平均是普通食品價格的5倍。我國目前大力提倡的消費扶貧也是將消費的社會意義賦予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生產的產品，增強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和價格支付意愿。因此，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視角可以將鄉村振興的多元價值物化為具有多重內涵的農產品，通過市場和社會機制促進消費者為鄉村振興提供可持續動力。
圖1 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與鄉村振興五大要求的內在聯系
從生產者角度看，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視角為各地區和生產者制定多元化產業發展規劃提供了指引，有助于發掘各地區不同傳統文化、生產方式、經營模式的現實價值，契合《“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中提出的“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立足鄉村地域特征”要求。圖1列出的質量屬性都有與之對應的物質層面的實踐路徑，各地區和生產者可以結合自身條件選擇適合自身的農業發展道路，避免農業產業發展同質化問題。以獼猴桃產業發展為例，具有適宜氣候和自然環境、且有種植歷史的地區，可以從地理標識入手，提升產品的可識別度；也可以從生產環境和生產過程的綠色生態入手，通過有機食品認證等方式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同時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還可以通過消費扶貧、公平貿易等渠道，讓消費者了解生產者面臨的困難，通過社會助力提升產品價格、拓展銷售渠道。對于生產者或者生產者組織，構建緊密的生產者-消費者互動網絡也是形成產銷良性互動的重要方式。
一個地區的產業或者一個生產者的產品可以根據當地的自然環境、資源條件、文化和價值傳統綜合考慮，融合多個價值規則。確定生產產品的價值內核后，地方政府和生產者可以深入挖掘每個價值的內涵，并將價值內涵通過可感知、可物化的方式傳遞給消費者，從而讓鄉村振興中的鄉風文明、生活富裕等要求融入到農產品生產行為中，并滿足當代消費者不同的消費價值訴求。比如生產者想強調農產品生產背后公共性價值中的家庭團聚，可以通過文字、圖片故事或視頻等方式展示農民家庭共同勞作、全家其樂融融的畫面，減少出現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的情況，讓消費者感知到購買這樣的農產品是實現這一美好景象的重要助力。消費扶貧不僅應該成為產品標簽，還應該全面向消費者展示生產過程中所包含的扶貧價值，包括貧困戶和貧困村的參與情況、政府和社會團體在進行產業扶貧中的全方位投入，以此提升消費者在消費中的參與感和價值獲得感。
三、食品質量價值規則構建與產業興旺帶動鄉村振興多元路徑
（一）公約理論中的食品質量價值規則構建
在公約理論看來，用于判斷事物價值的公約（conventions）不是先驗存在的客觀標準，而是相關主體在社會生活中為了達成一致行動而形成的價值標準，并圍繞價值標準達成共識（即公約）。這其中有兩個層面的過程，第一個層面是形成新的價值規則。比如，Boltanski等人采用“價值系統”的視角分析了資本主義演化過程，認為19世紀末產生了“第一代資本主義精神”——基于具有企業家精神的資本家所代表的“內部性”價值規則；20世紀40到70年代產生了“第二代資本主義精神”——基于精英管理和規模經濟的“工業化”價值規則。
第二個層面是相關行動者在具體情境中基于已有的價值規則，就具體事物的價值判斷進行談判、辯護，最終就采納哪些價值規則、價值規則之間重要性排序相互妥協、達成共識。比如，Sánchez-Hernández 等人比較了西班牙卡斯蒂利亞—萊昂地區紅酒產業和挪威腌漬鱈魚產業的不同市場表現及原因，指出前者80.6%的紅酒加入原產地保護規范，中央和地方政府嚴格規范準入標準，保證產品符合規范所要求的環境、文化和生產標準，各類商業和社會組織積極構建組織網絡、推進消費者認知，在產品價值鏈相關主體內形成了對產品質量一致認知，促進其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都取得了成功。后者則是一個反例，20世紀90年代挪威腌漬鱈魚占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市場，但是到了2008年其市場份額下降到4.3%。核心原因在于1999年挪威政府為了保護漁業資源出臺了一系列法令，包括設置捕撈配額并只發放給個體漁民，禁止在鱈魚加工中使用化學添加物。這一系列法令導致腌漬鱈魚外觀發生顯著變化、整體生產成本上升，但是腌漬鱈魚產業相關主體沒有建立有效的“生產—消費”互動機制，將這些變化背后的生態環境價值、漁民生計保護和食品安全提升等價值理念傳遞給消費者，并作為產業鏈相關主體的共同價值規則。從而導致不同主體各自為政，生產者缺乏系統性創新，消費者對產品變化接受程度低，產業最終被邊緣化。
