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失地農民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一個隱形的弱勢群體，其再就業問題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推廣失地農民職業技能培訓，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被視為解決其再就業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但是目前的一些失地農民培訓項目卻因為農民參與度不高而開展得不甚理想。通過對失地農民培訓需求情況進行問卷調查，分析影響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的個人、家庭以及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因素，發現技能培訓經歷、雇傭關系、對培訓效果的看法以及培訓時間等變量，對失地農民的培訓意愿在統計上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失地農民；再就業；培訓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以來，隨著我國農村工業化、現代化，特別是城市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失地農民這一群體正以較快的速度不斷擴大。簡言之，失地農民是指在現代化進程中，由于城市擴張和小城鎮建設而逐步失去包括林地、耕地等農用地的農民。依據統計及經驗數據推算，我國目前的失地農民數量應在5100一5525萬之間，若按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發展速度推算10年后失地農民總數將接近1億。另據不完全估計，自1999年以來，浙江省共有失地農民近190萬人；僅杭州市城區，自1998年起，就因撤村建居、建設征地等原因產生了失地農民15.68萬人。
從土地上剝離出來的失地農民面臨著生活、就業、子女撫養、養老等一系列難題，成為我國社會中的一個隱形的弱勢群體也由此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如何確保失地農民的權益，幫助他們獲得可持續生存與發展的機會，成為全社會共同關心的焦點。但是，保障失地農民的權益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既涉及征地補償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戶籍制度、再就業安置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因素，也牽扯到包括失地農民、用地單位、城市居民以及有關政府部門在內的眾多相關利益主體。相對于完善征地補償制度、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生活導向型”措施，積極鼓勵和幫助失地農民再就業，就是確保失地農民尤其是中青年失地農民實現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
然而，文化水平較低、缺乏職業技能成為廣大失地農民實現再就業的主要障礙之一。JuhaKettunen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原本受教育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接受額外的教育會提高勞動力的再就業能力1"。事實上，許多地方政府已經在積極開展以促進失地農民再就業為目的的職業技能培訓項目。浙江省遂昌縣在2004年就舉辦了失地農民職業技能培訓班，當時只設置了電動縫紉技術一個培訓項目，農民的參與規模也相對較小；杭州市余杭區東湖街道同樣開展了針對失地農民的技能培訓班，但報名參加的失地農民僅占總數的很小一部分；杭州市西湖區三墩鎮在2005年也舉行了全鎮范圍內的農民培訓計劃，但總體上收效甚微①分析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的影響因素，探討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及增強培訓效果的相應對策，已成為亟需研究的課題。
一、研究現狀和理論模型
（―）研究現狀
一直以來，學界對失地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問題給予了廣泛的關注，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運用不同的理論工具，對如何更好地開展失地農民職業技能培訓進行了廣泛研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成果。陶志瓊指出，針對失地農民再就業開展的相關培訓應以職業技術、崗位技能為重點，同時兼顧現代市場知識和經濟理論知識等內容12。喻萍則運用“供求理論”提出了培訓的具體內容應該要“市場化”131。朱敏在其基礎上，將“需求”從單一的勞動力市場方進一步豐富為既包括勞動力市場方，又包括失地農民自身的二元需求14|。李生校、婁鈺華151和喻萍13還就失地農民職業培訓體系的層次性進行了分析，認為要針對失地農民的年齡、性別、文化、技能等類別的差異和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層次來進行有的放矢的培訓，才能獲得較好的效果。另有學者從政府行為的角度對此進行研究，指出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政府需要加大對城鄉就業及培訓信息渠道的建設力度，以確保失地農民享受到和城鎮失業人員一樣的培訓待遇。也有學者建議加快制定保障農民，尤其是失地農民的教育培訓法規，倡導和鼓勵農民接受職業教育培訓，規范有關部門、涉農單位和農民自身的責任與義務，確保農業、勞動保障、教育、科技和財政等相關部門在職責范圍內切實做好失地農民的培訓工作171。
（二）理論模型