上述案例體現了食品質量價值規則構建中兩個重要主題。第一是不同的價值規則有其相應的食品生產和消費協調組織方式。Eymard-Duvernay等人最早對價值規則進行了分類，并指出其背后不同的協調組織方式。如果市場上對于“質量”的認知是高度統一的，價格是主要的協調組織方式，Eymard-Duvernay將其稱為“市場”公約。如果價格不能作為產品質量唯一的衡量標準，食品系統主體則會引入新的價值規則來協調和組織生產、銷售和消費過程。在“內部性”公約指導下，通過“信任”機制解決不確定性問題，比如建立長期的農消關系、信息更為豐富和透明的本地消費等。此后學者逐步增加價值規則（公約）的類型，表1匯總了在食品系統研究得到普遍認可的價值規則及其相應的協調組織方式。“工業化”公約體現為基于技術的標準化生產、生產效率、供應鏈控制等；“公共性”公約體現為為公共福利、產品對社會和環境的積極影響；“綠色”公約體現為生產和消費保護或促進環境可持續；“聲望”公約體現為社會廣泛認可，通常涉及有社會影響力的個人的認可；“靈感”公約體現的是個體在產品生產和交換中展示出的天賦、創造力。
多位學者的研究表明這些不同類型的公約及其協調組織方式可以同時共存。Murdoch等人比較了以工業化、低價格為核心的快餐文化和重視地方飲食文化、生產環境的慢食文化，指出不同的價值規則及其對應的組織模式共存于食品系統。也有研究指出一個企業或一個產品價值鏈可以整合多種價值規則，比如原產地保護認證（PDO）和公平貿易認證產品整合了公共性（原產地保護、生產者社會關懷等）、內部性（與原產地和生產者之間的聯系）和工業化（標準化的認知方式）多個價值規則。
上述案例暗含的第二個主題是所有相關行動主體都是公約體系（即價值規則體系）構建過程的參與者。在食品系統中，政府部門、生產者、消費者、零售商、設計公司、加工商都參與和影響食品質量價值規則的構建。成功的溝通協調能夠形成一致的食品價值規則認同，并滿足不同主體的期待與需求。在消費者參與食品治理價值規則構建方面，Callon等人從消費行為特征出發，認為消費者的選擇受到產品使用經歷、家人、朋友、大眾媒體評價等多重信息來源的影響；一些學者則提出“生態公民”“食品公民”的概念，認為消費者主觀價值認同下的消費行為是重塑食品價值鏈或食物體系的重要推動力。
從主體間經濟政治關系出發，學者們也指出不同主體的價值訴求存在差別，在價值規則構建的過程中都會爭取對自己更有利的價值規則。因此，大量學者關注加強生產者、消費者直接聯結的新型食品系統組織模式，這些模式更加關注“內部性”、“公共性”、“綠色”、“聲望”和“靈感”等價值規則。學者們將這些模式統稱為“替代性食物體系”，具體形式包括社區支持農業、巢狀市場、農夫市集等，認為這些模式能夠摒棄大型企業的控制，增強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主性。同時大型企業也會從這些價值規則入手爭取主動權，比如公平貿易認證最初是由非盈利組織主導，為保護農產品國際貿易中小農的經濟社會利益而建立，主要遵循“公共性”價值規則。星巴克、沃爾瑪等大型加工零售企業為了保持其在產業領域內的主導地位，主動將公平貿易納入經營模式。他們進入公平貿易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擴大了公平貿易交易總量，認證體系覆蓋更多農戶，但另一方面其核心目標仍然是市場利潤，并會導致“最低保護價格”這一核心機制不能充分覆蓋產品生產的經濟、社會、環境成本。
（二）不同食品生產消費組織模式與產業興旺帶動鄉村振興的路徑
公約理論表明“食品質量”是一個社會構建的概念，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和社會群體中基于不同價值規則具有不同的質量屬性，且產生了不同的食品生產消費組織模式。區分不同的食品生產消費模式，識別其背后的主導食品質量價值規則和協調組織方式，定位政府在不同模式中應發揮的功能和作用，有助于農業產業發展在鄉村振興中發揮多元功能。
基于現有的食品系統實踐和研究，根據主導的食品質量價值規則和協調組織模式可以將食品系統分為三種模式，分別是大生產模式、食品認證模式與食品網絡模式（表2）。食品質量價值規則物化為食品產品脫離不了相應的物質文化基礎，因此不同生產模式有其相對更為適宜的生產區域，同時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維度也存在差別（表2第2、3、4行）。
大生產模式接近于現有研究中定義的常規食品系統，是指由市場和工業化價值規則主導的食品子系統，注重擴大生產規模、促進產品標準化、提高生產效率和價格競爭力。其生產消費組織模式特點為產業上下游（農資提供、農產品與食品加工銷售）不斷集聚，農戶作為生產者在產業鏈獲益比例不斷縮減，因此必須通過多種形式擴大生產規模、延長產業鏈條參與才能保證農戶利益。由于強調規模化與市場競爭，這一模式更加適合耕地等自然資源稟賦較好、生產基礎條件好的區域，比如耕地資源豐富的平原地區。這一模式在鄉村振興中能夠通過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產業發展，在保障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產量上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在適度規模經營基礎上可以有效提高農民收入。
食品網絡模式接近于現有研究中定義的替代性食物體系，是指由內部性、公共性、綠色、聲望、靈感等多元價值規則主導的食品子系統，其核心的生產消費協調組織模式是生產者、消費者互動基礎上形成的食品價值認可，在我國已經出現了社區支持農業、巢狀市場、農夫市集等多種實踐模式，影響范圍不斷擴大。這一模式不單純追求大規模生產帶來的效率和價格競爭力，還讓農戶在組織模式上減少對大規模農資、加工銷售企業的依賴，與消費者之間建立持續的良性互動，在經濟收入上獲得較大比例的收益，在生產方式上減少對農藥化肥等化學農資的需求。因此它對于山地、丘陵等耕地資源相對有限的區域和小規模生產農戶更為友好，能夠更好地利用地方生態資源和農耕文化資源，從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多個方面賦予食品及其生產過程新的價值。
表2 食品生產消費組織模式與產業興旺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多元路徑
食品網絡模式能夠通過產業發展發揮多重功能，促進鄉村振興的全方面實現。內部性和公共性價值規則有助于保護和利用鄉村傳統文化、促進鄉村社會和諧發展；綠色價值規則有助于消費者和生產者共同促進農業的綠色可持續發展；聲望和靈感價值規則尊重和認可生產者在生產中的感情投入和創新意識，有助于提升農業生產者的榮譽感和價值感，改變社會長期以來對于農業“低端”和農業生產者“低能”的偏見。在這些規則的綜合支撐下，這一模式通過增加單位產品的附加值來提升農民收入。食品網絡模式中不同生產者基于不同的生產資源和機制規則組合形成豐富多元的農業生產形態，比如種養結合、農旅結合、一村一品特色生產、小型生產銷售聯盟等，是實現農業生產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多樣化的重要保障。
食品認證模式則是大生產模式與食品網絡模式向彼此靠攏的形式，在認可內部性、公共性、綠色等價值規則基礎上，結合工業化價值規則建立的中間模式。其核心協調組織方式是通過標準化的認證來實現社會和生態價值、社會信任在更廣范圍內的認可和運轉。大生產模式主導者，如星巴克、沃爾瑪等企業通過此模式可以獲得新增價值規則帶來的附加值；對于食品網絡模式中的農戶，獲得食品認證可以提升其生產銷售規模，擴大其可觸及的消費群體。相較于大生產模式和食品網絡模式對于資源稟賦的依賴，是否采用食品認證模式更多取決于生產者對自身生產方式的定位。大生產模式下的生產者認可內部性、公共性、綠色等價值規則，可以自主調適生產消費組織模式，按照地理標識、公平貿易、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相關規范進行生產，并獲得相關組織認證；食品網絡模式下的生產者若想轉變為食品認證模式，則應該按照相關認證標準規范自身生產過程，并提升規模，以達到認證生產規模要求，出于利益訴求，轉變原則是認證后價值提升水平超過認證相關成本。食品認證模式與鄉村振興也存在多維度的內在聯系。公平貿易促進食品系統對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福利的關注，提升農戶的收入和生計水平，并促進農戶間合作；有機食品、綠色食品、森林管理認證則能夠促進農業生產中的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而言認證模式既能夠避免大生產模式帶來的同質化的大生產，促進生產模式的多樣化，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產效率、提升農戶生產規模。