通過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與歸納，可以發現：一方面，目前對失地農民培訓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層面，而較少涉及培訓工作的具體操作層面；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對培訓過程中的受眾，即失地農民的自身因素對培訓工作的影響，關注較少。盡管已有學者提出要在培訓中考慮不同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等失地農民的意愿差異，但是這些因素究竟是怎樣影響失地農民的培訓意愿的？他們在做出是否參加培訓決策時究竟受何種因素的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又有多大？仍然不很清楚。針對上述仍然存在的研究空間，在“供求理論”的基本框架下，筆者試圖建立一個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的理論決策模型，并以杭州市三墩鎮失地農民情況為例進行實證分析。
依據人口學和社會學的知識，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情況、戶籍情況、技能培訓經歷等指標會影響人們的社會活動行為，故筆者將其作為個人因素納入理論決策模型中。另據經濟學中經濟人的基本假定和成本收益理論的相關知識，不難知道只有當失地農民預期參加培訓后的收益大于其目前獲得的收益時，培訓才會產生相應的需求。而影響這種預期的因素包括家庭勞動力人口數、目前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收入結構等家庭因素和目前從事的工作、目前工作的月均收入、目前勞動合約的性質以及期望的月收入等社會經濟因素，這兩部分被納入模型中，建立如圖1所示的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的理論決策模型。
（一）問卷調查的基本情況
為了驗證上述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的理論決策模型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觀實際，筆者對杭州市三墩鎮部分失地農民進行了有關其培訓意愿的問卷調查①調查采用的是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在三墩鎮20個行政村的范圍內共對434戶農戶進行了有效訪談，取得了符合研究分析要求的674個個人樣本②問卷調查內容包括農戶家庭基本情況，家庭成員個人情況和相關社會經濟情況等，其間涉及到的主要變量、變量定義以及樣本數據的初步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而當問及培訓活動是否對他們所期望達到的目的有所幫助時，在全部的674個個人樣本中，有412人，即61.4%的人認為會有所幫助。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失地農民確實需要培訓活動，只是目前開展的培訓活動可能并沒有充分調動起他們參與的積極性，致使參與培訓的人數較少。除此之外，對于“最希望培訓項目中開設什么課程”的問題，計算機操作課程成為最熱門的選擇共有139人希望參加這一課程的培訓，占了總數的20.6%,而其他課程的選擇人數相對較少。同時，對合適的培訓時間，有249人選擇在工作日的晚上進行，占總體的36.9%;有184人選擇雙休日培訓，占總體的27.3%。
（二）變量關系的探索
為了篩選出可能對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的決策產生影響的因素，在對樣本中的變量情況有了基本了解后，需要探索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理論決策模型中的變量關系②。通過品質相關分析，筆者得知變量培訓經歷、目前月均收入、雇傭關系、對培訓效果的看法、培訓時間的選擇與失地農民培訓需求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如表2所示：
在此基礎上，我們使用Logistic回歸分析來探索變量之間更加清晰的關系。變量培訓經歷、雇傭關系、培訓時間的選擇和對培訓效果的看法進入了回歸方程，各變量的回歸系數以及顯著性檢驗如表3所示。
由于進行回歸分析時，筆者米用了ForwardStepwise（LikelihoodRatio）這一自變量進入模型的方式，所以變量進入模型的先后順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該變量對模型解釋力的貢獻程度。因此，各變量對模型解釋力的貢獻程度從大到小依次是技能培訓經歷、雇傭關系、培訓時間的選擇和對培訓效果的看法。
（三）模型修正與分析
根據以上回歸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當自變量“技能培訓經歷”的值發生一個單位的變化時，例如從0變為1，失地農民產生培訓需求從而參加培訓的幾率就增加了Exp（0.565），即1.759。也就是說，曾經參加過技能培訓的人比沒有這方面經驗的人參加培訓的可能性要來得大。這是人之常情，通常人們對從未嘗試過的事情缺乏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在一些農民培訓項目的宣傳工作不到位的時候，由于信息上的不對稱，大部分人都不會花費時間精力在一些不確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上。反之，曾經參加過技能培訓的人就會對培訓活動的形式、內容、要求以及可能獲得的收益有較多的了解從而有利于他們對培訓活動產生良好的預期，增加他們參與的可能性。