（三）不同食品生產消費組織模式下產業興旺帶動鄉村振興的政府角色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在不同食品質量價值規則支撐的食品生產和消費組織模式中，政府、生產者、消費者、食品加工和經銷商等主體都發揮了不同功能，因此政府應針對不同模式完善對應的食品質量治理模式，建設相應的產業興旺帶動鄉村振興路徑，明確其核心治理路徑和角色，從而通過農產品提質增效帶動鄉村全面振興（見表2第6、7行）。
首先，不同食品生產消費組織模式下產業興旺帶動鄉村振興的路徑存在差異，其背后的質量治理核心路徑存在差別，政府在其中發揮的治理角色相應也有所不同。大生產模式的主導規則是市場和工業化，這一模式構建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于農業生產者和相關市場主體，子系統參與者追求的主要是具有價格競爭力的產品，對食品質量的訴求以食品外觀和達到食品安全為主。因此這一模式食品質量治理應該由政府主導，在現有技術標準和社會發展水平下，制定具有強制性的食品安全和食品質量標準，通過法律規章的形式明確不同主體在落實食品質量標準中所承擔的責任，并在食品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加強監督，強制各主體嚴格執行各項法律規章和標準。
食品認證模式的主導規則是內部性、公共性、綠色和工業化，這一模式構建的根本動力來自于部分社會公眾對于高質量農產品以及地方生產方式、農業生態、農民生計可持續的共同追求。由于這些追求符合社會公眾利益，因此政府是認證模式的重要推動者。公眾訴求是這一模式產生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各類社會組織和社會大眾參與是認證模式有效運轉的重要保障。有研究指出與西方國家食品認證體系的建設與運轉由社會倡導產生不同，我國有機、綠色食品等相關認證體系建設都是政府主導，缺少社會公眾和相關社會組織認可，在社會共識建設、信息披露和監管上缺少社會參與，公眾對食品認證的認可度不高。因此，食品認證模式中價值規則的建立離不開廣泛的社會共識，政府應該更好地發揮推動作用，引導和促進社會公眾、市場主體參與到社會共識的構建中，建立多元化多主體參與、符合不同價值規則的認證體系，在此基礎上通過政策法規規范認證產品的申請、生產、銷售環節，嚴格監督和懲罰相關違法和違規行為，保障價值規則能夠轉化為消費者可信任的認證產品。
食品網絡模式的主導規則是內部性、公共性、綠色、聲望和靈感，這一模式的內在動力根植于生產者和消費者對于農業生產和鄉土生活的多元化追求：有人關注食品安全和環境可持續；有人關心農民及其社區的生計可持續；有人向往傳統的鄉村生活環境和生活模式；有人看中鄉土社會中蘊藏的傳統文化，這些追求通過不同方式與農業生產建立了多樣化的聯結，從而形成了價值多元、形式多樣的實踐模式。與食品認證模式相比，這一模式沒有形成在全社會范圍內廣泛認可的價值規則，而是在生產者、消費者等一定范圍的主體間形成“公共池塘資源”式的價值規則體系和緊密的相互聯系。“公共池塘資源”嵌入到地方的生態、社會和文化系統中，難以形成大范圍內廣泛適用的標準化規則體系，而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體現出地方特色和參與主體的主觀訴求。因而，在食品網絡模式中政府應定位為引導者和規范者，發現和支持基層的創新性實踐，同時要基于公共利益從市場和鄉村秩序層面規范相應活動，避免出現一哄而上、少數人投機牟利等亂象。
其次，政府在不同食品生產消費組織模式下承擔不同的特殊性角色外，還應承擔一系列一般性角色，完善食品質量治理體系，促進農業發展帶動鄉村全面發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法律法規制定與監管。具體而言在不同模式也存在差異，大生產模式下政府是強制性標準和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管者；食品認證模式下政府是認證體系建設和實施規則的建立者，保障自愿參與者的權利，并監督其履行責任；在食品網絡模式下，政府主要是確保參與者行為符合食品、市場參與和鄉村發展領域的一般規則和要求。
第二是多元食品價值規則的宣傳引導與實踐，具體包括通過多種形式宣傳地方特色農產品和文化、公平貿易、農業生態保護、綠色發展的知識及意義，并讓公眾了解這些信息與食品認證標識、不同類型食品和鄉村產品之間的內在聯系，引導公眾消費相關產品。比如由中央政府設立“中國農民豐收節”、地方政府組織豐富多彩的節日活動就是做好農耕文化和鄉村文化宣傳的重要手段。同時政府作為重要的消費主體，可以通過政府購買的形式支持體現多元價值的農產品，從需求層面促進認證模式以及食品網絡模式的發展。在美國、歐洲，公共部門消費是推動有機農業生產等綠色可持續生產模式發展的重要動力。
第三是農業技術研發與應用支持。前面談到從價值規則到相應的產品離不開資源投入和相應生產技術，我國在綠色農業生產技術方面的投入產出以及技術轉化與生產需求還存在較大差距。2021年農業農村部聯合六部委印發《“十四五”全國農業綠色發展規劃》，指出科技是我國農業發展，特別是農業綠色發展的短板，要求健全綠色技術在內的農業技術創新體系，增強農業綠色發展的科技動力。因此政府需要在育種、農資投入、種植技術、產后保存加工等多個環節加強相應投入，并促進公共機構、市場主體參與到綠色技術的推廣應用中來。
四、結論與建議
產業基礎差異是區分城市和農村的基本要素，因此符合鄉村內在特征的“振興”離不開農業產業的振興。農業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何構建內在機理清晰、行動規劃明確的產業發展路徑是實現產業興旺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制度基礎。本文從政策高度重視的農業高質量發展和社會普遍關注的食品質量視角切入，認為隨著消費者需求和消費能力變化，社會價值、文化的多元化，食品質量多元視角有助于建立農業產業發展與鄉村振興五大要求之間的多維度聯系，更好地認識農業產業發展對于鄉村振興的基礎性和多元化功能，并為制定鄉村農業產業發展路徑提供理論指導。
文章基于經濟社會學中的“公約理論”引入“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視角”，分析了食品質量價值規則中“市場”、“工業化、”“內部性”、“公共性”、“綠色”、“聲望”、“靈感”與鄉村振興五大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之間的內在聯系，探討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基于食品質量多元屬性視角促進鄉村振興。“公約理論”指出食品質量價值規則是社會構建的產物，政府、生產者、消費者和其他主體都是價值規則構建的參與者，不同的價值規則組合形成了不同的食品生產消費組織模式。本文根據主導價值規則和協調組織模式將食品系統可分為三類子系統，分別是大生產模式、食品認證模式和食品網絡模式，深入分析了不同模式與鄉村振興的內在聯系，根據其特征探討了不同類型食品子系統的食品質量治理核心路徑，以及政府在治理路徑中的針對性和一般性角色。
本文認為政府應在現有的政策基礎上，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多樣化的食品生產消費系統發展，建立和完善農業產業興旺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政策思維和政策措施：第一在政策體系構建上，充分認識食品系統的多樣性，構建農業產業興旺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系統政策思維。根據不同食品子系統背后的價值規則和生產消費模式、利用地方資源的稟賦構建相應產業發展規劃，明確不同的管理和支持方式。第二在政策具體實施中，一是注重發揮政府購買引導消費導向的功能，幫助公眾建立有利于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食品價值規則，并形成社會共識。當前政府購買農產品正從“消費扶貧”轉向“消費助農”，應該將政府購買從簡單強調“扶貧”，轉向支持多元特征的農產，比如地方特色文化農產品、公平貿易、綠色、有機等，創造新的市場消費需求。二是政府加大對于食品網絡模式中生產、消費行為的支持，促進相應生產、消費組織的建設和發展、相關網絡和平臺的建立，在社會公眾中培植多元食品質量的宣傳者和擁護者，促進公眾在食品質量治理中的參與廣度和深度。
作者單位：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治理評論》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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