當自變量“雇傭關系”的值發生一個單位的變化時，如由正式的雇傭關系變為臨時的雇傭關系，培訓需求產生的幾率就相應地增加了Exp（0.522）即1.685。筆者認為，這是由于雇傭關系為臨時性的人們急于改變現狀，獲得更穩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工資待遇，因而對通過參加培訓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或掌握一項謀生技能的需求會顯得更加迫切。而那些已經成為工作單位正式員工的勞動者，一方面通過提升自己而改變工作生活環境的動機沒有那么強烈；另一方面，他們的工作單位通常也會為其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培訓活動，使得他們對其他培訓項目缺乏參與的積極性。
當自變量“培訓時間的選擇”的值發生一個單位的變化時，如由工作日的晚上變為雙休日培訓，培訓需求產生的幾率就下降了Exp（-0.691），即0.501。這一變化顯示了人們對培訓時間的偏好，占用雙休日的休息時間進行培訓可能會給人們帶來一定的不便。此外，一些單位雙休日也需要工作或者臨時安排加班，致使人們無法保證能夠在雙休日有充足的空余時間參加培訓課程。
最后，當自變量“對培訓效果的看法”的值發生變化時，如由認為培訓對實現就業、改善生活沒有幫助轉而認為有所幫助，培訓需求產生的幾率就增加了Exp（0.622）即1.863。這不難理解，當人們對培訓所能帶來的收益有了積極的預期，就會采取相應的行動來獲得這些收益，反之亦然。
基于有關失地農民培訓意愿決策的理論研究和上述對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在對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的理論決策模型進行修正后，得到如圖2所示的失地農民培訓意愿的決策模型：
三、研究的政策涵義
通過上述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為了更好地發揮培訓活動對提高失地農民綜合素質、促進其再就業的積極作用，針對如何設置培訓課程，如何進行培訓宣傳，如何有效調動失地農民參加培訓的積極性及增強培訓效果等問題，筆者提出以下四個方面的政策涵義：
（一）加大宣傳力度，擴大培訓活動在失地農民中的知名度
由杭州市三墩鎮失地農民培訓需求的問卷調查結果可知，政府有關部門組織開展的培訓活動在廣大失地農民中的知名度不高，僅有24%的被調查勞動力知道培訓活動，絕大多數人不知道政府正在推行的這一惠民措施。此外，即便是知曉培訓活動的農民，他們所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不少農民對培訓費用、培訓課程設置等重要信息不甚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參與培訓活動的可能性。因此，作為目前組織開展農民培訓活動主體的政府有關部門要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來擴大培訓活動在失地農民中的知名度。例如，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嘗試在群眾集聚的場所擺放宣傳展板，設置報名服務臺；在各個行政村張貼海報，發放傳單；開設長期熱線接受群眾咨詢等方式進行宣傳。在宣傳過程中要注意突出農民關心的重點信息，盡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有關信息傳達給廣大失地農民。與此同時，還要經常總結和評估宣傳效果，結合實際情況隨時調整宣傳計劃，以期不斷提高人們對培訓活動的知曉程度，為活動的開展營造良好的氛圍。
（二）強化正面因素，充分調動失地農民參加培訓的積極性
根據失地農民培訓需求的決策模型，曾經參加過培訓活動，對培訓效果持肯定態度以及從事臨時性工作的農民更有可能參加培訓。但在實際工作中，培訓對象的絕大部分是沒有培訓經歷，甚至對培訓效果抱著懷疑態度的失地農民。因而，有效利用影響失地農民培訓需求的因素，盡可能發揮它們對培訓需求的正面促進作用，將對培訓活動的順利開展產生重要的意義。
在培訓活動宣傳和進行過程中，可以將那些通過參加培訓掌握一技之長從而順利實現再就業、獲得穩定工作的失地農民作為典型進行宣傳。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將與培訓有關的信息、對培訓的認識以及培訓帶來的收益形象生動地展現在廣大失地農民面前，從而彌補他們沒有培訓經歷的不足，并強化其對培訓效果的正面印象。與此同時，還可以通過獎勵參加培訓學員中的優秀分子，
例如幫助安排就業、優先向用人單位推薦等，來調動廣大失地農民的參與熱情。
（三）優化課程設置，逐步增設失地農民感興趣的培訓內容
優化課程設置包括優化培訓內容和培訓時間兩個方面。從調查的結果來看，目前政府培訓項目所設置的眾多培訓課程中，計算機操作和初級電工這兩項最受歡迎，而其他課程愿意選擇的人不多。從節約培訓成本和滿足培訓需求的角度出發，減少同一時期內開設不同課程的數量，優先設置熱門培訓課程，逐步增加新的培訓內容，有利于穩扎穩打，集中資源搞好培訓工作。
另一方面，根據失地農民培訓需求的決策模型，把培訓時間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而不是雙休日將會提高失地農民參加培訓的可能性。例如，周一至周五安排兩到三個晚上進行相同內容的培訓，由學員自己選擇適合的時間參加，這樣既能避免培訓時間與工作時間的沖突，也能避免由于培訓時間過長、次數過多造成學員失去繼續學習的興趣。
（四）加快制度建設，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獲得培訓的基本權利
目前，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已經頒布了一系列關于失地農民權益保障的政策文件。但是，專門針對失地農民再就業培訓問題及對實際工作具有指導意義的規章制度，目前仍然是一個空白。加快這方面的制度建設，把組織開展失地農民培訓活動的義務和廣大失地農民參加培訓活動的權利制度化，把開展培訓活動的具體操作規范化，把失地農民參加培訓所取得的效果認證化，將有利于失地農民培訓活動的長期開展，有利于促進再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有利于確保失地農民權益的真正實現。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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